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
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我的回忆录译成中文，在一个引起我独特共鸣的国家中与读者见面，这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73年秋天。其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华拍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纪录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中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让有幸躬逢其盛的我们大开眼界，认知大为改观。当然，那时的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绝已有二十多年。我观察（并拍摄）到，在共通的音乐语言面前，我们之间的差异——语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几天之内就涣然冰释了。美国的音乐家和三名新闻人，中国东道主，以及每晚来聆听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的美妙乐声的数百名中国观众，即使没有言语往来，也已获得了大量沟通。很简单，在被迫的多年隔绝之后，双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热望。这一次旅行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我当即就下定决心，当一名驻外记者：从摄像机的背后，来观看尽可能多的世界；在人类大家庭的遥远成员中，交上尽可能多的朋友。我还承诺有朝一日会回来，对中国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在1999年兑现了这一承诺，陪伴丈夫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作正式访问。理查德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关系的激情，从1970年代起，又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和解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我丈夫一起走进中国的外交部大楼，是另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许多高级官员从办公室里涌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称），与他拥抱相贺，像大学同学重聚时一样。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人与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历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这一次，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并肩工作，为此而感到兴奋。理查德一直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在特定时间内与一名对手折冲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对中国怀有深深的依恋。

我眼前的一大喜悦是，随着我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国。这虽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经历过冷战特定时期的数十万人的普遍遭遇，前车之鉴，值得铭记。

我的童年结束于六岁，其时，匈牙利秘密警察将我父母从我身边夺走（这是孩子的直观感受）。那是1950年代，冷战冻结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个人和家庭——父母和我——都变得微不足道。我将近两年看不到父亲，整整一年看不到母亲——非常漫长的一年。他们被指控和定罪为美国间谍，关在看守最严密的监狱中，无法看到彼此和他们的女儿。他们的真正“罪行”，其实不是偷窃情报，而是做了尽职的好记者——诚实无畏地报道日常发生的真实事件。当时有太多的坏消息——政治和经济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认作危险分子，即国家的敌人。然而，他们是骄傲的匈牙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想去他国避难。（父亲认为，以匈牙利语来上演莎士比亚戏剧，会更精彩！）他们还坚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见，如果视异议为犯罪行为，如果将不赞同高官的人打入监狱，一个国家就不能自称是伟大的。

《布达佩斯往事》涉及国家发起的残酷。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当局故意封锁他们两名幼女的任何信息（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获得去澳大利亚与我叔叔团聚的移民许可，从而确保我们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监狱里，父母都无法享有内心深处的思维或情感。父亲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

当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后去世时，强加于我们过往经历的禁忌终于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国，直奔那个黑暗时代的心脏——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所找到的监视记录触目惊心，几近全方位，这促使了这本回忆录的问世。我父母不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袒露了他们最为隐私的秘密。但这是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在收集不利于我父母的证据，而我是在寻找真相。在这过程中，我翻译了数千页监视记录：当父母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时，他们的每一通电话和信件，其实都在受严密的监视。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真正认识了父母：不再是我儿时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点又有失败——犹如我们每一个人。我现在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例如我了解到，超脱、矜持、不动声色的父亲，其实是非常关爱自己女儿的——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不知道我们能否上学，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实上，我曾考虑过将此书献给匈牙利秘密警察，以感谢他们巨细无遗的监视，让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父母。理查德提出明智的反对，他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读其中的讽刺。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我们姐妹与雇来照看我们的陌生人同住，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好像他们从人间蒸发了。小孩子是富有韧性的生物，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爱，我就在那两年中转向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当时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却向我传授了教义问答，以及对圣母马利亚的祷告。我一整天咕哝这样的祷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护。等到父母终于出狱，我反而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我的祷告表示感谢。一旦我们抵达美国，当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变得兴趣索然。

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

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的。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卡蒂·马顿
美国纽约，2015年8月15日

献给妈妈和爸爸

是他们引领我们踏上了我们的旅程

同样献给理查德 RjbGn4TnP8obz57mlNtyfkyeM2PI56ygXLaop9U7H22pIcY1SQu/mfkI/QEEXO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