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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之下，谦二开始在东京找工作。很快地，他寄宿处的电工，介绍了一个从事掘井业务的挖掘公司事务员的工作。因为谦二拥有中学毕业学历，曾任职富士通信机担任会计业务，懂得初级会计，而且社长的儿子相当同情“西伯利亚归国者”，这些大概是谦二受雇用的原因。
这家挖掘公司是一家大约只有三十名员工的小企业。谦二原本应该担任事务性工作，但进入公司后，竟被命令前往山形县米泽近郊，担任掘井工作。
这个时期，为了日后将废止蒸汽火车、导入电车的规划，奥羽本线正在进行福岛—山形之间的电气化工程。作为此项施工的一环，位于奥羽山脉县境的隧道福岛与米泽之间也需要更新电气化。可是当地位于山顶附近，缺乏工事用水，所以才委托开掘一口水井。
谦二前往现场，该地接近山顶，就在隧道出入口一旁。谦二从十月到十二月的三个月间，与现场工头夫妇一起居住在工事附近的工寮里。这项工作就是加入燃料启动挖掘探头，当机器开始挖掘时需在一旁监视。
可是此时雄次却从新潟寄来一封信。
当时我找到这项工作后，就写信回报人在新潟的父亲，告知自己的状况，书信往返了好几次。我打算在东京的公司找一个办公员的工作，但父亲似乎不太了解状况，以为我是巡回各地负责探井的工人，便来信说，如果只能找到这种工作，还不如回新潟。确实，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工作实际要负责什么业务，所以十二月底领完薪水后便辞职了。先回中野外祖父侄女家收拾行李，接着返回新潟。
在新潟的老家，没有任何特别的庆祝下，迎接了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的正月。因为不得不找份工作，一月时谦二看了报纸广告栏，前往新潟市内一家叫作“今枝火腿”的公司应征，获聘之后果然还是担任办公员的工作。
这家公司生产维也纳香肠、火腿，法兰克福香肠等产品，主要卖给位于新潟的美军军政部。谦二在该处担任会计职务。
因为无法从割野直接到新潟上班，所以联络上了住在新潟市内、父亲第一任太太的女儿。这位同父异母姊姊的丈夫，任职于新潟的日本轻金属公司，住在公司宿舍，谦二便借住该处上班。这位姊姊的员工住宅，有两间四叠半、一间三叠的房间，夫妇两人加上两个小孩，一家共四口人。因为谦二的搬入，十九岁的女儿把原本自己使用的三叠房间让给了谦二。
谦二任职的这家公司算是新兴企业，当时算是很时髦的小公司，有大约二十名员工。其中七名是事务与业务职位，其他则是火腿工厂的工人。社长好像住在六日町，把公司业务都交给原为陆军上校的老战友管理。
谦二任职的事务部门借用新潟市内繁华大街上一家公司的办公室，是一幢两层楼的店铺建筑。一楼是火腿贩卖店，二楼为办公室。办公人员多为中老年，有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的人，也有据说过去曾于银行任职的人，看样子都不甚忙碌，大家边喝茶边闲聊。似乎是离开公职的原军人与原银行员，靠着人脉集合一处成立的公司。
他们话题的中心，大多是撤退回国时有多辛苦，以及抱怨战争结束后的生活。我曾经为了公司的业务，拜访了那位从中国东北撤退回国的经理人，租住在一栋破旧两层楼房的二楼，没有隔间，与太太和三个小孩一家五口挤在一起。听说过去他们住在奉天，现在看来确实很贫苦。对战争之前过过好日子的人而言，战败之后的生活，确实让人难以忍受。
当时因为大家生活上没什么余裕，所以也不谈战争时的话题。三十多岁的工厂厂长，曾经服役于重巡洋舰“那智”号，还记得在工厂闲聊时他说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当“台湾冲航空战”结束后，因为收到日军大获全胜的误报，军方命令“那智”号出航，“乘胜追击敌军残兵”，启航后一看情势完全相反，他们赶紧冒着危险逃了回来。不过即便是这位愿意谈战争体验的厂长，也绝口不提稍后的雷伊泰湾海战，或者在马尼拉湾遭受空袭导致“那智”号沉没等非常沉重的话题。在那个时代，毕竟大家的战争记忆都还鲜明，所以尽量避开沉痛的话题，只挑有趣或可笑的战争体验聊。
我父亲在日本战败前后，因为从事自北海道引入药草的工作，某次搭青函渡船时遭到美国军机扫射，有过九死一生的经历。不过这种话题只会在闲聊时附带一提而已。我自己也几乎没说过在西伯利亚的经历。因为我回国没多久就明白，不管如何说明，其他人仍然无法理解这类话题。
“今枝火腿”除了办公室兼店铺的楼房外，在距离新潟市不远处还有一块三十米乘以三十米大小的土地，这里就是公司的小工厂。因为必须出货给美军，所以卫生管理相当彻底，地板铺上水泥，机械设备也都是现代化的生产器材。为了生产烟熏火腿，还设有专门的烟熏室，工厂监督们也都穿着白袍。在工厂内工作的工人，大都是新潟当地居民，男男女女都忙于工作。战争之前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没吃过火腿，即便在战前日本高速发展期，大概也只有鱼肉火腿比较普遍，从这点看来，战争结束后就开始生产真正的火腿，也算相当前卫的尝试。预测到美军的需要与日本民众战后饮食习惯的变化，这家公司可以称得上是创业投资公司（venture company）。
处理办公室业务时，偶尔会收到法兰克福香肠的样品。谦二本人也没尝过这种食品，但也不排斥尝试，吃过之后甚至觉得相当好吃。这些香肠火腿在当时都属于高级品，以谦二的薪水还购买不起。不过销售状况似乎相当好，工厂几乎是不停运转地拼命生产。
与工厂的繁忙相对照，办公室员工的工作就显得有点诡异。谦二说：
我的工作，就是为了逃税制作两本账册。至于曾在银行工作过的那位员工，大概十点半上班，傍晚露个脸后便下班。他的工作，是从A银行户头领出款项，再存入B银行户头。之后再由B银行领款，存入A银行。这么做可以增加实际交易业绩，能够帮公司获得更多融资。不过公司仍是负债累累，这些不过是让经营上更好看的粉饰工作。
不怎么工作的白领阶级，与拼命工作支撑他们的蓝领阶级，这种组合正好反映出战争之前日本的身份歧视的状态。在江户时期，农民的劳动时间从黎明到日落为止，大概十到十三个钟头（冬天与夏天有所差异），与此相对，在萨摩藩服勤的武士，工作时间大约三小时。明治维新之后，仍然沿用这种“武士工作时间”的旧习，废藩置县后的政府部门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即便到一八八六（明治十九）年采用八小时制度后，夏季午后仍带有午休时间。
在这种习惯之下，工作时间短却可领取高薪资的“官员大人”生活，一直是小老百姓羡慕的对象。二战之前承续政府部门工作形态的许多大企业，不仅在白领与蓝领的待遇和工作形态上采取不同安排，甚至连进公司走的门都不同。二战之后劳工运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撤除这种“歧视待遇”，这点就如同我们描述谦二为富士通信机工作时提到的一般。
其实这个时期，一些本身没有技能、只依赖既成秩序生活的白领阶级，也开始尝到地位没落的经验。日本战败之后记载自身地位没落的回忆录，大多都是由都市中产阶级与他们的下一代写成。
在这种状况下，自一九四九年三月起，日本开始采取被称为“逃逸线”（Dodge Line）的金融紧缩政策，经济因此进入不景气期，原本大量雇用归国复员者的企业，开始整编、裁撤冗员。
谦二也收到富士通信机寄来，说明希望他自行退职的信件。当时面谈后请谦二回家等候消息，却再也没来消息，负责人摆明了要弃谦二于不顾。谦二心想“反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就答应了离职。公司虽然也支付了退休金，但仍依照谦二入伍前的月薪基准来计算，因此这笔金额根本不敷生活所需。
到了四月，这次轮到“今枝火腿”这家公司开始摇摇欲坠了。经营散漫，雇用不认真工作的办公人员，财政上不断以杜撰的账务鱼目混珠，终于尝到恶果。
工厂全面赶工，火腿贩售也很好，但还是发生了薪水迟发的状况。当时我骑着脚踏车去工厂，听到工人们纷纷向我抱怨：“商品卖得这么好，我们也拼了命地工作，为什么薪水还会迟发？”
因为公司经营太过草率，似乎无法长久经营，薪水也逐渐无法正常发放，所以谦二开始找寻下一份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左右，通过工厂中层管理人的太太介绍了一个新潟市内证券公司的工作，谦二再度以办公人员的身份就任于该公司。那位太太也是从中国东北返回国内的人。
只不过，虽说是“证券公司”，但只是大战之前日本传统股票中介的“株屋”，换个名称继续营业而已。在新潟有处理稻米行情的证券交易所，有不少“株屋”就是专门在处理此类稻米交易行情。
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株屋”的“社长”个人家中，里边座位上坐着生病中的社长，社长座位前到屋子廊缘之间有块泥土地面的“土间”，空间里排放着掌柜、采购、联络人以及事务员谦二等人的桌子。掌柜负责判断米价行情，把指令发给派遣到证券交易所的采购，由他进行交易。介绍谦二这个工作的“今枝火腿”中层管理人的太太，也在这家公司担任办公人员。
八月前后，因为与公司的社长吵架，谦二便辞职了，他说“吵架理由已经忘记了”。在同一家公司长期工作，按照年功序列领取薪资的现在日本企业制度，当时仅限于一部分的大企业办公人员与政府部门的职员。对工作再久也不会调涨薪资的中小企业员工而言，与公司之间发生不愉快便走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更何况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公司也不多。
下一个工作机会还是通过“今枝火腿”的工厂去寻找。当时谦二在同父异母的姊姊家中吃过早餐，拿着午餐便当，便到处去找工作。因为与火腿工厂的工人们还算意气相投，辞职之后还是得以进出工厂。工厂一直有相关买卖的从业者出入，等于是一处情报交换中心。
在该处，谦二与卖猪给工厂的中介交情还不错，之后开始帮着这位牲口中介做起生意。牲口中介是采买牛、猪的中介买家，他们前往农村采购牛、猪，之后运至屠宰场处理，再卖给肉店或工厂。
谦二跟着牲口中介四处前往农村与屠宰场。这个牲口贩子会看准农家不注意的时候，在测量重量的砝码上涂抹牛粪，让牛只重量看来较轻，趁机贱价购入。另外他们也在屠宰场前的水池，用水清洗解体后的动物内脏。在“今枝火腿”工厂为了制作火腿或香肠，会将内脏翻过来彻底清洗，但在进货的时候，这些货品均已在屠宰场中做过简单的初步处理了。
牲口贩子除了在各农村走动，其间的空闲还会兼差当黑市买卖的助手，帮忙搬运黑市稻米。即便其他物资逐渐开放自由买卖，但政府依旧管制稻米的流通。
虽说是黑市买卖，不过就是从荻川农村的农家买米，拿到“今枝火腿”工厂贩售，只有这种程度而已。新潟车站的月台上有经济警察监视，所以背着装了米的背包时，也不能让人看来觉得很重，得假装背包很轻盈的样子。对于这种小规模的黑市稻米，警察原本就不会一一取缔。毕竟光靠国家配给的稻米额度根本活不下去，警察们也理解民众们的苦处。
一九四九年十月左右，在牲口贩子的斡旋下，谦二干起“坐猪仔”的工作。工作内容是将二十头左右的猪赶上国铁（国家铁道）货车，搭夜车把猪运送到东京。火车货车的单侧架有一块木板，区隔出上下，人坐在上段，下段则放置猪只，所以才被称为“坐猪仔”。
如果猪的状况不好，感觉快死掉时，必须立刻割断猪颈动脉将血放掉，所以要我身上带把刀。因为猪死掉后内脏会迅速开始腐败，那么这头猪只就算浪费掉了。从西伯利亚之后，我已经相当习惯搭货车旅行，但那股臭味与猪的叫声实在太过嘈杂，让人难以入睡。
大约黎明时分，搭载猪的货车便会抵达东京。搭夜间列车打瞌睡时，会被连结器发出“喀呛”的声响惊醒。当列车进入芝浦的支线后，把猪卸下交给东京方面的中介人和他的下属。之后便由中介人将猪送往芝浦的屠宰场。
芝浦的中介人让我到他家休息，洗完澡后还提供早餐，吃完后拿取猪领取收据。中介人的住宅位于屠宰场附近，当时家中还能拥有澡堂，已经算得上惊人的奢华了。从战争期间到战争之后，我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当时只觉得“有钱的地方还是有钱啊”。之后回到新潟，把收据交给牲口贩子，就算完成了一回工作。
在粮食不足与物资统制的状况下，造就了部分物资流通业的商机。此时，“黑市买卖者”便一转升格成为“战后暴发户”。
原本谦二就没打算太过深入这个业界，“虽然做过几回‘坐猪仔’，但都属于牲口贩子临时委托的工作，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这个时期的谦二，只是拼了命地想要赚钱活下去。谦二说：
当时的服装大概就是类似宽松夹克服之类的，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几乎没什么印象。至少几乎没穿过西装。也没有从事过需要先面试才能就职的工作，所以没有穿着西装去面试的记忆。因为生活层面与心理层面都非常窘迫，原本很喜欢看电影，当时也几乎没再看过，也不记得假日的时候干过什么事情。
从早到晚过着这种日子的谦二，一九五〇（昭和二十五）年正月回到家中，请父亲雄次帮忙介绍工作。谦二自己说：“当时心想一直帮牲口贩子打工，也不是个办法。”在此之前的工作，都是靠自己的人脉，或者偶然间找到的，这是第一次通过父亲介绍工作。
这份工作，是因雄次的外甥正好在龟田的点心店工作，所以介绍谦二也到那边“修业”工作。“父亲只有小学毕业，从没想过靠学历就职，加上战争之前有句俗话说‘做餐饮绝对不会失业’，我自己也是听外祖父这种论调长大的，因此便接受了这份工作。”
雄次在龟田的妹妹，育有四个儿子（雄次的外甥）和一个女儿（雄次的侄女）。四位外甥当中，长男在战争中死亡，次男已经结婚，经营一家点心店。三男从战地回家后，便娶了长男的遗孀，继承家业，继续经营脚踏车店。另外尚未独立成人的四男与最小的女儿，则与三男一家一起生活。
谦二的妹妹秀子，一九四九年三月从新发田的师范学校毕业，成为新式中学的教师，并前往龟田就任。于是便在雄次外甥，也就是那位继承家业的三男家中住下。谦二也住在此处，并到次男的点心店工作。
那位三男的住处是幢旧宅邸，房间数量较多，但除了三男夫妇与他们两个孩子外，再加上四男与小女儿，以及我和秀子，算算也挤了八个人。三男与长男遗孀结婚，是为了存续家名，过去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在龟田这地方，称此种状况为“名折”
。
那家点心店的外甥，会自己制作内馅。当时砂糖价格仍高，所以他混合使用了称为甘精
的合成甘味料，因为混合比例掌握得宜，味道颇获好评，连近郊的商店都会来订货。因为这家点心店需要人手，所以谦二才能前往就职。话虽如此，谦二说：“那根本称不上什么就职，不过就是以二十四岁的‘高龄’，为点心师进行‘奉公’
服务罢了。”
谦二在该店，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学习揉捏糕饼内馅与豆沙包的外皮，积累自己的修业。可惜这个职业也未能持续长久。
那个外甥酒品很差，而且每天都要喝酒。喝的量愈来愈多，最后从白天就开始喝得醉醺醺，喝到酩酊大醉之后就倒下，一整天都在睡觉。等到酒劲过了，酒也醒了，又开始下一轮，从头喝起。逐渐地连工作都无法处理，最后甚至妄想我与他的太太“有染”，到处乱说，结果我在割野的父亲还特别训斥了他一顿。当年因为年长者还具有相当权威，外甥嘀嘀咕咕地向我道了歉。不过这种情况委实令人不悦，当年五月，在取得父亲谅解之下，我便辞掉了这个工作。
无计可施的状况下，谦二只好前往职业介绍所，通过介绍所觅得一个小制版公司的工作。当时出版业正值复兴时期，制版公司的效益相当不错。这家制版公司有三个职工，谦二担任办公事务员，加上社长，这次又进到一家全公司只有五个人的小企业。
谦二搬进制版公司的二楼居住，每天自己做饭。因为是制版业，为了使用药品与火，所以备有自来水、瓦斯与淋浴间。“全部的家当只有棉被、少许衣服、锅与稀少的餐具而已。房间的角落塞着纸箱，里面不知装着什么。虽说自己做饭，不过就是煮点味噌汤而已。”
只是，在这家公司也无法专心担任事务员工作。社长企图扩大燃料业的业务，比起办公，更多时间都在忙于燃料业务。因而谦二还得兼任外送薪炭与采购燃料的业务员，甚至为此还取得了机动脚踏两用车的驾照。骑着小摩托车，上边堆着一俵
、有时候甚至是两俵的木炭，到处送货。
在这个时代，进入类似谦二就职的这种三十人以下的小企业，如果工作量上无法达到让公司会计整天埋首于办公桌的程度，那么让企业仅就会计业务便支付一个员工薪资，是绝无可能的事。而一整天都可以处理办公桌业务的工作，只有在大企业才看得到。
另外，谦二回国后的就业过程中，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时刻成为政府统计上的“失业人口”。离职之后总是很快就找到下一份工作，利用职业介绍所，也只有一九五〇年进入制版公司就职这一次。
二次大战结束时，日本总人口约有七千七百万，其中一般劳动力约有三千三百万人，军队约四百万人。日本刚战败的这段时期，归国复员军人、军眷、从国外撤回者，以及被军需工厂大量解雇的人，总共高达一千万人。即便如此，却没有出现失业人口暴增的事态。一九四六年四月这个时间点上，一整个月完全没有工作的失业者，统计上只有一百五十九万人。
日本失业率低于其他先进国家，原因大概是拥有大量自营业、中小企业，以及被称为“家政助手”的工作，这些公司及行业吸收掉市场上过剩的劳动力。因为没有失业保险保护，可以说许多人不得不找临时工作过渡，或依靠家庭照顾生活下去。
经济学者东畑精一与野村正实认为，这种状态与先进国家的“完全雇用”不同，主张应该称之为“全部雇用”来做出区别。
日本的失业率，即便在谦二为了生活苦战恶斗的一九四八到一九四九年，也呈现出未达百分之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