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麦斯顿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突然崩溃，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写了一封有关犹太人的信。“如今，在遍布欧洲各地的犹太人中间存在一种强烈的想法：犹太民族返回巴勒斯坦的时刻到来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土耳其苏丹要鼓励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因为犹太人带来的财富会增加苏丹的可支配资源；如果犹太人是在苏丹的邀请和保护下返回的，他们就会在未来阻止穆罕默德·阿里或其继任者的任何恶毒企图……我必须请大使阁下强烈地推荐（土耳其政府）竭尽全力鼓励欧洲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

在这位英国外交大臣的眼里，犹太人在获得了他们古代家园的土地利益之后，就会主动去支撑起那个正在崩溃之中的庞然大物——土耳其帝国。犹太人为了自身利益，会动用他们强大的实力维持它不倒。这就是英国当时政策的目标。

帕麦斯顿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840年8月11日。8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头条文章，报道了“安置犹太人返回家园”的计划，说这一计划正受到“认真的政治考虑”。文章称赞这份计划的制订者阿什利勋爵（即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讲究实际，有政治家风范”。文章还报道了他为收集犹太人的意见所做的调查，他调查的问题包括：犹太人是否愿意返回圣地？希望多快返回？如果土耳其政府能承诺给予他们公正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律保证，且基本公民权利得到“一个欧洲大国的保证”，“有地位和财产”的犹太人是否愿意返回，并在那里投资兴业？

《泰晤士报》所说的欧洲大国具体何所指显而易见。这篇文章产生了轰动。“报纸上全是有关犹太人的文章，”阿什利勋爵12天后在日记中写道，“未来会冒出多少混乱的计谋和争执……有多少粗暴、仇恨和争论。激发出多少情绪和激情！” ^[1]

显然，帕麦斯顿和《泰晤士报》在同一周产生相同的想法不是偶然的。实际上，他们都受到同一人的指引、推动、劝说和诱导——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除达尔文之外，他是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非政治性人物。他的动机是宗教的，而外交大臣的动机则是帝国的。沙夫茨伯里代表了《圣经》，而帕麦斯顿可谓是英国的利剑。这场大戏上演的时间是1840年，地点在叙利亚，既是圣地也是诸帝国争夺的交通要道。按照沙夫茨伯里的设想，新教英国将帮助信奉英国国教的以色列人复国，一举挫败天主教，使预言应验并拯救全人类。帕麦斯顿则会因此举挫败法国、拯救土耳其而心满意足。

沙夫茨伯里伯爵被称为“议会中具有最纯洁、苍白、庄严外表的人” 。他冰冷、典雅的面容总被人与大理石雕像做比较。有一位熟悉他的人说，他的每一绺黑发似乎都因使命感而弯曲。但这位完美的贵族在现实生活中极富同情心，有很强的宗教信仰，他的生活建立在对《圣经》字面意义的彻底执行上。他说《圣经》“每一个字都是‘上帝话语的记录’……只有《圣经》才能阐释《圣经》。如果有人向我宣道，我将拒绝他。我接受、信奉和赞美上帝的谕旨……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低下头颅礼拜它”。

他因此而成为一名慈善家，这正是《圣经》对他的要求——爱他的同胞。他出身于贵族统治阶级，与两位辉格党的首相有姻亲关系。两个党派请他入阁都被他拒绝，因为他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工作，需要保持超越党派之身。沙夫茨伯里伯爵是遵循位高则应为民谋的典范。他真心相信他是同胞的守护者——特别是那些地位最卑微的同胞。他相信自己被赋予的地位、能力和影响力使自己有责任去帮助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他坚信福音书宣讲的慈善和爱是人需要知道和实践的全部，而他自己也确实实践了。如果说他是穷人的朋友和施舍者，这种陈词滥调可能让读者提不起精神来。然而，沙夫茨伯里伯爵确实名副其实：他救济穷人、小偷、精神失常者和残疾者；他帮助那些被锁在地下推煤车上的五岁孩子，那些在烟道里掏烟灰的骨瘦如柴的“爬童”；他帮助所有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在没有制度保障的时代痛苦地生活在每天16小时工作中的劳工阶层。正是沙夫茨伯里伯爵迫使议会通过了被誉为帮助工业化地区避免革命的《十小时工作法案》（Ten Hours Bill，或称工厂法案）、《矿山法案》（Mines Act）、《精神失常者法案》（Lunacy Act）和《寄宿法案》（Lodging House Act）。这些法案被狄更斯誉为英国至今为止通过的最高尚的法案。

这与巴勒斯坦有关吗？当然有关，因为沙夫茨伯里伯爵对犹太人这个被他称为“上帝之古老子民”的激情，与他对慈善工作的激情一样，都出于他对《圣经》的这种彻底接受。他为帮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付出了与为通过《十小时工作法案》一样多的努力。但听说过沙夫茨伯里伯爵的人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知道他为犹太人所做的工作——名人往往因成功被人们记住，而他们的失败则会被遗忘。然而，虽然他对犹太人的利益富有激情，但他可能并没有把犹太人当做一个有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有自己的律法和精神导师世代相传上百代人的民族。他跟那些把以色列人视为《圣经》预言的人一样，把犹太人视作工具，其用途就是为了实现《圣经》里的预言。对他来说，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必须让他们立即信仰基督才能开启基督复临、人类获救的大门。

基督复临是信仰，沙夫茨伯里伯爵对他选定的传记作者埃德温·霍德（Edwin Hodder）说：“这个信仰是驱动我生活的原则，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伟大事件。”他私下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每声钟响的时候为基督复临祈祷？”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犹太人返回家园是那个伟大事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埃德温·霍德说，沙夫茨伯里伯爵“从来没有怀疑过犹太人终将返回家园……这是他每日祈祷、翘首期盼的事情。‘哦，为耶路撒冷的和平祈祷吧！’这句话就刻在他右手的指环上”。

像所有被强烈信念控制的人一样，沙夫茨伯里伯爵感到了上帝正扶着他的肩膀，给他个人下达了实现这个“伟大事件”的命令。与其他几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一样，他从来都不曾怀疑人类有能力实现神圣的使命。这个原则犹太人还没有接受。但到1860年代以后，犹太人开始看到，他们必须做自己的弥赛亚才可能实现以色列复国。基督徒过去一直对弥赛亚降临更加积极，可能因为他们更需要拯救，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因经历千百年流散而形成宿命感。

当福音主义奋兴布道者（Evangelical Revival）在英国当道之时，人们再次感到了犹太复国的迫切性。在经过18世纪希腊化的间歇后，钟摆又摆回到希伯来化的道德紧迫性。18世纪的怀疑主义让位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虔诚；18世纪的理性主义再次服从于神启。伴随着社会向希伯来化的转向，沙夫茨伯里伯爵开始以与卡特赖特和极端清教徒类似的言辞支持以色列复国。这种文化转向不是因为马修·阿诺德口中的希伯来文化与现代犹太人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它是从《旧约》那里继承来的。当基督徒再次投向《旧约》的权威时，他们便会发现《旧约》预言了以色列民族要返回耶路撒冷，这就使基督徒感到有责任协助实现这个预言。

沙夫茨伯里伯爵时代的英国几乎与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国一样地对《圣经》痴迷。社会的宗教热情与皮特在星期日召开内阁会议时相比已显著升温。（沙夫茨伯里家族对安息日的谨守与正统犹太教拉比一样严格。）在18世纪，清教的古老宗教热情仅在不信英国国教的人中间闪烁。在经过“无神论的”法国大革命的震动之后，宗教热情回归了现有教会，使教会的壁炉再次温暖，给教会人员注入一种新的虔诚。这就是在有产阶级里流行开来的福音奋兴运动。他们被法国大革命震惊，焦虑地修筑起精神和政治的藩篱。为躲避理性主义的恐怖女儿——革命，他们急切地拥抱福音派的反智热忱，即使这要求他们绝对信仰、服事和解除怀疑。去教堂礼拜、布道，以及对《圣经》的绝对信仰再次流行于社会。屈勒味林引用1798年《年鉴》（ Annual Register ）中的一段文字道：“英格兰各地的下等人惊奇地看到，去往教堂的大街上挤满了马车。这种新鲜的景象引得疑惑的乡下人纷纷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2]

这就是新清教运动（neo-Puritanism），英国再次被过度的神圣气息窒息。跟清教徒一样，福音主义者因为他们的狂热、使命感、布道方式、安息日礼拜和《圣经》崇拜而引来人们的嘲笑。有个笑话说在清教徒与英王的争斗中，一方是错误而浪漫的，另一方是正确而令人厌恶的，人们对福音主义者的看法也是一样。沙夫茨伯里伯爵是福音派的典型和世俗领袖，他也因此受到嘲讽。《十小时工作法案》这部19世纪劳动法的基石是自上而下，从一个隐秘的贵族对福音的私人感情中产生的；奴隶贸易的废除不是源于某种损益“规律”，而是纯粹出自福音主义者的新人道主义，这使经济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费边社会主义者感到极为痛苦。任何治学态度认真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阿累维（Halévy）的说法，福音主义者对那个时代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虽然他们并不是思想家，也不够理性、优雅，甚至在某些方面很愚蠢，包括沙夫茨伯里伯爵在内，但他们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进步的动力，而且他们的影响在复兴运动高潮过去后很长时间仍然在发挥着作用，甚至19世纪反宗教的势力都是宗教性质的。在信仰与科学的长期战争中，在视《圣经》为神启和视《圣经》为历史的震撼维多利亚时代的争论中，家庭和朋友像在内战中一样决裂，但争论双方都继承了清教徒的严肃性和高尚的道德目标。双方的立场都很坚定，容不得任何妥协。

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不可能正确地评价宗教在过去的政治、社会、经济历史中所发生的作用。我们做不到，是因为我们不理解。宗教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跟20世纪前的生活相比较，宗教确实不是。但20世纪是19世纪的子孙，如果英国在20世纪帮助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那是因为19世纪的主要动机是宗教。屈勒味林选出的那个时代为大众所喜爱的四大英雄是沙夫茨伯里、格拉德斯通、戈登将军（General Gordon）和利文斯通博士（Dr. Livingstone），因为他们都将生活视为一种宗教实践。无论斯特雷奇自己是否承认，他是以同样的理由挑选了曼宁枢机主教（Cardinal Manning）、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阿诺德博士和戈登将军为维多利亚时代四伟人。格拉德斯通和曼宁最初都是福音主义者，但其中一人去了高教会派，另一人去了罗马教会，他们都承认沙夫茨伯里对他们的影响。事实上，曼宁将沙夫茨伯里选为时代的代表性人物。

“我是最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沙夫茨伯里伯爵这样宣称。这个称呼显示这是一个传教运动，这项运动就是要让所有人接受同一个信仰，共享同样的救赎，特别是犹太人。

犹太人是关键，没有他们，就没有基督复临。他们是福音派那坚不可摧的逻辑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圣经》预言+以色列人改宗和返回家园 = 基督复临。当然，如果理性主义得势，他们会切断《新约》和《旧约》预言之间的联系，只留下历史联系，这就等于打破了这个逻辑三段论，福音派的大厦就会坍塌。所以，绝不能让理性主义得势。对这一点，沙夫茨伯里伯爵理解得很清楚。“上帝赐我恩典，让我去阻止粗鲁的理性主义。”他祈祷着。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仍然不喜欢新“科学”，因为科学想让人与上帝平起平坐。他特别不喜欢那些试图用科学解释《圣经》而使二者和解的人。他在1871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启示在人心中，而不是在头脑中。上帝不关心人的理智，而极关心人的内心。对上帝来说，两分信仰和爱比整个思想和知识宝库的价值高得多。魔鬼控制人的理性，上帝在人心中。”

这段非凡的文字表达了维多利亚时代前半个阶段中核心宗教信仰的哲学。这就解释了福音主义者为什么在使犹太人改宗的迷梦上竟然浪费了这么多精力和善意。多一点理性，少一点灵魂，会使人对任何项目成功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但正如沙夫茨伯里所言，产生怀疑就是让魔鬼进屋。所以福音主义者从来不质疑。另一方面，福音派牧师领袖查尔斯·西米恩（Charles Simeon）却对犹太人改宗有不同看法，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的记录，“这可能是他生命中最有热情的兴趣” 。

在世纪之交，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福音社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最有名气的是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 ^[3] 。促进会的赞助人列表散发着高贵的气息，就像宫廷公告一样［包括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爵士，1850年在促进会担任副主席］。促进会小礼拜堂和学校的奠基石是在1813年由肯特公爵埋下的，肯特公爵是国王之弟、维多利亚女王之父。对福音派教育家巴兹尔·伍德（Basil Woodd）来说，这个促进会是一大群想拉他入伙的社团中他“最偏爱的机构” 。促进会的威望甚至让传教士协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传教会的布道者被迫采用他们的文本：“难道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吗？” ^[4]

促进会被称为犹太会，这个社团后来成为沙夫茨伯里伯爵及其积极的同伴们实现他们钟爱目标的主要工具，即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英国国教主教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帮助信奉英国国教的以色列人复国。1808年，在福音主义热情的高潮期，犹太会成立了，同时成立的还有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传教士协会，等等。犹太会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日晚上开展一系列的“展示布道”，目的是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们的教堂是从法国新教徒那里租来的，并改名为“犹太教堂”。他们还建立了一所免费学校，希望犹太家庭在免费教育的吸引下把孩子送来。三年内，这所学校拥有近400名学生。只有极为好奇之人才会停下脚步，注意到仅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

五年内，犹太会就有了2000名捐助者，他们的名字被用小号字印了满满50页纸，他们的捐款从几先令到100英镑不等。犹太会还买下了地产——一个被命名为“巴勒斯坦之地”的方场，在这里建起教堂、学校和培养传教士的希伯来学院。他们还出版发行了自己的月刊《犹太人的智慧》（ Jewish Intelligence ）。到1822年，他们的名声已经高到可以在伦敦市长官邸召开年会，并由市长亲自主持。到1841年，他们的捐助名单中包括了坎特伯雷大主教、约克主教和其他23位主教，还包括了“几乎所有的主教候选者”，以及一位公爵，众多侯爵、伯爵、子爵、教士和其他上层人士。到1850年，犹太会已拥有78名传教士，分布在从伦敦到耶路撒冷的32个分支处中，总预算达26000英镑。

在犹太会的年度报告中，这些令人骄傲和高兴的事实被放在显著位置，但皈依的人数则放在不显眼的地方，有时甚至被偷偷地忽略了。在1839年，即犹太会成立30年之时，伦敦地区皈依了207名，平均每年皈依6—7人。根据其外国传教团的报告，巴格达：犹太人口1万人，3名传教士，2人皈依；士麦那：犹太人口1500人，无人皈依，传教团撤销。当然犹太会取得了成功，但并非在使犹太人改宗方面。大家并不以为意，仁慈的捐资者继续支持他们在犹太人中间传播基督教，践行圣保罗的格言——教会在犹太人加入之前永远不会圆满。但他们并不知道犹太人根本不关心这一点。

犹太会对最伟大的传教士都没能实现的工作抱以如此乐观的态度，确实令人惊奇。为显示自己工作的正当性，他们不断引用《新约》中使徒保罗对希伯来人的书信，但他们从来不问一问，为什么他后来在异教徒中取得成功却被自己的族人拒绝；也不问一问，犹太人在过去1800年里与基督徒的关系并不融洽，为什么他们如今会突然发现犹太会的论据比保罗的更加有说服力。但他们的真诚和目标的严肃性是无可置疑的。受人尊敬的亚历山大·麦考尔（Alexander McCaul） ^[5] 是分管犹太会传教士工作的执行主席和伦敦国王学院的希伯来语教授，他不仅是当时最伟大的希伯来语学者，还在俄国和波兰犹太人中工作过。他对犹太教有亲身体会，这在当时极为罕见。英国高等法院的富裕律师刘易斯·韦（Lewis Way） ^[6] 把财富都献给了犹太会，被称为“实现犹太人理想的第一个伟大的动力”，他热忱地坚信自己最终的胜利能使整个世界受益。

刘易斯·韦以福音主义者典型的反理性精神状态来到犹太会。根据每次年会上都要讲的故事（但后来遭到质疑），他在一次骑马从埃克斯茅斯（Exmouth）去埃克塞特（Exeter）的路上看到一片美丽的橡树林，同行者告诉他树林的拥有者简·帕明特（Jane Parminter）在遗嘱中说，在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前这片树林不能砍伐。韦被这个古老的念头震撼了，他回家后重新阅读了《圣经》，被书中的预言迷住了，他放弃法律转学神学，加入修道会，并捐出13000英镑给犹太会，使之免除了债务，之后成为犹太会长达20年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他资助出版了意第绪文《圣经》、《英国国教会希伯来语礼拜》，拜访了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谋求两位君主施加影响力帮助犹太会的工作。

韦在为自己家的希伯来语图书馆收集图书的时候结识了麦考尔，当时麦考尔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学习希伯来语。韦说服麦考尔相信犹太人改宗代表了“犹太民族的至善，并通过他们成为世界的至善”。学院老师对这名年轻学者的光辉前程抱有极高的期望，但麦考尔离开大学前往华沙做了一名犹太人传教士。他的女儿在回忆录里说，他在旅途中将使徒保罗给希伯来人的书信整整读了13遍。他下决心研读希伯来经文，在业余时间一字一句地将《摩西五经》抄写了8遍。所以，他女儿的情况也就不使人感到惊奇了——她生在华沙，三岁学习希伯来语，四岁能读《圣经》，说德语和意第绪语，12岁时在“巴勒斯坦之地”的传教士学校教授希伯来语。

麦考尔在1831年回到伦敦，被任命为犹太会的传教士学院院长，并积极参加让英国人了解犹太人现状的活动。根据他女儿的说法，当时的英国人“几乎不了解犹太人，更不关心犹太人” ^[7] 。为说服犹豫不决的犹太人改宗，他出版了一种每周发行的小册子，名为《昔日的道路》（ The Old Paths ），其核心议题是基督教依旧是摩西信仰的逻辑终点，而中世纪犹太学者的作品偏离了真正的摩西律法。根据他女儿芬恩夫人（Mrs. Finn）的回忆，星期六下午在她父亲的书房里总有犹太绅士们热烈地讨论宗教问题，八岁的她和弟弟从门缝里偷听。这位年轻的女士，后来作为英国领事的妻子在耶路撒冷住了18年。她与丈夫一起努力让圣地重新对“其合法的拥有者希伯来人” ^[8] 打开大门。她成为联结沙夫茨伯里和贝尔福之间的纽带。她15岁时将沙夫茨伯里寄给帕麦斯顿那封建议英格兰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历史性信件，抄录在“白底金边的大纸”上，作为送给她父亲的礼物。她在1921年以96岁高龄逝世，亲眼看到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托管地。

麦考尔和沙夫茨伯里这类人的学识、热忱和善意令人钦佩。沙夫茨伯里于1848年成为犹太会主席之后，每年都参加其年会，长达37年，直至逝世。他甚至向他的朋友“犹太学者麦考尔”学习希伯来语。不过，如此真诚的努力换来的回报似乎非常小。那看上去宏伟的大厦，实际上建在了沙地上。就“在犹太人中间宣扬基督教”而言，这个目标并不比沙漠中飘忽不定的幻影更真实。

对犹太会的批评自其成立之初就有。在1810年的年度报告中，犹太会承认被人嘲笑为“愚蠢的乌托邦式的期待”，被指责为“宗教狂热”。事实上，1863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一个犹太会的会员被判定为精神病人，证据就是她是犹太会的会员，这个证据被提交给了精神病委员会。 “阁下，你知道她是犹太会的会员吗？”“知道。”精神病委员会的主席回答，这位主席不是别人，正是沙夫茨伯里伯爵本人。沙夫茨伯里伯爵接着说：“你知道我是犹太会的会长吗？”

批评者指出，如果犹太人能被劝化，那也只能靠奇迹，就像埃及的法老对犹太人的神助一样。认为人力可以达到的观点太过狂傲（这也正是正统犹太教教徒的反驳）。批评者抱怨说，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去求犹太人，还不如给基督教教会。最愤怒的莫过于亨利·汉德里·诺里斯（Henry Handley Norris），他在1825年出版了一本长达690页的批评犹太会的书。这位被称为“主教制造者”的诺里斯恰巧是沙夫茨伯里疏远的父亲、第六代伯爵的牧师，一个苛刻的老贵族——这个事实也许教会了作为晚辈的沙夫茨伯里温和地接受反对意见。

在回应这些攻击时，犹太会的辩护者不断强调补偿长期以来错待“上帝的古老子民”的义务。他们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坚决认为，如果能劝化犹太人信奉基督教，就等于弥补了基督教对犹太人的迫害。另一个因素也肯定在起作用，犹太人把福音传给了基督徒，但没有收到应有的回报，这带给基督徒一种不愿明说的负罪感。例如，犹太会的历史学家吉德尼（W. T. Gidney）讨论了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其他使徒在英国布道的历史资料，并坚持说由于原始的救赎预言来自一个“希伯来基督徒”，英国除了把基督教作为礼物回馈给犹太人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实际上，犹太会有两个任务：第一，必须说服犹太人“他们目前错误的观点有偏差和不合理的地方” ；第二，必须说服有疑心的基督徒相信，犹太人虽然顽固、内心黑暗、道德沦丧、冷酷无情、对福音缺乏认识，但他们不仅值得被拯救，而且是基督徒获救的关键。这一理念加之对因果的倒置使传教士的思维超越了逻辑的限制。保罗曾说：“就福音而言，犹太人是你们的敌人，但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有个古老的事实已经被人们忘记——耶稣的预言是给他的“肉身亲属的”，这成了福音主义者布道的基本经文。查尔斯·西米恩在1818年的一次布道中让他的听众大吃一惊，因为他提醒大家，“此刻正是犹太人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为我们求情”。为了上帝的缘故，大家应该把犹太人视为“所有民族中最值得关注的，在上帝之下，人类最伟大的恩人”。 ^[9] 与此类似，在犹太会1858年的五十周年庆典上，坎农·爱德华·霍尔（Canon Edward Hoare）称赞成员是“热爱犹太民族的人，但最重要的是热爱犹太国王的基督徒”。

实际上，驱动这些善良而真诚之人的不是对犹太民族的爱，而是对基督徒灵魂的关切。他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将犹太人所不愿接受的基督教送给他们，而犹太人渴求的公民自由，他们一直不愿给予。在19世纪前半叶，允许犹太人进入议会时不“以真正基督徒”宣誓的《解放法案》，在经历许多次辩论后终于在1858年通过。沙夫茨伯里伯爵每次辩论都表示反对，因为绕过誓词违背了宗教原则。支持赋予犹太人相同公民待遇的不是热爱“上帝的古老子民”的福音主义者，而是不那么虔诚的自由主义者。为解放犹太人做出有力辩护的是以历史为据的麦考莱勋爵，而不是以预言为据的沙夫茨伯里伯爵。麦考莱说，当英国“像新几内亚一样野蛮时……犹太人的城市都有围墙，宫殿旁边有雪松，他们的圣殿很壮丽，有许多教授知识的学校”；如果他们现在坠入社会底层，“难道我们不该感到羞愧和自责吗”？ ^[10] ［需附加说明的是，当下院和上院都通过《解放法案》后，沙夫茨伯里很优雅地接受了结果，并随即提名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进入上议院。沙夫茨伯里给格拉德斯通写信说：“这位伟大的老希伯来人成为英格兰世袭议员的那天，将会是上议院荣耀的一天。”不过这个观点没有被贵族们认可。沙夫茨伯里总是这样与主流不同。］

如果犹太会仅关心皈依问题，我们可以忽视它。真正赋予犹太会历史重要性的是它与以色列复国运动的联系。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的次年，即1838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那年，叙利亚（包括巴勒斯坦）陷入了穆罕默德·阿里挑战土耳其苏丹引发的混乱之中，最终导致欧洲的干预。就在那一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在耶路撒冷设立领事的欧洲大国。虽然仅任命了副领事，但这是个开始。1838年3月，土埃矛盾酝酿出了新一轮危机，一个阿拉伯部落起义反抗穆罕默德派来的总督——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这鼓起了土耳其苏丹摧毁这个傲慢无礼的封臣的最后决心。为了支援苏丹，帕麦斯顿与土耳其宫廷签署了一份商业协定，在阿什利勋爵（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建议下，协定中增加了在耶路撒冷建立领事馆的条款。可以肯定地说，凡是有关耶路撒冷的事都是阿什利发起的，他实际上把这视为以色列复国的第一步。但下达实际指令的是帕麦斯顿：“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的副领事，你的职责包括向犹太人提供保护，并及早上报……目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状况。” ^[11] 但这些并不是帕麦斯顿的主意。阿什利私下遗憾地说，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分不清摩西和西德尼·史密斯爵士之间的不同”，但可以通过分析英国的实际自身利益而说服他。既然如此，阿什利就强调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当地有英国代理人的作用，并向帕麦斯顿灌输把犹太用做插入奥斯曼帝国内部楔子的理念。阿什利把他自己更加崇高的动机掩盖起来，他在私人日记里写下：“上帝把这一增添他荣誉的计划放入我的心田，并给了我影响帕麦斯顿的能力。”

虽然阿什利与帕麦斯顿不属于同一个党派，但他对帕麦斯顿的影响力总是奇怪地大于他对自己党派的保守党大臣们的影响力。这不是因为阿什利是帕麦斯顿的继女婿，而是因为他俩真心欣赏对方，尽管他们一个关心此世，另一个关心来生。帕麦斯顿很看重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尤其在宗教问题上，据说帕麦斯顿做首相时任命的所有主教都由阿什利推荐。而阿什利知道这位精力充沛、慷慨激昂的领袖总是能做出冰冷的皮尔（Peel）和谨慎的阿伯丁（Aberdeen）所不能做出的大胆、新颖的决策和计划。

阿什利对任命领事之事热情洋溢，他用维多利亚斜体完整地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和惊叹。“今天早晨，被陛下任命为驻耶路撒冷副领事的扬（Young）离开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这座上帝选民的古老城市将要恢复其在列国之间的地位，英格兰是第一个停止‘欺负’这个国家的非犹太王国。”

对一个副领事的任命赋予这么重大的意义似乎有点过火，但在阿什利眼里，这不仅是一个外交部的职位，它还闪耀着神圣预言的光环，“因为他被派往的是以前大卫和十二支派的王国”。他还亲自安排让这位领事的权限覆盖古代圣地包括的所有地区，而且挑选了支持犹太人复国的扬担任领事。扬热情地投入了工作，并很快发回报告。他报告一共有9690名犹太人，都是穷苦、失去祖国的人，符合接受英国保护的条件。 实际上，由于他工作太卖力，他的上级、身在亚历山大的总领事向英国外交部抱怨说，扬“将英国政府的保护不加区分地给予所有犹太人”。 ^[12] 但英国外交部仍然承诺给予扬“所有必要的支持”。 ^[13]

此时，阿什利正在读林赛勋爵（Lord Lindsay）刚出版的《发自埃及、以东和圣地的信件》（ Letters from Egypt, Edom and the Holy Land ），这本书是随后而来的圣地游记出版浪潮中的第一本，这股浪潮以平均每年约40种新书的速度持续了40年 ^[14] 。他利用给这本书写书评的机会，向公众提出了在英国国教会的庇护下恢复“犹太国”的设想。此刻在他的心目中，虽说重建巴勒斯坦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理念还没有成形，但把巴勒斯坦变成英国托管地的第一片思想嫩芽却出现在他发表于1838年12月《评论季刊》的书评中了。

他用一个刚从华沙来的皈依者写给他的信做证据，谈论了俄国和波兰犹太人重燃的“改变奴役状况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激情，基督徒对圣地逐渐高涨的兴趣，基督徒对“希伯来人新起的温和感情”，以及犹太人向基督教的逐渐接近。他告诉读者：犹太会计划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座英国国教教堂，“如有可能就建在锡安山上”，为此正在募集资金；犹太会已经派出传教士去当地，用希伯来语进行了几次宗教仪式，那里从来就没有举办过任何新教的宗教仪式，“有一小群忠诚的皈依者，每天去我们在圣城山上的教堂里聆听使用先知的语言、心怀使徒的精神进行福音主义礼拜”。毫无疑问，阿什利当时脸上肯定泛着红光，他继续说，这“是现代以来发生的最惊人的事，也许可以说是自基督教会开始腐败以来发生的最惊人的事”。可以预见犹太人将会在新教的支持下皈依，那将建立起“英国国教会宣扬的纯粹的新教教义”。

在说完了宗教问题之后，他呼吁读者注意最近任命领事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并暗示说“巴勒斯坦的土地和气候异乎寻常地适合大英帝国的急迫需要”——棉花、丝绸、茜草和橄榄油。“需要的只有资本和技术”，这些他认为很快就会从英国输入，因为巴勒斯坦如今“有了英国官员以及由他带来的财产安全的提高”。为什么世界不能看到犹太人返回自己的家园呢？“有了英国领事作为犹太人和土耳其帕夏的调停人……犹太人除了重新成为犹太和加利利地区的耕种者以外，他们难道还会去其他国家吗？”

我们也许会嘲笑阿什利，他竟然相信一名副领事一露面就能带动整个帝国。但就像伊丽莎白时代一样，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自信建成了大英帝国。领事代表了英国，除此之外还需要什么？

首先需要的就是犹太人自己。他们是必不可少的关键，但此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犹太人返乡潮。然而这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就到来了。俄国沙皇为给公众制造发泄不满情绪的对象，制定了反犹太人的政策，这推动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兴起。有位犹太人被巴勒斯坦周围回响着的枪炮声、阴谋、相互冲突的野心所激励，决定亲自去调查把这片土地重新向犹太民族开放的可能性。他就是与阿什利一起进行慈善工作的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他在宗教感情方面与阿什利同样深沉和炽热，但少了一分神秘性。他相信犹太国的复活，但基于的理由与阿什利不同（这似乎明显得不必指出）。蒙蒂菲奥里信仰最正统的犹太教，他每天早晨7点去参加犹太集会，在信件中采用犹太历计日，因为自己的治安官就职典礼与犹太教新年冲突而拒绝参加 。他在商业领域里的成功使他习惯于主动行动以促成自己的目标，而不是等待。“巴勒斯坦必须属于犹太人，耶路撒冷注定是犹太帝国的首府。” 这是他的传记作者卢西恩·沃尔夫（Lucien Wolf）引用他说过的话。但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他还说：“第一步是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子，马上开始。”

阿什利的动机是犹太人的改宗，但蒙蒂菲奥里可能像有学识的法律顾问一样视其为疯狂。除此之外，他俩相差不多。阿什利的指环上刻着“耶路撒冷”，蒙蒂菲奥里的马车顶部也刻着这几个金质希伯来字母。他俩都相信，一旦犹太人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他们会再次变成农夫，恢复种植蔓藤和无花果树，重新开垦荒芜的土地。从某个意义上讲，他俩是超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183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同193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太过超前”。阿什利做了正确的事，却是为错误的理由；蒙蒂菲奥里也做了正确的事，但走的步子太快。

1838年11月，蒙蒂菲奥里出发去巴勒斯坦，由于他的名声和财富，以及上次来访时的慷慨大方，他这次旅途受到皇室般的待遇。最高潮是他进入耶路撒冷的仪式，他骑着土耳其总督提供的阿拉伯战马，在两列着礼服的土耳其骑兵护送下走下橄榄山。在检阅仪式和东方礼数之间，蒙蒂菲奥里仍不忘查看处境悲惨的光明节村落（Chalukah community）的住房、卫生设施、工作条件和可供开垦的土地情况。这个社区此前一直就是以祈祷、哭泣、背诵犹太法典，以及海外“耶路撒冷捐款箱”提供的有限捐款为生。

穆罕默德·阿里曾请蒙蒂菲奥里做他的生意代理人，此次蒙蒂菲奥里来到埃及，向穆罕默德·阿里提供了一份土地购置计划，详细记录在他1839年5月24日的日记中：

我请求穆罕默德·阿里准予50年期的土地；大约100至200个村子；租金从10%提升至20%，每年在亚历山大付给他现金，但土地和村落在整个期间不受帕夏或那几个地区总督的课税或收费。如果上帝保佑得到准予，我回到英格兰就组建一个开垦土地的公司，鼓励我们欧洲的同胞返回巴勒斯坦……我希望逐渐吸引数千我的同胞去以色列的土地上。我肯定他们会喜欢我们宗教的仪式，这种仪式在欧洲是不可能有的。

吸着镶满钻石的烟斗，穆罕默德向他承诺“任何叙利亚待售的土地都可以”，并同意为了支持他的项目而“做我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 ^[15] 但仅过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穆罕默德就失去了权力，土耳其苏丹又恢复了对叙利亚的统治，这样的机会直到这个苟延残喘的王朝完全覆灭后才再次出现。

与此同时，大马士革事件 爆发了，起因是犹太人被控杀死一名卡普秦修会（Capuchin）会士进行血祭。在法国人和天主教修道会的煽动下，随后发生的事具有所有大屠杀的特点——先是骚乱，接着抢劫，然后监禁并拷打逼供。这是愈演愈烈的东方问题的一部分，在1839年至1840年间达到了危机的地步，法国与其他大国形成了对峙的态势。虽然大马士革事件对19世纪的犹太民族主义发展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唤醒了犹太人团结起来采取一致行动，但对本书而言，它的意义是提供英国借保护土耳其犹太人为由进行干预的机会，并唤醒本国人对犹太人情况的关注。

一份给欧洲新教君主的请愿书出现在1840年3月9日的《泰晤士报》上，恳求君主们协助犹太人复国。 ^[16] 这份请愿书引来人们对东方危机和“局势惊人发展”的关注，因为这为基督新教为犹太人民尽到“一系列可能的义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不久之后，苏格兰教会全体会议公布了一份由两名传教士起草的有关巴勒斯坦犹太人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引起广泛关注。跟着《泰晤士报》又发表了一份给帕麦斯顿的请愿书（1840年12月3日），称赞了他任命耶路撒冷领事、扩大英国对犹太人保护的所作所为，并希望目前的叙利亚危机“将导致英国在那片令人感兴趣的土地上建立起更加牢固、广泛的影响力”。

这时蒙蒂菲奥里刚回到英格兰，他马上返回东方，决心从大马士革的地牢里救出犹太囚犯。他不是去谋求宽恕，因为他蔑视宽恕，他是要让那些犹太囚犯在血腥指控中获得无罪释放，他要求土耳其苏丹给予他们补偿，并发布全国性的命令，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没什么能阻拦蒙蒂菲奥里，法国的阴谋拦不住他，穆罕默德的官印拦不住他，战争也挡不住他。他让世界大吃一惊，不仅犹太人被无罪释放，他还从极不情愿的土耳其苏丹那里得到一份诏书，宣布保证犹太人享有与土耳其臣民同等的待遇。“这是犹太人在土耳其领土上的大宪章。”蒙蒂菲奥里骄傲地称赞，但他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期望过高了。他在回国的路上从巴黎下车，亲手将诏书送给法王路易·菲利普。 这给了他极大的满足，因为这份诏书的获得正是建立在挫败这位君王的东方野心的基础之上。这一定比他因“为东方受伤害、受迫害的同胞和整个犹太民族所做的不懈努力”，而获得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支持者”盾徽 ^[17] 所得到的满足感更为强烈。

女王的兴趣可能仅是个人的 ，但帕麦斯顿有关犹太人的指示绝不仅是出于个人兴趣。当蒙蒂菲奥里还在东方的时候，帕麦斯顿给庞森比和其他几位在土耳其的英国外交使节发去一系列外交信函 ，这些信函标志着英国开始正式干预“犹太民族”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问题。早在7月他就已经签署了《伦敦协定》（Treaty of London），联合欧洲四大国帮助土耳其苏丹对抗穆罕默德，这个协定让法国大发雷霆，致使东方危机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此时此刻，帕麦斯顿正为自己的大胆举动沾沾自喜，蒙蒂菲奥里正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冲去营救他受监禁的同胞，而仍然沉醉于先知愿景中的阿什利也在利用这个机会。

“很忧虑犹太民族的未来，”阿什利在7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似乎万事俱备，只等着他们返回巴勒斯坦。如果西方五大国能保证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一定会大规模回流。那么，愿上帝赐福于我，我要准备一份文件，收集起所有我能收集到的证据，借助上帝的智慧和仁慈，提交给外交大臣。”

8月1日，他与帕麦斯顿一起用餐。“我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似乎打动了他的心；他问了几个问题，答应会仔细考虑。”阿什利承认，打动外交大臣的是他提出的政治、经济、商业论点，外交大臣“哭了起来，一点都不像耶路撒冷的主人”，并说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上帝选中协助上帝的古老子民，即使不相信犹太人的命运，也要承认犹太人的权利”。

帕麦斯顿的做法很得体。8月11日，他写了前文引述的那封信发给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庞森比，陈述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对土耳其苏丹和英国的好处。同一天，英国舰队抵达叙利亚沿岸。17日，《泰晤士报》刊登阿什利的文章，引发读者回复的浪潮。一位匿名记者建议英国应该为犹太人买下巴勒斯坦。另一位敦促把犹太复国视为现实政治问题，甚至乐观地提出，如果犹太人再次拥有了叙利亚，各国就不再会为之产生争执，这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9月25日，阿什利向帕麦斯顿提交了“把犹太人召回他们古代的家园”的文件。文件的语气并不激动人心，因为阿什利想为政府政策提供依据，所以下笔很谨慎，没有表现出对“上帝的古代子民”和“基督王国”的狂热。况且他本质上是个反帝国主义者，无法强迫自己对英国的扩张表示出激情。他仅简单地提出一个“调整叙利亚问题”的方案，该方案的另一目标是提升“幼发拉底河与地中海之间土地”的农业生产率。他证实希伯来民族确实相信他们返回巴勒斯坦土地的时间到来了，如今他们裹足不前，就是忧心生命财产安全。他对未来提出了建议：“统治叙利亚诸省的大国”（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不能肯定是哪个）应该做出“在当地建立起基于欧洲文明的原则和行为规范的郑重承诺”；这个大国应该承诺制定“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一视同仁的”法律；四大国应该保证法律的执行，在解决东方问题的最后协定中要有条款规定它们的保证。这样的保证能使“犹太人潜在的财富和勤劳”发挥作用。现在毫无价值的土地是未来的收入之源，要安排人定居，进行开垦。犹太人应该比其他民族更勤劳，因为他们“对古代的记忆和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他们的勤奋和坚韧是惊人的，可以在微薄的收入下维持生活。他们习惯于忍耐，对权威“绝对服从”，“他们将服从于现行政府”。

跟《贝尔福宣言》的筹划者一样，阿什利丝毫没有提及建立一个犹太国的可能性。《贝尔福宣言》故意忽略这一点，后来被证明这是个引发了大问题的严重错误。但阿什利心目中的是否是个自治国家，这是令人怀疑的。相反，他向帕麦斯顿保证犹太人将承认土地归“现有的地主”拥有，满足于租用或购买土地。他认为“他们将自费返回故乡”，这将是“最便宜、最安全的殖民叙利亚的方法”。整个计划不需要担保人“出钱”，它带来的好处“属于整个文明世界”。

这并不是最好的阿什利。为了迎合听众的世俗，他只显得唯利是图。他对犹太人的评价是不合理的，至少我们能从日后犹太人的历史中看到。但我们必须记得，阿什利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连犹太人自己都没有建国的构想。又过了50年，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的《犹太国》（ Judenstaat ）才突然出现在犹太民族面前，使他们震惊得喘不上气来。阿什利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距赫茨尔出生还有20年，距第一个向巴勒斯坦输送殖民者的犹太人机构的建立还有50年。此外，他有关犹太人顺从的奇怪念头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是他自己思考的产物。他不知何故地认为犹太人是基督徒太平盛世的被动参与者。如果阿什利有点政治头脑，他便会回忆起马加比，以及阿尔弗里克修道院院长是如何用马加比家族的例子激励古代英国人的建国热情。

就在这段时间里，叙利亚的局势很快到达了巅峰。10月3日，在内皮尔特遣舰队的炮轰下，贝鲁特投降了。一个月后阿卡被攻陷，阿什利仿佛在英国水兵身上看到了上帝显灵，就如同他此前看到上帝亲自指引外交大臣一样：“读到我们在叙利亚的胜利，勇敢向前、铁一般顽强的同胞，格外振奋人心！我们一个见习船员，能顶一百个土耳其人……多么伟大啊！为了盟约和保护上帝的古老子民以及上帝在尘世的最后目的，这些战士该让上帝多么高兴啊！”阿什利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内皮尔将穆罕默德的军队驱赶回埃及，并迫使他把土耳其舰队还给苏丹，英国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此时帕麦斯顿正用尽全力实现阿什利的计划。11月，他提醒庞森比，英国要保护土耳其统治下的犹太人。1841年2月，他授权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允许犹太人通过英国官方渠道将他们对土耳其政府的不满传达给土耳其宫廷。

就在这封信中，他再次敦促执行阿什利的计划，而且使用的几乎就是阿什利的原话：“鼓励散居在欧洲和非洲各国的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定居对土耳其苏丹极其有利，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讲秩序和勤奋的习惯能极大地增加土耳其帝国的资源，推进那里的文明进步。”必须对土耳其苏丹施压，让他提供某种“真正可靠的安全”。帕麦斯顿建议第一步先由英国官员提供为期20年的保护。4月，他继续就这个问题发了一份通告给土耳其帝国境内所有的英国领事，通知他们土耳其宫廷保证公平对待犹太臣民，并且同意“关注”每一宗英国官员提出的不公正案例。他指示所有外交使节“勤奋地调查”每一宗接收到的案例，“完整地报告”给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要清楚地向土耳其当局表明，“总体而言，英国政府对犹太人的福祉很关心”。

阿什利那天上云朵一样的“福音真理”，如今已经变成坚固的官方政策。但阿什利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他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他所希望的大国保证没有被包含在五大国的协定中。五大国各有自己的盘算，想达成共识极为困难。最后形成的协定被称为《海峡公约》（Straits Convention） ^[18] ，仅局限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问题。鼓励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问题最后停留在帕麦斯顿2月的那封信件中。庞森比对这个问题很冷淡，没有努力推动，土耳其苏丹也并不热心。这项议题遭受的最致命一击发生在8月，自满的帕麦斯顿虽成功抵御住了法国的战争威胁，并在7月达成了五国条约，但辉格党政府因内政问题而倒台，帕麦斯顿随之离职。取代他外交部职位的是“老笨蛋”阿伯丁勋爵（“老笨蛋”是帕麦斯顿对他的称呼 ^[19] ）。帕麦斯顿有“敢在任何情况下跳入热水”的勇气，这为他赢得了当年的《笨拙》杂志奖（ Punch ’s Prize），公众也因此而喜欢他（但女王很不满）。

阿伯丁对前任对犹太人的兴趣十分厌恶，就像75年后阿斯奎思（Asquith）厌恶劳合·乔治向内阁提出的“异想天开的”巴勒斯坦计划一样。阿伯丁指示驻耶路撒冷领事扬，今后只对“英国臣民或其代理人”提供领事保护。 ^[20] 当然，帕麦斯顿授权给非英裔犹太人以领事保护是违背常规的，但他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居住在土耳其帝国内的犹太人被土耳其当局漠视，被其他欧洲国家所拒绝，他鼓励这些没有祖国的犹太人向英国寻求在别处无法获得的保护，实际是在为英国未来介入巴勒斯坦充当犹太人保护者奠定基础。

然而，阿伯丁认为产生观点不应是外交部的职能，特别是不应该有新想法，他不认为有超越法律条文的必要。实际上，他的胆小怕事并没有影响前方官员。耶路撒冷领事扬和他的继任者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犹太学者麦考尔的女婿和阿什利的狂热学生——继续帮助这个上帝选定的古老民族，不论他们是不是英国的臣民。

实际上，在阿什利眼里，犹太人复国的前景虽经英国政府变动但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光明。因为他终于实现了他最重要的愿望：耶路撒冷建立了英国国教主教区，由一名皈依的犹太人担任第一任主教。这是犹太会的最高成就，象征着古代以色列国复国后成为英国国教会的一个教区。这是个可以安放阿什利各种愿望的盒子，他虔诚地相信，这是“以赛亚的预言的成功”。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是个新教徒，他渴望赞助这个教区，并派大使希瓦利埃·本森（Chevalier Bunsen）在伦敦协助阿什利完成这项任务。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去克服教义问题产生的阻力，虽然我们今天不觉得教义是个问题，但在维多利亚时代有关教义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书册派（Tractarians）和皮由兹派（Puseyites）英国天主教会为弥合英国国教会和罗马教会间的分歧发起了牛津运动。他们极度痛恨耶路撒冷教区，认为这是迈向“低教会”新教的一步。格拉德斯通是当时高教会派的少壮人物，感到“困扰与顾虑”。他给本森写了一封24页的长信，说“这个新奇的计划混乱不堪，让我的同胞们的神经非常紧张”。

本森赶来会见格拉德斯通 ^[21] ，试图在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驱赶走他的顾虑。本森也用可从叙利亚获得的政治利益做辩护理由，他问格拉德斯通：“犹太复国有许多征兆，称之为千载难逢的良机并不过分，面对这样的政治局势，你难道会没有作为吗？” 在这日耳曼式的复杂句式背后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接下来，阿什利安排本森和后来成为首相的皮尔见面。阿什利在日记中焦虑地写道，他希望皮尔有一颗“像所罗门那样似海滩一样广阔”的心，因为有一件大得足以填满他内心的事业——“在十字旗下，将上帝的选民送回耶路撒冷的圣山上”。

皮尔没有反对，一周后（7月19日），在帕麦斯顿还没有下台时，本森与他面谈了一次，并记录道：“今天太棒了……我们就原则达成了一致，可以开始为以色列复国了，上帝保佑。”

现在到了阿什利确定主教的最伟大的时刻了，无论他提名谁，帕麦斯顿都会接受。普鲁士国王推荐麦考尔，但被麦考尔拒绝了，理由是这个职位需要一个希伯来人担任。阿什利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而他的选择落在了亚历山大博士身上，他是“一个隶属于英国国教会的以色列人”，还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教授。

这个选择被批准了，但阻碍也接踵而来。庞森比从君士坦丁堡写信说，土耳其苏丹肯定会拒绝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但帕麦斯顿仍然坚持。他告诉阿什利，“我写信给庞森比勋爵，希望他尽全力推动” ——这个劝告在大使和土耳其苏丹身上都起到了预期的作用。

9月23日，议会通过了在耶路撒冷建立主教区的议案。阿什利收到一封信，告诉他：“犹太人问题在利物浦产生了惊人的轰动。星期日一天就有24场布道支持我们。”改造犹太人确实变成了“英国大众”喜欢做的事，但并非所有人都有热情。除了有皮由兹派从教义上的反对，还有几个人物保持着18世纪对所有宗教热情的蔑视，认为在这件事上用错了感情。“所有的年轻人都为宗教而疯狂。”即将离任的辉格党首相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抱怨道。

但以皮尔为首的新保守党政府被这股激情所裹挟，或者说是在阿什利的强迫下保持默许。阿什利告诉皮尔，保守党政府的反对将与帕麦斯顿的热情支持形成“一种最有害的差异”。阿什利还警告阿伯丁注意“对这个国家的强烈情绪，如果加以阻拦会产生严重后果”。阿什利相信，教区具体表达了“对上帝选定民族的爱，这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的原则，这个原则将拯救这个国家”。英国当时因小麦歉收而引发饥荒，这似乎是阿什利应对眼前这场危机的办法。

不管怎么说，阿什利的努力成功了，至少是在这个时刻。皮尔向他保证不会加以阻碍，“甚至阿伯丁都松懈下来”。本森说他为他亲爱的朋友阿什利创造的奇迹感动得“流泪”，他认为阿什利是“这个王国未来的伙伴”，做了那么多好事。 （德国人喜欢崇拜英国贵族的壮举，本森似乎是这一倾向的原始典型。）

圣职授任仪式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普鲁士国王、阿什利、本森频频交换意见，来往了大量书信。“自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后，就没有国王说出过这样的话。”当阿什利收到弗雷德里克·威廉发来的一封鼓舞人心的信件时惊呼道。甚至许多高教会人士也转变了观点，包括未来的红衣主教曼宁，最后连格拉德斯通也转变了。根据阿什利的说法，格拉德斯通“脱掉了皮由兹派的外表，说话就跟一个虔诚的人一样”，并提议为新主教祝酒。根据本森的说法，他做了一次精彩的讲演，流畅得就跟“清澈的溪水一般”——这样描述格拉德斯通的讲演是离谱的。

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了那天的仪式，他与阿什利“在图书馆里就犹太人问题交谈了两个小时”。这位可爱的老人充满了激情和对理想的虔诚，并断言“这个问题深入英格兰的内心”。11月12日，举行了一次庄重的宗教仪式，来参加仪式的人都感情激动。对阿什利来说，这是他一切工作的顶点。阿什利“几乎不敢相信希伯来人能接到英国国教会的任命，回到圣城宣讲其曾经给予非犹太民族的真理和祈福祷告”。皮由兹派无法掩盖“他们对一个犹太人被提升为主教的厌恶……虽如此，我为锡安成为首都而高兴，为耶路撒冷有了一个教堂而高兴，为一个希伯来人成为众人之王而高兴”。

11月18日，亚历山大主教第一次举行“犹太教会”布道——按照阿什利的叫法。29日，他前往耶路撒冷。在最后一分钟出了状况，皮尔拒绝派政府的轮船送主教去叙利亚，而阿什利认为主教应该享有这样的待遇。皮尔“认为这会刺激土耳其宫廷——他希望低调行事”。

“他怒气冲冲地说：‘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有派轮船送他的必要。’”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回答，‘一个外国君主（普鲁士国王）资助了半个英国主教区，英国公众资助了另一半。那里有这个国家最深刻、最重大的利益，而我们需要政府做的仅是借一艘让主教搭乘的轮船。’”

“皮尔说他需要询问阿伯丁。这结束了我猜想令他们同样不快的简短交谈。”但令阿什利吃惊的是他胜利了，皮尔在三天后给海军部下令，允许主教登上了一艘政府轮船。

这时传来消息说土耳其宫廷取消了建筑教堂的许可。但庞森比“首次”做出勇敢举动，他向土耳其苏丹发出“大胆的威胁”，“甚至阿伯丁”也对这样的侮辱感到气愤。但他很快就恢复了惯常的胆小怕事，命令身在耶路撒冷的扬“谨慎自制”，不要以国王仆人的身份协助主教，不要“干预”亚历山大主教可能交往的土耳其犹太臣民的事务。 ^[22]

但没有人在乎阿伯丁说什么。对阿什利而言，大目标实现了，“因为新教的真理得到了巩固，扩展了以色列的安宁和我们圣主的王国”。

后来呢？那些待实现的伟大理想，待传播的伟大真理，从圣城召唤上帝选民回家的英国国教教堂里洒向人间的伟大光芒后来怎样了呢？令人痛苦的事实是这些并没有实现。天主教没有凋萎，新教没有明显推进，犹太教仍然岿然未动。这一段让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争执激烈了几分的非凡插曲就此被遗忘了。这段往事的墓志铭出现在英国旅行者沃伯顿（E. Warburton）的旅行报告《新月和十字架》（ The Crescent and the Cross ）中。1844年，他访问了亚历山大主教在耶路撒冷的教堂，他看到八名皈依的犹太人和几名旅行者。“锡安山不是一个可能让犹太人放弃祖先信仰的地方。”一名犹太人告诉沃伯顿。似乎没有一个英国人考虑过这个问题。

只有阿什利在1845年悼念亚历山大主教时闪过一丝疑虑：“我们是不是把一个人类的构想误认为上帝的旨意了？”

［注释］

[1] 此处及此后引用的阿什利的日记、信件和讲话都出自Hodder的 Life , viz. Vol. I, chap. VI, 1838-39, VIII, 1840, IX, 1841, X, 1842 and Vol. III, chap. XXIII, “The Inner Life.”

[2] Trevelyan’s Social History , IV, 29.

[3] Annual Reports, Historical Notice , and Gidney, passim.

[4] Ibid .

[5] Gidney and Society’s Annual Reports and Historical Notice . Also Mrs. Finn.

[6] Gidney and Society’s Annual Reports and Historical Notice .

[7] Mrs. Finn, Reminiscences .

[8] Ibid .

[9] Delivered May 8, 1818, Society’s Annual Report for 1818.

[10] April 17, 1833,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reprinted in the Works , 12 vols., ed. Albany, London, 1898, XI, 540. 麦考莱的首次演说发表于1830年4月5日，讨论了《犹太人救济法案》（Jewish Disabilities Bill），关于同一问题的第三次演说发表于1841年3月3日。他还就这一法案在1831年1月的《爱丁堡评论》（ Edinburgh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11] F.O. 78/368, No. 2, January 31, 1839, Hyamson’s Consulate .

[12] Hyamson’s Consulate .

[13] Ibid. ; F.O. 78/368, No. 8, November 23, 1839.

[14] Compiled from Edward Robinson, Biblical Researches in Palestine , 3 vols., Boston, 1841, Vol. III, Appendix A is a chronological list of works on Palestine and Mount Sinai.

[15] Montefiore, Diaries .

[16] Hyamson’s Projects .

[17] Ibid. , p. 62.

[18]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40-41 , Vol. XXIV, London, 1857.

[19] Guedalla’s Palmerston , p. 295.

[20] Hyamson’s Consulate .

[21] Ibid .

[22] F.O. 78/501, No. I, May 3, 1842, Hyamson’s Consulate . rciYaG2OhSRR1XqhGN5jdVEdGbx2a7YKUn65pS1HEKaKpH7DnmddlXFbj3Gqwu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