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巴勒斯坦的道路逐渐被重新打开了，但至此为止以色列人还没有积极地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当以色列人第一次从流放中返回家园的时候，波斯是仲裁国，波斯国王居鲁士（Cyrus）下命令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有四万多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返回了巴勒斯坦，带着他们的金盆、银碗、仆人、马匹、骆驼和驴子。犹太人能这么快出发，是因为这次流放的时间不长，距离开锡安仅50年的时间。但以色列人的第二次流放已经有1800年了，流亡的以色列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为了生存，为了不被其他民族同化，为了不失去民族特征，他们用尽了所有力气，因而显得阴郁沉闷。他们成功了，成为地球上唯一没有国土却保住了民族意识的民族，但代价极高。为赢得生存，他们只能内敛，用正统的硬壳包裹自己，集中精力于他们仅有的几样能带出故土的东西：传统和法典，《摩西五经》和《塔木德》。其他民族忙于种地、盖房、作战；犹太人没有土地，没法去做这些事。没有土地，他们去哪里播种和收获，去哪里盖房子，去哪里作战？根据古老的犹太教传说，当犹太神殿被推倒后，神殿倒塌时的石头碎片进入了每个犹太人的内心，那心中的碎石是他们唯一的家园。

但时代在变，仅有这点是不够的。“没有国家，”19世纪民族主义先知马志尼（Mazzini）说，“你没有资格作为兄弟加入各民族之列，因为你无名、无声、无权利。你是人类的私生子——你仅是民族之林里的流浪汉。” ^[2] 虽然他的这番话是说给意大利人听的，不是针对犹太人，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呼声。这个呼声，犹太人也听见了。

到1800年，犹太人被动地等待超自然力的介入已经有许多个世纪了。那个“明年回耶路撒冷”的祈祷词，自公元70年开始每年诉说，就好像要滴水穿石一样。但现今轮到犹太人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流放了。“犹太人必须做自己的弥赛亚。” 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在1864年写道。在19世纪有许多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这一革命性的理念。

即使想以最简短的方式综述一下现代犹太民族重生的过程，也必须先谈论一下其内部的争执和外部的欧洲政治气候，但这必然像陷入泥潭一样令人绝望。法国大革命前，欧洲的犹太人进入了“启蒙”和谋求解放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充满了宗教矛盾和社会矛盾，致使犹太教出现了分裂。在很多个世纪的囚禁下，犹太人非常团结，但在随后而来的争取自由、公民权和建国的斗争中，这种团结永远地失去了。背景是拿破仑巨大身影下的欧洲历史，以及拿破仑消失之后各国的反应。1815年俄、奥、普三国缔结的神圣同盟寄希望于强制推行独裁政治，但这种企图彻底失败了。接着爆发了1830年的革命，1848年又兴起了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巴黎公社、俾斯麦和泛日耳曼主义，以及沙皇独裁统治末期俄国的痉挛。这些力量如同分娩时的抽搐和收缩，使犹太人进入了国家再生的痛苦过程。

这个过程的起点是“启蒙运动”，由18世纪德国的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发起，这个运动打碎了正统的保护性外壳，为犹太人熟悉西方文化、参与西方事务铺平道路。犹太法典和拉比的统治结束了，欧洲的百叶窗全都打开了。犹太人阅读了伏尔泰、卢梭、歌德和康德。随后而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抛弃了旧有的宗教仪式，犹太教也开始试探着适应现代社会。公民解放变成目标。1791年，法国立宪会议颁布法令给予犹太人公民权；之后，拿破仑批准这项法令在他拥有的所有领土上执行。这项法令在拿破仑下台后被取消了，于是各国犹太人必须各自争取。19世纪中叶，犹太人获得了公民解放，如果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犹太教便会停下脚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反思失败的过程中，犹太人发现了民族主义。他们意识到犹太教正在死去，在拉比的晦涩教导中僵化为干糠皮，并在西方“启蒙”的开放环境中逐渐瓦解。犹太教要想生存，必须找到新的灵魂，民族主义满足了这个需要。此后，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减缓下来，变得迟疑，不那么情愿，因为犹太人没有了热情，而仅出于需要。一切不再是按照一条直线发展，不断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和派别，改革与正统的对立，民族主义与同化主义的对立，这两者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对立，接踵而来的是反犹主义的号叫。

反犹主义是19世纪的政治产物。它就像从拿破仑侵略战争遗留下的灰烬中飞出来的黑凤凰一样，这样的场景发生在德国不令人惊奇。1819年，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的大街上飘荡着迫害犹太人的号叫，与之相伴的是骚乱和对犹太人家庭的劫掠。那号叫声穿越了一个世纪又来到了大马士革事件中，来到了俄国的《五月法案》和屠杀，穿越了法国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最后来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犹太人不断受到挤压，一些犹太人走向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另外一些则选择了逃避现实和同化。

如此的压迫，确实证明了启蒙和解放是幻觉。虽然19世纪对社会进步的信念是热烈而感人的，但反犹运动并没有消失。正统犹太教曾经有个信念：只要他们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弥赛亚将会出现，犹太人就会奇迹般地回到锡安山。主张同化者相信，只要他们安静地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保持良好的举止和教养，不打扰任何人，反犹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在社会进步和人类友爱的雾霭中消失。但不知何故，反犹运动仍然在延续，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魔杖面前也没有消失。犹太人转变了方向，沿着十几个不同的方向寻求解决方案，努力寻找任何允许他们做普通公民的国家，只要还能做犹太人就行。他们去东方投奔同样受迫害的兄弟，仍然力求维持他们在西方拥有的自由和生活标准。如此沿着不同方向的努力，在犹太人中间产生了悲剧般的党派之争，如此乱象只有在犹太圣殿倒塌之前出现过，那时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奋锐党人相互争斗，直到城市毁于一旦。他们之间的裂痕加深，分化加倍，相互厌恶之情也加重了，影响了建国的进程。直到今天，这些裂痕还在影响着国家的团结。但反犹运动在号叫中继续着。赫茨尔在经历过启蒙后的法国听到那号叫，痛苦地回到家里，写下了《犹太国》，召集了开动“犹太国的航船”的犹太复国运动大会。但这反犹的号叫声摩西·赫斯（Moses Hess） 50年前在大马士革就听到过。

赫斯与后来的赫茨尔很相像，都是“被解放的”早期德国社会主义者领袖。他们认为自己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其次是德国人，再次才是犹太人，甚至可以不是。突发的大马士革事件就像从他背后出乎意料地一击。这件事说明犹太人仍然有可能被囚禁和拷打，整个犹太人社群都可能被劫掠，而借口只不过是一个从中世纪挖出的迷信。这件事给从纽约到敖德萨的犹太人投下了黑色的阴影。赫斯后来写道：“在我开展社会主义活动的过程中，这件事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我属于我那不幸的、受中伤的、被鄙视的、被迫散居的民族……我要在痛苦中表达我热爱犹太人的情怀。”但他不满足于痛苦。他要寻求解决方案，而方案只有一个。“没有国家……你只是人类社会的私生子”——虽然这句马志尼的格言还没有写在纸上，但已经被视为真理了。解放是空话，无论真理多么难听也必须说出来。1862年，赫斯出版了《罗马和耶路撒冷》，副标题是“最新的国家问题”。他在书中写道：“在约旦河两岸安置移民的时机到来了。”建国是必需的。“由于犹太人是受压迫民族，没有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与其他民族相比，要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所发展，就更加需要先实现民族独立。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拥有自己的土地……”

然而，他知道沙夫茨伯里那些积极分子从来不关心的问题：犹太民族远未准备好。犹太民众仍然被犹太拉比锁在门内，他们必须自己破门而出才行。犹太人中的“改革分子”躲藏在虚幻的希望后面，打碎这种蒙蔽状态只能靠“外力猛击，整个世界已经在为此做准备”。显然，“犹太民族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我们这些拥有改革意愿的犹太人心中呼唤起爱国的情怀，如何用爱国主义把处于死气沉沉的形式主义中的犹太大众解放出来”。只有这个问题获得解决后，“犹太复国才有可能”。

赫斯以此为基础，勾勒出在巴勒斯坦殖民的计划，他希望欧洲列强能帮助犹太人从破产的土耳其宫廷那里购买土地。但他主要是针对法国而言，因为他就住在法国，路易·拿破仑正渴望得到叙利亚。他认为法国可以充当中间人，在法国的支持下，他预计犹太人的殖民地可以“从埃及扩展到耶路撒冷，从约旦河到地中海”。

就在赫斯忙着制订他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另一个与他性格截然不同的犹太人也独立地想到了相同的关键点。普鲁士托伦（Thorn）的犹太拉比希尔施·卡利舍（Hirsch Kalischer） 是个老派学者，《塔木德》的顶尖权威，他突然宣布了自救的教义。他在1860年写道：“不要让人们相信以色列人的救赎和弥赛亚会突然从天而降，奇迹般地把离散的犹太人聚集到古代犹太人聚居的土地上。救赎过程会在犹太人顺乎自己的意愿，自然地回到巴勒斯坦定居，而其他国家也愿意提供帮助的时候开始。”

同一年，卡利舍在托伦召集犹太教拉比和犹太人领袖开会，促进在巴勒斯坦的复兴工作。虽然没有什么实际进展，但他写的《探求锡安》（ Quest of Zion ）一书就像生面团中的酵母一样，开始在社会中发酵了。其他正统犹太教拉比也改变了原有的态度，开始支持返回故土。卡利舍的想法通过他的学生和同事开始向蒙蔽的犹太人居住区渗透。他告诫人们，只有犹太人自己在巴勒斯坦干枯的土地上劳动，才能使救赎变为可能。他要求犹太士兵守护犹太定居者。他不太信任西方大国的仁慈，而更喜欢自己人的帮助。他给蒙蒂菲奥里和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写信，请求他们为殖民团体提供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运送移民，帮助懂得开荒的人在免费土地上定居下来，雇佣老师，给定居者贷款直到他们能自给自足，建立警察制度、军事护卫和农业培训机构。

遵循类似的原则，全体以色列人联合会（Alliance Universelle Israelite）于1860年在巴黎成立。这是第一个福利和保护性协会，随后其他西方国家的首府也都成立了类似的协会。这个协会是家长式的，不是赫斯和赫茨尔要求的那种爱国式的。爱国主义是新概念，或者说这个概念早已有之但死去多时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人们接受。但做善事，或更确切地说是，对有困难的成员的社群责任是古老的传统，跟以色列部落的历史一样长久。慈善工作开始为巴勒斯坦而做。蒙蒂菲奥里独来独往，在还没有铁路和轮船之前就三次前往巴勒斯坦。他一生共去了七趟，最后一次已90岁高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犹太社群遭遇不幸或迫害，这位年迈的“以色列王子”就会立即出发，他在76岁时去过君士坦丁堡，80岁时去过摩洛哥和西班牙，83岁时去过罗马尼亚，88岁时去过莫斯科。无论是距离或是灾难、骚乱，都无法吓住他。即使是风雪和沙漠也拦不住他。但无论他的举动有多么重大，他个人多么令人尊重，他自己能实现的长期成果都很有限。大马士革犹太人受迫害事件之后，在其他地方又发生了几起类似事件。这些事唤醒了不再受压迫的西方犹太人的集体良心。针对巴勒斯坦，这些西方犹太人的目标是相当有限的：仅为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但他们自己并不愿移居。

1870年，联合会在雅法附近建立一所农业培训学校。与此同时，不断有小股移民从俄国出发。赫斯和卡利舍的思想启发了一些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俄国涌现出许多移民社团。在维也纳，有一份叫《黎明》（ Ha Shahar ）的期刊集中刊登这些新观点。这份期刊的编辑是佩雷斯·斯摩棱斯金（Perez Smolenskin） ，他在1873年出版了《不朽的民族》（ The Eternal People ）一书，对东方的犹太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作者在书中讽刺了同化论者的主要理论，指出按照这个理论以色列仅是一个宗教，而他坚信犹太人是个生机勃勃的民族。书中借用了《传道书》中“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的说法。此后，这个说法被不断引用，借以概括民族主义者和同化论者之间的分歧。同一年，为《黎明》期刊撰稿的摩西·利连布卢姆（Moses Lilienblum）写出了《犹太民族在祖先的土地上复兴》（ Rebirth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Land of Its Ancestors ）一书，这个主题在俄国、波兰、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都引发回响。1870年代，东欧涌现出大量希伯来语的书籍、文章和期刊。这些作品虽然像以往一样充满了内部争执，但基本上都坚信向巴勒斯坦移民是犹太民族重建的基础。

这些作品使人们思考，但还未能引发行动，猎狗的嚎叫却能使人行动。如今那狗突然激动地尖叫起来，这就是要发动攻击了。在1870年代，德国的反犹太人辩论在党派政治和报界十分流行，这类争论沉迷于各种伪科学理论，德国人的思维特别喜欢这类理论。俾斯麦向人们显示出这类争论可以被用来获得政治优势。在1881年复活节那一周里，俄国人把从俾斯麦那里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开启了借助国家政策煽动反犹太人运动的时代。三天内，俄国西部地区从黑海到波罗的海到处是冒着浓烟的犹太人家废墟（借用卢西恩·沃尔夫的生动语言）。 ^[3] 从华沙到基辅，再到敖德萨，在160多个小村庄里爆发了大规模的野蛮暴行，其规模之大，野蛮程度之高，自中世纪之后就再没有听说过。这场大灾难不仅降临到犹太人头上，也通过外国使节和记者的可怕报道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回响。除了集中营和毒气室，希特勒没有比俄国人多发明任何新东西，所有暴行沙皇俄国都做过。甚至《纽伦堡法案》也是效法俄国1882年的《五月法案》，故意使犹太人无法生活，抢走他们的房子和谋生之道，把整个村庄里的人都赶走，破坏犹太人本就不稳定的经济，借用“临时秩序”的法律名义，实施永久的大屠杀。

这场大暴行背后的理由与希特勒的一样：用犹太人做替罪羊，用灾难转移人们对统治阶层的大规模不满情绪。

在1881、1882这两年里，大部分俄国犹太人学到了西欧犹太人在过去近一百年里学到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尊严做支撑，想要获得解放就是一场梦。他们更快地转向民族主义，因为他们还没有获得公民权，也没有承诺接受同化，他们没有不愿放弃的宝贵幻影。他们在忠诚问题上不存在“相互矛盾的爱”：在这些大屠杀、法案、骚乱之后，他们对俄国怎么可能还留有忠诚？

正如大马士革事件启发了赫斯一样，1881年反犹太暴乱启发敖德萨的一名外科医生列奥·平斯克尔（Leo Pinsker）写出一本名为《自我解放》（ Auto-Emancipation ）的小册子。他引用犹太学者希勒尔（Hillel）——圣殿倒塌前最后一位伟大犹太人导师的话，发出警示：“我不为己，谁来为我？”犹太人必须自我解放，平斯克尔宣称。“我们必须建国。”长久以来，犹太人像病夫一样缺少建国的胃口。犹太人必须先有建国欲望才行，因为没有建国欲望，犹太人就是游魂一样的民族，好像一群没有祖国的游魂在世界各国流浪一样。犹太人是永恒的外国人，其他外国人都有某个国家挂靠自己的爱国之心，只有犹太人没有，走到哪里都是异族人。“一个曾经出现过马加比的民族竟沦落至此！”抱怨反犹主义没有用处，只要犹太人仍然像鬼魂和异族人一样，反犹太主义就会继续。“一个没有领土的民族是不自然的，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影子一样。”

平斯克尔催促现有的犹太人社团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应该组织起一个股份公司去购买土地，然后安置移民。他认为这个运动的领袖必须是来自西方的犹太人，他们不仅有钱和权，还有处理事务的知识，但他不指望他们加入移民的行列。他们在当地生活舒适，因此不会离开现有的居住地。主要支持者将来自俄国和波兰，但领袖不会从中产生，因为那里没有适合领袖生长的环境。

平斯克尔希望看到的领袖还没有准备好，但底层的普通百姓却蠢蠢欲动起来，他的努力在他们之中起作用了。1884年，正好是蒙蒂菲奥里诞辰百周年庆，他在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卡托维兹（Kattowitz）召开了一次大会 。这次大会没有能产生国民大会，却产生了一个规模稍小的机构，即巴勒斯坦殖民协会，平斯克尔被任命为协会的主席。后来，由于总部所在地位于敖德萨，这个协会被称为敖德萨委员会，并开始了征集真正能返回家园候选者的工作。协会的工作人员称自己是“锡安热爱者”。警察不许他们开会，他们就在犹太聚集区的小村庄里点着蜡烛开会。学生们踏着泥泞的道路去散发传单，在一个村庄散发完再去下一个村庄。从来没有耕种过田地的小群定居者，却被给予了在巴勒斯坦这片半死不活的土地上，复兴一个早就死去的国家的任务。

不过，此时仍然不是国家层面的运动。赫茨尔只有二十几岁，仍是浪迹在维也纳沙龙里的花花公子，为报社写着优雅的小品文，在剧院里消磨时光。他从没有读过平斯克尔的作品。在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中间，有人读过平斯克尔的作品，但很不满意，反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想法。“这是个笑话，你头脑发热，需要吃药。” ^[4] 阿道夫·耶利内克（Adolf Jellinek）博士说道。他是维也纳一位著名的犹太学者，在平斯克尔去见他的时候说了这番话。耶利内克记录了谈话的内容：

“我看不出其他可能的方案。”平斯克尔说。

“进步和文明呀！俄国不会永远逆潮流而动！”耶利内克为俄国辩护道。

这就是他们想相信的：反犹主义是短期现象，社会进步最终会消除它，现在只需照顾受害者就行了，不必采取激进手段。

西方提供了帮助，但没有人出来做领袖。只要不是政治活动，犹太富人们都愿资助。德希尔施（de Hirsch）男爵试图引导大批犹太人移居阿根廷。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几乎是西方人中唯一提供援助的人，初来乍到的巴勒斯坦定居者得以获得一小块落脚点并站稳脚跟都归功于他。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被视为一个怪人。在那个时期，巴勒斯坦的复兴在已经获得解放的犹太人里唤不起热情。“那是他一个人的热情，”魏茨曼总统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他就是巴黎的埃德蒙男爵。如果再有几个他那个类型且能力相当的人施以援手，就能改变巴勒斯坦的历史，克服反对犹太复国运动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世界的犹豫和反对。我们没找到这样的人。” ^[5]

此刻，我们就只能写到1880年代为止了，因为犹太复国运动的开始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与此同时，英国慢慢地演化为中间人。犹太人的解放是个双向的运动，一方面犹太人需要熟悉西方文化，另一方面让西方人熟悉上帝的“古代选民”的现代代表人物。莱辛（Lessing）的《智者纳坦》（ Nathan der Weise ）以他的朋友门德尔松为原型。拜伦的《希伯来歌曲》（ Hebrew Melodies ）比赫斯早半个世纪找到了犹太人没有家国的致命弱点：

斑鸠有巢，狐狸有窟，

人有祖国——以色列只有坟墓！

拜伦本人死于为希腊争取独立的战斗，他是反抗神圣同盟的斗士。他从空气中抓住民族主义的精神，填入他的诗作之中。马志尼在监狱中带着三本书：《塔西佗》、《圣经》和拜伦作品。没有哪里的自由钟声和暴君的丧钟声能比《希伯来歌曲》中最著名的短诗《西拿基立的覆灭》（The Destruction of Sennacherib）更加响亮和清晰。而这首诗不仅是《旧约》故事的诗化，拜伦更抓住了犹太人仍然秉持的精神，那种精神也就是迪斯累里想要表达的对非犹太人的藐视：“为你的信仰而活吧，但我会为我的信仰而死。”

在汤姆·穆尔（Tom Moore）的诗中也有类似的精神：

在埃及的黑暗海面上敲响小手鼓！

耶和华大获全胜！他的选民自由了！

司各特让丽贝卡拥有了这种精神。丽贝卡与艾凡赫一起逃亡，而艾凡赫最终却娶了罗文娜。 当丽贝卡不顾恶棍博伊斯－吉伯特的劝阻，翻过护墙的时候，她简直让那些喜欢读威弗利小说（Waverley novels，司各特的一系列著名小说）的热切读者极度兴奋！当她哀叹她的民族屈服于命运，遗憾地说“号角声不能再次唤醒犹太”的时候，她表达了司各特和拜伦那代人的民族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几十年之后影响了现代犹太人。

当犹太人接受了这种精神的时候，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再次产生了回响，就如同在欧洲大陆一样。在法国，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小仲马把《茶花女》中风月场上的爱和奢侈，转变为《克洛德的妻子》 （La Femme du Claude ）中的犹太民族主义。“我们再次感到有个固定祖国的必要性。”这部1873年的作品中的英雄主角如此宣称。在英国，一年之后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把赫斯说的“最后的民族问题”，变成了《丹尼尔·德龙达》（ Daniel Deronda ，1876）这部怪异的讲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小说的主题。小说的男主角在发现自己有犹太人血统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狂热的犹太复国者。“我想的是，”男主角说，“在政治上恢复我的民族的存在感，让他们再次建国，给他们一个民族的中心。”就像所有热衷于犹太人返回祖国的非犹太人角色一样，丹尼尔并不思考折磨着真正犹太人的问题——同化问题、反犹太主义问题、犹太教问题，以及犹太国家问题、活狗死狮问题。他们一直都没有想过重建犹太人复国的欲望，就像他们没想过建国所带来的一系列商业和经济问题——具体如何回到巴勒斯坦、购买土地、赚钱谋生。他们忽略了这一切，仅想着一步跳入巴勒斯坦，接着以色列就像雅典娜一样，一出生即为发育完全的成人。“恢复中心组织，”丹尼尔的启蒙老师莫迪凯（Mordecai）劝诫道，“准备土地和政策……国家要允许民众有机会表达意见……重新耕种土地，建立标准……犹太人的增益就是世界的增益……东西方之间的新犹太，一份和解条约。”

就像沙夫茨伯里及其追随者一样，乔治·艾略特热衷于这个我们今天看起来极具讽刺性的看法，即这个新国家会成为中东的一支和平力量，就像莫迪凯在小说中说的那样——“东方敌对国家的缓冲地，就如同比利时在西方的作用一样”。事实上，她的想法源自沙夫茨伯里，虽然她没有承认，但我们要考虑这一点。她早年是一个狂热的福音主义者，福音主义领袖的理想不可能不引起她的注意。此外，她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受她丈夫乔治·刘易斯（George Lewes）的启发，而他在巴黎时是摩西·赫斯的密友。 ^[6]

跟丽贝卡不同，丹尼尔·德龙达没能随小说出名。他是个呆板的人，太高尚，太善良，无法为普罗大众所理解。乔治·艾略特的读者更喜欢美丽的格温德琳的婚姻冒险，丹尼尔为了圣地最终拒绝了她。总体看，这部小说没有给批评家留下印象。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爵士认为丹尼尔的民族复国计划是“荒唐的”，还说作者以此为题是“缺乏幽默感”的表现。 ^[7] 虽然这部小说没能成为文学佳作，但对犹太民族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卢西恩·沃尔夫说这本书给予犹太运动“自萨瓦塔伊·塞比以来最强烈的激励”，这或许有些夸大了。然而当美国诗人艾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在1883年接受犹太民族主义理想的时候，把这个理想说成是“由乔治·艾略特构想出的概念”，仿佛就是她原创的一样。

虽然丹尼尔和患结核病的莫迪凯是被人嘲笑的人物，但乔治·艾略特是认真的。她构想出的偿还欠犹太人的道德债的概念，后来影响了贝尔福的思想。 她给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写信时说，当她发现受过教育的人“几乎不知道基督是犹太人”，而以为基督讲希腊语的时候，就感到恶心。 “一个基督徒，四分之三是犹太人。”她在小说中写道。但他发现普通英国人并不领犹太人的情，他们认为犹太教是“某种古怪的化石……某种完全不该如此的东西（他们不关心犹太教到底是什么）”。她写《丹尼尔·德龙达》是出于自己的良心，想改善犹太人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后来，她写了一篇名为《对犹太人的现代迫害》（The Modern Hep Hep）的文章，提出只有犹太人建国才能解决犹太人散居的问题。这个世界需要“新的以斯拉，现代的马加比，他们知道如何利用有利的外部条件，知道如何克服同伴的冷漠，知道如何打败敌人的轻蔑，勇敢面对挑战，使自己的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1] 犹太学者希勒尔（Hillel the Great）语，他是希律王时代的律法学者，是公元500年之前的巴勒斯坦犹太教神学权威。 Jewish Encyclopedia , VI, 398.

[2] Mazzini, Duties of Man and Other Essays , Everyman ed., 1915, p. 53.

[3]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 14th ed., article, “Anti-Semitism.”

[4] Ibid. , I, 188.

[5] Trial and Error , p. 162.

[6] Universal Jewish Encyclopedia , IV, 78.

[7] Stephen’s George Eliot , p. 189. s5aVkU0NKcOg4KhvkC5Vd/LWPULXawSTqRyLcsv5j2B+DpeQWe5z2wGh3svY/6N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