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1980那一年，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还是一个在东柏林当交换生的英国青年。有一天晚上，他和当时的女友安德莉一起躺在床上，忽然她站了起来，把衣服脱光，走到面对街道的窗户旁边拉开窗帘，接着又开了足以点亮整个房间的大灯，然后才回到床上。这个举动似乎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顶多是年轻人那种没来由的浪漫罢了。可是近二十年后，已在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同时替英国各式报刊撰写评论及报道的加顿艾什，却对这件小小的往事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怀疑安德莉其实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插在他身边的线人；她那天晚上脱衣服开窗帘，为的是要方便外头的同伙拍照。

他之所以生起这种疑虑，是因为他看到了当年东德国安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简称MfS，更常为人所知的是其俗称“斯塔西”，Stasi）的一份档案。这份档案的封面盖着“OPK”三个字母，意思是“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Operative Personenkontrolle）。而“作战性个人管制”，根据东德的《政治作战工作辞典》，它的意思是“辨识可能违反刑法，可能抱持敌意负面态度，或可能被敌人基于敌对目的而利用的人”（德国人似乎对任何事物都能给出精确定义，就连情报工作也不例外，所以才会有这么古怪的辞典）。此类管制的目的，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要回答“谁是谁”的问题。而关于加顿艾什的“作战性个人管制档案”，就是当局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类似加顿艾什手上这样的档案还有很多，将文件夹竖排起来，可以长达18公里。这也难怪，“斯塔西”大概是人类史上网络发展得最庞大也最严密的国安机构，其正式雇员就有97000人，非在职的线民更有173000人。若以东德人口估算，平均每5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和“斯塔西”相关，若非直接替它工作，便是间接为它服务。在这样的一张大网底下，当年东德老百姓的生活真可谓无可逃于天地间。“斯塔西”如此规模，不只苏联的“克格勃”远比不上，就连纳粹时代的“盖世太保”也要自叹不如。东德的这一系统实在堪称完善，至少理论上它应该很清楚每一个国民“谁是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想什么。饶是如此，最后它也还是逃避不了倾覆的命运，这是不是一个教训呢？这个教训的第一个意义是，再巨细无遗的体系原来也无法挽救一个腐败的体制（掌握一切的“斯塔西”当然知道东德的腐败，它的头目梅尔克［Erich Mielke］便曾亲口对下属愤怒地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它的第二个意义是，原来东德干得还不够出色，它们的工作应该再聪明一些细致一些才对。至于哪一个教训更加重要，这就得看要领会这份教训的人是谁了。说来奇怪，虽然“斯塔西”清楚东德的腐败，但它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而且它所造成的腐败可能还是比普通的权钱交易更加深层的腐败。那种腐败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道德的腐败。

东德垮台之际，柏林有一大群市民冲向国安部大楼，想要占领这座掌握一切国民信息因而也叫一切国民恐惧的建筑。建筑里头则是一群手忙脚乱的特工，他们正赶着销毁最机密的材料。不知是幸抑或不幸，绝大部分档案都被留了下来，现归“高克机构”（Gauck Authority）管理。这个机构负责保存“斯塔西”留下来的文件并将之分类，允许所有前东德国民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

后果显而易见，100多万人提出申请，想要看看“斯塔西”有没有关于自己的档案，其中又有近50万人确实看到了这种材料。在这些材料当中，他们就像看老日记似的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是人家眼中的自己。所谓“人家”，指的是他们的同事、同学、邻居、朋友、亲人，乃至于最亲密的伴侣。于是有学者失去教职，因为他曾在过去向当局举报同行，害得后者失业；有人被迫迁居，因为他曾偷窥狂似的监视邻家的一举一动；有些人离婚，因为他的另一半正是当年害他坐牢的“斯塔西”线人；更有些人自杀，因为他们的子女发现自己竟然被父母出卖，自此断绝关系。

在这种情形底下，加顿艾什怀疑起自己的前女友，实在是情有可原。那时他正在牛津攻读史学博士，论文题目是“第三帝国时期柏林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了搜集资料前赴东柏林留学。等他到了之后，便发现历史即在眼前，遂把关注范围移向当代。后来他以研究和评论德国及中欧事务闻名，得知“斯塔西”密档公开，自然想要回来查看自己是否属于“作战性个人管制”的范畴，同时加深了解他所喜爱的德国，以及看看当局对于“他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得档案之后，他以熟练记者的技巧逐一回访监视过他的线人（也就是他当年的朋友）和负责联络那些线人的“斯塔西”官员；又以历史学家的素养细心检索相关文献，解释其中的出入与歧义。这趟使人不安的回溯之旅，就是《档案》（ The File ）这本书的主线。它是本奇怪的自传，在自己的日记和记忆，以及他人的秘密报告笔录之间穿梭来回。它又是本微观史述，恰如加顿艾什自言，为那个前所未见的系统和在它管辖下的社会“开了一道窗口”，令读者得以稍稍掂量“警察国家”这四个字的实际分量。

不难想象这本书以及其他一切近似体验当中的情绪：发现事实之后的震惊，被出卖之后的痛苦，被背叛之后的不信任，被揭发之后的沮丧、自责与否认。所以很多德国人都说“够了”，应该停止“高克机构”的档案公开工作，它已经毁掉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工作和关系，过去的且让它过去，历史的伤口就留待遗忘来修复好了。不过，这并不是今日德国人做事的风格，何况这是个在短短几十年内经历过两次极权统治的国家。包括加顿艾什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东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如此惊人的秘密警察系统，是因为它有一个在纳粹时代打下的告密文化基础，所以德国不认真清算自己的历史是不行的。中国人总是喜欢比较德国和日本，夸奖前者坦白对待纳粹的罪行，却又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近二十年来在处理东德历史上的细致（尽管很多德国人还是认为做得不够彻底）。

与其抱怨“高克机构”的做法过火，不如想想这一切问题的源头。难道没有它，前东德的百姓，就会继续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吗？不，他们很可能只会继续猜疑下去。就像书里头一个老头的告白：“至少我知道怎么写遗嘱了。我原本以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所以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给他，就罪该万死。但是现在我知道我还是该留给他了。”除了这个老人，当年到底还有多少人怀疑过自己身边的人呢？这种事情并不是你不把它挖清楚就会不存在的。“斯塔西”的存在正如所有对付自己国民的秘密警察，既秘密又显眼，它以秘密的行动公然宣示自己的力量，如此方能在人人心上种下恐惧的种子。恐惧，乃是这种体制的基石。它的双重性质要求国民也要以双重态度来对待它，在表面上爱它爱得要死，在心里则怕它怕得要死。结果是一群表里不一、心中多疑、彼此提防的原子化个体；这就是它的深层腐败，东德政权大厦的散沙地基。

对“斯塔西”而言，恐惧不只是用来对付一般百姓的利器，它还是吸收线人为己工作的有效手段。加顿艾什就找到了一个纯粹出于恐惧才来监视他的线民。这人竟然是个英国人，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东德娶了太太，住了下来。“斯塔西”大概觉得他的身份很好利用，于是开门见山地威胁他，谎称“他们从西柏林的一本有关西方情报组织的书中发现了他的名字”。这么一来，他就得借着合作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否则的话，他会被驱逐出境，和他的太太永远分离。

又有些时候，恐惧出现的形式并非如此具体。比方说这本书里头一个色彩最丰富的线人“米夏拉”，面对加顿艾什二十年后的质问，她坦承自己的恐惧：“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因此，大家都会想方设法接触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喋喋不休，将所有无害的细节都说了出来。”这句话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点出了一种更广泛的恐惧，似乎每一个人都会暗暗担心体制对自己的看法，都想知道自己在当局眼中到底是不是个危险的人。于是一旦他们真的找上门来要你合作，你反而变得放心了，并且想用积极的表现去换取生活当中最基本的安全感。

利用人类本能需要，正是“斯塔西”以及它所捍卫的体制成功的原因。还是这个“米夏拉”，身为画廊经理，她时时需要出国看展交易，这本是很自然的职业需要；然而，在人民没有出入境自由的东德，它就成了特权与诱饵。和“斯塔西”合作，“米夏拉”可以换取这种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十分寻常的权利，去美国看展览，到西欧去开会。和当局合作，得到的并不一定是什么锦衣华服，不一定是什么权势地位；在这种体制之下，合作所换来的往往就只是这样或那样的“方便”而已。

一旦开始合作，那就是一条灰度无限延展的道路了，你很难知道界限何在，很难把握话该说到什么程度才不会太过违背自己的原则与良知。有些线人会试着把“斯塔西”要求的报告变成自己“从内部发挥影响”的手段，长篇大论地分析局势，与负责跟自己接头的特工探讨国家政策的问题。可是到了最后，对方真正关注的其实全是他自以为不重要的“无害”细节，比方说某某人最近在什么地点说过什么话，某某人又在什么时间见过什么人；他们不必你为国家出谋献策，只想要你提供大量的事实资讯，一些能够让他们在既定框架下分类整理、诠释分析的材料。多数线人都以为自己“觉悟”很高，给出来的东西不会害人；可是你怎能知道“斯塔西”将会如何使用和判读你那些不伤大雅的信息？“米夏拉”在和接头人谈话的时候便常常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聊天，“以表现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诚的公民、‘事无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或许她从来没有想到，所有她说的一切，都被如此详细地记录成文字”。对方也许只不过是轻松地问一句：“你继女最近怎么样了？”她则轻松地招出继女有个西德男友；如此闲散的家常话，可能会带来她想也想不到的后果。

虽然大家活在同一个世界，面对同一组事实，但每一个人理解这个世界和构成它的事实的角度是不同的。“斯塔西”这类机构看待世界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辨识敌人，找出引致风险的因素，于是他们解读事实的心态就会变得很不简单了。加顿艾什去“米夏拉”管理的画廊欣赏包豪斯展览，对这个展览十分着迷，由是不免奇怪这么好的展览为什么不出画册。很自然的问题是不是？可是你看“米夏拉”她们怎么理解：“这问题的提出暗示，‘G.’（加顿艾什的代号）希望能够从‘IMV’（‘线人米夏拉’的简称）口中听到，因为文化政策的关系，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之类的话。”

加顿艾什是英国人，这个身份在“斯塔西”眼中已是先天命定的嫌疑人。看他像是“坏人”，他就会越看越有“坏人”的样子，其一言一行全都只会加重他的嫌疑。慢慢地，他就成了“案子”，必须专案处理专人负责。于是一场朋友间的畅谈打成报告交上去，“斯塔西”人员会用慧眼看出它的“军事作业价值”。加顿艾什在东德四处走动，找人聊天，有时会通过已识的朋友来结识人，有时以英国媒体记者的名义提出正式采访，又有些时候则回到留学生的身份；在“斯塔西”看来，这种本来很正常的多样身份（谁没有好几个身份？谁不会用不同的身份来对应不同的处境与圈子？），竟然就是三道“幌子”，更使得加顿艾什“具有高度嫌疑”。在他们的档案记录里头，他们还会把加顿艾什替之撰稿的英国杂志主编称为他的“长官”。看到这个“有非常明显的上下等级含意”的词，加顿艾什不禁感慨：“他们才生活在每人都有长官的世界之中。然而，他们竟将这种概念套用到我身上。”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读出雷暴的预示，无事变成小事，小事衍成大事；每一个人背后都另外有人指使，每一个行动背后都别有深意。这就是“斯塔西”这种机构看待世界的原则。

加顿艾什在这本书里表现得相当坦诚。正因如此，读完之后，我居然感到当年“斯塔西”对他的怀疑原来还是有些道理的。因为他就像当年那些典型的西方记者，同情他们在东欧认识的异见分子，在能力范围内会尽量协助他们。他又是那种典型的公学出身的牛津人，向往过有着辉煌传统而又优雅神秘的英式间谍生涯，一度报名加入“MI6”（“军情六处”，英国对外情报单位），甚至因此在英国安全部门留下了“自己人”的档案。这人分明就想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垮台，而且就连英国相关部门都误会他是能和他们合作的“朋友”，“斯塔西”监控他又有什么错呢？

是的，他们没错。问题只在于“斯塔西”不只监控有嫌疑的外来人员，他们还监控自己人——每一个东德国民。就像曾经引起关注，拍得十分好莱坞的那部电影《窃听风暴》（直译为《他人的生活》）所显示的，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被监视，也都可能正在监视他人；于是他们难免就得出卖以及被出卖。被出卖的人，有时候可能只是个侍应，因为服务态度不善，充当线人的客人就把他写进报告，利用这小小权势恶意报复。更常见的情况则是出卖身边的朋友，工作上的伙伴，隔壁家的少年，甚至自己的女婿。一个人该当如何理解这林林总总的出卖？难道出卖和背叛（背叛信任、背叛友情、背叛爱情、背叛亲情……）也能够是对的吗？加顿艾什注意到凡是受访的涉外情报人员，皆能理直气壮地描述自己的工作，因为去外国当间谍，还在传统的道德框架之内，是无可置疑的卫国行动。可是反过头来看管自己人的线人和特工就不同了，面对质问，他们往往要不就是否认，要不就是转移责任。

自古以来，几乎任何文化都找不到把背叛和出卖看作德目的价值体系。尤其中国，例如孟子那句名言，“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可见儒家绝对不能接受对任何天然情感联系的背叛。所谓“大义灭亲”，可能是后来皇权时代才有的想法；即便不是，那也只限于少数个案而已。只有到了20世纪，我们才能见到这么大规模的告密、揭发、举报和出卖，而且全都不再需要羞愧。它们非但不可耻，反而还很光荣，因为整套价值必须重估，在崭新的最高原则底下，它们破天荒地成了美德。于是每一个告密者都能为自己的脆弱找到最大义凛然的理由，让自己安心；每一个出卖过其他人的，也都能在事后多年把往事推给那个时代的道德错乱。 PPeRH9PFbp0XPPsD++0tnltqNGXTSeJFVyujIf+nC6F2cyI1Qo8TMTZHvBgC2P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