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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俘虏们而言，归国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有关归国的资讯，最初从一九四七年春天《日本新闻》刊载了开始归国的消息之后，便逐渐传开。
大约从相同时期开始，准许战俘们写明信片回日本，当年下半年起陆续收到回信。对俘虏来说，来自故乡的信件，几乎是除了《日本新闻》之外唯一可以取得资讯的途径。
某个俘虏看了回信的明信片吓了一跳：“小石川区变成文京区啦！”还有其他俘虏收到“正在准备盛大的夏日祭典”的回信，通过《日本新闻》一直以为日本人民痛苦地活在美国帝国主义暴政压迫下，收到这样截然不同的回信顿感不知所措。而且他们通过这些回信，了解到原本派往南方战线或中国战场的同乡，几乎早就全部返回国内。
谦二自己也写了两次明信片给伊七与雄次，但都没收到回信。当时有邮件检阅，不能写装进信封的信件，而且写信只许使用片假名，据说寄达的几率大概只有一半。
根据该时期的回忆录，大部分都说因为信件检阅与民主运动的关系，写信的内容大致不脱“母亲大人，身体是否安好。我一切平安，在斯大林大元帅的温情关照下，过着自由自在的每一天”
。
对此，谦二也说：“我自己也只能写这种样板书信。俘虏营的气氛当然也有影响，而且过去待在军队，也只会写这种内容。”自从他被日军征召以来，已经过了好几年，这段期间写的信件全都必须通过检查。
收到信的一方也大概能察觉为何只能以片假名书写，所以回信的时候也只能写可以通过检阅的内容。我还在战时的昭和二十年三月，曾经收到早实时代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最近舰载机在东京上空盘旋”，因为不能直接写美军空袭东京，所以采取这种写法。对于这样的方式，大家都习惯了。
谦二于一九四七年秋天开始在炊事班服勤。前一年的冬天也分配到炊事班，但当时只担任厨房与食堂的清扫杂务，而且是因为苏联军医诊断他不适合从事户外作业的缘故。这次并没有健康上的理由，“我猜大概是没有政治色彩、认真、无表里不一的行为等理由，受到积极分子们的好评才能调到炊事班去”。炊事班的工作较户外劳役来得轻松，比起一般兵更不缺食物，如果没有获得好评价，往往无法担任此处勤务。
炊事勤务采两班制，二十四小时轮班。夜班负责制作早餐，隔天白天才睡觉。将谷物洗净后放入大锅，盖上锅盖点火蒸煮，接着加入调味肉与蔬菜一同炖煮，如此便完成一道料理。简单来说就是炖饭。
除此之外，还要把午餐用的面包切好排列，连同早餐一同交给大家。到了一九四七年后半，晚餐会有一道汤加上一道菜。因为材料受到限制，而且又是多人数大锅饭，从这点来看，几乎没有可以展示厨艺的空间。
一九四八年四月，第二分所选定了第一批归国人选。一九四八年六月，轮到第二批人选的选拔。谦二一边躲避着愈来愈激烈的民主运动，一边不断期望能被选上。
第二批时，大约选了一百人。在战俘营的中庭站着一个日本人一个苏联人，由他们唱名并确认人选，并加以分组。那天担任炊事夜班，做好早餐让大家吃过后，某个人大概搞错了竟告诉我“你入选 ”让我一直期待不已，但是排到最后都没叫到自己名字，我感到非常失望。那时炊事班的某个人突然冷冷地说了句：“连做梦都在想被选上吧。”我还记得当时感到的那股愤怒。接着我变得自暴自弃，不再认真工作，惹怒了炊事班班长，没多久我就被炊事班开除，转回担任一般劳役。
一九四八年七月下旬，选出了第三批归国人选。发表人选当天，大家纷纷在俘虏营中庭集合，等待着叫唤姓名。“苏联军官喊了我的名字。知道自己能够回国时，内心涌上了一股喜悦。被选上的人顾虑着其他留下来的人，还不至于高兴到跳起来，但大家都开心不已。”
谦二说：“之后所有事情都无所谓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进到战俘营最初认识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没什么人可以诉说内心真实感受，也没有其他人来请托传话给他们的家人。
离开的准备相当简单，因为卢布禁止携出，个人也没什么行李。“也没想过带个苏联的东西回去做纪念。但是，饭盒与外祖母给的裁缝包是生存必需品，回到新潟老家前绝对不可放手。”
如前所述，民主运动的参与度似乎与能否成为归国人选没有多大关系。但日裔第二代的饭冢与川村，选了三次都没被选上。俘虏们的感觉是，苏方可能怀疑他们归国后会帮助美军，所以被继续留了下来。
出发的日子，在人选公布的几天之后。大家列队出发时，苏联的人都站在战俘营出口目送。
我想他们也为这些一同生活过，欢欣要回家的日本人感到开心。“螳螂”已经转职不在了。亚夫马德林仍然担任所长，但当天刚好外出。塞思塔可夫曾经转职，但于一九四八年初又回到第二分所，但在我们回去之前，传出谣言说他好像犯了什么罪遭到逮捕，不过塞思塔可夫太太站在出口附近，目送着我们离开。
出了战俘营，照例为了等待火车时刻安排，又在赤塔的火车调度场待了两天。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命令，要他们装饰返国列车，俘虏们便在板子上以油漆写下“苏联同盟与日本国民之友好万岁”字样，并把这块板子装在火车货车的侧旁。
返国列车很顺利地迅速抵达纳霍德卡。列车移动中大家向共产党立下誓言，还唱了革命歌曲。除《国际歌》《红旗》之外，还有赤塔方面民主运动领导者袴田陆奥男作词的歌曲（据说有“站起来，农民、劳工，把你们当奴隶的裕仁……”这样的歌词），此外当然有《共产主义者的马赛曲》和《同志们，勇敢地前进！》等歌。“无论如何只想要平安回家。没有深刻想过不听命唱革命歌曲，就回不了家这样的事情。只要能回家，不管是要唱歌还是要大呼万岁，什么都愿意干。”
抵达纳霍德卡后，依序等待，大概又转换了三个战俘营。他们在第三个战俘营办理离境手续后，前往港口途中，看到第二批离开的俘虏们正在防波堤工作，里面还有伪装身份的佐桥中尉与曾和谦二搭档伐木的新兵。“发生什么事了？”一问之下，他们回答：“收到命令停下来工作。”他们到隔年六月为止，在纳霍德卡又多待了一年，被迫从事劳役作业。
属于第三批离开的谦二一行人，平安无事地从纳霍德卡港搭上回国船只大郁丸号。看到日本船只的最初印象，谦二如此描述：“看到船员，只感到‘（日本人）个子好小’。一直待在除了俘虏以外大家都是大块头的环境中，因此看到俘虏以外的普通人，突然觉得对方好小，感觉相当诡异。”
谦二说自己看到船上挂的“日之丸”国旗既没有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慨。
我自己在一九四五年就把日之丸拿来当浴巾了。当时为了活下去就已耗尽心力。当被告知可以回国后，还在各战俘营间缓缓等待移动，所以看到日本船只时，也不记得自己突然有什么感动。而且，一直把回国当作一个梦想，梦想突然实现时，反而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不只我如此，大家似乎都有同样感受。现实，果然跟小说或电影不同。
搭上船后，俘虏们一时半刻还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先前民主运动时，苏联方面的宣传让他们相信，迟迟不能归国，是因为日本船不来接他们。
上船后，才从船员口中知道“根本没这种事情”，可是大家仍觉得“之前是被这么告知的”，显得半信半疑。甚至有些人还说，船员们都在骗人。不过相较之下，我们也只到这种程度而已。被拘留到隔年的人们，还发生与船员交恶、把船员当成“阶级斗争”对象的例子；下船之后搭上特别列车，整团人由舞鹤抵达京都时，也发生过与警察集体乱斗的事件（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京都事件”）。读到这些报导时，总是一阵心痛。我以为，让他们暂时在日本生活一阵子，大家就能冷静下来。如果在日本的人也能带点宽容的心迎接这群战俘，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搭了两天的船，八月二十日抵达舞鹤港。舞鹤港湾内充斥着许多因战争而沉没的船只，还可以见到桅杆或船艏冒出水面的悲惨状况。谦二说：“可以看到日本时，感到非常开心，不过好像在看日本的庭园式盆景一样。与大陆风情不同，一切都显得狭小而紧凑。”
大家在舞鹤的临时收容所待了大约四天。在该处有美军前来调查，有日裔第二代军官让大家看赤塔的航空地图，听取战俘营场所与赤塔苏军设施的状况。谦二把自己记得的内容，都直率地回答了。
从舞鹤被放出来后，众人各自领取了返乡的免费乘车券，以及临时的一笔现金，大概有几千日元。因为不知道日本物价状况，也不晓得这笔款项究竟是多是少。
谦二从舞鹤前往京都，再从该处搭上北陆线，回到父亲雄次所在的新潟。在西伯利亚被当作“救命宝贝”的饭盒，到这个时候还带在身上。离开日本四年，已经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依靠着沿线的站务员与在外同胞归国援护会的学生义工帮忙，才能返乡。当他搭火车看着窗外的景色，果然还是感觉非常狭小。
由北陆本线转入信越本线，接着抵达荻川站。父亲雄次与妹妹秀子来车站迎接，不过谦二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感慨。或许是因为几乎没有一起生活过的原因吧。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离开了父亲与妹妹，父亲来东京时偶尔还能遇到，至于妹妹与父亲的继室，也就是我的后母，只有一九三九年还在中学生时期，返乡回佐吕间时见过一面。大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彼此都有点手足无措。如果能回到中野的家，与外祖父母相会，那应该又会是不同的景况，只可惜东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故乡了。
流泪出迎这种戏剧性的场面完全没有出现。从荻川站步行约三十分钟，来到父亲故乡的小村。新潟只有在当兵前来过一次，走在路上的村人，一个都不认识。
回到父亲的住宅吃晚餐，谦二回忆：“端出来的是极其普通的餐点，对此也感到相当失望。因为是在乡下，知道不可能端出太丰盛的大餐，但出现的却是完全没有任何特别准备的一般食物。当时心想，魂牵梦萦的归国梦想，竟然就是这么回事吗？”从西伯利亚归乡的喜悦非常短暂，很快地，谦二就被卷入大战之后的艰苦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