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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带着压倒性的兵力进入。因为德国已经投降，苏军调度原本驻扎欧洲的兵力来到亚洲，集中了一百五十八万兵力，五千五百五十六辆坦克、自行火炮、三千四百四十六架飞机；相对于此，关东军只有约七十万兵员，坦克与飞机合计不超过两百。
苏联的行动完全出乎关东军的意料之外。根据关东军高层的评估，苏联应已在欧洲战线上消耗许多军力，即便要发动作战，最快也得等到九月之后，慢则得等到第二年。即便如此，七月十日起，关东军为了进一步扩充兵力，开始“彻底动员”二十五万名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但这也只是在名目上增加部队人数，其实这些人都没有适当的军备。
因为关东军中央没有预测到苏军进入，因此前线部队也未采取该有的战斗态势。到八月三日为止，前线部队已经传来苏军开始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但关东军中央仍未改变判断，其结果就是八月九日的行动对日军而言变成了一场奇袭。
这一天，谦二担任兵营的夜间守卫。清晨五点时，他结束了一个钟头的轮班，并对接下一班的人报备没有异常状况，然后便回到寝室，打算在起床号响起前稍微补觉。就在这个时候，喇叭突然响起。虽然这个响声其实是警告发生非常状态的喇叭声，但因为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谦二仍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起床号，大叫着：“起床！”
被叫醒的班兵们也跟着吼：“起床！”全员醒来后，准备一如往常到兵营前方列队接受点名，不过终于传来不准外出的命令。大家在营舍里等待时，才理解那是紧急号音。六点半左右，大家终于知道苏军已经进入。
过了许久，传来新的命令，要大家把粮秣与通讯设备等物资都运到宁安车站去。处在最底层的士兵们也不会判断情势，就照着上头交代的命令开始行动。
部队的物资与装备，不管大小都塞到货车上。全体总动员，利用板车或人力搬送。军队里面严格要求“整齐秩序”，原本进入营舍内要换穿拖鞋，绝对禁止穿军靴踏入，但从十日开始大家都直接穿着军靴踩踏，能够感受到非常时期的一股紧迫气氛。
谦二等人受命搭上开往牡丹江的列车，时间已经来到八月十日的下午，关东军发出退至“南满洲”的命令。“有屋顶的火车货车上载满了物资，物资的上方再坐着士兵。我身上既没有步枪也没有头盔。干部们大概是搭乘客车车厢。”
火车来到牡丹江前，前方传来市区正遭受苏军攻击的讯息，列车便停了下来。谦二趁着火车停下时跳下货车观察状况，可以看到缓缓降低高度轰炸牡丹江的苏联军机。列车在空袭过后才驶入车站内，市区在雨水中燃烧，火焰将夜晚照得有如白昼一般。
牡丹江约有六万名日本人居住，许多人都带着家眷挤到车站来想要避难。但日本军却完全没有让“地方人”——当时日本军方对民间人士的称法——搭上火车前往避难的想法。“至少我们搭的货车没有搭载任何避难民众。几乎所有的避难民众都被抛在车站，当时连考虑他们的想法都没有。”
当时的“满洲国”大概有一百五十万日本人。关东军从最初便认为不可能阻挡苏军，计划一边撤退一边在朝鲜半岛边界前进行防卫作战。若事先通知日本侨民避难，退却的民众会让苏联察知日军的后退战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该想法未被采纳。事实上等于在战斗展开之前，就已经放弃保护日本侨民了。
苏军进入后，关东军虽曾运送日本人逃离，但实际上都以军人与官僚的家属优先。“满洲国”当时的“首都”新京 （现在的长春市）约有十四万名日本人，自八月十一日凌晨至正午为止，发出十八班列车，运出了三万八千人，其中军人家属占了两万零三百一十人；大使馆相关家属七百五十人；满铁关系家族占了一万六千七百人。
简单地计算一下，其中一般市民还不满三百人。
像牡丹江这类位于国境附近的城镇，因为状况更加急迫，详细情形至今不明。牡丹江于八月十三日遭苏军占领，发生了残杀日本人的事件。住在牡丹江的作词家中西礼（音译），以自己当时的体验为基础，写了一本小说《赤月》，内容便提及军人及其眷属到车站搭乘特别安排的列车逃离，而一般民众却不准搭乘这些班车。
谦二等人搭乘的军用列车，遵照关东军的指令，经由哈尔滨于十五日抵达奉天（现在的沈阳市）。他们虽然没有听到昭和天皇宣告终战的“玉音放送”（《终战诏书》），但也听到日本投降的传言。不过其他军官们矢口否认，“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谦二一行人在位于奉天与安东之间的凤凰城等到八月十七日。谦二从长官处听到战败的消息，就是在这天。关于当时的感想，谦二如此说明：
听到通知时，不觉得日本战败了，感到一阵懊悔。不过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内心开始想着：“等等，这么一来我不就可以回日本见家人了吗？”渐渐感到开心。这种心情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沉默着，但大家内心都这么想。
除此之外谦二的另一个想法是，“哎呀呀，如此我就不用带着万年一等兵的身份活下去了”。
当时日本的在乡军人会影响力庞大，在地方社会中，大家仍相当看重从军时的军阶。特别是在农村，“那个人好像在‘一选拔’中就获选为上等兵，如果想要嫁新娘的话，果然还是要选这种人啊”，大概就是这种调调。像自己这种劣等兵，即便退伍回到日本，也只是“见不得人”的角色。现在日本战败了，往后大概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吧。
当秩序激烈变化时，人们既无法预见将来，而且经年累月的思考模式也难以改变。从战败后的日本社会来看，预测今后无需背负“原劣等兵”身份便可活下去的安心感，只是延续二战前日本社会的思考方式来预测未来，既无法成立，预测也失准。
但另一方面，谦二在这个时间点上预测日本内部的军队型社会将会消失，则是正确的想法。当我们观察历史可以发现，庶民的判断往往会在细节上出现错误，但对整个大环境的判断却屡屡正确。
后来，谦二隶属的第八中队长、那位年轻少尉，于第二天中午试着以军刀切腹自杀，但却没能成功。人类腹部有脂肪堆积，刀其实不易通过，遑论要整个切开腹部。江户时代的切腹，只是形式上以刀刺向腹部后，立刻由“介错人”
负责把切腹者的头砍下。不知道这种情况的年轻少尉，虽然试着切腹，结果只是负伤，而且花了两周才痊愈。
被告知日本战败后，谦二等人移动至鸭绿江河口北方的辽宁丹东，分散开来住宿。谦二他们住在当地日本居民的公司员工宿舍内，因为无事可做，只好与附近居民闲聊。从当地居民处，谦二才得知广岛与长崎遭原子弹轰炸，而日本联合舰队已经毁灭，只剩下“长门”等船舰。谦二听说原子弹具有惊人的破坏力，但并不十分理解情况究竟有多严重。
大家一直在员工宿舍等候，大约八月二十八日，日本军的长官下令，要大家把武器拿到宿舍一处缴交。谦二身上的武器只有一把刺刀，不过事实上这就是对日军的解除武装。
等待期间，中队本部发给士兵八月份的军饷。从军期间，士兵的军饷都以邮政储金的方式存入个人户头，随着邮局机能崩解，首度以现金方式发放。士兵们没事可干，便拿着领来的薪水向中国人买食物吃。“因为连储金簿都没看过，这时才知道自己的薪水是每个月十五日元。因为军队也是行政机关，从薪资明细档案到中队长印章，连撤退时都带着一同离开驻地。”
从居住处的员工宿舍，可以清楚看到连接中国东北与朝鲜、横跨鸭绿江上的火车铁桥，但几乎没有列车通过。士兵们吃完晚餐后，会闲聊“如果列车可以通过那铁桥，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中队事务股比较资深的准尉对拿钱买食物吃的士兵们说：“你们啊，这样会没有回家的车钱喔。”谦二当时只想：“反正国家会把我们接回去，为何话题会扯到得自费回家？”
在安东等了一阵子之后，大家照例搭上时刻表状况不定、走走停停的军用火车，九月十五日左右来到当时的奉天。在奉天街上，谦二首次见到苏联士兵。
九月二十日左右，包含谦二在内的日军俘虏，都被集合至位于奉天北陵某所带围墙的大学校舍里。这里似乎是医科大学或是师范大学，但不清楚是什么校舍。
来到该处的不仅有谦二所属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附近以部队为单位的俘虏，或者零散的个人等等都被集合至此。“跟往常一样是由部队长官直接下达命令，恐怕是苏联军队为了维持日本军队的形式，所以仍由部队长官下达移动与集结命令。”
好不容易把集结的俘虏们编成一千人左右的“大队”，准备移送到某处。谦二说：
编组工作应该是日本军自行完成的，在北陵校舍中，关东军的军官们处理事务工作。大家都以为这是为了移送归国而进行编队，完全没有任何情报，士兵之间也没听说过要移送西伯利亚的谣言。集结地虽然有苏联军队步哨，但日军军官既然没有下达命令，大家也无法想象将被送往西伯利亚。
关东军司令部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对苏联方面提出的陈情书中，有关受俘日军的处置一章，有这样一节记载：“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
原来，近卫文麿受天皇之命于七月底签订了《和平交涉要纲》，将居住于“满洲国”的日本军人、军属（为军队工作但非正式军人）当作赔偿的一部分，为苏联提供劳务服务。战败之前，日本政府还希望苏联能居中调节，帮助日本与联军诸国展开和平交涉。
苏联方面在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向盟军阵营承诺，对德战争结束后，将在二至三个月内对日宣战，但实际上德国投降三个月后苏联才发起进攻。日本投降后，斯大林发出一份日期为八月二十三日的极秘指令，要求依照过去已经计划好的方式移送日军俘虏。日本方面的对苏交涉，根本只是一厢情愿，不过当时的谦二根本无法得知这样的内部信息。
集结于北陵的俘虏们，许多都是在日本战败前遭“彻底动员”来的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居民。根据谦二的回忆，九月中的某天，出现了一群混杂穿着日本木屐的民间人士，来到了北陵。
“喂，还混着‘地方人’啊！”士兵之间立刻传言四起。与这些人交谈后，才知道他们是在当地受征召的日本居民，战败之后他们便除去兵籍返回家中，稍后突然又接到通知，说要发退伍证明书，请曾经拥有军籍的人到当地警署领取，这些人到警局后就被武装的苏联士兵押送到北陵来。大概是为了达到苏军要求的移送人数定额，日本军方为了确保人数，再次动员征召。这些民间人士到北陵后，日军便要求他们换上发给他们的日本军服。
有人甚至只因太太托自己跑个腿，顺道去趟警署领退伍证，就这么被带来北陵集结地，接着又被送到西伯利亚。这些人非常痛恨通知大家前往领证的町内会长或邻组长，叫骂着：“你们自己不去，竟抓我们替死！”还有人说：“等回日本一定告死你们！”有些人比较敏锐，察觉该通知有异而不予理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愈是认真诚实的人，往往就愈信任上级，所以才会中计被带走。
谦二与这群被集合带来的“满洲国”日本居民谈起军队在牡丹江把日本居民留在原处，自行继续撤退的事情。大家纷纷反映“军队就是这样”，然后担心起自己的家人。然而，这次移送，“应该有人因此便与家人永别了”。
包括谦二在内，大部分的俘虏都没打算逃离北陵集结地。
苏联士兵在每个重要处都设下监视，晚上还可以听到枪响。居住在东北接受征召的日本人，有些能说中文，在当地又有家人，部分人似乎就此逃走了。可是我不懂中文，离开军队就等于没饭吃，在这样的考量下，还是跟着编成大队的众人一同行动。即便如此，还是没想到自己会被送往西伯利亚。
集结后经过一周左右，谦二搭上移送列车，离开了奉天。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士兵们先编成部队后出发，但谦二因痢疾复发，体力衰弱，所以军队把他与其他二十名同样身体状况不佳的人留着，先行离去。“军队是官僚组织，理所当然把碍手碍脚的人弃置一旁，因此大家也深知他们不会保护民间人士。”
不过对谦二而言，这却是一种幸运：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活下来的理由之一。如果跟着原本编成的部队前往西伯利亚，因为不可能再补入新兵，所以在集中营内将会成为万年新兵，永远遭人任意使唤，配给食品时也将排在最后领取。当我阅读二战之后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读到很多这种例子，最下层的新兵死亡率非常高。如果随着原编成部队移送，自己既笨手笨脚，体力又差，搞不好活不过第一个冬天。
谦二等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残留士兵们，进入了新编成的“奉天第五十二大队”。这个大队由大队本部以及六个中队组成，谦二隶属第四中队。这支队伍由杂多的小部队、类似谦二这样的脱队士兵，加上七月、八月遭“彻底动员”的“地方人”等，集合而成。
“地方人”的年纪大概都在三十到四十几岁，他们把像我这种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脱队士兵当作小孩来对待。因为他们直到不久之前都过着民间生活，军队内的习惯或特权对他们不通用，因此即便移送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军队长官也不能光明正大行使特权，也不能在食品分配上乱动手脚。这大概是我能活下来的理由之一。
九月二十五日左右，谦二所属的第五十二大队从奉天北部的皇姑屯车站搭上火车货车。谦二搭乘的这辆列车，前方由蒸汽机关车头拉动，几乎都是有盖的货车厢，只有两节车厢是有椅子的客车，由大队司令部人员搭乘。其他人员则挤在以板子隔成上下两层的货车厢内，每节车厢约有一百人。货车屋顶上另外有木板走道，担任监视工作的苏联士兵便乘坐其上。这一年的九月二十三日是满月，谦二还记得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在大学里眺望月亮的美丽景色。
谦二搭乘的列车由奉天出发，当时他们还相信这是一辆要将他们送回日本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