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民族起源，与寻找宗教起源是重合的。民族自豪感需要英国教会有自己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要去巴勒斯坦寻找，他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Joseph of Arimathea）。约瑟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耶稣的秘密信徒。他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但当公会投票决定把耶稣交给彼拉多（Pilate）的军队的时候，他默默地坐着没动。后来，约瑟公开地要回了耶稣的尸体掩埋了。他是最先加入耶稣新教派的富人，必定在当时被视为“阶级叛徒”，因为耶稣的加利利福音不是针对富人和贵族的。

他的传说集中在英格兰最古老的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Abbey of Glastonbury），人们认为这座修道院是他创立的。在丁尼生（Tennyson）的《国王的叙事诗》（ Idylls of the King ）中，一名修道士说：

我从古老的经书上看到，

约瑟在古时候来到了格拉斯顿伯里，

那里有一位不信教的君主，名叫阿佛古斯（Arviragus），

把一片沼泽中的小岛给了约瑟

让他建立起一座古老的小教堂。

丁尼生的约瑟显然取材于马洛礼 的著作《亚瑟王之死》（ Morte d’Arthur ）。在马洛礼的描述中，约瑟“幸运地来到这片在当时被称为伟大的不列颠的土地”，他“说服”了那个统治这片土地的“伟大异教徒”，“此后人们都皈依了基督教”。

然而，马洛礼的著作并非是这一说法的起源，而是几个世纪来半历史半传说传统的积累，每个记录者都在前人叙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经过中世纪编年史家和浪漫诗人的加工，约瑟已不仅是使不列颠凯尔特人皈依基督教和带来圣杯的人，还是不列颠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亚瑟王的祖先，而且是亚瑟王和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大卫王之间的神秘联系。

为什么英国人把自己的历史与约瑟这个人物相联系而不是其他人？也许答案是他确实从巴勒斯坦来到了不列颠。使徒们纷纷从朱迪亚出发，到远方去传播福音，而通往不列颠的罗马大道也是通畅的。至少没人能证明约瑟没有来过不列颠，因为证明一个事物的不存在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历史记录如此少的情况下。约瑟至少有一个重要资历：他参与了基督教的诞生过程。在十二使徒中，罗马选择了彼得，西班牙选中了雅各，法国挑选了腓力，而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绝对不会满足于挑这十二个使徒之外的任何人。

我们不知道谁最先把基督教带到不列颠，并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不列颠人皈依基督教也许是个缓慢的渗透过程，通过已经皈依的罗马人慢慢传播，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渗透方式类似。耶稣死后仅二百年，当时的作家便在谈论不列颠的基督教团体了。到了公元314年，不列颠凯尔特人的教会已经相当成熟，并派遣三位主教作代表参加了阿莱斯会议（Council of Arles） 。但神秘而模糊的起源不能满足后世的英国教会。他们需要一个英勇而古老的祖先，于是约瑟逐渐被认定为来到不列颠的最早使徒。

历史证据无法证明这一点。在仔细研究了教会残存的证据之后，斯塔布斯主教（Bishop Stubbs）的结论是，一切关于公元1世纪使徒在不列颠布道的说法，都是基于“猜测、误会或者神话”。 ^[1] 亚利马太的约瑟是大家认可的神话。

这个神话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到中世纪末期，约瑟被正式认定为英国教会的创始人。这件事有确切的时间点——1431年，在巴塞尔会议（Council of Basle）上，各国教会历史的长短决定了相应国家教会的座次和其他事关正式礼节的敏感问题。英国提出约瑟作为依据。英国代表还与西班牙代表发生激烈的争吵，双方用拉丁语争吵了数日。英国人坚称约瑟到达不列颠的时间先于雅各到达西班牙，并且大家都知道雅各其实未到西班牙就被杀死了；格拉斯顿伯里提供了约瑟在英格兰的真实证据，虽然他仅使很少人皈依基督教，但重要的不是人数，而是年代有多古老。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英国代表团的两位领队——伦敦和罗彻斯特主教写下了如下纪念文字：

……在英格兰，情况是清楚的，因为可以找到非常古老的书和档案做依据，特别是巴斯主教区著名的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档案。这些档案证明，亚利马太的约瑟在12名随从的陪伴下，逃脱了希律王或朱迪亚罗马高官的迫害，来到了英格兰。在那个地方（英格兰），他宣讲他所见到和听到的基督圣迹；就这样，他使无数英国人皈依。这些因他皈依的人送给他无数物品，他后来都留给了他建立的基督教堂，而他建立教堂的时候彼得正在安条克（Antioch）布道。后来，约瑟建立的教堂成为一所大修道院，感谢基督，这座修道院被保留至今。 ^[2]

在这段纪念文字中，我们遇到了神话变成历史的关键节点。

约瑟传说的发展动力来自英国人一直以来对罗马的忌妒——英国人渴望能够宣称自己的教会早于罗马教会。英格兰想绕过罗马，把自己的信仰之源直接追溯至巴勒斯坦的圣地，而约瑟恰好能满足这个愿望。在诺曼人征服不列颠之后不久首次有不列颠自己的使徒的说法出现，这位使徒目睹并参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并复活的全过程，从巴勒斯坦来到不列颠进行布道。撒克逊人的一切文化被诺曼人唾弃，而凯尔特文化得到复兴。有关亚瑟王的故事突然流行起来，这些故事把不列颠的凯尔特战士和圆桌骑士改造成骑士时代的英雄，同时还融入了寻找圣杯的传说，而曾经的犹太公会成员——亚利马太的约瑟成为故事的主角。

在12世纪至15世纪之间，编年史家和诗人们不仅相互借鉴，还竞相添油加醋，使传说故事变得越来越高尚、具体，越来越像真正的证据，形成一种包含了福音书、“伪经”、凯尔特民间传说、法国浪漫故事的奇怪混合物，最后变成了不列颠民族传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了1464年，约翰·哈丁格（John Hardyng）写的有关不列颠历史的诗篇中，将“亚利马太的约瑟与韦斯巴芗来到不列颠，给这里一部分人民施洗”作为事实叙述。 ^[3]

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原先比较纯粹的宗教皈依故事，越来越与圣杯的故事紧密相连，而十字军东征为此添加了大量素材。在英格兰，圣杯的传说结合了凯尔特人有关亚瑟王及其骑士的故事，并且在一长串记录者的加工下成为伪历史。其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是沃尔特·迈普（Walter Map），他于1170年写成《寻找圣杯》（ Quete du Saint Graal ）、《亚利马太的约瑟》（ Joseph d’Arimathie ）、《梅林》（ Merlin ）等书。学者们认为，他写作约瑟和圣杯的故事是受亨利二世的委托，基于政治考虑。亨利想领导一个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的英国教会，为寻找理由，他利用了有关约瑟和圣杯的传说，并授意迈普写作并进行传播。与此同时，亨利在一次盛大的仪式后，挖开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墓地，并声称发现了亚瑟王以及其妻子圭尼维尔（Guinevere）的墓穴，此举进一步提升了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的荣耀。从此，格拉斯顿伯里被正式认定为埋葬古代不列颠英雄国王的地方。亨利的真实目的是想把格拉斯顿伯里的地位提升到坎特伯雷之上，因为贝克特（Becket）大主教在这里被杀害，而越来越多的朝圣者去那里参拜大主教的坟墓。

这时，约瑟的声望迅速上升。不仅他和他的后代被视为圣杯的保护者，他还被认为是亚瑟王的祖先。此后，中世纪的编年历史学家又对故事进行了加工，将之作为真正的历史一样描绘：在上帝的神旨下，约瑟被派往不列颠，这片土地是“赐予他个人和他的使命的”。约瑟在不列颠的后代通过一系列追溯，追及一位夫人，即尤瑟·彭德拉根（Uther Pendragon）的夫人，她生下了亚瑟王，“因此亚瑟王是约瑟的子孙”。这位作者被人称为格拉斯顿伯里的约翰，他生活在公元1400年左右。 ^[4]

在约瑟身上，逐渐汇集了几种珍贵的民族符号，不仅有圣杯，还有那把给予亚瑟君主地位的神圣利剑。那把利剑最初是以色列国王大卫的，被誉为“世间最好的利剑”。这把利剑被带出圣殿，交给了所罗门。所罗门把它送上一艘非凡的船，出海去寻找利剑的真正主人——一位完美的骑士，“我的最后传人”。 众所周知，这个人就是加拉哈（Galahad），在传说的魔力下，他变成了所罗门和约瑟的后代。不仅如此，他还继承了约瑟从叙利亚带回的那只白盾，盾上有鲜血染成的十字架。在马洛礼写的《亚瑟王之死》中，约瑟临终前把白盾交给了500年之后才出生的加拉哈，并且也称加拉哈是“我的最后传人”。

大卫王的利剑和所罗门的船，都是后期加入的传说，出现在15世纪的版本中。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亚瑟和他的骑士的故事越传越真实，在史书中成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并参与了与入侵不列颠的撒克逊人进行的早期战役。也许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愿意把他们与《圣经》中鼎盛时期的以色列国王联系在一起。或者这又是一条将凯尔特人传说追溯至巴勒斯坦的线索呢？

传说中还有几个希伯来元素。约瑟这个名字有混淆，因为《旧约》中还有另一个叫约瑟的人，即雅各的儿子。15世纪出现了一篇足有800页的长诗，由亨利·龙尼利克（Henry Lonelich）写成。诗中记述，约瑟在抵达不列颠后发现，统治不列颠的是一个“异教徒”，名叫加诺（Gaanor）大公，居民是“撒拉逊人和其他异教徒”。这显然是中世纪版本的“法老和埃及人”。跟法老一样，大公产生了一个异象，但他的“撒拉逊”（Saracen）随从无法解读，于是约瑟被叫来解读，并被大公认为是正确的。跟但以理（Daniel）解读了古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的梦一样，大公随即表示他准备放弃自己的神，转而信奉约瑟的上帝，于是皈依了基督教。

另一个希伯来符号是渔夫王（Fisher King），他是约瑟和圣杯故事中的关键人物。约瑟死后，他一直担任圣杯的保护者，直至加拉哈出现。在某些版本的故事中，渔夫王最初是依瓦莱卡王（King Evalak），他是叙利亚的武士，陪伴约瑟在东方漫游，是最先皈依在约瑟门下的人。他之所以获得渔夫王的美名，是因为上帝让他去捕鱼，供他和约瑟在野外活命之用。 就像犹太人传说中的海中巨兽要为等待弥赛亚到来的信众提供食物，或者像《诗篇》中的海中巨兽是上帝“提供给在野外生活者的食物”， 这些鱼只有仁义的人能吃。圣杯作为制造生命的宝物，能使荒芜的土地重获生机，在很多教派中都有这类法宝。这个宝物可以是盘子，也可以是杯子，或像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的史诗《帕西法尔》（ Parzival ）中描述的那样，是一块神圣的石头，自创世之初即已存在。这块石头被学者们与以赛亚（Isaiah）的“根基稳固的宝贵房角石”、世界中心之石、雅各的枕石、所罗门圣殿的基石等联系起来。凯尔特人的传说中也有这样的主题，英王加冕所用的斯昆石（Stone of Scone）被认为原本是雅各的枕头，被雅各部落中的移民带到了爱尔兰，之后辗转到苏格兰，最后被英格兰征服者偷走。这块石头在1951年又戏剧性地再次出现，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用汽车把它运回了苏格兰。

把凯尔特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联系建立在约瑟和圣杯传说的泥沼中是愚蠢的。一旦有探寻者冒险走近这片不实之地，就会立即陷入传奇和传说、不同宗教、吟游诗人和歌手、基督教和异教神话、东方和凯尔特神话的流沙中。学者们在这片充满神话和文献的沼泽中绝望地挣扎着。这样的主题是清晰准确的天敌，艾略特（T. S. Eliot）在《荒原》（ The Waste Land ）中的故作朦胧，以及圣杯传说的愈发离谱即是印证。

然而，在中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的英国传统中，约瑟一直被视为来不列颠布道的使徒。16世纪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认为约瑟确实是不列颠的使徒。威廉·达格代尔爵士（Sir William Dugdale）在一个世纪之后的1655年所著的《英国教会的修道院》（ Monasticon Anglicanum ）中，通过对古代修道院档案的研究进一步探索英格兰的历史，也认可了这一点。此时正值劳德大主教（Archbishop Laud）的独裁统治期，有关主教制度的争议震撼英格兰，这促使一位神学家为了澄清英国教会的本源，投身于对晦暗过去的研究之中。研究成果之一是理查德·布劳顿（Richard Broughton）的《大不列颠教会史》（ Ecclesiastical Historie of Great Britaine ），其中一章的标题是：“权威证据确凿证明，亚利马太的圣约瑟和他的虔诚追随者来到不列颠布道、生活，并在死后埋在现在的萨默塞特郡格拉斯顿伯里。” ^[5]

如果布劳顿的论断不够严谨，那么与他同时代的教士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则是个具有怀疑精神的人。托马斯·富勒在保王派与清教徒的争端中保持了独立立场，并写作了17世纪可读性最强的几部著作之一。但是他在1635年出版的《不列颠教会史》（ Church History of Britain ）中也无法完全否定约瑟故事的真实性，尽管他承认“传说被修士大大夸张了”。在承认公元1世纪的情况缺少可证实的资料后，富勒留下一句名言，应该作为不那么坦诚的历史学家的箴言：“由于我的材料有限，我不会夸大结论。沉默胜过谎言。”

到这个时候，无论是增添什么正面或反面的证据，显然都无法把约瑟搬出英国历史了。也许他真的属于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应用现代科学手段发现的证据证实古代传说的情况。实际上，考古学家已经在格拉斯顿伯里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的湖中村落。根据考古学家雅克塔·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的描绘，这个村落的情况与约瑟传说中那个沼泽地中用柳条编筑建造的教堂如出一辙。“当时出于安全考虑，教堂的创始人选择了一块沼泽地……他们砍倒土地上蔓生的灌木和柳树，经过艰苦劳动之后在沼泽地中建起了一座人工岛……在上面盖起60间原始房屋，编条为墙，踩实泥土成地板，用芦苇铺成屋顶……在围墙内，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而充满生机的人类村落。” ^[6]

也许就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安全状态，使格拉斯顿伯里的古老传统保存了下来。后来，在一个无法确定的日子里，一场大火烧毁了原始社区，但被烤焦的泥土保存下房屋的形状。当它两千年后被发掘出来时，仍然留有编制的芦苇和柳条的痕迹。此外还发掘出了具有叙利亚工艺风格的石块，显示了其与约瑟的家乡存在某种联系。

正如研究古不列颠历史的权威弗里曼（Freeman）教授所言：“我们不必相信格拉斯顿伯里的传说是事实，但这些传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伟大的事实。” ^[7]

［注释］

[1] A. W. Haddan and W. Stubbs, Councils and Ecclesiast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 Oxford, 1869.

[2] Capes, Thomas Fuller, and Catholic Encyclopedia , article, “Basle Council.”主教所写纪念文字的拉丁文原文出自A. Zelfelder, England und das Bazler Konzil , Ebering ^’ s Historische Studien , Berlin, 1913.

[3] John Hardyng ^’ s Chronicle , 1464, ed. Sir H. Ellis, London, 1812.

[4] Pynson ^’ s 1516 Latin version of John of Glastonbury. The passage reads: “Per quod patel, quod rex Arthurus de stirpe Josephus descendit.” See also Alfred Nutt.

[5] Quoted by Skeat. 就约瑟是不列颠的首位使徒一事，其他参与讨论的17世纪教会史学家包括：Bishop Stillingfleet, Origines Britannicae , 1685，和 Archbishop Ussher, Britannicarum Ecclesiarum Antiquitates , 1639。

[6] Jacquetta Hawks, Prehistoric Britai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7] “Glastonbury British and English,” in Proceedings of the Somerset Archaeological Society, XXVI (1880), reprinted in English Towns and Districts by E. A. Freeman, London, 1883. HTNrUwVKu/DGzsFC45jsJSAYG+i4gOzOjrhdF5n19lcF1e6X8f3SsGC6UqGRW0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