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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二开始就职于富士通信机的一九四三年一月，日军已经由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撤退了。这次撤退的公开说法是“转进”。就算是年仅十七岁的谦二，也觉得这是个“诡异的词汇”。广播上的评论家们也这么说：“转进实在是很好的一个词。要是没通过升学考试，就转进其他学校吧。”
这一年的五月，阿图岛（Attu Island）守军全数被歼灭，官方公开说法为“玉碎”。从夏天开始，谦二自家附近，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家庭收到装有战死于南方的丈夫遗骨的小木箱，实际上许多只是装着战死之地的沙子而已。他还留有当时某位遗孀带着三个小孩回乡下的记忆。
大约同时期开始，附近的召集令也多了起来。不过，再也没见到穿着烹饪服的爱国妇人会挥舞“日之丸”国旗送行的场面。
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到了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学文科生不能再缓征，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在车站喧嚣嘈杂。因为如果遭到征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学生们会到车站欢送将搭车回本籍地的同学。从公司下班搭车通过新宿车站时，可以看到车站对面聚集了二三十个人围成一圈，或唱军歌，或唱些掺杂猥琐内容的民谣、艳曲，虚张声势地逞强喧闹。看起来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氛。
富士通信机公司里接到召集令的人也愈来愈多，最初公司还会举办壮行会，到一九四四年的后半几乎都不再举办了。地区的町内会活动等呈现低迷状态，防火演习也只是走走过场虚应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会跑出来参与接力传递水桶的训练，但在上班的谦二则从未参加过这种演练。
上方为一九四三年富士通信机为入伍员工办理送行会，下方为
随着物资调度愈来愈窘迫，配给米减少，麦子、小米、芋头等替代食品的比例随之增加，带有盐分咸味的东西就被当副食配菜，配着扒饭进食。精米被禁，政府宣传糙米更有营养，但直接吃的话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户都准备了一升的酒瓶，放入糙米后，再插入棒子捣成精米。
特别是糖类，几乎处于完全缺乏的状态。谦二于一九四四年夏天，某日从富士通信机回家的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卖刨冰，便与友人一同买来吃，虽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颜色，但吃来一点甜味都没有。即便如此，仍然从四十五日元的月薪中，掏出五十钱买下一碗。以现在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的平均薪水来换算，等于一碗刨冰大概要日币两千日元。那一年的秋天，谦二在新丸子的咖啡店还吃过干柿子，价格也同样是五十钱。
物资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类或烟酒等非生活必需品，如果不靠关系就无法获得。军队还有配给糖类，所以如果有认识的人，还可以从这方面获得。一九四三年夏天，通过附近熟人的关系，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渍（日本奈良风味的泡菜）”，谦二都还记得那时的感动。在新丸子吃到的干柿子，大概也是商店通过某些关系，偶然之下取得后拿出来销售的。
因为无法取得作为燃料的煤球，所以没办法在中野自己家的浴室烧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是，因为燃料不足所以不再替换热水，晚上去洗澡时，热水都散发出一股恶臭。夏天用的衬衫也没有新品替换，破掉就以补丁缝上将就着穿。富士通信机的大学毕业职员，大概从一九四四年夏天开始也不再穿西装，换上了国民服、打上绑腿。
虽然生活上有不安与不满，但连表达的手段或余裕都缺乏。一方面谦二还没有参政权，另一方面谦二也不记得伊七是不是参与过选举投票。一九四二年，“大政翼赞会”推荐候选人，是由政府拿出临时军事费充作选举资金，举行了所谓的“翼赞选举”，但谦二却不记得周遭有任何关于选举的话题。
另一方面，父亲雄次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左右辞去了“北海道产业组合”的工作，回到故乡新潟。雄次在组合中获得相当的成就，借着“产业组合”的公事仍有机会来东京，一年可与谦二见上几次面。但是依据谦二的记忆，雄次辞职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雄次信赖的一个部下在一九四一年挪用了组合的经费，而且被察觉，雄次只好以私人财产填补这个财务空缺，并且负起责任辞去组合的工作。
已经六十岁的雄次，存了一笔在当时算相当充裕的存款，带着这笔钱回到老家新潟。但从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飞快的通货膨胀早就让雄次这笔财产云消雾散。谦二如此说明：
当时，非官僚或高级军官的庶民，并没有所谓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间必须尽量存钱，以备退休后的花销，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与父亲也是如此。但却因为通膨，这种人生规划全部破灭。父亲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后会如此，当时应该会决定继续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面临这种连国家都可能随时破灭、如此大时代的变化，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妥善应对。大部分人，都只能凭着过往经验来思考应该如何规划人生而已。
无法应对大时代的变化，任谁都是一样的。谦二与富士通信机的同僚们，偶尔会谈起战争情势，大家都只停留在茫然描述自己带着点希望的观察。
一九四四年七月，塞班岛守军也“玉碎”了。从宣告“玉碎”的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感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到这个时候，大家终于察觉到敌人正在急速地接近东京。
如果照这个情况下去，美军以塞班岛为基地便可以空袭东京，日本战败这件事，从理论上已经可以隐约地推测出来。可是“不管是自己还是周遭的人，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种资讯，或许让大家都不愿去想结果了吧”。
报纸上一成不变地仍在报导各种充满希望的战况。塞班岛陷落后，东条英机内阁虽然垮台，但“既没有内部资讯，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所以也没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说如此，当时的报纸也不是全面性地只有迎合上面的报导。《每日新闻》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刊登了一整版以《要胜利或者灭亡，战局终于走到这一步》与《拿竹矛抵抗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为标题来解说战局的报导，促请转变作战方针。这则报导触怒了东条英机首相，事件甚至发展到对执笔的三十七岁记者处以惩罚性征兵的地步。
可是自己家中应该有拿到《每日新闻》的谦二却不记得有读过这篇报导：“或许曾经读过，但当时为了筹吃的东西，已经耗费所有精力，完全没有余裕管其他事情。生活尚有余裕的上层，或许读了会有点什么想法吧。”
塞班岛失守后，为了对预期中的东京空袭有所准备，大家开始沿着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挖掘防空壕。虽说挖防空壕，也不过是在人行道上挖个能让人屈身进入的洞穴，平时就在上面盖上木板撒上土，只是这种程度的防御工事而已。
后来收到各家也要挖防空壕的通知，我们的住处是租来的，几乎没有庭院，因此也没有可挖掘的场所。没办法，只好把一楼起居间的地板掀起，在下面挖洞，如果真的遇到空袭，就把榻榻米与地板掀开，跳入洞中。可是，如果当时真的遭遇空袭，屋子被烧掉，跳进这种防空洞内，大概也会被烧死或闷死吧。空袭时会发生什么状况，大家都不清楚，上面的人下达的命令，大家都形式上应付一下，大概也就是这种程度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月，美军舰队接近台湾海面，日本的海军航空队发动总攻击。日军方面大概损失了六百架飞机，整体航空战斗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美军方面只有两艘巡洋舰严重毁损。但是大本营海军部却宣称击沉了十一艘美军航空母舰，对于这个相隔许久的大胜仗，国内甚至还举办了提灯笼游行大会。
不过随后，已经被军方宣布击沉的美军舰队却出现在菲律宾海面上，美军登陆了雷伊泰岛。日本政府与军方认为这是击灭美军的大好机会，呼吁进行“决战”。但出动的日军联合舰队在战斗中却一面倒地被美军击溃，增援的地面部队也因为补给断绝，几乎全数阵亡。
根据谦二的回忆，这时富士通信机的职场中也以战况作为话题。作为员工特殊配给的芋头辗转送抵事务楼，同僚们一同前往食用的时候，东大毕业当时约三十五岁的科长还说：“我军是不是被美军设计陷害了？”
因为没想到大本营发表的战果是虚假的，所以才会猜测，是不是被美军的佯攻作战给骗了？大概是这样推测的吧。当时就连一般民众，也多少察觉了不自然之处。
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虽然政府提说有重大战果，但局势反而更加恶化，总觉得非常诡异。但是没有深入追究的习惯，也没有可供探讨的资讯。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处于这种状况。
从雷伊泰岛的战斗开始，航空部队便出现了“特攻”。谦二说：
在平民的立场上，既无法站在否定的立场，也无法站在肯定的一方。从搭上特攻飞机的人的心情来想，当然无法否定他们的报国心，但战况是否已经走到不这么做就毫无办法的地步，在这层意义上，也无法肯定这种战术。我自己因为受到塩清老师影响，报纸都习惯从下方栏位开始阅读，所以理解战况正在恶化。虽说如此，因为信息极度缺乏，所以也没办法具备准确的判断能力。
到了战争末期，战局开展十分迅速。从官方宣布上述“台湾冲航空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报导后，大约经过了十天，十一月一日，东京上空就首次出现了B29轰炸机。那是从塞班岛基地飞来的侦察机型，为了正式空袭做准备调查，因此只来了一架飞机。
B29轰炸机装备有加压舱与涡轮螺旋桨，在一万米高空高速飞行。与此相对，日军主力高射炮有效射程高度不过仅有七千米，战斗机虽然可以爬升到这种高度，但需耗时约一个钟头。B29轰炸机就在没有受到任何阻击的状况下，完成侦察任务返航。
那时候我正在富士通信机上班。当天天气晴朗，高空中一条白线似的飞机云前端，可以隐约看到B29轰炸机。虽然发出空袭警报，但同僚们都跑到户外，抬头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飞机，为何日本军队却没有任何迎击动作，大家在不可思议的心情下，茫然仰望。也有人说：“为何不击落它？”但大多数人都失去思考未来情况的能力。虽然不至于相信“神州不灭”这种说法，但也没想过日本就要战败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谦二也接受了征兵体检。结果是第二乙种体格，若是在平时，这是不会被征召的体格。但是，十月三十日刚满十九岁的谦二，在十一月二十日收到了陆军寄来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机的事务员们，已经陆续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时也该收到的谦二说：“当时只是‘啊，终于收到啦’的感觉。”伊七与小千代，什么话都没说。
学历只有中学毕业的谦二，既没有像理工科学生般有免除征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学生般会以海军预备学生资格被录用、当作军官来对待。除了被当作最底层的二等兵受征召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入伍通知命令谦二在五天之后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早上九点到世田谷区的驹泽练兵场（现在的驹泽公园）报到。谦二急急忙忙地打了通电报给在新潟的父亲雄次，之后就忙于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连到附近与近邻打个照面的时间都没有。
为了领取入伍者的特别配给品，谦二拿着配给票前往配给所一次领回整套配给。配给品有“日之丸”国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约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经到了这个时期，因为物资不足，连“日之丸”国旗都无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早实的同年级朋友家中，几个人分着喝了。至于“日之丸”国旗，原本是在入伍时让亲友集体写下鼓励的话语，但谦二的周遭已经没有这种习惯。富士通信机也没有举行什么壮行会。“只有五天时间，不过就像平日一般度过而已。”谦二自己回想着说。
入营前一天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八十八架B29轰炸机终于首次正式轰炸东京。他们轰炸完目标“中岛飞机武藏制作所”后，曳着飞机云通过了片山家的上空。谦二还记得整群的飞机云，让他奇妙地觉得“好美”。
十一月二十五日早晨终于来临。多云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家前，伊七与小千代以及雄次等，不到十名亲友来送谦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惧空袭，且对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经习以为常，根本没人关心。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谦二，说出“我会堂堂为国尽忠”这句应景般的招呼语后，转头跟外祖父母说：“我出发了。”
这个时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声大哭。一起生活的三个外孙接二连三地病死，最后留下来的谦二就要被军队征召离去，而且恐怕没有什么生还的机会。不管是外孙们的死亡，还是商店倒闭，甚至连自己中风也都没一句抱怨，只是不断坚忍着的伊七，到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为入伍者送行时，家属哭泣这种事，是当时不可能看见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说了声：“去吧，谦！”然后推着伊七回到家中。
谦二入伍后，他在中野生活时所住的房子，为了防止空袭时造成火灾蔓延，被列入街区整理标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毁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伊七与小千代在强制疏散政策下，被迫回到出生地冈山县的某亲戚家里。赚来的存款因为通货膨胀而消失，只能住在农家庭院内的“土藏”
仓库中勉强地过着生活。谦二与他们再次相逢，得等到他结束西伯利亚强制劳动拘留，终于返回日本的时候。那已经是四年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