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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二被告知罹患结核病后，向新潟市的制版公司办理停职，回到位于割野的雄次家中。接着申请进入国立的结核疗养所，入所前先在自家过了约三个月的疗养生活。“父亲从过去就沉默寡言，当告诉他自己患病的时候，他也只说了一句‘这样啊’，之外就什么都没多说了。”
谦二给住在冈山的伊七与小千代送了封信，之后才听说当初信送达后，该封信也让居住在主屋的大家看过，每个人都叹息“这该怎么办才好”。“寄托给伊七与小千代的外孙们都患病过世了，最后活着的一个，好不容易才从战争中活着回来，结果又染上结核病。似乎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在割野时，谦二每两周到附近的诊所去看一次医生，进行气腔疗法。所谓气腔疗法，就是从体表插入针头，在遭结核菌入侵的肺叶与肋膜之间打入空气，把病灶连着肺泡一起销毁的治疗法。那个时代肺结核的特效药还未普及，治疗手段也很有限。谦二周围有的治疗方法，除了补充营养、静养、转移到疗养地之外，就剩下外科手法。
当病情较稳定时，谦二会到附近散步，让身体活动一下。不过当时，特别是在乡下地方，大家都把结核病当作“绝症”，深感恐惧。附近的农民害怕遭传染，都不敢接近谦二。谦二无可奈何，只好在自家门前的河堤上沿着河川步行。“走在河堤上，从旁经过附近居民聚集处，之后就被父亲警告‘不要太接近那些地方’。因为附近的欧巴桑（大妈）告状说‘小谦铁青着脸色，让人毛骨悚然地走过去’。”
一九五一年六月，谦二搬入位于新潟县内野町的国立内野疗养所。新潟县也有属于基督教会系统的民间疗养所，但位于内野与柏崎的则是国立疗养所。
其中柏崎疗养所的前身是设立于一九三九年的战伤军人新潟疗养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移管给厚生省，改为结核疗养所。而内野疗养所则设立于一九四一年，原本为新潟县立结核疗养所，一九四七年也移管给厚生省。换言之，在二次大战的“全面战争”之下建造起来的医疗设施，成为二战之后结核疗养所的缘起。
在结核病疗养所中（一九五一年摄）
不管是内野还是柏崎，都是不具产业的地方。其中柏崎与青森县下北半岛并列，日后吸引了核能电厂与自卫队基地来此地建置。
结核病疗养所属于“不受欢迎的设施”，大家都不希望设立在人群聚居的地方。内野疗养所靠近海岸边，远离农村，是一处只能看到沙滩与远眺郁金香花田的偏僻处。
附近的农民任谁都不愿靠近疗养所。渔民偶尔会来卖鱼，不过都一副不想被人看见的模样，掩着鼻子，一种为了赚钱不得不来卖鱼给结核病患者的感觉。患者们也从窗户递出锅，借由锅取鱼完成交易。
前往疗养所时，谦二与父亲二人搭着“越后线”，从内野站下车后步行约十分钟，便抵达疗养所。谦二对父亲说“那我进去了”，雄次只回了一句“知道了”。
谦二说“疗养中的医疗费怎么来的，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一九五〇年五月日本修改了《生活保护法》，一九五一年三月修改了《结核预防法》，此二法修正都影响了谦二的境遇。
《结核预防法》制定于一九一九（大正八）年，自一九五一年修正后，基本方针改为禁止结核病患者就业，并要求进入疗养所。为了避免传染给周围的人，都道府县的知事禁止结核病患者就业，并下令患者必须进入结核疗养所。
入疗养所后，除非医生认定已经痊愈，否则禁止离开。相对的，进入疗养所的患者其诊察、治疗费用，如果监护人提出申请，全都由道府县政府负担。
这种将患者隔离收容与扶养的原则概念，几乎与一九五三（昭和二十八）年制定的《麻疯病预防法》一致。与二战前必须自行负担治疗费用的结核患者状况相较，病患的经济状况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另一方面，遭到社会隔离的病患陷入“养到死”的状态，经过数年的长期收容后，逐渐丧失社会性。疗养所内的人权状况逐渐成为问题，一九九六年先废止了《麻疯病预防法》，二〇〇七年则废止了《结核预防法》。
谦二记得为了支付疗养所内的生活费，接受了政府的生活救济补助。一九五〇年修改后的《生活保护法》新设了国籍条件，必须拥有日本国籍才能获得救济补助，同时废止不保护品行不良者等不合格规定，采用扩大救济范围的方针。实行此一修正案的一九五〇年，厚生省年度预算的百分之四十六都花在支付生活救济补助上。
谦二接受生活救济补助获得的生活费，依当时规定为每个月六百日元。冈山疗养所的结核病患者朝日茂认为该金额侵害宪法第二十五条“享有健康而具有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权利”，于一九五七年提起诉讼而广为人知。
在这项诉讼中，依据原告的主张，每个月六百日元连购买营养补充食品的生鸡蛋都不够，一年买不起一条内裤，两年买不起一件内衣。这个被称为“朝日诉讼”的案子，于一九六〇年一审判决被告方胜诉，一九六三年二审时遭驳回，一九六四年最高法院因原告死亡而裁定诉讼终了。
谦二说：“有关朝日诉讼，我是一九五六年出院之后才从报纸上得知。提出诉讼应该是必然的，我自己在疗养所时，没扔过一件衣服，必须保留一直穿用。”针对如何利用生活救济的过程，谦二则说：“我不记得如何得知这套制度，医生不至于说明到这种程度。或许是在确诊罹患结核病的新潟大学医院窗口得到介绍，也有可能是地区的民生委员会告知的。”
在疗养所大概有四百名患者，六栋病房，编号上避开不吉利的“第四病栋”，第一到第五栋属于旧大楼，第六与第七栋则新盖好不久，恐怕是因为《结核预防法》修正后，面临可能会增加隔离收容的患者，作为对应处置的一环而增建病房大楼。谦二迁入的便是新建的第六栋。
谦二在战争之前曾为了探望哥哥辉一去过一次结核病医院。当时负责照护病人周遭事务的“护理妇”（大多是中年女性），一般而言都是患者自行付费雇用的。制度变革后，在内野疗养所中不容许私人付费的护理妇，改由护士巡视病房。
病房为八人房，与谦二同寝的患者，计有两名教员、两名警官、一名劳动基准监督官，以及两位其他病患。其他的病房也类似如此，在第六、第七栋新设病房中，大部分都是教员与公务员。疗养患者年纪大多在三四十岁，像谦二这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并不多。
日本的社会福利行政，采取由个人提出申请后才能利用福利制度的“申请主义”，只要不知道资讯，没有进行申请，即便有这套福利也享用不到。内野疗养所中教员与公务员占多数，原因之一可能是公务员们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新制度的相关资讯。没有这些公家机关资讯网络的贫困者，时间与生活上都缺乏余裕，即便国家有这套制度，许多人也不知道相关的利用讯息。
谦二进入疗养所之后，大概接受了一年左右的PAS（对氨基水杨酸，Para-Amino-Salicylic Acid）与Tb1新药治疗。PAS容易造成胃肠不适的副作用，不舒服时只能先停止服用，等副作用过去了再重新开始。
谦二进入疗养所的初期，正当结核病治疗的摸索阶段。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作为特效药的抗生素链霉菌素（Streptomycin）开始临床应用，但在此之前只有类似PAS之类的化学药剂运用于治疗。
以盘尼西林为嚆矢的抗生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开始采用。抗生素与雷达一样，都是同盟国的新技术，在伤兵治疗上发挥了绝大效用。盘尼西林在二战之后也在民间使用，在战争中的一九四三年分离出了链霉菌素，并在战后上市，成为有效对抗结核菌的抗生素。但在一九五一年的日本，此药品仍属于贵重药物，谦二说“不可能轮到我这种偏远地区的贫困患者”。
谦二吃了一年左右的化学药品，缓和了病情的进展，并在一九五二年接受了胸廓成形外科手术。此手术使用与气腔疗法相同的原理，与利用链霉菌素等内服药杀死结核菌不同，而是把遭结核菌入侵的病灶以外科手术的方式完全去除。
因为与气腔治疗类似，应该从过往就有这种手术的想法。恐怕战争中外科手术更加发达，而因为利用抗生素可以有效阻止感染化脓，医生得以施行更大型的外科手术，类似去结核菌的大手术也得以实现。
只是，去除遭结核菌感染的部分，自然会缩小肺脏，降低肺活量。患者术后体力必定会减弱。外科手术中必须切除肋骨，当病灶肺叶去除后，只会再生如细枝般的细骨，结果便是在患者背部留下大片伤痕，并且导致身体歪曲。
换言之，接受外科手术，等于只能剩下一片肺叶。即便如此，这仍然可以治疗被称为绝症的结核病。
接受手术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自然知道。但在医生的推荐之下，为了让病情有所进展，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同意接受手术。这项手术只采取部分麻醉，且切除七根肋骨，右侧肺叶几乎全遭摘除，当医生拿着锯子切割肋骨时，实在痛不欲生。
对医生而言，这等于在尝试新的疗法，带有一种实验的性质。因为只有部分麻醉，所以手术中可以听到医生们的对话。前辈的医生们，对施行手术与旁观的后辈医生们说：“这样子可不行！”有许多指导性对话。如果支气管已经遭到结核菌侵袭，即便动手术去除病灶，也不具什么意义，因此在手术之前得先使用金属内窥镜插入支气管内检查。这也是个不怎么灵光的年轻医生，一边听前辈的指导一边操作，弄得我又呛又痛。
顺带说明，从隔年开始，可以切除更少的肋骨便完成肺叶切除手术。之后抗生素上市，便无须再使用此类手术。这项手术等于是“昙花一现的治疗法”，只有一部分的人在短暂的几年间接受过这种外科治疗。其中在日本最有名的，就是饰演电影《男人真命苦》的男主角渥美清。
即便出院回到社会上，受过这项手术的人，一看便知。一侧的肺叶遭到摘除，该侧的肩膀下垂，另一侧的肩膀也稍微提高。在我待的疗养所，大概是我接受完手术后的第二年，才开始出现链霉菌素治疗。如果抗生素治疗早一年出现，我就不需要接受这项手术了。
手术之后，耐心服用PAS与链霉菌素。疗养所每个月都会定期对病患采痰培养，检查是否仍存有结核菌。如果一整年都没检查出结核菌，大概就可以准备离开疗养所。
手术后的谦二，身形已有了改变（一九五二年摄）
可是如果仍然带有结核菌，根据新的《结核预防法》，不论过几年都无法离开疗养所。而手术后过了半年左右，谦二的痰里又验出了结核菌。
即便摘除了肺叶，仍检验出结核菌，等于说这次的手术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医生安慰说：“耐心地继续治疗吧。”当时意气非常消沉，之后除了一边疗养，继续服药，等到结核菌完全消除之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