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一个声音仿佛一声惊雷刺破天空：“我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要‘离开’吗？到哪里去呢？”

“或许我们可以再逗留一阵子？可再逗留多长时间呢？”

西奥多·赫茨尔，一名维也纳记者，马上就给自己的设问做了回答。他说犹太人是个民族，必须建立并运作一个国家，必须有国家的硬指标：土地和主权。他省略了50年的废话，只说了一个词：建国。他写了一本名叫《犹太国》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在此前的几十年里引发了论战，形成了一道巨大的藩篱，屏蔽住了东欧犹太人深受反犹主义迫害的真实情况。赫茨尔在他那本小册子的首页就冲破了这道藩篱：“一切都依靠我们的推动力。我们的推动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犹太人的不幸遭遇。”接着他宣布了根治措施：“犹太国是这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国家。所以必须建立犹太国……请在这个地球上分给我们一块足够大的地方，可以满足建立一个主权国家的要求，剩下的事我们自己去办。”

当时，赫茨尔在犹太人世界并不知名，在《犹太国》出版18个月后，他就组织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此后每两年开一次，这个大会扮演国家机构的角色长达50年之久，直到犹太国真正建立。第一次大会于1897年在巴塞尔（Basle）召开，赫茨尔担任大会主席，有来自15个国家的200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召开被人称为“犹太国的巨轮出海”。

赫茨尔写《犹太国》的时候36岁，但八年后就病逝了。为了使犹太民族摆脱奴役获得自由，他做出了超人的努力，自己却蜡炬成灰。他有心脏疾病，但拒绝休息，因为嚎叫的恶狗正在扑倒受害者。他不断受挫，心急如焚：在犹太人内部，他遇到了无休止的阻挠和激烈争论；在外部世界里，他遇到了拖延、失望与挫败。摩西花费了40年的时间克服了同样的问题，最后才把他的民族带到了应许之地。但摩西白天有云柱相助，晚上有火柱相助；在敌人马上就要追上他的时候，上帝为他劈开了红海；当他的族人抱怨起来，想造反的时候，上帝用雷电加以斥责；在荒野里，当他们饥饿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粮食。然而，当犹太人在19世纪末着手返回应许之地时，他们没有圣人的协助。没有燃烧的荆棘的帮助，赫茨尔成为领袖。在犹太复国运动中，有比他更深刻的思想家，有比他更明智、沉着的人，在他前后都有像他一样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但赫茨尔有做领袖的独特天资——他的个人使命感。拿破仑天生就有个人使命感，赫茨尔则在找到目标后获得了个人使命感。摩西在上帝显灵告诫和督促他之前是个行动缓慢、犹豫不决、谦虚谨慎的人，缺乏个人使命感。赫茨尔虽不像摩西一样塑造了人类，但他可以说是半个摩西——他是《出埃及记》中那半个摩西，而不是制定十诫的那半个摩西。

赫茨尔和摩西都不是底层的受难者，却率领受难者摆脱苦境。摩西在法老的宫廷中长大，赫茨尔则生活在维也纳相对舒适的犹太人圈子里，这里的犹太人是自由的，受过启蒙教育的。或许这才是他俩能做领袖的原因。人们常说，如果赫茨尔多知道点犹太人的真实情况，他肯定没有勇气去面对困难。他的对手乌色什金（Ussishkin）曾说过，赫茨尔适合去领导犹太复国运动，因为他既不懂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也不懂土耳其。乌色什金还说：“他的眼睛肯定是闭着的，他这才保住了自己的伟大信心。” ^[1] 赫茨尔的眼睛睁开时，他的信心确实变小了，但他的决心依旧。任何困难也吓不倒他。他从不松懈，从不停止，除非生命终结。他的名字和性格对犹太复国运动影响之大，让人很难想象他参与这个运动只有9年的时间。犹太复国运动中另一个人物魏茨曼——未来的以色列总统，投身犹太复国运动长达60年的时间。

犹太人的现实触动了赫茨尔。看到埃及人殴打以色列人，摩西感到震惊，这才采取了行动。对赫茨尔来说，那记埃及人的重拳是杜林（Dühring）的书，这本书残暴地呼吁西欧国家取消犹太人的公民权，把犹太人赶回集中居住区去。赫茨尔是在22岁那年看到这本书的，在接下来的12年里，“犹太人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感到很苦闷，因为犹太人问题挤进了他正在写作的小说和剧本中。《新自由报》是中欧最享有盛誉的报纸，他是这家报社里最令人羡慕的专职作家，这是一种成功，但他成功的愉快被犹太人问题刺痛了。他相信19世纪的乐观主义信条，即进步驱散偏见，反犹情绪也会随文明的进步而消散。但当他读了戈比诺（Gobineau），读了迪蒙（Dumont）的《法国犹太人》，当他经历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反犹太人暴动后，他意识到这不是进步，这是难以解释的倒退。慢慢地，他的希望枯萎了，变成了一个空虚的幻觉。1890年，俄国颁布了一条法令实施此前通过的《五月法案》，禁止犹太人在农村居住、拥有或耕作土地、进入大学、从事工商业及担任政府职务。但对他影响更大的不是俄国犹太人隔离区的缓慢窒息，而是在奥匈帝国、德国已获解放的犹太人受到的攻击。这类攻击甚至发生在人类理性的中心法国，这使得他的幻想在极度痛苦中破灭了。

赫茨尔在巴黎做驻地记者时，法国国民议会为巴拿马丑闻而吵翻了天，而且有犹太人涉嫌其中。接着又发生了德雷福斯事件。事件的发展就如同撒哈拉沙漠上的沙暴一样猛烈，最后整个法国都被扭曲了。1894年12月德雷福斯上尉审判日那天，街头的暴民号叫道：“死去吧！犹太人，死去吧！”赫茨尔负责报道这桩案子，旁听了当时的审判，这桩案子让他终生难忘。“我这是在哪里？”他后来在反思时写道，“在法国，一个现代共和国里，文明的法国。《人权宣言》已经有一百年了……在此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耐心等待，等待人类有了大发展，我们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个民族，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的先进，如此高度发展的文明，却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我们还能期待其他民族有多么好的表现吗？其他民族甚至还没有达到法国一百年前的水平。”

一种“奇怪的兴奋”开始占据了他的心灵，因为形势清楚了，他突然顿悟到问题的答案。他感到自己命中注定要发挥关键作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努力工作，日记上写满了计划。他强迫朋友和犹太人领袖跟他长谈，情绪激动地跟他们争论，他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写信，给俾斯麦写信，给编辑写信，面对面地与德希尔施男爵讨论“犹太国贷款计划”，借以资助大规模的移民。但必须有一块犹太人拥有主权的土地，否则移民潮可能随时被终止——后来，这一点在英国托管时期被证明了。想法不断涌现出来，他慌乱地把想法写在小纸片上，何时有想法，他就何时写：“走着，站着，躺着，在街上，在桌子上，在夜里，我不止一次担心自己要疯了。” ^[2]

五天后，他写了一本65页的小册子，原始的标题是《致罗斯柴尔德家族》，简要地描绘了新国家的轮廓，内容涉及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国旗、议会、军队、法律和法庭，总之是“至少能让我们像自由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赫茨尔逼着一个朋友从头到尾听他念完这份致辞，他的朋友说他看上去蓬头垢面、睡眼惺忪，断定是精神过度紧张所致，劝他去休息一下，看看大夫。赫茨尔拒绝了，并开始写一份致德皇的备忘录，请一个外交界的熟人呈递。他与新上任的奥地利首相巴德尼（Badeni）伯爵展开一番谈判。坐在慕尼黑一家旅馆的床沿上，他把小册子读给另一位朋友、维也纳犹太教的主要改革派拉比古德曼（Güdemann）听。这位拉比听他的计划以为目睹了摩西复活，于是小心地加以鼓励。还有一些人干脆说赫茨尔疯了或“不切实际”。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沉默，德希尔施男爵不支持。赫茨尔的编辑拒绝刊印他针对这个主题写的任何东西。他在伦敦获得了鼓励。他受邀在马加比社团做讲演，并赢得了追随者，受邀在《犹太纪事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这篇在英国发表的文章很富有预见性，是后来出版的《犹太国》的第一个简写版本。一个月后，一本经过修改的同名小册子在维也纳出版了。

这份文件是卓越的，其作者是非凡的，两者叠加实现了迄今无人做到的事：一群犹太人为了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建立起自治的政治组织。开篇第一句就亮出了旗帜：“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写下的想法是相当古老的：犹太复国。”接着他讨论了把反犹太主义作为“推动力”的问题。余下的部分是实现国家的详细蓝图：创立一个统治团体（未来的议会），融资，政治计划，获取土地和经营权，聚拢移民，在“新国土上”接待移民，并把他们组织起来。

赫茨尔几乎没有意识到从奥斯曼帝国那里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会有困难。他轻率地假定苏丹愿意让犹太人“控制土耳其的所有金融活动”。此后，当筹资公司建立起来后，所有计划要“系统地提前准备好”，划分出几个省份，为城镇选址，铺设街道，之后大规模的移民便可以开始了。第一批定居者在管理部门的安置和指挥下，行动起来就跟军队一样，他们铺设道路，耕种、灌溉土地，建造房子；逐渐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到来，建立起工业，使贸易变得有吸引力，贸易的开通会吸引来更多的定居者，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建成“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这个国家将会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犹太国》这本书里充满了一厢情愿式的宏大愿景。赫茨尔对未来议会的看法错得离奇，他把议会描绘成了一个意见极其统一的群体，“完全没有投票的必要”。他对反犹太主义的分析错误更多，他天真地认为它对移民有帮助。“所有受反犹太主义折磨的政府都会热心地帮助我们获得我们想要的政权。”他写道。用后见之明的目光去评判赫茨尔当时的想法或许并不公平，但现在我们清楚，任何反犹太主义国家的政府都不会让替罪羊有机会活着离开。

但赫茨尔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毫不动摇地坚持土地、主权和国家独立。他坚持犹太人要公开建国，这个国家像正常国家一样要有合法的权力。在此之前，犹太人一直试着用渗透的办法避免对立，希望好的举止能有所回报。寄希望于获得解放，其实就是等待施舍。而正如赫茨尔意识到的那样，施舍是可以被收回的。他推动犹太人走向自治，摒弃对他人施舍的依赖，让犹太人按照现代公认的政治规则组织起来，从而管理犹太人自己的命运。他告诫第一届犹太人议会：“我们的基本要求只能是公认的权利，而非勉强容忍 。我们被“勉强容忍”够久了。我们的运动……就是要去获得大家公开承认的法律保证。”

他知道会有反对意见和争执，但没有想到《犹太国》引发的狂怒。总体看，已经获得解放的犹太人觉得这个疯子对他们是个威胁，因为他可能会驱散他们希望最终融入西方社会的幻想。这些犹太人暴怒不已，称赫茨尔是疯子，犹太国是妄想。赫茨尔的建议，按照创始美国犹太教改革运动的拉比艾萨克·怀斯（Isaac M. Wise） ^[3] 的说法，是“病态思维的短暂陶醉”。那个从来都无法抵御赫茨尔魔力的犹太教拉比古德曼，此时几乎就要被说服了。

“你让我彻底地站在你那一边了。”古德曼说，赫茨尔在日记中如此写道。

“‘好，’我说，‘在你的教堂里讲一讲吧。’”

“‘那可不行！’他面带惧色地大叫道，‘人们根本不想听这种说教。’” ^[4]

甚至那个已经投身于小规模殖民的“锡安山爱好者”组织也对赫茨尔持批评态度。这些人是开拓者，而这个在维也纳穿着礼服大衣的赫茨尔博士是谁？他根本不知道巴勒斯坦的情况，连希伯来语都不懂，他凭什么来对他们指手画脚？他连赫斯或平斯克尔的著作都没读过。（令人吃惊的事实是赫茨尔后来坦承，如果他读过《自我解放》这本书，就不会去写《犹太国》了。 ）阿哈德·哈姆的那帮信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门徒被赫茨尔的激进计划震惊了，觉得他的计划太快，缺少灵魂，是不会成功的。文化犹太复国主义者坚信犹太教的灵魂必须先于肉体得到复活，犹太人必须先在心中认同自己的民族，然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

然而，那小册子引发的争论越激烈，就变得越广为人知。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小册子的基本诉求被接受了——犹太人要有尊严，要自救，要像个男人一样挺立。这是赫茨尔的人格品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它触及了犹太民族的本质，就是那种自认为超人一等的信念。事实上，虽然这个信念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掩盖在犹太人所受的羞辱之下，但它才是犹太人的生存奇迹产生的根本原因。在赫茨尔身上，这个信念根本没有被掩盖着。实际上，他一直在坚守着，当他在梵蒂冈与教皇会面时，拒绝亲吻教皇的手。 ^[5] 在第一次犹太复国大会召开的时候，他规定与会者必须穿长礼服，系白领带。 这个要求虽然惹恼了许多人，但他是故意为之，以使与会代表感到他们作为国家开创者的庄严。

赫茨尔无法抗拒这一特质，他也因此成为犹太人运动的领袖，在他的大旗下聚集了许多助手和追随者。1896年夏天，他去与土耳其苏丹谈判，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上，人群聚集在火车站月台上想见他一面，大家欢呼他是弥赛亚和国王，叫喊着古老的口号“明年耶路撒冷见！”，此时他身上已经闪耀着传奇的光芒了。到犹太人大会在巴塞尔召开的时候，人们把近几个月来的热情、紧张、期待都集中在他身上。“所有人都感到无法呼吸，好像见到了奇迹。” 一名目击者说。当他走上讲台，准备做开幕讲话时，人们看到了他伟岸的身躯，像亚述国王一样蓄着黑胡须，台下报以一阵疯狂的欢呼声。众人都知道他黝黑的皮肤和迷人的眼睛，但他在那个时候显露出一种格外不同的东西——那是一种君王的气质，就好像人们期待已久的大卫王的后代现身了一样。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回顾犹太复国运动的发展史，只需知道其目标在第一次犹太人大会上被确立下来，形式是四点原则声明，后来这四点原则被称为“巴塞尔大纲”（Basle Program）。这个大纲宣称：“犹太复国的目标是给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创造一个受公共法律保护的家园。”

赫茨尔在君士坦丁堡期间发现苏丹完全不准备把巴勒斯坦的主权交给他。他虽然具有高贵、沉稳的气质，但却没有土耳其人想要的金钱。显然有必要尽全力找到既富裕又有影响力的犹太人。除非找到组建银行或殖民信托基金的出资人，苏丹是不会愿意合作的。赫茨尔将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灵魂给魔鬼”以获得公债发行的成功，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他认为伦敦是募集资金的关键，那里有犹太社群的领袖。这些领袖忐忑地发现赫茨尔似乎是走对了道路，于是很诚恳地提出建议，但在资金方面却很谨慎。除非他能把罗斯柴尔德男爵请进董事会，并且从犹太人殖民协会 拿到1000万英镑支票，他们不愿拿钱出来。赫茨尔试图说服男爵领导这场运动，放弃零散的殖民计划，转而支持建立民族国家使犹太人拥有移民的权利，但男爵拒绝了。“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不信任民族主义者的运动及其参与者，”魏茨曼曾经这样评论这位男爵，“他希望每件事都安安静静地进行。”

大人物的犹豫只能让赫茨尔确信他之前的天命感是正确的，他自己才是命中注定的领袖。“我总是感到子孙后代在我的背后看着我。”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进步很快，他开始意识到犹太复国运动必须变成“一个属于穷人的运动”，需要在东方那些还没有被解放的犹太人中去寻找支持，因为他们“没有思想顾虑，不渴望被同化”。对他们，赫茨尔既不了解也不理解，但他认识到，如果他想做领袖，就必须领导一大群“乞丐和狂热者”。

然而，他无法放弃对“皇室宫廷”的喜好，寄希望于穿着长礼服的外交家、银行家、首相能把他的国家送给他。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的小说《犹太区中的孩子》（ Children of the Ghetto ）中有个人物叫平卡斯（Pinchas），似乎就是在描写赫茨尔。

“我们不再沉默——我们应该像黎巴嫩的狮子那样咆哮。我要做号角，从四面八方召集人群——对，我就是弥赛亚。”平卡斯说道，他说到激动处连烟都忘记吸……

“嘘，嘘！”菜贩圭达拉说道，“我们应该实际点。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马赛曲或弥赛亚。第一步先要找到送一个家庭去巴勒斯坦的资金。”

“是，是，”平卡斯说完猛吸了一口烟，烟卷又燃了起来，“但我们必须往远处看，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巴勒斯坦由犹太人掌控了——圣殿被重建了，犹太建国了，我们有了一个总统，他文武皆通——这一切都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看问题很像拿破仑，将军和君王是一样的。”

“我们真心希望那样，”菜贩谨慎地说，“但今晚的问题是找十几个人，成立一个筹募协会。”

赫茨尔有时确实“看问题很像拿破仑”。他此时把注意力放在了德皇身上，因为大家都在谈论德皇即将对圣地的访问。德皇能不能利用他对苏丹的影响力，一举获得巴勒斯坦的所有权，或至少是殖民特许权？赫茨尔想走捷径，相信自己能办到这件事。巴登大公（Grand Duke of Baden）是德皇的叔叔，对实现《圣经》的预言很热心，支持赫茨尔的理想。巴登大公告诉赫茨尔，德皇很倾向于做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保护者，并同意在耶路撒冷接见以赫茨尔为首的犹太复国运动代表团。听到这个消息，赫茨尔心中燃起了狂热的希望。“德皇完全了解这件事，且对此事十分热情……他相信苏丹将接受他的建议。”大公这样对赫茨尔说。赫茨尔跟德皇在君士坦丁堡谈了一个小时，证实了德皇对此事的兴趣，尽管德国外交大臣冯·比洛（von Bülow）不同意。接下来在巴勒斯坦一个名为“以色列的希望”的定居点外又安排了一次见面，德皇在土耳其卫兵的护送下骑马走来，他勒住马，在敬畏的民众面前与赫茨尔握了手。德皇谈及天气的炎热，宣称巴勒斯坦是一片有希望的土地，“但需要水，需要大量的水”，再次握手，然后骑马离开。最后的高潮是在耶路撒冷召开的正式会议（雅法的大门被部分拆除，以便德皇不必下马就能进入圣城）。两人进行了会面，但德皇含糊其词，态度冷淡。赫茨尔写的讲话稿被用蓝色的铅笔提前标记，所有提及特许权的地方都被划掉了。

赫茨尔把全部希望都放在皇家公报上，希望这位欧洲最有实力的人能公开支持他的诉求。然而，皇家公报没有提及犹太复国运动，仅提到了“犹太代表团”，说德皇陛下对改进巴勒斯坦的农业状况有着“仁慈的兴趣”，但前提是要完全尊重苏丹的主权。对赫茨尔而言，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但他有同时看到事物正反两面的天赋，因此每次失败后都能继续下去。他在绝望之余写道，长远看，如果成功，犹太民族将被迫向德国保护者付出“最高昂的高利贷”。

失败震动了赫茨尔，虽不是立即，但他逐渐转向了英国。在其间的四年中，他又做了不懈的努力——开了多次大会，多次请愿、外交谈判、讲话、群众集会；在求财的土耳其大臣们的邀请下，他又去了君士坦丁堡三次。1901年，他与阿卜杜勒·哈米德会面，苏丹同意如果犹太人负担土耳其的债务就允许他们殖民——但只能以土耳其臣民的身份散居，不给予特许权，地点也不在巴勒斯坦，而是美索不达米亚。“矮小，寒酸，染色不佳的胡须，大黄牙，不合身的彩色袖扣，微弱的声音，每个词的声调都在变化，每一瞥都透露出羞怯——这样的人却是君主！”赫茨尔带着反感这样描述苏丹。他回国了，被迫向自己承认这时从土耳其什么都得不到。

1900年，第四次大会在伦敦召开，犹太国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终于建立起来了，但金额不足赫茨尔认为必需的200万英镑。就好像从外部获得了某种惊人的预言能力一样，他预言道：“从这个地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将会越飞越高……伟大、自由、放眼四海的英格兰会理解我们。”

在等着土耳其帝国进一步消损或彻底崩溃的时候，能不能在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找个中转站是他此时注意力的焦点。他想起了一个老方案，他曾经异想天开地梦想犹太人先在塞浦路斯落脚，然后用武力夺回巴勒斯坦。西奈半岛的埃尔阿里什或其他地方是另一个可能。西奈在当时被称为埃及巴勒斯坦，在《圣经》里被称为“埃及小河”（Brook of Egypt）。这两个地方现如今都被英国占据。与此同时，罗马尼亚发生了犹太人大屠杀，在欧洲制造出一条血腥的难民之路。犹太人的状况更加紧迫了，必须找到一片国土。虽然德皇有许多夸张的野心，但实实在在地站在巴勒斯坦边境上的是英国。赫茨尔曾经写下一句完美的、富有预见性的话：英格兰是“阿基米德杠杆的支点”。

那时英国正面临廉价劳动力涌入带来的就业压力。一个皇家委员会受托进行调查，并做政策建议。罗斯柴尔德勋爵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并拥有曾成功推动英国通过《解放法令》的上议院的席位。他不仅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之一，还是英国犹太人的领袖。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敌视赫茨尔，拒绝与他见面，但此时发现对方有可以利用之处。如果殖民项目可以展开，就会吸收从东欧来的难民，进一步减少来到伦敦的难民数目，这能使那个皇家委员会不必推荐限制性的法规。于是他传召赫茨尔见面。 罗斯柴尔德问赫茨尔，如果他被邀请去委员会做证，会告诉他们什么。

“我要向英国政府申请殖民特许权。”赫茨尔对着听力不太好的罗斯柴尔德大叫道。

“不要说特许权，这个词不好听。”

“随便你怎样称呼，我要在英国领地上建立一块犹太人的殖民地。”

“可以把乌干达给你。”

“不，我只能选这个——”由于还有其他人在场，他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几个地名：西奈半岛，埃及巴勒斯坦，塞浦路斯。“你同意吗？”

罗斯柴尔德勋爵思考了一小会，微笑着回答说：“非常赞同。”他请赫茨尔起草一份书面计划，以便交给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并答应与张伯伦讨论这件事。

这位来自伯明翰的“富有进取心的乔”是螺丝钉生产商，被公众称为“帝国大臣”，此时是英国最有权势之人。他有一张狐狸脸，戴着单片眼镜，纽扣眼上别着兰花。他此时主导着议会，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代表了正从19世纪迈向20世纪的大英帝国最得意的巅峰。就在这个巅峰期的1897年，英国举办了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庆典，帝国全球殖民地和领地的代表都来祝贺，这种家庭式的荣耀让英国人激动不已。布尔战争虽遭遇了被张伯伦称为“小英格兰主义者”和“布尔人支持者”的反对，也不算是个胜利，但却继续了帝国的高歌猛进。张伯伦发明的商业帝国主义把殖民地看做帝国巨大的未开拓市场，如果能加以正确的开发（所以他为关税改革奔走），将会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和利益。“你们希望永远有工作，但这有赖于我们的对外贸易。”他说道。随后他又补充说这个国家的未来不仅是要守成，还必须“敏锐地抓住每个扩张的机会”。

当时的英国坚信上帝给自己选定的命运是去统治吉卜林（Kipling）所说的“没有法律的劣等种族”。吉卜林宣称应“肩负起白人的担子”，而英国官方的桂冠诗人艾尔弗雷德·奥斯汀（Alfred Austin）则赞颂英国的高贵任务是“收割帝国，比希腊更明智，比罗马更广阔”。张伯伦的炽热情感不比诗人差，虽然他是个商人，但赞同英国的“国家使命”是成为“历史和世界文明中的主导力量”。英国显然有义务扩大统治范围，越广、越快越好，这样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有利。那些被征服的原住民除了能收获基督教和文明的好处，还能大量购买曼彻斯特的棉制品、谢菲尔德和伯明翰的出口产品。这就是“伯明翰的乔”所宣讲的，英国工厂主、商人、工人们喜欢听的道理。在帝国温暖的夏日阳光下，他们感受着做“好事”的愉快，并且发现还有回报。

在这个扩张的时代，张伯伦充当先知，克罗默勋爵在埃及、米尔纳勋爵在非洲充当帝国的工具，罗伯茨勋爵和基钦纳勋爵领导军队充当帝国的英雄，不幸的自由党被视为卡桑德拉 。

这个威力巨大的旋涡中心不在唐宁街10号，而是在殖民部。张伯伦在贸易委员会中赢得声誉，此时他主理殖民部。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902年辞去了首相职务，他在卸任前成功地结束了布尔战争，或者按他在私下里的称呼——“乔的战争”。接替他的新首相是他的外甥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塞西尔家族的后裔。在伊丽莎白时代，一对塞西尔父子曾统治英国。450年之后这个家族又产生了连续两任首相。身高体长、常穿纺格法兰绒的贝尔福与张伯伦截然相反，他是一名高级贵族、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还是个哲学家，不仅继承了他舅舅对保守党的领导权，还继承了使索尔兹伯里勋爵被称为“19世纪最聪明的英国人” ^[6] 的素质。许多人认为应该由张伯伦担任首相，而不是更年轻的贝尔福——张伯伦本人可能也这样认为。但张伯伦坚称他只想继续在殖民部任职。

张伯伦为什么会对给犹太人寻找家园感兴趣呢？“伯明翰的乔”对《圣经》的预言毫不关心，也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情怀或对那个上帝古老选民的罪责感。从《泰晤士报》记者威克姆·斯蒂德（Wickham Steed）报道的一次不愉快的失言来看，张伯伦对这项事业并不支持。斯蒂德曾在罗马安排张伯伦和松尼诺（Sonnino）男爵共进午餐。松尼诺是意大利财政大臣，有犹太血统。言谈之间，斯蒂德清楚地听到张伯伦忽然说起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他最喜欢的话题。张伯伦对松尼诺说：“先生，是的，我被人称为盎格鲁—撒克逊的使徒，我对这个称号很骄傲。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跟地球上其他种族一样好……世界上只有一个种族我很蔑视——犹太人。他们简直就是懦夫。”听到这话，斯蒂德在桌下踢这位殖民大臣的腿以示提醒，而松尼诺开始激烈地为犹太人辩护。会面结束后，张伯伦对斯蒂德说：“谢谢你的善意提醒。我虽然被踢得很疼，但理解你的意思。不过我现在终于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7]

在这次事件之后两年，张伯伦又与赫茨尔见了三次，双方同意了西奈半岛的犹太人殖民计划，条件是能获得埃及官方的允许。当这件事失败后，张伯伦又提出在东非为犹太人提供一块自治领土。于是，英国不仅成为第一个与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犹太人进行正式谈判的国家，还是第一个许诺给犹太人提供领土的国家。不过，那片领土并不合适，这个许诺也并不慷慨。相当一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表示强烈的反对，东非的英国殖民者也表达了不满。这个被各方反对的提议最后胎死腹中。但它正逢俄国基什尼奥夫大屠杀（Kishinev massacre）之后，犹太人正迫切需要领土。且英国认可了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地位，标志着这个已丧失家园2000年的民族与世界的关系朝着复国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张伯伦不知道这件事的意义，也并不关心。但当他听到赫茨尔所做的大胆预言时，马上就看到扩张大英帝国势力的“合适机会”。他看到犹太人是一群已经准备好的欧洲殖民者，等待着安置和开发，可在英国的庇护下去占据空旷的土地。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有机会看到他的一些私人文件，根据这些文件，他不仅希望通过殖民者“开发出基本上属于英国的领土”，还希冀这些西奈半岛上的殖民者可能成为“把英国的势力扩张到巴勒斯坦本土去的有用工具，因为奥斯曼帝国终将分崩离析”。 当殖民地点被换到东非后，张伯伦的基本兴趣变为让一些对英国有感激之情的定居者填满那块被征服的土地。

有人试图粉饰张伯伦。比如，张伯伦传记最后一卷的作者朱利安·埃默里（Julian Amery）说，张伯伦在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短暂交往中不仅是一个“先知和开拓者”，还是第一个看到犹太复国主义既能终结古老的犹太问题也能推进英国利益的英国政治家。还有人说他是贝尔福后来思想的原创者。这样的粉饰都是荒谬的。即便他（以及他的传记作者）没有意识到（这个可能性不大），但从克伦威尔时代到沙夫茨伯里时代，已有很多先于张伯伦的开拓者。贝尔福的兴趣来自更早的传统，而不是来自张伯伦。当然，就在这位殖民大臣向赫茨尔提出建议的时候，贝尔福是首相。“我尽全力支持了它。”贝尔福后来回忆说。尽管那项建议具有良好的企图和许多优点，但“它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不是犹太复国运动”。

赫茨尔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日记中描述了与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见面时的情况。当他提醒国王拿破仑曾想在巴勒斯坦重新安置犹太人时，国王说：“不，他仅是想把世界上散居的犹太人变成他的代理人。”

“这个想法，”赫茨尔回复说，“我在张伯伦那里也发现了。” ^[8]

赫茨尔两年前在君士坦丁堡的所有努力都遭遇失败之时，接到英国殖民大臣要与他见面的通知，他内心会涌起多么大的希望啊！1902年7月，苏丹召唤他去君士坦丁堡，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毫无结果的交涉。在他出发去君士坦丁堡之前，他给罗斯柴尔德勋爵留下一份有关埃尔阿里什和西奈项目的大纲和一封信：“为了避免现在和未来的误解，我希望澄清一点，我提交这个计划的唯一原因是你反对巴勒斯坦的殖民计划……但……在地中海东部展开一次伟大的犹太人定居运动将会加强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地位。”

赫茨尔10月份一回到伦敦就接到会面的通知。会面由利奥波德·格林伯格（Leopold Greenberg）安排，此人是《犹太纪事报》的编辑、赫茨尔最有价值的盟友和代理人，他在赫茨尔与英国人的整个谈判过程中充当顾问。1902年10月23日，赫茨尔与那位“著名的英格兰之主”进行了第一次会见。 ^[9] 赫茨尔感觉自己的声音似乎要颤抖，但逐渐地平静下来。“我用不流利的英语向面无表情的约瑟夫·张伯伦解释了整个犹太人问题。”接着赫茨尔讲述了与苏丹的漫长交往过程。“但你知道与土耳其人谈判是个什么情况。如果你想买一块地毯，你必须先喝下五六杯咖啡，抽一百根香烟，然后才能插上几句话说要买地毯。我虽有时间谈判，但我的人民没有。他们在俄国的犹太人隔离区中忍饥挨饿。我必须迅速援救他们……之后，我提出了我想从英格兰申请的领土：塞浦路斯、埃尔阿里什和西奈半岛。”

张伯伦回答塞浦路斯不行，希腊和穆斯林居民不会同意，而英格兰必须站在他们一边。但如果赫茨尔“能找到一处没有白人定居的英国领土则可以谈一谈”！关于埃尔阿里什和西奈，他要询问一下克罗默勋爵。但很遗憾，他已经回埃及去了。

赫茨尔的日记继续写道：“我在一张放在他桌上的小纸片上画出了埃尔阿里什，还讲了我的海法贸易区的想法。我说我希望能让土耳其人尽快与我达成协议。我说如果我出现在‘埃及小河 ^’ （西奈），也许能以更低的代价获得海法地区。”

“听到这里，那不动声色的面具笑了，摘下了他的单片眼镜。但他根本不知道埃尔阿里什在哪里。”赫茨尔感到很好笑，这位殖民大臣“不完全知道英国的属地所在，却无可争议地站在主人的位置上。这就好像一个纺织品仓库管理员不清楚一些不太常见的商品是否在库”。他俩一起查看地图，当张伯伦在埃及找到埃尔阿里什时，说这会产生跟塞浦路斯一样的本地居民问题。“不，”赫茨尔告诉他，“我们不去埃及。我们已经去过那里了。”听到这话，那不动声色的面具又笑了。“此时他才真正理解了我在巴勒斯坦寻求土地集结犹太民族的希望。”

和他对罗斯柴尔德一样，赫茨尔对张伯伦一点都没有掩饰他把西奈当作返回家园的跳板的想法。他争辩说埃尔阿里什和西奈都没有被人租用，英国可以把这块地区给犹太人，从而增加在那个地区的实力。这似乎给张伯伦留下了印象。当赫茨尔直截了当地问：“你同意我们在西奈半岛上建立犹太人殖民地吗？”张伯伦回答：“我同意，如果克罗默勋爵赞成……”他请赫茨尔第二天来见他。

张伯伦给赫茨尔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讲究实际、精力充沛的人，他不算聪明，没有想象力，但总体来说是一个决心要扩大业务的商人。张伯伦对那个折磨世界两千年之久的问题几乎没有多做思考，他像刚得到一笔满意报价的商业大亨一样迅速开始了工作。第二天早晨，当赫茨尔来到殖民部的时候，张伯伦告诉他，跟外交大臣兰斯多恩（Lansdowne）勋爵的会议安排好了，时间是下午。“我已为你铺好路，你要把整件事说给他听。要让兰斯多恩勋爵放心，你没有从埃尔阿里什向巴勒斯坦发动一次詹姆森式袭击 的想法。”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两眼发光……我说：‘当然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因为我只想在苏丹准许的情况下才去巴勒斯坦。’他高兴地看着我，好像是在说：‘就这么办！’”

赫茨尔赶紧去和兰斯多恩勋爵会面，勋爵的秘书告诉他张伯伦在安排这次会议时态度极为恳切。外交大臣很友善地听着，重复说一切都取决于克罗默勋爵，并同意安排利奥波德·格林伯格前往埃及，在当地进一步进行谈判。

格林伯格于11月返回，报告说克罗默勋爵没有拒绝，但提出了一个异议：在西奈半岛已经出现土耳其和埃及之间的边境争端。尽管如此，克罗默对殖民项目的认真态度鼓舞了赫茨尔，他草拟了犹太复国运动宣言和承诺兰斯多恩的埃尔阿里什项目计划。第一步，英国应允许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考察团去殖民地点进行考察。第二，从埃及政府那里获得土地特许权。最终，俄国犹太人面临的严重问题将获解决，而英国也能“获得实际利益”。最重要的是，犹太人将获得“殖民权”，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赫茨尔在这里暗示了建国问题，不过他显然不准备对英国政府明说此事。外交部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克罗默勋爵，他立即抓住这点猛攻。“在你的文件中，你说你们‘获得殖民权后会变得强大，前途光明’。但你的文件没有明说殖民者需要怎样的权利。”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再次避免了将建国明确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这在巴勒斯坦托管时期引发了无穷的问题和相互指责。然而，如果明确要求建国，可能也会产生一样多的麻烦，特别是可能触怒那些希望同化的犹太人。赫茨尔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依然希望获得他们的资金建立殖民信托基金。无论怎么做，他的努力都会遇到这个障碍。除非拿出钱来，否则就得不到土地。而除非他拿到土地，否则就拿不到钱。

无论怎样，克罗默勋爵已经警告过，从埃及人的态度看，“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兰斯多恩勋爵在附信中指出，殖民者应该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尊重埃及人的法律。面对这样的挫折，赫茨尔并不气馁。虽然他的犹太复国主义伙伴同意让他成立调查委员会，并且他也答应了兰斯多恩的提议开始寻找一块可替代的领土，但他此时已经开始怀疑西奈项目是否会成功。此刻，他的目的更加清晰了，当然还不是彻底清晰。他说，土地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产生一种犹太气氛，“使犹太人的自由、公正和安全得到保证。我知道阁下重视民族意识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种民族意识过去曾把我们民族从最恶劣的堕落中拯救出来，所以它在未来也能把我们从今天的苦难境遇中解救出来”。

他在1903年初再次拜访外交部，发现他的观点并没有被接受。接待他的是外交部永久次长托马斯·桑德森爵士（Thomas Sanderson），这位“消瘦、聪明、多疑的老人”因有关殖民“权”的讨论而产生疑虑。他简洁地说，国际保证是不可能的，顶多是埃及政府颁发的特许权，但细节问题必须由克罗默勋爵确定。“英国政府不可能比克罗默承诺得更多。”

此时，英国方面对此事感兴趣的张伯伦不在伦敦，他于1902年11月去非洲弥合布尔战争带来的伤痕。他在对东非的乌干达和肯尼亚山岳地带的考察中，听到了英国殖民者为巩固地盘而需要更多定居者的要求。张伯伦再次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赫茨尔博士，”他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愿意把他的努力转移到东非去，可以毫无困难地给犹太定居者找到合适的土地。但我估计东非离巴勒斯坦太远，对他没有吸引力……”但他把这个想法留存在记忆中供未来之用。

与此同时，在开罗方面，埃尔阿里什项目进展不利。克罗默勋爵愿意为之走多远的关键问题有了清晰的答案：不太多。犹太复国主义者考察团的专家给出了报告，没有大规模的灌溉，这片土地并不合适。埃及政府顽固地反对引尼罗河水进行灌溉。土耳其给埃及发电报反对给予犹太人特许权。赫茨尔此时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性，亲自于1903年3月前往开罗面见克罗默勋爵。他知道，只要殖民地总督施压，可以消除所有阻力。但克罗默勋爵很冷淡，仅是说他可以请英埃管理局的灌溉专家威廉·加斯提尼（William Garstyne）爵士做进一步调查。

赫茨尔在4月回到伦敦，去见了张伯伦——他刚好从非洲回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这位殖民大臣第一次提出了那个历史性的建议。在听到赫茨尔说西奈项目进展不利的消息后，张伯伦说：在东非，“我看到了你需要的土地。海边地带炎热，但越向内陆走气候越好，对欧洲人来说是一样的……所以我自己想：这里就有可以给赫茨尔博士的土地！”

这片土地到底在何处，张伯伦并没有明确给出，大约指的就是“乌干达”那片土地。但犹太复国主义者去调查后发现并不适合欧洲人居住，引发了大量批评。根据赫茨尔对这次谈话的记录，张伯伦明确地提到了乌干达这个名字。张伯伦的传记作者有不同说法。他坚持说张伯伦心目中的是肯尼亚高地，此地毗邻乌干达，非常适宜白人定居者，并解释说张伯伦可能是对赫茨尔说他在去乌干达的火车上看到过那片土地，或者与此类似的说法，但被赫茨尔误解了。无论真实情况为何，赫茨尔当时试图向张伯伦解释圣地作为犹太复国运动的焦点的重要性。西奈仅与圣地一步之遥，所以他催促张伯伦去说服克罗默勋爵做出对犹太人有利的决定。张伯伦答应去试一试。

此时是1903年4月23日。几天后，基什尼奥夫复活节大屠杀 的消息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报纸上。谋杀与尖叫，攻击者用石头砸向逃命中的人群，妇女受到攻击，婴儿被摔在卵石地上，房屋受到劫掠和焚烧，犹太教会堂被污损。一名老犹太教拉比背靠着圣坛被刺死，他双臂张开，用身体保护着犹太律法书，圣卷在他身旁被撕破，在污秽中遭受践踏——这些惨剧被报纸杂志传播着，出现在被震惊的外交官的书信中。

此外，从5月初开始，赫茨尔收到了几封格林伯格和戈德史密斯上校（Colonel Goldsmith）发回的电报，他俩受他之托留在开罗进行谈判，电文说他俩的努力可能会失败。加斯提尼报告说实现灌溉需要的水量至少是原本估计的五倍。克罗默勋爵认为整个项目不确定性太大，不值得强压埃及人接受。最后，这个项目在5月11日被正式否决了。

对赫茨尔来说，这次失败比他在德皇、苏丹等其他人那里遭受的失败还要惨重。在基什尼奥夫之后，形势变得像无法逃避的希腊悲剧一样。如果没有其他选择，他可能就会考虑东非的方案了，尽管他知道在犹太教里土地和灵魂密不可分。5月20日，张伯伦在与格林伯格的一次会面中明确了该方案的条件。赫茨尔授权格林伯格继续就“公开承认的，受法律保护的定居计划”进行谈判。 这就是他对基什尼奥夫惨案的回答——“我们必须应付当前的政治”。他私下说他希望通过展示对东非的真正兴趣，表明犹太人准备去其他地方，以诱使土耳其苏丹重新考虑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条件。他重新开始谋求获得土耳其人的特许权，这次也许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只要毗邻巴勒斯坦即可。为了增加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他甚至去俄国会见了大屠杀背后的黑手——那个令人憎恶的内政大臣冯·普勒韦（Von Plehve）。赫茨尔认为此人不会不帮助犹太人离开俄国。只要他认为可能有用，赫茨尔甚至愿意亲自去会见这个魔鬼。

赫茨尔走后，格林伯格继续东非谈判。他虽然知道这并不是个理想的地方，但就像他在写给赫茨尔的信中所说，如果这个方案得到英国的正式认可，将使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政治地位的现代国家。他继续写道，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拒绝这项建议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获得了英国无法收回的承认”。他接着发挥出一种相当非凡的预见力：“他们必将提出进一步建议，这可能逐渐导致我们最终到达巴勒斯坦。”

沿着上述思路，格林伯格设想在英国政府和犹太殖民信托基金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但这件事后来被张伯伦转交给了外交部，而外交部过于谨慎。格林伯格提出的草案如今仍然保存在外交部档案里，在文件的边缘，能看到外交部法律官赫斯特（C. J. B. Hurst）写下的谨慎批注，熟练地把犹太人要求的自治权逐一挑了出来。在文件的底部，有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勋爵用铅笔写的话：“我担心这是要建立国中之国。”

在与格林伯格做了进一步商讨后，赫斯特在7月23日写下的备忘录中总结了外交部的观点，那就是在不违背保护国法律的情况下，不反对犹太殖民点。“但如果犹太活动家希望获得比这更多的东西，要成立自己的小国家，恐怕就要遭遇极大的反对了。”这个关键问题后来也出现在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

但富有进取心的张伯伦急于把这个有用又精力充沛的民族安置到英国在非洲的前哨阵地上，并不关心任何潜在的含义。他向不情愿的外交部施压，在8月最终敲定了发给犹太人的方案，但并不是格林伯格的那份草案。1903年8月14日，外交部非洲保护地总监克莱门特·希尔（Clement Hill）爵士给格林伯格送去一封信，承诺“同意建立犹太定居点或安置点，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如果能在东非找到合适的地方，将“授予其一大片土地，任命一名犹太官员总管当地事务……这样的自治需要以女王陛下政府的总体控制权为条件”。

在这个不精确的表述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后来也损害了《贝尔福宣言》的致命缺陷。毫无疑问，这是有意为之的。犹太人和英国政府都不想触碰这个萦绕在大家心中的问题——犹太人建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盼望着建立犹太国，但因害怕危及正在进行的谈判而不敢提及。英国政府也知道建国是最终目标，这点在赫斯特1903年和1917年的备忘录 中可以看出。但为给日后操作预留空间，英国政府按传统避免了精确表述，能不说的就尽量避而不谈。

赫茨尔从俄国回来后看到了这份方案。第六次犹太复国者大会即将于月底在巴塞尔召开。赫茨尔痛苦地忍受着道德折磨，试图说服自己和行动委员会（大会的管理机构）的同事相信，他们提交这份既不符合犹太复国主义目标也不符合巴塞尔原本章程的方案是正当的。那至少是个容身之处，一个收容所——按照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的说法——一个临时避难所，供你在寒夜里栖身之处。如果他们不提交这份自犹太人丧失家园以来接到的第一份授予土地的方案，难道是合理的吗？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下，委员会似乎没有正式投票表决，但当犹太复国者大会召开的时候，英国政府提出的东非方案被赫茨尔正式宣布了。

先是不知所措的沉寂，接着是惊讶，之后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欢呼，这就是台下听众的最初反应。 作为一个民族，他们竟然收到一个世界大国的赠与，但当代表们最初的惊喜冷却后，他们开始动摇了。当各国代表进行内部讨论时，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特别是俄国代表团。他们是最狂热的复国主义者，他们的争论最富于感情。甚至来自基什尼奥夫的代表也否决了东非方案，这些代表曾经告诉赫茨尔，只要能离开俄国，就是地狱他们也去。最后成员就是否授权向东非派遣一个调查团进行投票，而非是否接受这个方案，结果以295票同意对178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了授权。但反对者全部起立离开会堂。这些离开的人自己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人们高呼赫茨尔是“叛徒”。但也有人按传统哀悼仪式撕裂衣服，痛哭哀号。

如此深厚的感情，如此顽固的原则，如果不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充满激情的依恋来看是无法理解的。正如阿哈德·哈姆布道时不断说的，巴勒斯坦不仅是块土地，更是唯一可能的犹太人精神力量的来源，这种力量将在犹太人中间重建民族意识。还是在第一次犹太复国大会期间，阿哈德·哈姆就称自己是“婚礼上的哀悼者”，拒绝被赫茨尔的政治愿景裹挟，一直强调必须先获得巴勒斯坦这个“文化中心”。他的影响力非常深远，特别是在东方的犹太人中间，这些人如今都认为自己的理想被出卖了。他们中的一个曾叫喊着“东非去死吧！”试图刺杀马克斯·诺尔道。

长期酝酿的对赫茨尔独裁式领导作风的不满倾泻而出。俄国犹太人也一直不喜欢他的过于世俗和西化，他们认为他依赖高层交易是天真之举。但赫茨尔其实是出于急切，并非天真。他比俄国人更心切，但也更不现实。对他们来说，迫害是老故事；对赫茨尔来说，正常经历就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找到解决方案。他的心脏不断发出警告信号，他听到死神就在背后逼近。他将自己视为犹太复国运动的代名词，这是他最大的缺陷。他从来不确定如果他不在了，运动应该如何继续。“我死后不要做蠢事。” 他在给同事的一封长信中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两个月后，1904年7月，他去世了，年仅44岁。

返回应许之地的实际过程比他想象的更缓慢、痛苦。或许从这一点看，领导权转交给更耐心、更讲究实际、更冷静的魏茨曼是一件好事。赫茨尔不安的心灵绝对无法在旷野中再坚持40年。早期以色列人用了这么久才完成这段短短300英里的旅程，始终是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当约瑟的同胞去埃及买谷物时，他们在这段距离上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其间还来回重复了一些路段。也许无法用历史加以解释，《圣经》说出埃及的那代人不适合回到应许之地，所以他们要在荒野中流浪，等到下一代人才能返回。古老的经历看来要在现代重演了。

但巴勒斯坦仍是唯一的天国。东非方案使犹太复国运动分裂成多个派别。当然，这个运动的成员原先就有分歧，在沉重打击下分裂了。否定派称自己是“锡安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Zionists），在哈尔科夫（Kharkov）召开分离会议。由于赫茨尔的心仍然在巴勒斯坦，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再次试图获得土耳其的特许权，与否定派实现了和解。赞同东非方案的人在伊斯雷尔·赞格威尔的领导下形成一个新组织，自称是犹太自治区主义（Territorialists）。

与此同时，对东非的勘察发现许多障碍。原先许诺给犹太人的土地有很多已经被许诺出去。肯尼亚的英国殖民者开始在《泰晤士报》上进行抗议。东非殖民管理局重新分配的空地不适合欧洲人。有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并不急于履行这项承诺，赫茨尔和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也都愿意避开这件事所带来的难堪。谈判又继续了一段时间，方案虽然从未被正式否决，但还是心照不宣地不了了之了。

赫茨尔死后，犹太自治区主义者继续就此方案提出要求。但英国一方的始作俑者张伯伦本身就兴趣不大，此时也已经离开了政府。他在1903年辞职，选择将关税问题交由公众投票，而不是毁掉自己的政党。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关心过东非方案，他的离开也没有对这一方案产生太大影响。东非不是巴勒斯坦，这是东非方案的先天缺陷，而这也是它死亡的原因。

［注释］

[1] Quoted by Dr. Julian Sternberg in Weisgal, Herzl Memorial .

[2] Diaries , June 16, 1895.

[3] 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 Yearbook for 1897-98 .

[4] Herzl’s Diaries , January 6, 1897.

[5] Weisgal, Herzl Memorial .

[6] John Raymond reviewing A. L. Kennedy’s Life of Salisbury,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 April 1, 1953.

[7] Wickham Steed, Through Thirty Years , New York, 1924, I, 163.

[8] Herzl’s Diaries , quoted in Amery.

[9] 此处及后文与张伯伦、兰斯多恩、克罗默等人会面的情况出自Amery自己翻译的赫茨尔（Herzl）的 Tagebüche 。此外，请见Bein, chap. XIII和Rabinowicz。 m5fMFrpvtXIsesRxYKaQLNFXoLg6zONc2UE7/tO8/6GTPVF+PsV6ne9j8HMkit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