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国在以色列复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起源是本书的主题。英国支持以色列复国有两个动机，一个是宗教的，另一个是政治的。宗教的动机是向创造《圣经》的民族偿还良心债；政治的动机是帝国战略要求英国必须占有这块土地。1917年，英国人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发现面对的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棘手的领土。英国可以直接夺取巴勒斯坦，不必顾忌谁是其古代宗主，但英国人没有这样做。就在艾伦比（Allenby）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英国人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这个宣言表达了一种怪异的态度——犹太人可以自由地回到那片土地定居。作为征服者对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自愿承诺，这份宣言创造了一种新型保护国关系。后来，虽然这份宣言被发起人所摒弃，但它却导致一个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一个丧失主权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国家又重现了。

巴勒斯坦这片圣土，是西方犹太—基督教文明的发源地，其历史之复杂使得其绝不能像英国管理其他征服地一样以一种“心不在焉”的态度进行征服。历史上，这片土地是众多民族的战场——希伯来人和亚述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罗马人和叙利亚人，撒拉逊人和法兰克人，土耳其人和欧洲人。人类为巴勒斯坦流的血，比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流的都要多。正如寇松勋爵 所说，对信奉基督教新教的英格兰来说，它是“地球上最神圣的土地”，是基督教经文的诞生地，是十字军东征之地，是“我们埋入教堂墓地后脸要朝向的那片土地”。 ^[1] 不仅如此，这片土地是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是三个大陆交汇的桥头堡，是帝国战略的焦点，保卫苏伊士运河的战略要地，通往印度和摩苏尔油田的必经之地。

显然，巴勒斯坦注定是大英帝国的囊中之物。然而，为什么英国要在即将得手的时候加上《贝尔福宣言》呢？用帝国思维难以解释这一点。远在不列颠成为帝国之前，甚至于在成为海上强国之前，不列颠人对巴勒斯坦就形成了一种依恋，形成这种依恋的原因，是精神的、感情的、伦理的、宗教的，或统称为文化的。在这些文化因素中，英译《圣经》及其对未来的预言是最重要的因素。《圣经》是一本史书，记述了希伯来人的历史和被希伯来人排斥的先知的历史，但按照托马斯·赫胥黎 的形容，《圣经》被英国人采纳并当作“英国人的史诗”。 ^[2] 此后，可以说英格兰的一只脚就踏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了。另一只脚，因帝国的需要，也必须踏上来。1830年，爆发了“东方危机”，英国的这种需要变得很明显。到了1917年，这种需要又被一位作家总结为“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形势的迫切逻辑” ^[3] 。

本书试着回溯上述两个动机的本源和发展历程。这两个动机，一个是文化的，另一个是帝国的；一个是精神的，另一个是物质的。简言之，就是回溯《圣经》和“利剑”是如何使英国最终实现对巴勒斯坦托管的。帝国方面的动机是很容易便能加以追踪的，因为它是基于地理、时间、战役、协约及权力政治方面的客观事实。另一个动机的基础比较松散：神话、传说、传统和理念。尽管如此，这些方面的线索在历史的脉络中、在驱动政府和国家行为方面同样重要。正如特纳（Turner）教授所言，“历史源自神话”，此后变成了“社会的记忆”，当人们想为自己当前的行动和信念找理由时可以加以利用。 ^[4]

如果不是为了遵循时间次序，这本书本来可以采取倒叙的方式，就像一本侦探小说那样，从结局说起，然后追踪至犯罪的原始动机。这种倒叙的写法不会使读者误认为本书前面几章谈到的情况必然导致本书的结局，实际上这些情况确实不代表某种必然性。当时许多国家与英国一样同巴勒斯坦保持着类似的关系。法国在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比英格兰更大的作用。德国进行的宗教改革和《旧约》教化同样深刻。荷兰与黎凡特 的贸易量更大，并先于英国为犹太人提供庇护。把英国历史上与巴勒斯坦相关的各种事件、矛盾和影响收集在一起加以描述，目的不是为了说明它们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想说明它们都在“社会的记忆”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最终才导致英国对以色列人复国的支持。在1830年前，这个最终结果并不是必然的。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 Shaftesbury）的冒进，标志着迈向这一结果的逻辑进程的开始。到了1874年至1878年间，迪斯累里（Disraeli）获取了苏伊士运河和塞浦路斯，这可能使武力征服巴勒斯坦变成必然。此后，再无回头的可能。

1918年，艾伦比将军进入耶路撒冷，实现了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的未竟事业。但这次胜利不意味着以色列的复国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理查的尝试——如果基督教没有提供对这片圣土的依恋之情的话——艾伦比根本不可能成功。有一件事，既奇怪，又讽刺——犹太人收复家园，部分是依靠他们送给非犹太人的宗教所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我们这个时代，贝文 尽全力想取消《贝尔福宣言》，这是历史上无法涂抹掉的悲剧。考虑到犹太人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们也许能把贺瑞斯·普伦基特爵士 庄严地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说的一句话用在以色列身上：“这是一件英国人想牢记，但爱尔兰人想忘却的事。” ^[5]

历史上，巴勒斯坦的占领者总是遇到灾难，犹太人的遭遇就是首例。巴勒斯坦的地缘政治打败了所有的占领者。如今，这片土地最初的占领者又回来了，也许上述诅咒就要失灵了，或许这块历史上最有名气的土地终于该有和平了。

［注释］

[1] Speech opening a Palestine Exhibition at Basingstoke, 1908, reprinted in Subjects of the Day , Earl Curzon of Kedleston, London, 1915.

[2] Quoted in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 IV, chap. II, 49.

[3] Herbert Sidebotham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 November 22, 1915.

[4] Preface to Great Cultural Traditions , Ralph Turner, New York, 1941.

[5] Quoted by D. C. Somervell in his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 London, 1954, p. 204. S62V9RBwrLSN/hnCB0bc/vxNt5nysNagaa14FP/qgqd99MNOefD1R0XUDFG4K2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