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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民主运动大致是混合了几种要素后才得以兴起的。其中之一，当然是苏联方面的策动，而俘虏之间也存在呼应苏联策动的条件。
俘虏之间的促成要素就在于旧日本军的位阶制度与私人制裁等陋习的进入。在粮食配给与作业分摊上明显不公平，而且各地战俘营都可以看到军官还有“侍从兵”（陪在军官身旁服侍的士兵）随侍在侧的事例。在民主运动初期，“积极分子”（俘虏中的民主运动家）针对粮食分配与诉求平等举办演说时，也有过大受喝彩的例子。
像这类事情，各战俘营的差异极大，难以当作普遍现象。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从刚被收容开始便没什么阶级差别，到一九四六年夏天甚至连阶级称呼都消失了。不过，以位于乌兰巴托曾发生“拂晓祈祷事件”（未达成劳动规定限额的俘虏遭日军长官私刑致死）的“吉村队”俘虏营为例，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为了返国抵达纳霍德卡港时，还被目击到穿着“亮晶晶长筒皮军靴”的军官，和帮他们背行李的“瘦巴巴士兵”的情景。
因此，初期的民主运动大多以“反军斗争”的形态开始。具体来说，例如废止军官特权与敬礼、拆下位阶章、取消食物分配与作业分配的差别待遇等等。
俘虏们发起的民主运动，一部分也是受到苏联军的启发，因为苏军当中并没有不当的阶级差别。此外，纯粹受军国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学徒兵、青年军官与出身“满洲青年开拓团”的人，在这波民主运动中首次接触共产主义，加上作为年轻人本身对社会性求知欲极强，也发生了特别热衷于运动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些是从二战之前便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他们之中当然也有人自发性地参与这波运动。
诸如此类，往往都是复合性交互作用下的结果。例如与《日本新闻》编辑关系匪浅的著名“积极分子”浅原正基，他还在东京帝国大学就学时曾遭检举，说他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关联。遭到拘留成为战俘后，针对粮食分配与阶级差别向《日本新闻》投稿告发，之后加入战俘营民主运动。他回到日本后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上声称自己从事过这些活动。
因为有这种情况，虽然战俘营民主运动是在苏联影响下开始发展，但仍有不少论者认为，这些运动的开展其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必然性。特别是类似浅原等组织民主运动的原积极分子们，他们的回忆录中这种倾向较强。不过对于这样的论述，谦二却如此批判：
在生死关头的第一个冬天，我能理解有阶级差异的俘虏营生活会非常艰辛。不过若说这些人从那个时期便开始推动反军斗争，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们真的在这个最需要反军斗争的时期推展运动，那确实很了不起，可是几乎都是第二年生活状态改善后，在苏联方面策动下才真的展开活动。
那些人为了辩解才写下的文章，不足采信。浅原说他在最初的冬天向《日本新闻》投稿告发阶级差别状况，但在战俘营当中俘虏们应该无法邮寄投稿。如果不是直接向苏联“政治军官”反映，通过他们把文稿拿至《日本新闻》编辑部，那他投稿便是不可信的谎言。要做到这些事情，他本身就非得是特权阶级不可。
实际上，据说因民主运动而晋升“特权阶级”的人不少。在此之前，根据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禁止从事劳役的军官，加上拥有特殊技能的木工、理发师、戏剧专长者，才是能够获得较佳食物分配与免除户外重度劳动的“特权阶级”。当时是否身为特权阶级，直接关系着自己的生死。不过之后似乎有许多人抱持着参加民主运动就可以获得室内勤务与增加食物配给的期待。
这部分的状况，根据战俘们的回忆，因为立场不同，表达的内容也各异。对民主运动抱持批判态度的回忆录，形容积极分子们行使特权，借用苏联的权威对日本人颐指气使，开心地参与这些活动。另一方面参加民主运动者的回忆录，许多描述都说明，他们承认有些冒失的人确实以特权为目的而参与活动，但接触新知识而大开眼界后，大家都热心推动民主运动。恐怕，双方的陈述都各自表现出了部分的真实吧。
无论如何，大多数的回忆资料对民主运动都采取批判的态度。而阅读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们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也只是参加室内文化运动，编辑报纸或者前往苏联方面设立的社会运动家培训学校参加活动等。这些举止看在必须于严寒中从事户外劳役的多数战俘眼中，对他们的怨恨，自然不难想象。
另外如下所述，俘虏们的民主运动，也有出现超过苏联方面意图而呈现失控的趋势。不管是批判民主运动的回忆，或者肯定民主运动的回想，几乎都对这一点抱持同意的看法。以下谦二的回想，便是基于上述背景进行的描述。
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如前所述“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朝向民主化迈进”。因此这个单位没有所谓自然发生的反军斗争这个要素，几乎都是在苏联方面策动之下开始民主化运动。依据谦二的回忆，以及战后组成之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同友会“赤塔会”做成的年表，综合之下可以得出以下的事情始末。
首先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苏联的伊瓦诺夫少校如往常一样来到第二分所，宣告“《日本新闻》读书会”的成立。“读友会”是指各战俘营中组成的《日本新闻》轮读会。
第二分所内有西田、吉川、仓田等三人响应。仓田曾于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中入狱，而吉川则是大学副教授，算是知识分子，而且大家都属士兵阶级。苏联在此时期似乎有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推进民主运动的方针。
依照谦二的说法，“到了十月已经相当寒冷。西田原本就经常执行室内勤务，至于仓田与吉川，我不清楚他们参加的动机，但志愿响应便可在室内参与活动。能否待在室内，是关系死活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夏天结束的前后，大队长植苗上尉、副官隈部上尉等旧干部，都转移至其他战俘营。不仅没有送别会之类的，大家甚至都不清楚“他们是何时消失的”；“似乎是在我们白天外出作业的时间，把他们转移走的。作业结束回来后，一时半刻还没察觉。只有‘这么一说，好像没见到’的感觉。之后的转移，大概也都是这种状况”。
十一月，一位叫作土井的监察官，终于来到第二分所。他以长官的身份，要求留下来的军官们必须与其他士兵们共同劳动。命令军官从事劳动违反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但规定中说明，如果军官们自己希望从事轻劳动，则不在此限。因此许多军官都以自愿的形式，参加了部分劳役活动。
但日本军无论军官或士兵，都不太理解国际法与国际条约，连谦二也认为军官拥有不同待遇很不公平。有些年轻的军官们便在这种气氛下成为“志愿”者，自动自发加入作业。
到了一九四七年，战俘营内的秩序出现变化。首先在一月时，作为“民主化”的一环，原本军事称呼的“大队”“中队”遭废止，改称“作业团”与“分团”，由西田担任团长。
几乎所有军官都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转移他所。相对的，从夏天至秋天，劳工、农民出身的民主运动积极分子转入队上。高层改变了民主运动方针，从原本由知识分子与青年军官担任指导角色改为由劳工、农民出身的士兵担纲领导。
因为这个原因，加入一九四六年第二分所成立的“《日本新闻》读友会”的原共产主义者仓田，以及大学副教授吉川，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失势，必须跟大家一同外出参与户外劳役。前一年转来的监察官土井，也转移往其他的战俘营。
一九四七年秋天，从第二分所开始送出人员，前往积极分子培训学校接受教育。有一位出身福岛县的农民士兵，被送至赤塔地区的地方学校，大约过了三个月，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回到队上。根据谦二的说法，“原本是个朴素的人，即便受煽动也不会随波逐流。大概无法成为‘斗士’，因此不知不觉间又被黯然送回”。
不只是军官干部被变更为归俘虏营所属，一九四七年四月，有六十六个人转入第二分队。他们穿着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掠夺而来的黑色防寒“满服”，被谦二等人戏称为“乌鸦组”。“转移变得频繁，最初约五百名的俘虏中，截至自己一九四八年八月回国前，大概只有四分之一还留在原队上。”
随着移出与移入愈形频繁，战俘营的气氛也随之改变。“从北陵一起来的人们，许多是居住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彼此都认识。大家共同经历这些辛劳，在某种意义上即便称不上连带感，至少也有一份安心感。可是对移入的人，就没有这种感觉。”
在这种氛围下强化的民主运动，反而让大家彼此互相怀疑起来。
一九四七年夏天以后，如果多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被当成反动分子来处理，因为这层疑虑，大家逐渐变得不敢自在说话。参加俘虏营内的轮读会时，过往大家因为作业完回来都很疲倦，许多人在会上忍不住会睡着，但之后这再也不被允许。
转移频繁之后，战俘营的人们就无法团结。我回国之后读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知道不只是对我们这些战俘，在苏联的集中营里，这种人犯转移已经算是常用的管理手法了。
以知识分子战俘为中心的“《日本新闻》读友会”不知何时解散，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基于苏联内务部的决定，从一九四八年起组成“反法西斯委员会”。与此并行，由移入的积极分子们主导，原本战俘营的管理者、干部全遭解任与更换。
这个时期最惊人的人事异动，是炊事班班长川村遭到解职。川村是出身夏威夷的日裔第二代，于奉天俘虏营担任翻译，一位接近三十岁的士官。他是大家公认的有人望者，处事公允，公私分明，颇受好评，已经担任炊事班班长达两年。因为炊事班班长有许多好处，大家都认为不是川村无法担任此职，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解任改派一般劳役业务。
川村不仅具有人望，因为能说英语，所以俄语也学得很快。领取粮食时他可以与苏方交涉，努力抑止盗卖或防止有人打马虎眼，能够替战俘们说明主张。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因为他是日裔第二代，在美苏冷战的波及下，因而遭苏联“政治军官”盯上也说不定。即便大家都惊讶地说“怎么能将川村先生解任”，但却没人有勇气抗议。反抗积极分子们，就等于反抗苏联，大家都害怕因此失去回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