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加入原有争夺土耳其遗产的竞争者行列中，英国逐步变成穆斯林世界的大国，第一批犹太殖民者开始渗透进巴勒斯坦——这些变故都使土耳其苏丹愈发担忧。他的问题是如何牢牢地抓住纷纷要脱离他的领土。他需要帮助，但如何防止引狼入室呢？他害怕英国，也曾考虑过犹太人，最后还是选中了德国。

“有尸体的地方就会有秃鹰在附近盘旋。”当普鲁士王储腓特烈，也即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出现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好像是被大风刮来的一片秃鹰羽毛，预示着又要有一只秃鹰加入在土耳其躯体附近盘旋的鹰群中了。“我们的弗里茨”在1869年访问了耶路撒冷，稍迟于他的表兄威尔士亲王。大约30年后，他的儿子德皇威廉二世来访问的时候就威风多了，有皇家游行队伍穿越耶路撒冷，当土耳其苏丹把耶路撒冷的一片土地作为礼物送给他时达到高潮。这个礼物是象征性的。此时德皇已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关键人物。苏丹决定选择德皇，他也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帝国。

德意志帝国在1918年战败，土耳其帝国也随之覆灭。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由英国转向似乎更有前途的保护者德国，最终导致土耳其的崩溃，这个结果欧洲已等待了一百年。土耳其的崩溃使受穆斯林忽略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巴勒斯坦获得了解放，开始了历史的新篇章。英国征服了土耳其，自然成为土耳其亚洲领土的继承者，至少在短时间内如此。但如果土耳其没有选错边的话，这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从逻辑角度看，如果英国自皮特起一直延续到1914年的政策都按逻辑进行，那么土耳其与英国结盟就等于站在了胜利者一方。如果土耳其果真一直维系了与英国的盟约，那巴勒斯坦现代的命运将会如何？

幸运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失败了，土耳其选择了失败者，奥斯曼帝国这个跨越历史五百年的大帝国，最初因年轻力壮，随后又因年老体衰困扰着西方，最终被消灭了。这个结果对各方的好处是长期的，至少对土耳其人民是如此。一旦摆脱了腐败的独裁统治，土耳其人民证明他们能使自己的国家恢复惊人的活力，变成了中东地区最具活力和最有能力的国家。

土耳其帝国的错误决定的根源可追溯至柏林会议，这个错误决定极大地影响了巴勒斯坦的命运。阿卜杜勒·哈米德很不情愿接受英国人按照《塞浦路斯协定》的条件提供的保护。过去土耳其宫廷选择接受英国的拥抱，借以避免俄国的凌辱，如今他逐渐地感到他能改进这项传统政策。会议选在柏林召开，而且由有声望的俾斯麦亲王主持，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到了一个新兴的、尚无东方野心的欧洲大陆强国。但这位苏丹不应被德国至1880年尚未对东方表现出热望的事实所蒙蔽。一旦普鲁士统一德意志邦国成为列强之一，它马上就患上了慢性的东方病，就跟俄国、法国、英国一样。1888年，那个觉得英国买下苏伊士运河是好事的威利，登基成为德皇威廉二世。他很快就燃起了同样的东方梦：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虽然德国在向东扩张方面是后起者，但冲劲很大。

铁路特许权变成各国喜欢的渗透方法。柏林会议之后不久，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决定巩固其亚洲的领土，他视叙利亚为关键，于是推出了一个现代化计划。他开始增加要塞，成倍增派驻军，修建可用于运送军队的公路和铁路，把叙利亚与君士坦丁堡、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联系在一起。他改善叙利亚的海港设施，铺设路面，建造现代的房屋，增添电车。这等于打开了一个礼物袋，引诱着欧洲特许经营商和投机家，特别是德国人。新成立的德意志巴勒斯坦银行 ^[1] 成了繁忙的中心，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德国商业旅行者、代理商、进出口商，混在其中的还有数名领事馆官员。法国人独霸了叙利亚的主要铁路建设；虽然英国过去拥有建设幼发拉底河谷铁路的优先权，但柏林比英国更受土耳其的偏爱，赢得了巴格达铁路的特许权。柏林—巴格达铁路有一种浪漫的东方气息，使人联想起东方快车上的阴谋。但这条铁路其实对英国来说具有险恶的用意。从其计划的路线上看，一个敌对的欧洲强国将控制通向波斯湾的交通线，最终打开去印度洋的通道。英国去印度的道路将受到直接的威胁。

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在中东的战略重点是埃及。英国通往巴勒斯坦的道路，在塞浦路斯就停止了，至少暂时如此。巴勒斯坦不再是帝国政策的明确目标。沿着尼罗河，伟大的殖民地总督克罗默勋爵正将鹰爪伸向比较容易撕下的土耳其帝国在欧洲以外的领土。在他的指导下，英国的地盘从已经获得的苏伊士运河出发向外扩张，最后成为整个埃及的实际统治者，但仍保留了土耳其任命的埃及总督，和土耳其对埃及名义上的主权。这件事必须做得很精巧，不能让其他欧洲强国心生忌妒。当1914年欧洲的战争爆发时，英国从埃及的基地出发，循当年摩西夺回应许之地的路线进击巴勒斯坦。

自有《塞浦路斯协定》之后，英国在土耳其苏丹眼里就变得很可疑。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了寻找新支援，听从了一个名叫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 ^[2] 的英国人的意见，考虑过暂时利用犹太人。奥利芬特是前英国驻外事务处官员，职业是记者，在宗教信仰上很古怪。［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许多著名的英国怪人都不由自主地被拉向东方。这可能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跟阿拉伯的劳伦斯（T. E. Lawrence）一样，出于私人的宗教信仰或心灵需求去东方旅行，或者跟迪斯累里笔下的坦克雷德一样，去那个孕育了世界三大宗教的地方寻找精神的再生。］

奥利芬特的宗教信仰近乎荒谬，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有经验、有才华的年轻人。年轻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一个家庭舞会上见到他后，认为他看起来“特别理智，特别适合在乡下别墅的生活，那里每个男人都会喜欢跟他交朋友，每个女人都会爱慕他”。 ^[3] 虽然他是个世俗之人，却跟沙夫茨伯里伯爵一样在宗教的驱使下投身于以色列复国运动。此外，他与沙夫茨伯里一样，试图用基于战略和政治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宗教动机。他的父母都是狂热的福音主义者，而他进入了外交部门，在加拿大和日本任过职，游历过印度、土耳其帝国、欧洲及美国，为《泰晤士报》报道了克里米亚战争，在意大利支持过加里波第（Garibaldi）和卡武尔（Cavour），在1865年成为议员。随后突然辞去了议会的席位，消失在人们视线之外。后来，当人们知道这位以个人魅力、调情、远方冒险而著称的人，竟然去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宗教社区挖水沟，整个伦敦都被震动了。

实际上，奥利芬特看破尘俗，走上了一条所有看破尘俗的人都走的道路：想放弃俗世，像最初的基督徒一样过着卑微的生活。他并不适合过这种生活，他被允许以改宗者的身份回到俗世之中。他与那位名声不好的布罗克顿（Brocton）先知的关系长期困扰着他，使他的母亲和两位妻子牵扯其中，还招致多起诉讼。尽管如此，他至死都热衷于“人类的重建”。他否认自己倡导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与《圣经》有关。但第二位奥利芬特夫人时常产生幻视和幻听，说话不太谨慎。她描绘了她曾看到的幻象：一个犹太人骑着白马。按照她的解释，马象征力量，而白色代表了正义的力量。她认为这幅图景象征着以色列被基督救赎了，将会恢复在巴勒斯坦的权力。受到“启示”的犹太人，将变成“杰出的犹太—基督教种族，掌握着宗教的力量，因为只有基督徒才适合管理圣地”。

奥利芬特本人说话更加现实一些。他说，事实上，这与“最受欢迎的宗教理论”相吻合并“不影响其政治价值”。1879年，柏林会议的次年，他在罗马尼亚看到了一系列反犹太人事件。他看到难民聚集在布罗迪（Brody）和伦贝格（Lemberg），目睹了他们的悲惨境遇。他去雅西（Jassy）参加犹太复国运动大会。由于着迷于看到《圣经》预言的成真，他立即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想说服土耳其苏丹批准让犹太人殖民。次年，他去巴勒斯坦勘测土地，并在1880年出版著作《基列山》（ The Land of Gilead ）。他在这本书中建议在土耳其主权下，由英国提供保护，在约旦河东岸的巴勒斯坦进行犹太人定居。

奥利芬特有个信念：如果想阻止另一个帝国与英国竞争在土耳其的利益，英国可以且必须使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复兴，而这个目标可以通过犹太人来实现。他想象中的竞争者是俄国，当时英国的主要敌人。但他的预想对其他没有提及的帝国也同样有效。“日子所剩无多了，”他警告说，“也许我们会发现大英帝国最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正是因为我们没有为可能到来的危机提前设计好预案。”

有件不幸的事，他说，就是英国人支撑土耳其亚洲领土的努力——即迪斯累里的政策——“被君士坦丁堡误解为英国想获得小亚细亚的野心”。但这个风险是值得承担的，巴勒斯坦的战略意义和声望是显而易见的。英国的步骤是符合逻辑的，犹太人是符合逻辑的殖民者。“英格兰需要决定是否通过回迁在3000年前就拥有这片土地的民族，去完成勘探被毁的城市、开发农业资源的工作，从而获取这项政策带来的巨大政治利益。”

在描述了1880年他所看到的这里的现状之后，他建议在约旦河东岸建立一个150万英亩的殖民地，用铁路与海法港（Haifa）相连，最后通过未来的铁路线，与红海边上的亚喀巴（Akaba）和苏伊士运河相连接。约旦河东岸的土地比其他相邻的土地要更加肥沃，居民少，比较容易获得。对付现有阿拉伯人口，他认为也容易。可以把喜欢打仗的贝都因人赶走，安抚阿拉伯农民，像加拿大对付印第安人一样安排好“预留地”。其他地方的阿拉伯农夫可以按照康德上校的建议，把他们用作劳动力，但让犹太人去指导。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太同情阿拉伯人，因为他们曾经把这片国土变成荒地，毁坏了土地上的村庄，掠夺了当地居民”。

将来，犹太人可以做土耳其臣民，叙利亚最终变成半独立的省份。如果土耳其允许一个敢冒险，精力充沛，拥有“商业智慧、勤劳、富裕”美名的民族来殖民，这个民族将变成土耳其的力量源泉。

现实是令人痛苦的，最先来的犹太殖民者此时正处于半饥饿状态，绝望地看着庄稼在太阳的烘烤下枯萎。相比之下，奥利芬特的预言也许太乐观了。他是一种错误概念的受害者，非犹太人都相信它。根据这种错误概念，犹太人在返回巴勒斯坦这个问题上有统一的意志，并且犹太人愿意自己出资负担返回家园的费用。他争辩说，与这个“富裕、强大、四海为家的民族”做盟友，对任何想介入中东“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的强国都是有益的。他跟沙夫茨伯里和其他前辈一样都忘记了一件事——十分之九的犹太人都不是蒙蒂菲奥里和罗斯柴尔德，而是处于死亡边缘的少数群体。这些积极分子没有意识到，那些想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权（他们是因为太穷困才愿意去的），而那些有钱、有影响力的犹太人不愿返回巴勒斯坦。

奥利芬特几次访问君士坦丁堡，都谈到了犹太人的勤劳和商业智慧，以及预计会随之到来的大批金银财宝，这对苏丹产生了诱惑作用，土耳其进步党喜欢上了他。他赢得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英国金融家做同盟者，此人就是维克托·卡扎勒特（Victor Cazalet），在幼发拉底河谷的铁路线持有股份。两人一起向苏丹提出一份计划，在所建议的铁路两侧给犹太人一条两英里宽的地带。但这项计划没能实现，当改革党的政治献金丑闻暴露后，奥利芬特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他的失败是时代的产物。在英国，反帝国主义的自由党取代了迪斯累里，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了。在土耳其，阿卜杜勒·哈米德这位历史上最善变的君主，如今一想到允许一个可疑的新群体进入叙利亚就感到害怕。这难道不是另一个有外国势力支持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想在他的领土上扎根吗？这些人会不会像黎巴嫩的基督徒那样不断进行西方式的抗议活动，做西方渗透的工具呢？黎巴嫩已经脱离他的统治了，只是名义上还属于帝国，因为自法国在1860年的干涉之后，黎巴嫩就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了。苏丹不想看到巴勒斯坦成为下一个黎巴嫩。

此时，在柏林外交代表团周围，气氛明显升温了。可英国此时正沉浸在格拉德斯通政府治下，对这种趋势没有采取任何反制措施。格拉德斯通厌恶土耳其人，痛恨帝国的一切，似乎认为只要不理睬英国在过去的帝国扩张时期获得的责任，他就能让这些责任消失。在他眼里，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比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加在一起还重要。很不幸，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世界，虽然未被格拉德斯通所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戈登将军在苏丹死去了，自由党的无能证明了英国的帝国事业不会因被忽视而消失。戈登的悲剧引发了一波义愤，格拉德斯通和自由党在选举中失利，索尔兹伯里和保守党又回来了。

这是1885年的事。索尔兹伯里勋爵亲自担任外交大臣，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出有关土耳其的档案，了解在前政府治下，英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变成了什么样子。他默默地读完，绝望地将档案放下。“全都被他们丢进大海了，”他说道，“而且什么都没有换回来。”

索尔兹伯里勋爵认为很可能无法恢复英国在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甚至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他不相信土耳其改革的可能性，也不认为土耳其帝国能坚持更长时间。很久之前，他在反思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说过：“我们赌错了马。”他认为英国应该在1840年接受沙皇尼古拉的建议瓜分土耳其。那么为什么他要在1878年制定《塞浦路斯协定》保证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呢？索尔兹伯里勋爵曾经被一位有洞见的评论家称作英国政界的哈姆雷特。他能痛苦地看到局势的正反两方面，这使他无法全心全意地选择任何一方。他不喜欢土耳其，但不得不牵制俄国，因为俄国正在挤压土耳其。《塞浦路斯协定》不是对土耳其信心的表述，而是对俄国发出的警告，同时也是一种防备，一旦土耳其崩溃，英国要有条件介入。

如今他重新当政（迪斯累里已经去世），拥有完全的权力，他不准备再浪费精力去讨好土耳其苏丹。埃及成为主要目标。他向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坦言，丧失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是“可怕的打击”，但我们不是已经丧失了吗？只要那个“病态的、肉欲的、可怕的、变幻无常的苏丹仍然在位” ^[4] ，任何政策都无法维持。更好的办法是去一点一点地蚕食埃及，根本不必谋求与土耳其苏丹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这样的协议毫无意义，而且还会激起其他列强的反对。

索尔兹伯里感觉英国与苏丹的疏远是永久性的。“他恨我们。”他在1891年给大使的信中写道。 ^[5] 这位大使抱怨他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过，苏丹明显厌恶他。“埃及和塞浦路斯的事足以解释苏丹的感情。”索尔兹伯里继续写道，但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证明比他更会统治穆斯林。“在阿拉伯，人们开始谈论改变，他们问自己的问题是，土耳其人的长期恶政是否是不可改变的厄运。阿拉伯半岛是苏丹的噩梦——因为有一天终会出现一个反对派领袖。”他的结论是苏丹不会原谅英国介入其穆斯林世界的，因为“苏丹认为他在穆斯林世界的至尊地位就是一切”。

索尔兹伯里勋爵冷静地看到了真相。苏丹此刻很不安，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帝国两侧都在受到侵蚀：南方的埃及正在被英国吞噬，北方的巴尔干正在滑走。于是他决定要死死地守住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特别是耶路撒冷。圣城的声望是绝对的关键，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看到的那样，苏丹在穆斯林世界的最高统治权正在从边缘处消逝，他在伊斯兰教中的哈里发地位也受到了质疑。外国势力已经深深地渗透入叙利亚内部了。越来越多的“访客”涌入圣地。俄国的朝圣者数目在奇怪地增长着，过去每年只有几百人，如今是数千人，并且购买耶路撒冷的土地，声称是为了保护圣地的东正教教徒。法国的耶稣会会员、英国的新教徒、美国的传教士通过他们建立的教会学校传播着致命的自由思想，而且教会学校的数目每年都在增长。犹太殖民者正在购买土地。随处都能看到英国陆军的工兵小队拿着测量杆和三脚架丈量这片土地。

阿卜杜勒·哈米德试图阻止这个潮流。1887年，他把耶路撒冷地区从叙利亚分割出去，使之直接隶属于土耳其宫廷。而在1885年，土耳其宫廷已宣布不许再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并发布法令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 ^[6] 但苏丹此时已经是帝国政府腐败行为的受害者。他的法令几乎没有得到执行，因为贪污成性的高官们能轻易绕过法令。

早期的犹太人定居点都是由“锡安山爱好者”（Chovevé Zion）社团建立的，规模都很小，很分散。 虽然弱小，但他们逐渐在雅法地区有了落脚点。尽管苏丹颁布法令禁止，但他们到1889年的时候已经购置了7.6万英亩土地，分散在22个独立的定居点里，总人口有5000人。 这个数字听上去挺惊人，但实际并非如此。在现实中，这些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处境极度原始和危险。1882年，有20个家庭在雅法南面的沙丘上建立起锡安山第一定居点，并开始开垦祖先的土地。第二个定居点安置在北面60英里的海边，而第三个是在更偏北的罗什平纳（Rosh Pinah），位于加利利北面的山中。这些定居点挣扎了不到一年，几乎全部失败了。这些从俄国犹太人隔离区来的小群开拓者，在已经延续了两千年的理想和希望驱动下，根本没有想过定居点的现实条件，带着火车票就来到了圣地。他们中几乎没有自耕农。他们在早就荒废的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胡乱种下他们在乌克兰富饶的黑土地上看到的玉米和小麦，但种下的庄稼全都枯萎了。疟疾迫使在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h）的耶路撒冷犹太人遗弃了这个定居点。其他定居点也都接近关闭的状态，有些定居者走了，剩下的在忍饥挨饿。

巴黎的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赠给锡安山第一定居点一笔三万法郎的援助。随后，他提供了更多的援助，给其他定居点也送去了现金。他帮助那些去他购买的土地上定居的新来者安家。自此之后，外围的小犹太定居点开始获得救助，这才得以维持。到了那个世纪结束的时候，犹太复国运动真正动员了起来。

然而，想让一个半死不活的民族在一个半死不活的国家中复兴，困难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克服的。除了土地和气候等外部因素之外，犹太殖民者也存在一些内部问题。他们都经验不足，而最严重的问题是意见不合，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当时几乎使巴勒斯坦再定居运动夭折。虽然他们在忍饥挨饿，但仍然争论是否应该谨守安息年不种田、不畜牧的戒律。这听上去似乎很不可思议，但确实是真实发生的情况。在欧洲，这类争论非常激烈，犹太人的杂志为此消耗了大量油墨。实际上，引发这场争论的是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教祭司派别，他们反对“锡安山爱好者”发起的犹太复国运动，希望看到殖民计划失败。有些犹太殖民者不满对罗斯柴尔德之慷慨的依赖（如果没有这些援助，他们肯定早就死了），以安息年问题作为旗帜，反抗那些替罗斯柴尔德分发援助的管理者。

敖德萨委员会是“锡安山爱好者”的指挥部，这些委员的激情比他们手中的资金要多，他们吃惊地发现要想保证第一批开拓者活下来需要大量的资金。在各欧洲首都活动的代表拼命恳求，但也只能募集到几法郎而已。巴勒斯坦能恢复到有生产力的程度吗？境遇优越的犹太人虽然不缺少意愿去帮助那些仍然处于俄国大屠杀下的同胞，但拒绝把钱用于如此冒险的方案。他们不仅害怕巴勒斯坦，也害怕犹太复国运动展示出的前景，因为那会危及他们想融入西方社会的梦想。他们比较喜欢德希尔施男爵的阿根廷移民计划，不太喜欢埃德蒙男爵对巴勒斯坦的激情。

在那些支持犹太人的贵人中，只有罗斯柴尔德（在蒙蒂菲奥里死后）对巴勒斯坦有信心。“拯救犹太民族的唯一希望是把他们带回圣地。” 他说。他的家族嘲笑他，称他的巴勒斯坦定居点为“男爵的幻想”。他们希望他集中精力去做艺术品收藏。自从他拒绝照顾他在拉菲特街的银行生意之后，艺术品收藏就成了他在巴勒斯坦事业以外唯一的激情所在。埃德蒙男爵没有听从他们的规劝，反而去听取那些崛起中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的意见——平斯克尔，《自我解放》的作者；内特（Netter），《联盟》的作者；犹太教拉比莫希尔佛（Mohilever），一位工作极为努力的“锡安山爱好者”代表；阿哈德·哈姆（Ahad-ha-Am），犹太运动的智囊，呼吁把犹太教复兴为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和宗教的最有影响的意见领袖。

所以，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在1880年代里是犹豫不决的、一点一点展开的，没有大国作为中间人。运动的发起者是犹太人，他们放弃了对奇迹的等待，意识到如果不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里就只能等死。开拓者是自发的。当时没有第二个波斯国王居鲁士对他们说：“回去吧，回到你们的祖国去。”土耳其苏丹曾想发挥居鲁士的作用，但所基于的想法是错的，因为他想利用犹太人的财富拯救自己快要崩溃的帝国。甚至德皇都有类似的想法，他在巴勒斯坦同意与赫茨尔见面时，就产生过这样短暂的愿望，但很快就放弃了。此时，英国人的注意力放在了别处。

犹太人兴奋起来了——他们交谈，写作，相互劝说着。但到此时为止，在巴勒斯坦建造家园的力量、影响力、资金都还没有到位。仅一个罗斯柴尔德成就不了大事。对受到俄国政府迫害的犹太家庭来说，去纽约和伦敦更加容易一些。把家庭的希望放在巴勒斯坦的未来和犹太国的未来之上，需要英雄般的勇气，只有少数人愿意这样做。出埃及的条件已经具备，但犹太人还没做好去巴勒斯坦的准备。动员回归古老家园定居的大规模行动必须等到欧洲的生活压力变得更加恶劣，以及一位领袖的出现。

这不必等待太长时间。

［注释］

[1] Foreign Office, op. cit .

[2] In addition to works listed, see DNB , article by Sir Leslie Stephen and notices of Oliphant in memoirs of the period.

[3]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 Boston and New York, 1918, p. 139.

[4] Ibid. , letter to Sir William White, August 10, 1887.

[5] Ibid. , letter to Sir William White, September 14, 1891.

[6] Foreign Office, op. cit . NRt3wW+Xp/1J+Jtwc5cpbuxs8XaWkMGDeWXzzEPXLAHjuIWE7zfShRlo0ERA1kx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