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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俘虏们的民主运动之前，需要先说明谦二见到的苏方管理体制，以及描绘一些人物的样貌。这些是为何民主运动会以如此形态发生的大前提。
日本的俘虏们，分别由苏联的内务部俘虏管理局管辖的俘虏营，与军方（国防部）管辖的劳动大队管理。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属于内务部的管辖范围。内务部拥有国境警备队与管理犯人及重要地区的国内警备队，这些警备队与军队拥有相同的位阶组织制度。内务部管辖的战俘营，由国内警备队的军人们担任管理者角色。
谦二待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从所长以下共有约十名高阶军官与下级军官管理，他们居住在战俘营外的官舍，每天到第二分所工作。此外警备队兵营就在战俘营附近，来自警备队的士兵负责监视俘虏们往来营舍与工作场地。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中旬，大概因为物资盗卖的关系，所长接二连三地更换，此时第三任所长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上任了。亚夫马德林有着一副黑发圆脸的长相，大概是中亚血统。
关于这一点，谦二说：“对于亚夫马德林东亚脸孔般的长相，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想法。我想苏联方面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将他派到这里。基本上，在苏联感受不到什么人种歧视，因为苏联人本来就混杂了各式各样的种族。”关于在苏联感受不到人种歧视的描述，不管赞成或反对苏联体制，在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中，这点倒是共通的。
在谦二的俘虏营，实际上负责与苏联方面交涉各种实际事务的是第五十二大队的副官，隈部会上尉。根据隈部回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亚夫马德林个性认真严谨，他在扫除黑市盗卖、改善战俘待遇的同时，也更严格执行劳动基础定额的规定。
苏联军官当中有一位警备军官，名为塞思塔可夫的中尉，在日本俘虏之间深具人气。根据隈部的回忆录，塞思塔可夫“说他曾经在德苏战线中成为德军俘虏，那种痛苦滋味他也尝过，因此对日本战俘的处置，都尽量保持宽大为怀。在他服勤的日子中，几乎没有出过任何麻烦，也绝对不会拿不合理的要求为难大家”
。
谦二从一九四六年除夕到一九四七年正月，曾经在塞思塔可夫指挥下进行将木材堆上货车的作业。“我记得回战俘营的货车因为路面结冻无法动弹，他说‘大家一起下车推’，自己也跳下来加入一起推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约有五百七十万。其中一百万人在受德军奴役后获释，但在前线遭虐杀或在战俘营中处境恶劣而身亡者，达到二百万到三百万人，死亡率高达六成。
另一方面，遭苏联军队俘虏的德国官兵约有三百三十万人，其中死亡约一百万人，死亡率达到三成。至于拘留西伯利亚的日军战俘，在拘留六十四万人中约六万人过世，死亡率约一成。成为日军俘虏的英美军官兵，死亡率约在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即便存活下来，也必须面对苏联内部的残酷对待。斯大林于德苏开战后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下达“遭俘虏是对祖国的背信行为，是一种背叛，应该处以极刑”的命令。
获释的俘虏，因为替德国工作过，有协助敌人的嫌疑，必须送往再教育集中营与惩罚大队，有许多人因而死亡，而详细的状况，至今未明。
根据隈部的回忆，塞思塔可夫“原本是苏联军方的精英军官，却因为遭俘虏而一夕之间命运巨变，此后对于人生与其说不敢奢望太多，倒不如说完全不抱任何期望”。根据谦二的说法，警备队内部都称塞思塔可夫中尉“马有尔”
，似乎他原本官拜少校。而塞思塔可夫的太太，也一起在俘虏营中工作。
隈部认为塞思塔可夫“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想不到苏联里面竟然还有这等人物”。谦二也回想说：“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中尉，总是面带微笑，是个好人。我们这些俘虏与他错身而过时，如果对他行礼，他也会微笑着稍微举手回礼。”其他俘虏也会用简单的俄语称呼塞思塔可夫是“好中尉先生”。
除此之外，谦二还记得如做会计工作的中尉、高瘦的军医中尉以及他的军医少校夫人，还有一位俘虏们谑称“螳螂”的高瘦细脸士官等人。
分配到西伯利亚战俘营对苏联人而言也不是什么好差事。因为每天得与他们碰面，即便不交谈，大家也能够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中有好人，也有不那么好的人。像管理俘虏作业的少尉，为了出人头地，往往会催促俘虏们进行作业。
谦二待的战俘营中，俘虏没有义务向苏联军方敬礼。塞思塔可夫因为会对俘虏们回礼，所以俘虏们与他错身时也会向他行礼，虽然这并非义务。听说也会有体罚或殴打俘虏的人。
谦二本身也回想说“苏联军比日本军来得好”，他如此描述：
苏联军人在不执行任务的私下场合时，军官与士兵都能和乐谈话。五一劳动节等休假日，还会带着家人到战俘营来，大家一起跳舞。劳动节时军医夫妇很亲热地手牵手走在一起，因为太太的军阶更高，大家都说“他家里一定是老婆当家喔”。长官不会暴力相向，如果理由充分，士兵也可以对长官进行抗辩。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左右，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大约有十个人被派到一家小型毛皮工厂，旁边就是羊皮的鞣皮作业场。在那里工作的一位毛皮工匠俄罗斯老爷爷，从帽子上敲了一下我的头。自己工作时被那位老爷爷捉弄了，当时他还哼着歌。虽然我也有不对，不过因为听过如果在作业当场受到暴力相向可以申告，我就呈报上去，进行抗辩。隈部上尉、翻译的山本先生、所长亚夫马德林，加上我再度前往作业场，老爷爷虽然也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但最终仍向我道了歉。之后看到隈部上尉很生气地对亚夫马德林所长说：“都是因为那个俘虏的态度不好。”不过即便如此，日军俘虏能这么做，还是令人难以想象。
在拘留期间遭苏联人殴打的事情，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就只有这么一件。一九四七年春，我被派去挑选卷心菜。冬天结冻保存的菜当中，有些解冻后坏掉无法食用，我们的任务便是把坏掉的菜挑出。当时，在作业之中，我差点被揍。那会儿，俘虏们会趁监视者不备，偷走挑出来的菜。有一回，我不幸被监视的男人看到，他立刻作势要打人，我立马跪下，双手合十道歉求饶，还好逃过一劫。
准许俘虏抗辩的例子，在其他的西伯利亚回忆录中也有记载。回忆录中还出现过在战俘营受到虐待的俘虏，向来自中央的监视官告状后，该负责官员遭到调职的例子。
从这点来看，谦二觉得“比日本军来得好”的感想，似乎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而已。
不过，苏联还存在着秘密警察。从俄国革命后的国家保安局（GPU），一直到斯大林死后的一九五四年改称国家保安委员会（KGB），有不少名称与组织结构上的变迁。谦二在西伯利亚期间，苏联的秘密警察与强制集中营一样，都受内务部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管辖（一九四七年起独立成为国家保安部）。
苏联军中存在着所谓“政治军官”（political commissar）的隐藏势力。革命后的苏联为了强化军力，仍旧采用旧帝俄时期的军官，但因为对他们的忠诚有所质疑，所以又配置了国家保安局的政治委员，这就是所谓“政治军官”的起源。特别在斯大林体制下整肃红军之后，“政治军官”拥有凌驾一般军官的权威，甚至会介入作战指挥，屡屡造成指挥现场的混乱。
在谦二等人的战俘营，“政治军官”也屡屡出现。特别是一九四七年末到来的“政治军官”，他因长相被俘虏们戏称为“进藤勇”
，大家都怕这号人物。他们与战俘营的警备部队似乎是相互对立的关系。在隈部上尉的回忆录中，描写到亚夫马德林或塞思塔可夫时总是带着好意，对这些“政治军官”却写着“国家保安局的军官都是令人不敢恭维的人物”、“满脑子都是阴险的手段”等文字。
但理所当然的，俘虏们不太可能有机会去详细了解苏联方面的内部组织结构。在当时的战俘营，除了负责管理的内务部国内警备队之外，还派有国家保安部军官、内务部俘虏管理局政治部军官等驻扎。“进藤勇”究竟确切属于哪一单位，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以下的描述便是基于俘虏们这种有所局限的观点而构成的。
谦二所在的战俘营在一九四六年的后半年发起民主运动。不过战俘们在此之前并非完全没有自发性的活动。
生活脱离最糟状态后，一九四六年八月，战俘营的中庭树立起高台，举行了盂兰盆节。战俘们唱起北海道民谣，还有各种绝技表演，来自福冈县的人还出演了博多仁轮加舞蹈。
负责整个活动企划的，是出身板金技工、拥有自行制作水桶技术的俘虏。如前一章所描述的，拥有这些特殊技术的俘虏们，大多都以室内勤务为主，粮食等待遇也较佳，所以在体力与时间上更有余裕。
这年的九月，俘虏间成立了名为“五十二会”的敦睦组织。此时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旧军阶关系已然消失，互相以阶级称呼的习惯也不复存在，因此得以自发性地发展敦睦组织。
根据谦二的说法，这是一个“为了在秋日长夜话乡愁而集结的组织”，为了纪念离开奉天一周年而成立。成员以各县、各出身地为别，做成名册，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各县区分促进同乡者的亲睦关系。担任干事的是隈部上尉与一位大阪出身居住于中国东北、年约四十岁叫作西田的温和派人物。
谦二自己先出席了一次东京之会，第二次则参加了本籍地的新潟之会，但总不太自在。
还在服役时收到外祖父寄来的信，说位于中野的住处因为强制疏散的关系，已遭拆除，而且家人们也因疏散而移住冈山，东京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家。所以即便归国，大概也只能回到本籍地的新潟，所以返乡之后的人脉，将显得更为重要。但参加新潟之会时，毕竟从未在新潟住过，根本没有共同回忆，跟大家谈话也扯不上边。
谦二已经成为丧失故乡的人了。
谦二说：“这个五十二会，举办两次之后便停止了。大概是苏联方面有所压力，他们认为放任俘虏自发性地成立组织会产生问题。”虽然苏联体制下对自发性组织严加禁止，不过在后述的民主运动中，日本俘虏们却产生了过度的“自主性”甚至“自主规范性”的行动。这个“五十二会”取缔的详细状况与理由仍不太清楚。
从一九四六年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冬天，俘虏们更进一步组成了演剧团。如前所述，第二年的冬天，也就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二月起，清晨六点如果低于零下三十五度，便会取消当日户外作业，所以俘虏们开始拥有室内生活时间。
一开始这个剧团名为“黎明演艺团”，演出过《记忆中的母亲》（《まぶたの母》）等大众戏码。团员主要是喜欢演戏的士官们、大学毕业喜欢音乐的年轻军官加上扮演女性角色的年轻新兵等。一九四七年后，剧团名称改为“民众座”，改名后一开始演出的剧码与之前并无太大差异。
作为西伯利亚拘留者民主运动的官方媒体，《日本新闻》（之后改用平假名《日本しんぶん》）这份报纸广为人知。这份报纸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在苏联红军政治部的指导下创刊，由集合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日本俘虏们参加编辑；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停刊为止，共发行六百五十号（平均每周发刊三次），发行最多的时期，号称高达八十万份。这份报纸配送到苏联各个战俘营，也组织了读者团体，可以算是战俘民主运动的发端。
谦二最初读到《日本新闻》，是在移送西伯利亚途中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当时他们仍身处中苏边境的黑河一带。伪装身份自称二等兵的佐桥中尉，用俄语对抱着一叠报纸的苏联军官说：“阿金打歪。”
军官便递了一份给佐桥。谦二当时还心想：“原来如此，如果想要讨东西，只要说‘阿金打歪’就可以了。”俘虏们传阅了那份报纸，内容是用难以阅读的日语不断说明苏联红军取得重大胜利，读来十分无趣，很快就被扔掉了。
第二次读到这份报纸，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苏联军官把报纸拿到战俘营，说要让大家传阅。因为日本人评价这份报纸是“造假新闻”，大部分的人都采取无视的态度。不过除了通过这份报纸，其实大家也没有其他方法得知日本的消息。
谦二阅读此报纸，最初让他留下印象的是一九四五年九月陆军上将东条英机企图以手枪自杀却失败，后被美国占领军逮捕的消息。东条英机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下达《战阵训》的陆军大臣，训示内容包含了“生不受囚虏之辱”这句名言，东条也是美日开战时的日本首相。
当时传阅读到这则新闻时，心中感到非常轻蔑。教导我们如果可能成为俘虏，就要自杀，并且带几个敌人一起上路，那种想法还停留在我们脑子里。只是因为天皇命令我们投降，所以可以勉强活下来当俘虏。可是那位命令我们不准成为俘虏的上将，却自杀失败遭俘，得知这消息让我相当看不起这个人。真的想自杀的话，把手枪塞进嘴里击发，肯定能够真正死亡。因为之前听到希特勒战死的消息，更激发了我对他的蔑视。
其他让他印象较深刻的报导，还有皇族之一的梨本宫遭收监的新闻。一九四六年二月送抵战俘营的《日本新闻》，写着濑户内海的日军机场提供和平用途、现在成为盐田的报导。这再怎么说，战争结束之前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状况。
毕竟谦二“在一九四六年之前，完全不懂民主化这个词汇，也没想过这件事情。虽然听过‘民主主义’这个词汇，不过只觉得这与日本的国体不相符合”。即便如此，原本对战时新闻一直抱持怀疑态度的谦二，读到上述报导时，也不由得产生“‘这世道真的改变了’的想法。这份报纸，除了宣传之外，或许也记载了一些其他消息吧”。
当年春天的《日本新闻》报导，日本国内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尾鲑鱼要价数百日元。“一位来自北海道的俘虏说：‘有这么离谱的事情吗？果然这是造假新闻啦。’自己曾经在中学时听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遭遇通货膨胀问题，虽然不是很理解，但知道日本确实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一九四六年七月，俘虏们开始制作壁报新闻。当时属于贵重物品的纸张和墨水，因为俘虏们的这项活动被辗转送来。苏联完全不给俘虏任何纸张，甚至连上厕所擦拭都只能用草或破布，所以“很可能是通过政治军官们的渠道取得的”。
当然这种壁报新闻，必须通过苏联方面的检阅。不过，刚开始俘虏们制作的都以俳句等文艺性文章为主，这部分还算相当自由。七月推出的壁报新闻上，有篇称赞塞思塔可夫中尉是“好中尉”的报导，这也是俘虏们自发写的文章，但“据隈部说塞思塔可夫表示‘被这么一写会遭忌妒，让我立场很艰困，所以以后别再这么写了’”。
大约从一九四六年后半开始，编辑倾向开始出现改变。英国首相丘吉尔使用“铁幕”一词发表演说，是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事情，之后美苏对立气氛逐渐高涨。
虽然如此，谦二的战俘营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日本新闻》也只是刊载民众在美军占领下遭到“反动派吉田内阁”的压迫，或者发生反美游行等反美报导。这种报导导致读者减少，就算配给下来，也被拿去当卷烟草的纸张，或者当厕纸用掉。
第二年的冬天起，因温度过低中止户外作业时，大家举行文化演讲。不过这些演讲也就是由过去曾任北海道大学副教授的士兵上台讲农业的话题，或者开设俄语初级讲座等内容而已。壁报新闻从第二回开始，宣传色彩加强，推出数回之后也被停掉了。演剧团从一九四七年春天起，开始上演讲述劳资问题的《蟹工船》等剧码，不过即便对故事的思想内容不表兴趣，也不至于遭受处罚。到了一九四七年初夏，开始发配日语写成的马列主义入门书，“必须在放置的场所阅读，每个中队大概只有一册，但几乎都是领到后‘单纯被放置在那里’的状况”。
依据谦二的说法：“一九四六年秋天开始，虽然民主化运动逐渐展开，但也没那么严重。从一九四六年夏天开始到一九四七年中为止，下午五点工作完毕，六点用过晚餐，之后便是自由时间。大家玩着自己制作的花牌、围棋或日本象棋等，这段时间是战俘营生活最欢乐的时期。”不过这种状况从一九四七年的秋天之后，便发生了惨不忍睹的变化。
综合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民主运动大致是混合了几种要素后才得以兴起的。其中之一，当然是苏联方面的策动，而俘虏之间也存在呼应苏联策动的条件。
俘虏之间的促成要素就在于旧日本军的位阶制度与私人制裁等陋习的进入。在粮食配给与作业分摊上明显不公平，而且各地战俘营都可以看到军官还有“侍从兵”（陪在军官身旁服侍的士兵）随侍在侧的事例。在民主运动初期，“积极分子”（俘虏中的民主运动家）针对粮食分配与诉求平等举办演说时，也有过大受喝彩的例子。
像这类事情，各战俘营的差异极大，难以当作普遍现象。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从刚被收容开始便没什么阶级差别，到一九四六年夏天甚至连阶级称呼都消失了。不过，以位于乌兰巴托曾发生“拂晓祈祷事件”（未达成劳动规定限额的俘虏遭日军长官私刑致死）的“吉村队”俘虏营为例，直到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为了返国抵达纳霍德卡港时，还被目击到穿着“亮晶晶长筒皮军靴”的军官，和帮他们背行李的“瘦巴巴士兵”的情景。
因此，初期的民主运动大多以“反军斗争”的形态开始。具体来说，例如废止军官特权与敬礼、拆下位阶章、取消食物分配与作业分配的差别待遇等等。
俘虏们发起的民主运动，一部分也是受到苏联军的启发，因为苏军当中并没有不当的阶级差别。此外，纯粹受军国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年轻学徒兵、青年军官与出身“满洲青年开拓团”的人，在这波民主运动中首次接触共产主义，加上作为年轻人本身对社会性求知欲极强，也发生了特别热衷于运动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些是从二战之前便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他们之中当然也有人自发性地参与这波运动。
诸如此类，往往都是复合性交互作用下的结果。例如与《日本新闻》编辑关系匪浅的著名“积极分子”浅原正基，他还在东京帝国大学就学时曾遭检举，说他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关联。遭到拘留成为战俘后，针对粮食分配与阶级差别向《日本新闻》投稿告发，之后加入战俘营民主运动。他回到日本后也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上声称自己从事过这些活动。
因为有这种情况，虽然战俘营民主运动是在苏联影响下开始发展，但仍有不少论者认为，这些运动的开展其实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必然性。特别是类似浅原等组织民主运动的原积极分子们，他们的回忆录中这种倾向较强。不过对于这样的论述，谦二却如此批判：
在生死关头的第一个冬天，我能理解有阶级差异的俘虏营生活会非常艰辛。不过若说这些人从那个时期便开始推动反军斗争，恐怕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他们真的在这个最需要反军斗争的时期推展运动，那确实很了不起，可是几乎都是第二年生活状态改善后，在苏联方面策动下才真的展开活动。
那些人为了辩解才写下的文章，不足采信。浅原说他在最初的冬天向《日本新闻》投稿告发阶级差别状况，但在战俘营当中俘虏们应该无法邮寄投稿。如果不是直接向苏联“政治军官”反映，通过他们把文稿拿至《日本新闻》编辑部，那他投稿便是不可信的谎言。要做到这些事情，他本身就非得是特权阶级不可。
实际上，据说因民主运动而晋升“特权阶级”的人不少。在此之前，根据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禁止从事劳役的军官，加上拥有特殊技能的木工、理发师、戏剧专长者，才是能够获得较佳食物分配与免除户外重度劳动的“特权阶级”。当时是否身为特权阶级，直接关系着自己的生死。不过之后似乎有许多人抱持着参加民主运动就可以获得室内勤务与增加食物配给的期待。
这部分的状况，根据战俘们的回忆，因为立场不同，表达的内容也各异。对民主运动抱持批判态度的回忆录，形容积极分子们行使特权，借用苏联的权威对日本人颐指气使，开心地参与这些活动。另一方面参加民主运动者的回忆录，许多描述都说明，他们承认有些冒失的人确实以特权为目的而参与活动，但接触新知识而大开眼界后，大家都热心推动民主运动。恐怕，双方的陈述都各自表现出了部分的真实吧。
无论如何，大多数的回忆资料对民主运动都采取批判的态度。而阅读民主运动积极分子们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大多也只是参加室内文化运动，编辑报纸或者前往苏联方面设立的社会运动家培训学校参加活动等。这些举止看在必须于严寒中从事户外劳役的多数战俘眼中，对他们的怨恨，自然不难想象。
另外如下所述，俘虏们的民主运动，也有出现超过苏联方面意图而呈现失控的趋势。不管是批判民主运动的回忆，或者肯定民主运动的回想，几乎都对这一点抱持同意的看法。以下谦二的回想，便是基于上述背景进行的描述。
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如前所述“在自然而然的情况下朝向民主化迈进”。因此这个单位没有所谓自然发生的反军斗争这个要素，几乎都是在苏联方面策动之下开始民主化运动。依据谦二的回忆，以及战后组成之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同友会“赤塔会”做成的年表，综合之下可以得出以下的事情始末。
首先在一九四六年十月，苏联的伊瓦诺夫少校如往常一样来到第二分所，宣告“《日本新闻》读书会”的成立。“读友会”是指各战俘营中组成的《日本新闻》轮读会。
第二分所内有西田、吉川、仓田等三人响应。仓田曾于一九二八年的三一五事件中入狱，而吉川则是大学副教授，算是知识分子，而且大家都属士兵阶级。苏联在此时期似乎有以知识分子为中心推进民主运动的方针。
依照谦二的说法，“到了十月已经相当寒冷。西田原本就经常执行室内勤务，至于仓田与吉川，我不清楚他们参加的动机，但志愿响应便可在室内参与活动。能否待在室内，是关系死活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夏天结束的前后，大队长植苗上尉、副官隈部上尉等旧干部，都转移至其他战俘营。不仅没有送别会之类的，大家甚至都不清楚“他们是何时消失的”；“似乎是在我们白天外出作业的时间，把他们转移走的。作业结束回来后，一时半刻还没察觉。只有‘这么一说，好像没见到’的感觉。之后的转移，大概也都是这种状况”。
十一月，一位叫作土井的监察官，终于来到第二分所。他以长官的身份，要求留下来的军官们必须与其他士兵们共同劳动。命令军官从事劳动违反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但规定中说明，如果军官们自己希望从事轻劳动，则不在此限。因此许多军官都以自愿的形式，参加了部分劳役活动。
但日本军无论军官或士兵，都不太理解国际法与国际条约，连谦二也认为军官拥有不同待遇很不公平。有些年轻的军官们便在这种气氛下成为“志愿”者，自动自发加入作业。
到了一九四七年，战俘营内的秩序出现变化。首先在一月时，作为“民主化”的一环，原本军事称呼的“大队”“中队”遭废止，改称“作业团”与“分团”，由西田担任团长。
几乎所有军官都在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转移他所。相对的，从夏天至秋天，劳工、农民出身的民主运动积极分子转入队上。高层改变了民主运动方针，从原本由知识分子与青年军官担任指导角色改为由劳工、农民出身的士兵担纲领导。
因为这个原因，加入一九四六年第二分所成立的“《日本新闻》读友会”的原共产主义者仓田，以及大学副教授吉川，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失势，必须跟大家一同外出参与户外劳役。前一年转来的监察官土井，也转移往其他的战俘营。
一九四七年秋天，从第二分所开始送出人员，前往积极分子培训学校接受教育。有一位出身福岛县的农民士兵，被送至赤塔地区的地方学校，大约过了三个月，以积极分子的身份回到队上。根据谦二的说法，“原本是个朴素的人，即便受煽动也不会随波逐流。大概无法成为‘斗士’，因此不知不觉间又被黯然送回”。
不只是军官干部被变更为归俘虏营所属，一九四七年四月，有六十六个人转入第二分队。他们穿着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掠夺而来的黑色防寒“满服”，被谦二等人戏称为“乌鸦组”。“转移变得频繁，最初约五百名的俘虏中，截至自己一九四八年八月回国前，大概只有四分之一还留在原队上。”
随着移出与移入愈形频繁，战俘营的气氛也随之改变。“从北陵一起来的人们，许多是居住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彼此都认识。大家共同经历这些辛劳，在某种意义上即便称不上连带感，至少也有一份安心感。可是对移入的人，就没有这种感觉。”
在这种氛围下强化的民主运动，反而让大家彼此互相怀疑起来。
一九四七年夏天以后，如果多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被当成反动分子来处理，因为这层疑虑，大家逐渐变得不敢自在说话。参加俘虏营内的轮读会时，过往大家因为作业完回来都很疲倦，许多人在会上忍不住会睡着，但之后这再也不被允许。
转移频繁之后，战俘营的人们就无法团结。我回国之后读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才知道不只是对我们这些战俘，在苏联的集中营里，这种人犯转移已经算是常用的管理手法了。
以知识分子战俘为中心的“《日本新闻》读友会”不知何时解散，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基于苏联内务部的决定，从一九四八年起组成“反法西斯委员会”。与此并行，由移入的积极分子们主导，原本战俘营的管理者、干部全遭解任与更换。
这个时期最惊人的人事异动，是炊事班班长川村遭到解职。川村是出身夏威夷的日裔第二代，于奉天俘虏营担任翻译，一位接近三十岁的士官。他是大家公认的有人望者，处事公允，公私分明，颇受好评，已经担任炊事班班长达两年。因为炊事班班长有许多好处，大家都认为不是川村无法担任此职，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解任改派一般劳役业务。
川村不仅具有人望，因为能说英语，所以俄语也学得很快。领取粮食时他可以与苏方交涉，努力抑止盗卖或防止有人打马虎眼，能够替战俘们说明主张。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因为他是日裔第二代，在美苏冷战的波及下，因而遭苏联“政治军官”盯上也说不定。即便大家都惊讶地说“怎么能将川村先生解任”，但却没人有勇气抗议。反抗积极分子们，就等于反抗苏联，大家都害怕因此失去回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