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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每天的行程是，早上六点起床，吃完早餐后七点半整队，十二点于作业现场用午餐，下午五点作业结束，六点半用晚餐，之后便是自由时间。但从一九四七年后半起，晚餐之后到十点左右为止，需要举行班内称为“检举反动”的“群众批斗”活动。到了一九四八年，甚至从早上六点起床后就开始，直至作业的午休时间。
“检举反动”大概依照以下的形式举行。在俘虏营内找出约十人围坐一圈，随便找个借口检举“某某人”，气氛逐渐变得激烈。晚餐之后大概持续二至三个钟头，最后由领导总结“今天也完成了战胜反动势力的斗争”，在大家齐唱革命歌的歌声中结束。
检举反动就类似在霸凌新兵。在日本旧军队内务班当中，晚餐后的时间随便找个理由，比方没有擦枪、态度过于嚣张等，要求新兵反省自己“不懂规矩”，趁机殴打新兵等等。这种行为模式，就照本宣科在民主运动上重新搬演。
什么理由都可以。例如在民主运动上唱的《共产主义者的马赛曲》，积极分子们说成《共产党的马赛曲》，对此某个毕业自外语大学的俘虏喃喃自语说了句“不是共产党的，而是共产主义者的马赛曲”就因而获罪，成为检举反动的对象。这个俘虏应该没想过要批评积极分子，也没有多作考虑。
在西伯利亚回忆录这类文章中亦有写到，当工人、农民出身的积极分子演讲时发错音说错字，例如“德川布府（幕府）”“维护（唯物）史观”等等
，若对演讲者提出纠正，就会被打入“反动”派。
根据其他战俘营的记录，包括宪兵、军官、特务部队、“满洲国”警官等旧日军队特权阶层，过去曾遭人怨恨的这些人，许多都成为被检举对象。不过这种现象似乎没出现在谦二的战俘营中。这大概是因为第二十四区第二分队一开始就是混杂编成的队伍，在苏联策进俘虏民主运动之前，他们已经相当民主化了，这段过去的经历其实起到相当的作用。“我自己入伍前也待过富士通公司，也可能以‘曾在军需产业工作，属于反动派’而遭检举。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当作斗争借口”，这是谦二的说法。
其他战俘营的例子，还出现过在食堂内进行团体检举反动，将“反动派”绑在柱子上，再由其他人群体“突击”，结果导致死亡的状况。这样的体罚虽然没出现在谦二的战俘营，但仍给大家带来精神上莫大的痛苦。
民主运动虽然没有出现殴打场面，但比起内务班私刑，精神上的苦痛更加可怕。内务班私刑是由老兵殴打新兵，打完了也就结束了，而且大家同为新兵，多少还算安心。可是民主运动中，万一被打上反动分子的烙印，就会影响到所有的生活层面。你永远不知道何时会被何人检举。谁可能是积极分子，谁应该不是，这一切都没有清楚的界线。
在军队中，不管发动私刑或遭受私刑，双方都认为做出这种行为很愚蠢。可是被指为反动，便可能遭列黑名单，导致无法回国。因此究竟要一味保持沉默，还是要大表赞成？我自己即便没有积极参与，仍然扮演起哄群众的角色大喊：“没错！没错！”如果不这么做，自己也会被打为反动派。
不过，从北陵一起来的人，彼此内心都还有个分寸，但随着移出的人愈来愈多，大家便愈发毫不留情。一九四七年四月左右，营内大部分还都是熟人，大家仍然认为，到面包工厂作业后偷些面包回来分给营内的同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到了该年年底，“究竟是谁在盗取劳工祖国苏联的财产？”这种气氛便逐渐酝酿起来。
几乎民主集团的任何活动，都给人毫无意义的感觉。一九四七年年中，大家开始轮流进行被称为“十字路口演讲”的街头演说训练。听说是为了回日本之后，可以站在街头对工人与农民表达诉求的练习。“不干的话就被当作反动派，所以只好把平常听到的惯用字句拼凑着演说，但其实也说得很糟。我一边想着回到日本我也不干这种事情，一边形式上照做，应付了事。”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的劳动节，俘虏们在战俘营内进行示威，在营区的围墙内揭起打倒资本主义与打倒帝国主义的游行。
这简直就是小孩的战争游戏。在示威游行时，年轻的积极分子穿越游行队伍，队伍内的人们以为伟大的指导者要通过，自然让开一条道路，让他们通行。这时候年长的积极分子，突然站出来训诫不可以穿越游行队伍。究竟该听谁的才对，完全没有标准可言，大家都无所适从。
一九四七年冬天，谦二也差点遭到检举。他睡觉时说了句梦话“民主运动什么的，只会出现在西伯利亚啦”，被附近的民主集团积极分子听到，第二天被他召唤“喂，你来一下”，“阿熊，你说那些话，还好只是被我们听到，自己要多小心点。那副德性可不行”。
对方来自东京，是个朴素的工厂工人，因为自身的遭遇而率直地信仰着马克思主义。贫农与工人出身的积极分子中，有些人确实因此豁然开朗，终于理解自己为何不断工作，仍然无法脱离贫困的理由。贺屋就是属于这一型的人，我因为平时和他还有些人情往来，所以这件事就这么作罢了。如果检举我的反动行为，他应该可以赚取一些点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自己非常感谢他的关照，但一想到可能被更恶毒的积极分子听到，脊背就一阵发凉。
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大概有几种类型。首先就是出身农民或劳工，因为性格率直，终于遇到可以解释自己处境的理论，因此直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人大多是年轻人。我也读过一些回忆录，知道部分年轻军官与来自“满蒙开拓团”的青年中，也有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我自己也有印象在《日本新闻》连载上读过帝国主义论。金融的寡头支配、资本输出、分割世界、再分割等，光是学会这些从没见过的名词，就觉得理解另一种看世界的方法了。那大概是战前就学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俘虏所写的文章。战俘营的积极分子讲课都无聊至极，我大概都装出一副努力听讲的模样，但其实一点都不在意讲课内容，虽然听说有些课程真的有值得学习之处。部分人真的相当热心地在参与这些活动。
不过，不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也不少。成为积极分子后，可以免除劳役，获得各种好处，在厨房安插一些与他们意气相通的人，还能控制粮食分配；而且被容许离开战俘营去培训学校上课，这对一般俘虏而言，简直是做梦般的待遇。所以有些看到机会便充满斗争心的人，就会趁着民主运动这个机会向上攀爬。另外还有一种，纯属喜欢霸凌别人的类型。可以说有各式各样的状况，人类的本性，就在这些情境下展露无遗。
至于苏联方面对这些运动参与到什么程度？从结论而言，苏联方面确实有加以策动，但日本俘虏们自己反应过度的情况却占了绝大多数。毕竟苏方在民主运动中禁止体罚，他们也不愿意大家过度热衷于运动，而造成劳役作业效率低下。
以我所待的战俘营为例，我认为苏方对这些运动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如果检举反动搞太晚，就可能影响到第二天的劳役作业，那时苏方就会介入要求停止。“政治军官”暂且不论，对战俘营的行政管理部门而言，运动并非他们关心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春天，积极分子们重新开始制作战俘营壁报新闻，上面画着从作业场偷取面包、藏于帽子中带回营内的检举漫画，似乎要整肃“背叛工人祖国的反动”。漫画后方还画着一位苏联军官，这点让亚夫马德林觉得有问题。制作壁报的一伙，表示这幅画“获得袴田先生（在赤塔积极分子中具有领导地位，颇为知名的袴田陆奥男）的许可”，向亚夫马德林抗辩。不过亚夫马德林对他们怒吼：“这地方到底谁做主！”把他们都赶了回去。
实际上，也有对民主运动的参与度会影响是否能成为返国人选这样的说法，不过在谦二的战俘营中，这仅止于谣言的程度。一九四八年四月开始遣送回国时，大家都知道的“反动派”也进入回国人选名单中。
事实上，当开始遣送回国时，似乎与运动什么的都没什么关联，大家也淡淡地理解到这点。可是内心又怕出现个万一，疑神疑鬼之下，仍然照常举行民主运动与检举反动。
自己虽然没被警告过，但苏联方面应该有说过如果劳役态度过差“就不让你回日本”这样的话。对苏联人而言，应该只不过是激将法，但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战战兢兢。在这种气氛下，积极分子们正好趁机借苏联权威摆架子。
战争结束后，积极分子们从来没有出席过“赤塔会”。他们回国之后，也没听说谁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干的，纯粹就是低劣至极的勾当，低劣到他们自己都觉得可耻，所以这些积极分子回国后，才会有人拼命写什么他们其实要撤除阶级差异、进行反军斗争等的辩白吧。
不限于西伯利亚拘留地，每个战俘营的状况都大不相同，无法将一个营区的状况普遍化到所有地方。例如根据许多其他战俘营的回忆录记载，苏方把劳动基本定额与粮食供给挂钩，让大家苦不堪言。而谦二所处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也曾于一九四七年初导入这样的制度，但却无法起到什么作用，因此一个月左右就自然废除了。
类似采伐工作这种可以正确测量砍伐数量、体积的作业暂且不论，像杂役这种工作，根本无法以劳动基本定额形式计算，加上木工或电工等技术职位的达成率总是高得惊人，以这种方式获得自己可得的粮食，一方面关系到自己的性命，一方面也太过不公平，大家都抗议这种举措。炊事班的班兵是自己人，站在我们这边，所以当苏方人员来视察时，炊事兵就给超过基本定额的部分人增加分配，等苏联人回去又恢复普通的配额。我所待的战俘营，苏联人大概也只是听从上面的命令做做形式，不是真心想要执行这样的措施。
或许民主运动参与度会影响是否成为返国人选，但整个机制仍有许多不明之处。有些战俘营也传出先由积极分子们草拟人选，但事实真相如何，确实存有太多不明确的部分。不过日本俘虏们过度推展运动以至于超过苏联方面的企图这点，倒是各回忆录里共通的看法。
在这个时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有一位名为“吴桥秀刚”的俘虏，一个人被转移到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听说他是朝鲜人日本兵，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当时谦二只是与他偶尔碰面。五十年之后，谦二完全没想到会再度见到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