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非常容易误导。我对童年早期的很多记忆，可能源自父母的重新叙述，再混入自己的点滴回忆。即使有这么多天旋地转的严酷事变，我记忆中的童年早期仍是幸福的。在我们的公寓里，父母建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西方世界，我们四人凝成一体。我们感觉到公寓外的世界不是友好的所在，这更加强了我们之间的亲密互信。此外，妈妈和爸爸都在家中工作；他们写的报道，全用电话送去美联社和合众社在维也纳和伦敦的新闻部；偶尔一两次，也会送到其名字充满魔性的地方——纽约。

即便小孩子也看得出，我家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英国和美国的新闻人和外交官拜访我家，也邀请我们回访；我们雇有厨师和法国保姆；每逢星期天去做礼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明察秋毫的当局，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我们依然我行我素，好像这些行为都不是危险且挑衅的。如果父母看起来这样自信，那我们当然是安全的。

战后，祖父母位于玫瑰山的房屋被苏联人征用，他们的小儿子、我的费利叔叔早已迁至澳大利亚，祖父母在等待去墨尔本与他相聚的许可。在等待中，他们搬来与我们同住。我崇拜我的“ Nagypapa ”（爷爷），我记得，我俩在阳光灿烂的公寓阳台上不停地玩着“attycake, pattycake, baker’s man”游戏。我们两人都渴望学会几句英语（我如今有点怀疑，那种押韵的练习，对他在澳大利亚的新生活究竟有多大帮助）。父母教我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等等”（“Hold on”，我当时认为它是一个单词“Holdon”）。任何一个用外语来找母亲或父亲的电话，我们都以此回答。爷爷讲英语，就像《北非谍影》（ Casablanca ）中在练“维希，凡希”（Vitch vatch）的年长绅士。我仍能感觉到爷爷灰色西装的粗糙质地，仍能看到他领结上的圆点图案，而我自己坐在他的腿上，身穿白缎带镶花边的明黄太阳套裙。四个大人——父母和祖父母——再加上我们姐妹，一起待在这小小公寓，我感到很安全。

1954年的夏天，祖父母的移民许可竟奇迹般地获得批准。我曾猜想，政府的异常善意是由于祖父母年事已高，再加上他们资产阶级思想已无可救药。现在读了秘密警察档案，我才明白，这是残酷的计谋，也是逮捕父母的前奏。我们姐妹是政府对付我父母最有效的武器，要突破父母的防线，我们姐妹必须被完全隔离开，落入陌生人之手。

但在1954年8月中，我们一起去火车站送别祖父母，对将临的危险木然无知。在那个烟雾弥漫、山洞一般的月台上，我挥手告别我亲爱的爷爷，目送那开往维也纳的火车在远处慢慢消失。我铭心刻骨的记忆是看到父亲第一次哭泣，小孩子感受不到“永远”的内涵，但父亲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爷爷了。埃尔诺·马顿（Erno Marton）是奥匈帝国一位犹太拉比的孙子，在法西斯时代之前的布达佩斯努力奋斗，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良好的生活。他1973年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享寿九十一岁，是我认识的最为可爱温柔的男人。

我认为，妈妈和爸爸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父母，我知道我所有的朋友都羡慕我有这样的父母。这无疑跟危险的气氛有关，周遭的其他大人看起来都很怯懦，而我父母不会像我朋友们的父母那样窃窃私语，尤其是涉及“某些话题”时依然如此。父亲仍从布达佩斯瓦齐街的杰哈特店定做他所有的西装，面料包括粗花软呢、华达呢和泡泡纱等。这些面料都是由英国外交官和美国新闻人寄来或走私带入的。我们的鞋子是位名叫考帕的著名鞋匠手工做成的，所用皮革也以同样方式带进。我母亲仍光顾她战前的女帽商弗里德曼·莎丽（她在秘密警察档案中的代号是布比，“Bubi”，是嫌疑犯还是告密者，则不甚清楚）。妈妈有布达佩斯女人的本事，能将任何衣服搭配成一场时装秀。她所经之处，总带有一袭法国阿佩奇香水（Arpège）的气息。我爱看她给大家发扑克牌，她的红指甲像红宝石一样闪烁发光，活像蒙特卡洛赌台的主持人。

我们姐妹是父母宇宙的中心。母亲热情洋溢，讲法语和英语时魅力四射，讲匈牙利语时刁钻有趣。她喜爱将来访的外国人带进我们卧室，听我们朗诵祷文，“ En Istenem, Jo Istenem... ”（“我的上帝，万能的上帝……”）。这是楼下虔诚的天主教修女教我们的。当局解散了宗教组织，她只能来做我们的玩伴彼得和巴林特的保姆；她的名字是玛尔塔修女，但我们只能叫她玛尔塔阿姨或玛尔塔婶婶。政府对落后的天主教不满，禁止教士和修女在教堂外穿戴他们的长袍。玛尔塔婶婶讲起耶稣，好像在讲自己的朋友，发自内心，容光焕发；对此，我很钦佩。有一次，我看见她要邻居男孩捧起她藏在外套里面的十字架，急切地在男孩耳根低语“ Szeretlek Jezuska ”（“我爱你，耶稣”）。在她火焰般的眼神注视下，男孩重复了这句话，尽管他自己父母还是反教会的激进分子。不同于我母亲的爱好时尚，她异常质朴，对我更具吸引力。又有一次，她和她所照看的小孩彼得和巴林特，来我家过夜（我们中有人患了水痘，家长们决定，干脆大家都得一次）。她总是等到熄灯后再脱衣，而我真想瞧瞧她睡觉时穿什么（我猜测，穿修女特用的睡袍吗？）。房间里每个人都睡了，我向她低语：“玛尔塔婶婶，你睡觉时穿睡衣吗？”她叫我入睡，不要作声。我仍不断唠叨，但毫无结果，直到自己睡着。她像我一样倔强，但有更大的毅力。

我们步行去山脚的瓦罗斯玛捷（Varosmajor）教堂做弥撒的时候，我喜欢拉住玛尔塔婶婶又凉快又干爽的手。星期六下午，我们在告解室之前排队，我通常挑最长的队列。走出教堂，迎面是刺骨的冷风，薄暮渐渐降落在小公园，里面有高大光秃的树林和砾石小径。我会捡起栗子，在衣袖上擦亮，感到一刹那的纯洁。我是否曾感到奇怪，父母从不跟我们一起去做弥撒，但又渴望我们去？一直要到数年之后，我才明白个中的原由。（他们是全然世俗的，但永远忘不了匈牙利的反犹传统，即使政府已在全力迫害教会，他们仍渴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基督徒。这个想法真有点古怪，让人困惑。）

布达山顶上树木茂盛的乔鲍街，是我知道的全部世界。我们可以听到附近圣地广场上公交车和有轨电车的嗡嗡轻鸣，它已被重新命名为莫斯科广场，但没人跟着改口。我们远离佩斯那边的商业区，去那里只是因为要看医生、上歌剧院、光顾捷巴德咖啡屋。后者已是中欧古老生活少有的遗存，其他老式咖啡屋或关闭，或改成站式，只让客人匆匆饮尽各自的小杯浓缩咖啡。闲荡是不好的，旅行更不可能。成人讲到“护照”这个词总带有怀旧的语调，接下来就是一连串对巴黎、维也纳、威尼斯和伦敦的回忆，这些润饰过的旅行故事像首饰一样被珍藏起来。对我们小孩而言，这些都是书本上的字眼，我们在布达山顶的四层公寓是个幸福而充裕的世界。冬天，戴上小小的护目镜，我们躺在浴室地板上晒太阳灯。当时，此举被认为有助于健康。一旦我们的朋友彼得或是他的兄弟巴林特，或是楼上的男孩山多尔和班迪，完成一点屁大的事情，整栋楼都能听到“ Ich bin schon fertig !”（我准备好了！）。他们都学会用德语谨慎地作出这一宣告，这句话至今还能激起我潮水般的回忆。我们的父母都是官方蔑视的资产阶级成员，因此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我的世界：布达山顶，还有夏天度假的奇妙的巴拉顿湖。我还记得，快到湖边时，我们给车后渐渐远离的一长排柏树计数；开车返回时，我们姐妹和父母又唱起歌曲“ Ahol a sarga villamosok jarnak, ott van Budapest ”（黄色电车行驶的地方，你将找到布达佩斯）；汽车沿乡村小路一拐，首都的灯火顿时映入眼帘。

孩子总能接受身处的世界，并能很快适应。当彼得和巴林特家的公寓门铃响起时，某个大人就会用一把中国扇子掩盖设于墙内的祭坛，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怪异；我们也不需要父母来告诉我们，居住在走廊对面的卡尔马尔家不属“我们这一类”。我们知道，他们是“重要”的党员，这可从他们的服装和肢体语言，以及与我们相处时的生硬中猜到。之后——我相信是在1956年的革命期间——我们发现，他确实是秘密警察官员；此外，我还有更具体的证据。卡尔马尔家有三个小孩，我们这六名“资产阶级”后代对他们处处提防，而我却对卡尔马尔家的大女儿苏兹生发出小女孩的迷恋。她表情严肃，颇有心计，梳的黑色长辫富有光泽。我思忖，她能教我一些生活经验，而我母亲——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是帮不上忙的。我奉承迎合她，终于得以进入她家的公寓。我回想起，一张斯大林正点着烟斗的大画像是她家唯一的艺术品；这是我第一次在私人家里看到这样的画像，所以我猜想，卡尔马尔家可能是这“伟大父亲”的私人朋友。这种朝我凝视的画像，通常只出现于黑板上方、邮政局和五一阅兵典礼。这次拜访，我没敢告诉父母，因为我冀望能再去。我甚至暗暗钦羡苏兹的母亲——卡尔马尔太太。犹如修女要穿规定的服装，她也穿着党员的制式服装，即灰色、无曲线、不加修饰的那种。她平淡而柔和的面容从不化一丝妆，反而更具吸引力。我感到，这种打扮比我母亲的红唇和相应颜色的指甲更具时代感。

我记得，拜访卡尔马尔家后我突然觉得，家里一切都是古老、发霉的，与新匈牙利格格不入。祖父母的褪色的波斯地毯、深暗的风景油画、马利亚像（我总被告知，这属于达·芬奇流派，但达·芬奇又是谁呢？），还有那些破旧的皮面书籍！看上去有成千上万本，其中许多本的封面已经破损，奇迹般地幸存于布达佩斯的围城战火。那些书的作者和语言，例如托马斯·曼、鲁德亚德·吉卜林 、查尔斯·狄更斯 和辛克莱·刘易斯 ，早已没人再读了。我也感到，它们不适合我们少先队正在建造的新社会（我现在是一名“kisdobos”，小鼓手，每周一天要佩戴蓝领巾。）；但转念一想，这岂不是对父母的不忠吗？

儿童是苏联帝国扶植中新型国家的重要角色。如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铁幕”演讲中所警告的，这些新型国家正出现于“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自幼开始，他们灌输儿童以新的标准和价值。东欧国家的学院都在训练社会主义教师，被称为“人民教师”，他们的工作是自幼儿园第一天起，就以社会主义价值教诲我们。因此，我有时感到，我被挤压在人生的两极之间：学校和家。

每星期一次，我们环绕学校操场游行，高歌颂扬拉科西同志，以及那些由巨幅画像而认识的远方上帝：斯大林和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我曾偷偷享受这些激昂的曲调，在短时间内振奋不已，与大家融为一体。（可是，作为父母抗议的另类形式，我们姐妹仍穿着美国的黑色玛丽·简牌［Mary Janes］皮鞋，好比在这些活动中仍在尖声呼叫美国。）《松鼠般开朗的少先队员》（ Cheerful Pioneer like a Squirrel ）是我最爱的歌曲之一，另一首《发抖吧，伯爵、男爵、资产阶级，现在是无产阶级的时辰！》（ Tremble Counts, Barons and Bourgeoisie, It’s the Hour of the Proletariat! ），则有点把矛头引向自家了。

那时的布达佩斯不是五彩缤纷的美丽场所，只是灰色一片，缀以猩红色。红星或红旗在建筑物和学校的顶上摇曳飞扬，红旗的数量远远超过匈牙利三色国旗，吊索桥前的花床中有红花拼成的锤子和镰刀。每个小孩都知道，安德拉斯街60号窗台花盆中的红天竺葵，是秘密警察浇的水，为的是让他们的总部看起来和善友好。这栋楼以前是箭十字党的总部。如今，安德拉斯街已改名为斯大林大街。我们去市公园贡德尔餐馆，想尽快绕过这讨厌的建筑；但秘密警察和他们的窗台花盆，实际上已占据整条街区，要想不见还真不容易。

市内多数建筑物还留有枪炮弹痕，十年前同盟国的空袭，使很多房屋迄今还缺窗少顶。这给人以邋遢的感受，建筑物如此，市民也是如此。人们将战前残剩的服装不断修改以勉强凑合，或干脆改穿当年国家的规范外套。甚至我们山脚合作商店里的苹果，看上去也伤痕斑斑。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住进光洁、没有疮疤的房子，像美国外交官的住所一样。

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这不是说，我们比美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更为严肃认真；我们只是知道，党和其在布达佩斯和莫斯科的首脑，会影响我们的私生活。父母和老师，还有四周环绕的各式肖像，时时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尤其熟悉拉科西，即匈牙利可怕的斯大林派领袖，他就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另一座布达小山上。我们偶尔还会看到，他窗帘紧合的吉尔豪华轿车的车队，朝佩斯那一边蜿蜒驶去。与他人相比，拉科西似乎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这个肥胖、秃顶、脑袋直接安在肩膀上的男人，极力提倡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我们的一首幼儿园歌曲，就是献给这可憎的暴徒——《我们感谢您，拉科西同志！》

铁托、枢机主教敏真谛、劳伊克·拉斯洛都是我熟悉的名字。但有时我会被这些名字的两种版本搞糊涂：一个在我们公寓里头，另一个存在于外部世界。（父母报道了敏真谛和劳伊克的做秀公审，都被判犯有间谍罪，但都是诬陷的。枢机主教终身监禁，外交部长劳伊克被径直送去绞刑架。）还有些名字，我知道最好别在家以外的地方提起：美国公使克里斯琴·雷芬达尔（Christian Ravndal），还有一连串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如阿博特、罗杰斯、唐斯、辛普森等等，他们组成了我父母的社交圈子。

曾有一次，我疏忽了控制着我们被割裂开的生活的潜在规则。我的幼儿园要求同学从家里带来各自最喜欢的玩具。我选了一只能上发条的小猴，会一边打转一边敲鼓，结果所有的小孩都跪下来欣赏这令人惊叹的西方技术（显而易见）。我被传召去校长办公室，接受儿童版的秘密警察的审问。她盯着我问，“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玩具？”，好像我是在向敌人出售核秘密被逮个正着。我知道最好别透露它是露丝阿姨送给我的圣诞礼物。美国公使馆的新闻参赞露丝·特赖恩（Ruth Tryon），赠送我这只美妙的猴子后不久，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匈牙利。我因小孩子的自我中心，以为这两件事存在因果关系。

大多数匈牙利人都害怕我父母，尽量躲着他们。由于拉科西实质上已向美国提出挑战，连小孩子都可感受到，马顿家庭已成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源。现在看起来，这有点怪异；但那时却司空见惯，政治已渗透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我渐渐明白，卡尔马尔·苏兹是不敢回访的，因为怕受我们的沾染。后来她终于来访，不是为了来跟我玩，而是带有其他目的。在这样的国家里，童年生活也受不到保护。

我想，我们姐妹都还年龄太小，尚未被视作危险人物。但身穿条纹T恤和齐膝长袜——尽管是美国外交官的小孩所遗弃的——我们就像是两块移动的广告牌，为人人鄙弃的“敌人”做着广告。对渴望同伴喜欢自己的小孩来说，这是一种何等滑稽的感受。我们乘坐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车进进出出，而承受泥浆溅身的路人必须等候喷吐黑烟的破旧公交车，我们姐妹感觉自己成了公主。

从我们在学校唱的歌曲，从宣传栏上（随处可见的一幅如此敦促民众：“购买和平债券，给美帝国主义一个回答！”），我知道，父母在与帝国主义犯罪分子交往。我们在学校背诵巧妙的韵文，讥讽艾森豪威尔的胖脑袋充满了氧气，随时都会爆炸；而我父母每星期二早晨驾驶美国大车，去拜访美国公使馆。母亲称那部车是父亲的“小虚荣”。即使今天，我仍惊讶，他怎么有胆量向离职的美国外交官乔治·阿博特（George M. Abbott）买进这样招摇的美国技术？我们曾拜访阿博特，一个饱经风霜、瘦削、背略驼的男人。他骄傲地向我们展示，如何将他的外交居所的后院改成小型农场，花床里种满了西红柿和美洲丝瓜。我想我优雅的父亲，以他那双漂亮而修剪整齐的手和驾驶手套，比阿博特更适宜坐在驾驶盘后。但为什么他要如此故意刺激当局呢？根据秘密警察档案中的告密者“安德拉希”（Andrassi）的说法，一名外交部发言人曾呵斥我父亲：“嗯，开那样的车，很容易被人跟踪！”父亲回答：“欢迎他们的跟踪！我什么也不隐瞒。”父亲有时把我们留在斯图贝克车的后座，自己去张罗他的差事。很快，闲散的行人聚集起来，孩子们鼻子挤压着玻璃窗以便检视这一奇物。这种时刻，我既很骄傲，又颇为困窘。

几乎做每一件事，我们都是全家集体行动，这是受内部放逐的好处。父母不喜欢做“孩子气”的事，譬如去动物园或游乐场；反之，他们带我们去土耳其蒸汽浴室。这甚至在一切清简的1950年代，仍赋予了这座城市某种快乐主义的氛围。我在蒸汽弥漫的土耳其浴室中，被吊在长长的钓鱼竿上学习游泳；环绕我的是布达佩斯残余的知识精英，他们一边缓慢而有节奏地游着蛙式，一边继续他们的交谈。我们还去看歌剧！我们极为美丽的玛格达（Magda）阿姨嫁给了歌剧导演拉慈（Laci）叔叔，因此，歌剧院简直成了我们的日间托儿所。到六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跟着（悄悄地）哼唱主要的歌剧咏叹调。

捷巴德咖啡屋的大理石小桌摇摇欲坠，挤在小桌周围的成人世界，往往有我们姐妹的份儿。当然，我漠视一切，只专注于舀我的巧克力，上面覆盖着一层搅打奶油（名叫“印第安人”，是我的最爱，也解释了为什么我频频拜访家庭牙医。他的名字叫皮什陶·派什蒂［Pesti Pista］，读起来很怪，老是引我发笑，他的诊所就在捷巴德咖啡屋附近。）其时，那些内尼（Neni）、巴歇（Bacsi），即我的“婶婶们”、“叔叔们”，正与我父母聊天；其中一半人将把我父母每句俏皮的评语汇报给秘密警察。现在的记录透露，甚至我那位名字有趣的牙医也躲避不开秘密警察的专门拜访。

我记得父亲是矜持的，有点不易亲近。记忆中，我不曾坐在他膝上，甚至不曾牵着他的手（我想，他日后表现出的疏离可能与将近两年的牢狱有关）。他脾气的偶尔爆发愈加令人害怕，好像是晴天霹雳。有一次，我——他神秘地称我为“丹尼斯威胁” ^[1] ——在嘲弄我姐姐，吵醒了正在小睡的母亲。父亲满公寓追逐，用他著名的足球脚踢我的屁股。假如我明白父母其时承受的压力，我蛮可以在成人休憩时做个安静的小老鼠。多亏秘密警察的监视记录，我现在知道，他是仁慈、关爱我们的。

监视记录，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用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的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面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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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丹尼斯威胁》（ Dennis the Menace ），美国著名漫画家汉克·凯查姆（Hank Ketcham）创作的卡通喜剧漫画，1951年3月12日初次登场，后由凯查姆的前助理继续创作，以十九种语言在四十八个国家的至少一千家报纸连载。卡通主角丹尼斯·米切尔（Dennis Mitchell）仅五岁半，早熟且可爱，满脸雀斑，额前一撮著名的金发。——译注 px2KLwFoJRrz2DgMXjNLZLE5lyLW1dwUlV8Md/bG2d3pN8/ybRLBG6BgukCKE9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