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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距离第一次出版已有十二年，这期间“斯塔西”（Stasi，即国安部）被全球公认为“秘密警察恐怖”的代名词。一位德国批评家戏称，希特勒是最能代表德国形象的输出品，现在看来，“斯塔西”也不遑多让。如今，人们提到纳粹（Nazi）就不得不提到“斯塔西”。两词在英语中韵脚音近，仿佛孪生兄弟一般。
德国因为“斯塔西”被贴上了另一个邪恶标签。但这恰恰是民主的德国敞开心胸，披露其20世纪第二次独裁统治，并将一切摊在阳光下供世人检视的结果。这不啻为一种讽刺。或许，德国这一举动，是人类有史以来对独裁罪行最果断彻底的揭露。然而，这一过程中，“斯塔西”在人们内心中的形象，也渐渐从历史事实转化为某种近乎神秘的事物。
我遇到的很多人都看过《窃听风暴》（
The Lives of Others
），这部电影在人们对“斯塔西”的印象转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也多次在其他地方提到这部电影（这里不再赘述）
。的确，这是一部才华横溢、引人入胜且富有教益的影视作品，却赋予了东德好莱坞式的色彩。正如本书所述，现实远比电影无趣。我们对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笔下的“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已经耳熟能详，但我们仍要明白：一般而言，邪恶降临时并不会脚蹬皮靴，手持皮鞭。
无论如何，结果变成了这样：针对世人将东德与“斯塔西”画等号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去纠正，东德不等于“斯塔西”。人们对“斯塔西”的普遍误解，迫使我常常提出反对的意见。比如，1979年很多西方观察家忽视“斯塔西”，而我却一再坚持：东德仍然没有摆脱秘密警察的控制，我们不该忽略“斯塔西”！而到2009年，我却说：没错，东德过去的确有秘密警察，但秘密警察并非东德独有。
本书内容穿插于德国与英国之间。德国部分，我几乎没有添加新内容。一方面我渴望加入新内容，希望与海因茨——约阿希姆·文特谈谈。他是与我的档案形成最直接相关的“斯塔西”官员，也是唯一不和我见面的“斯塔西”官员。今年年初，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我再次通过老友维尔纳·克雷奇尔（也就是“山毛榉”）联系他——用“斯塔西”的话说，这叫Kontaktversuch（尝试接触）。文特在电邮中礼貌且坚定地回绝了请求。他说自己是德国北方人，脾气倔强，此外，时过境迁，自己已经记不清很多事情。或许，到2029年，他会拗不过我这个北欧人，与我对坐长谈。到那时，我们两个糟老头会啜着苦咖啡，发现自己忘掉了所有事情，又或者，我和他都只能像小说家那样，靠虚构的回忆填补历史空白。
不过，文特通过电邮向我透露了一个意外信息。他回忆说，国家安全部部长埃里希·梅尔克看到我对东德的描述后大为光火（那时我第一本关于东德的书正在西德《明镜》杂志连载），并表示“无法容忍我继续留在民主德国”。于是，由文特少尉签署，并于1982年1月6日下达的一纸命令，使我无法再进入民主德国，同时这位安全部长下令，禁止我通过连接西德与西柏林之间的通道。我原以为这只是民主德国的官方禁令，如今才知道这是梅尔克的私自决定。对此，我深感欣慰。我希望我在《明镜》连载的内容好好恶心一下这位安全部长，让他无法安逸地享受早餐。不过，现在梅尔克已经过世，一切都沦为了陈年旧事。
至于英国部分，我原本不打算增添新内容。无奈的是，我还是做了增添。因为“斯塔西”已经成为今日英国的流行词，因为这个曾经是全球最自由国家之一的英国，如今它的公民自由隐私正遭到侵犯。2009年年初，一场主题为“现代社会自由”的集会上，公民权利和自由活动团体领导人沙米·查克拉巴提（Shami Chakrabarti）指出，英国人骄傲自满、放松警惕，“欧陆人则因为对纳粹和斯塔西的记忆而居安思危”。此外，一位前安全部门首脑在《金融时报》撰写文章，警告英国正处在滑向警察国家的边缘。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斯塔西国家”，无需解释，每个人都知其所指。
不过，我们每个人（假如不是太蠢，没有患上妄想症）对标题的真实含义都心知肚明：英国并非真正的警察国家。1997年，本书首次面世，工党也开始上台执政，从那以后，有两股势力的发展为民众自由敲响警钟。一股源于技术，一股来自政治。技术对自由的侵犯源自电脑数据库、监控摄像机、个人邮件、网络搜索记录、移动电话记录追踪、电子医疗卡和信用卡记录、政府基因库、生物指标、Facebook和MySpace等社交网站的个人信息、精确卫星图片、微型和超敏感定向传声器，等等。假如国家和公司将这些技术设备加以利用，进行所谓的数据或真相挖掘，那么对私人生活的监控侵犯也就易如反掌，这也是埃里希·梅尔克做梦都无法企及的（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斯塔西”掌握了这些技术，那将是怎样一番情景）。由此可见，技术约束自由的可能性，已呈指数级增长。
另一方面，在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伦敦、马德里后，英国政府以提升国家安全级别和保护公众生命为由，强化了技术应用，限制个体自由，包括未经审讯羁留、约束自由言论、入侵隐私合法化，等等。这种将安全置于自由之上的趋势也体现在其他领域。比如，以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制定一系列荒谬琐碎的规定，把成年人当孩子，把孩子当婴儿。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也多少走过类似道路，但很少有政府会像1997年后的英国那样走得如此之快、如此之远。我在本书第十四章提到，我和英国MI5的前局长谈到本书。我问他MI5掌握的个人资料有多少，他答道：“不下六位数。”我想，现在MI5手上的个人资料恐怕更多了吧。
英国反恐策略的设计师大卫·欧蒙德（David Omond）爵士认为，打击现代恐怖主义和组织犯罪，需要侵入性的监控和调查方法，不但监控那些实施或准备实施犯罪的嫌疑人，对没有任何嫌疑的人也要严加监视，而这一切都交由一个以管理混乱、遗失资料闻名的英国官僚机构完成。
三十年前，我前往东德居住。我确信自己正从一个自由国度来到一个毫无自由的国家。那时候，我希望我的东德朋友能享受到比我们更多的权利。事实上，到了今天，东德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比我们英国人更好，而这恰恰是因为德国议员和法官亲身体验过在纳粹和“斯塔西”监视下生活的滋味，因此他们比我们英国人更加珍惜这些权利。这也证明只有生过病的人才会感受到健康的可贵。
我再次重申：英国不是一个秘密警察国家。这点毋庸置疑。我们有民选代表、独立法官、自由媒体。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抵御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但是，如果我们将“斯塔西”作为一个警示，促使我们警惕对个人自由的侵犯，那么，“斯塔西”势必会带给我们一些福音。
蒂莫西·加顿艾什，2009年3月于牛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