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旅程结束。舒尔茨女士桌上的那份旧式档案已经成为微软Word文档,存放在我面前的电脑中。我的右手边,鼠标旁边,放着一杯咖啡。冬天的太阳斜斜地穿过百叶窗,照进房间。我转动椅子,陷入思考。
为了调查国安部有关我的档案内容,我历经艰辛,回到了我自己、其他人、其他国家的过去。连续好几年,我闯荡于中欧似乎无尽的记忆之中,测试个人及国家遗忘的能力。一次又一次,我眼看着如奥地利前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这般的人,在公众面前表示失落了整段对过去的回忆,但在各种文件、证言一点又一点、非常痛苦地“提醒”下,恢复了对以往的记忆。
我在痛苦中测试自己对于过去的生活到底还记得多少。即使今天,在将所有档案、日记、信件等详细记录备齐在我面前之际,我仍然需要仰赖想象力,为我重建起过去的生活。就像勒南所论的民族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记忆与遗忘的不断组合过程中成长。但是,如果我连自己十五年前的模样都无法重建起来的话,还有什么资格写别人的历史?
那个穿着双牛津大皮鞋、每天在柏林游荡的青年“罗密欧”,到底是谁?每个人都像舒尔茨女士一样,看到人物的代号,就忍不住咯咯笑起来。以前,西德记者喜欢称呼那些马可·沃尔夫派到波恩色诱在政府里工作的女秘书的国安部情报员为“罗密欧”。但是那至多只能说是罗密欧被丑化的形象。真正的罗密欧,莎士比亚的罗密欧绝非唐璜或风流才子卡萨诺瓦,更不是什么东德版詹姆斯·邦德之类的无聊人物。真正的罗密欧并非愤世嫉俗,或镇日只懂得和女人周旋,而是一名浪漫的年轻人:满腔热血、充满好意、立意极高但内心混乱。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的代号——我怀疑其实是因为我开了一部阿尔法罗密欧汽车而来——凑巧很是恰当。我的确很浪漫,而且不仅对爱,对很多事情都很浪漫。浪漫主义,正如劳伦茨·丹普挖苦地指出,有它危险的一面。浪漫的人很想要帮助他人,但是在过程中,他自己可能会受伤,就好像在莎士比亚的故事中,罗密欧为了阻止他的朋友茂丘西奥与提伯尔特决斗而受伤一样。另外,罗密欧也很可能因为冒险而受伤,或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理由而全心投入。
虽然,东德的检察官或许很容易就根据他们非常宽松的刑法第九十七条,认定我有替“外国组织”搜集情报之嫌,但是我可能从来就不受该法条“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在“非常严重情况下可判处死刑”的威胁。到1980年代时,对像我这样罪名不太深重的敌人,最可能得到的,也就是我最后接受的惩罚便是驱逐出境。然而,那些对曾经与我见面、联络过的人,我却可能造成极大的伤害。例如,维尔纳·克雷奇尔,便在刑法第一百条下受到侦察。刑法一百条适用对象是替犯了刑法第九十七条罪行者——也就是我——进行掩护、协助犯罪者,该法条建议刑罚为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至于我对中欧的团结工会及异议分子的支持,20世纪的历史中,到处都洒着不惜为遥远国度的政治理想而牺牲的年轻人的鲜血——有为切·格瓦拉的游击队、有为越共、有为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与反对佛朗哥、也有为欧洲反法西斯势力的共产主义的青年。看看年轻的金姆·菲尔比,在丽丝的引领下成为共产党间谍,还有R太太,最后竟然成为国安部的线民。年轻的理想主义最后就可能出现这样的下场。
我实在算是极为幸运的。很幸运能生在这个国家。幸运能有一个优渥的成长背景,有我的父母提供给我这般的教育。我很幸运拥有如詹姆斯和维尔纳一般真心的朋友。我很幸运找到我的朱丽叶。我很幸运选择了我喜欢的职业。同时,很幸运找到了奋斗的理想——为中欧自由而奋斗是一个很好的理想。如果我早生几年,我很可能会支持红色高棉,反对美国。如果我生长在东德的巴德克莱嫩贫民区,我可能成为另一名文特少尉。
1939年,托马斯·曼写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题目为《希特勒兄弟》。在文章里,曼说,自称为“艺术家”的他,经过内省以后,发现自己与希特勒之间有许多艺术气质相同。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说,他虽然不情愿,但也必须承认希特勒为他的“兄弟”。我无法让我自己承认那个替国安部打报告的IM“罗密欧”兄弟,现在成了后共产主义的媒体代表,但是我可以理解我档案中每个线民,以及每名军官,甚至克雷奇的行为。当他们对我陈述他们的故事时,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们怎么会做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一个不同的世界。
从档案中,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受到环境的影响有多深。人的心中所能容纳的,可为律法与君王所随意予夺的那部分能有多大?你所看到的其实并非那么多恶意,而毋宁是人类的脆弱和人性中无尽的弱点。当你和那些与档案相关的参与者谈话时,你发现的也不是那么多蓄意的欺骗,而毋宁是我们无尽的自我欺骗的能力。
在这次寻觅中,我没有看到一个明显天性邪恶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很软弱,任由环境塑造他们。人性,他们都太人性了。然而,他们的行为的总和却是一大邪恶。有人说得好:那些从来不必面对选择的人,永远不会知道当自己居于哪个位置,或当另一个独裁政权再起的时候,会如何表现。这么说来,我们能谴责谁?同样,我们又该原谅谁?“千万别原谅,”波兰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写道:
别原谅,因为你实在没有这种权力
以那些一开始便被出卖的人之名,原谅他们。
国安部的官员和线民也有其牺牲。唯有他们的牺牲,有被原谅的权利。
档案是一份礼物。当我结束档案,我心中多了一份“就好像”原则,一份从东欧异议分子身上学来的“就好像”原则:尝试活在这个独裁专制政府中,就好像活在一个自由国度一般!就好像国安部不存在一般。不过,我的新“就好像”原则的理论正好相反:尝试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就好像国安部一直在监视着你一般!想象你的妻子或你最要好的朋友,上星期六还将国安部记录上所提到有关你对他们的批评,或你上星期在阿姆斯特丹所做的事,念给他们听。你能够毫不感到羞赧地活下去吗?我的意思是非常严重的羞赧。有一点羞赧是无可避免的,而这正是人性扭曲的一面。
为什么有人会变成施陶芬贝格,而有人则变成和希特勒的军备部长施佩尔一样的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我似乎更接近答案一点了。一个清楚的价值系统或信仰?理智与经验?内在的力量或软弱?根深蒂固的家庭、社群、民族观念?我找不出简单的规则,也没有简单的解释。然而,当那些曾经为秘密警察工作的人,告诉我他们的生活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感觉到,关键在于他们的童年。例如,我认为黎瑟因为母亲的爱,而得到了救赎。不过,作为一名父亲,最震撼我的,却是父亲所扮演的角色。
战后的德国,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便是父亲的缺席:出门打仗去了,在沙场中为国捐躯了,或被关在战俘营了。有些人的父亲是纳粹,有的则是纳粹的受害者。纳粹主义对下一代的心理,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并让他们成为下一回合独裁专制的目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他们经过童年与成年之间的脆弱年代,在年轻的罗密欧年代中,他们便被独裁制度网住了。
有时候,国安部成为那些人的替代父亲。这种事经常发生。你被叫进校长室,校长介绍你认识一名上了年纪、很有尊严、极具启发力的退役军人。他引发你的爱国心、年轻的野心和对冒险的饥渴。他成为你的个案指导员、你从未结识的父亲。但是邪恶并不仅限于一种面貌。就像是舒伯特为歌德的诗谱写的《魔王》,邪恶在许多不同的伪装下,制造出多样化的诱惑来吸引你:甜美的音乐、鲜丽的花朵、闪亮的华服和有趣的游戏。
我自己也成了父亲。不过几年,我的儿子也将进入从童年至成年的危险之旅,各自到他们的柏林。运气好的话,他们将永远不需要面对太多欧洲人在破烂的20世纪中曾面临的极端抉择:要成为施佩尔还是施陶芬贝格。但是他们仍然需要面对许多不那么极端的抉择,而魔王将随时在一边,在路旁、在树影下等候着。
如何为他们做好旅程的准备?和国安部所集合的迷失儿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当他们出发时,行囊中将有好几袋爱,一袋是父亲的,一袋是母亲的。但是,光这样就够了吗?他们还会接受教育,具备了其他时代、其他国家、其他信仰下的知识。我所知道的国安部军官,生长于穷困、被占领的土地,接受狭隘的教育,终身都被关在围墙之后,只知道接受上面交代的世界观,却不知道如何去质疑。
当然,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仍然可能因别人有不同的思想或行为而迫害他们。这就是我从哲学家伯林身上学习到的。他告诉我们,只有在发现人类文化之多元,看见不同的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分歧,而且是无法妥协的以后,我们才会看见自己的信仰与做事的方法的相关性。从这里开始,我们知道了容忍。在那篇著名论文的结论中,以赛亚·伯林引用了另外一位作家的话:“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的分野就在于,文明人知道自己的中心信仰的相对性,但是毫不退缩地捍卫它。”
但是,还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要如何建立起一个对与错的思想体系,而这个体系必须坚定到,当我们生长环境中所认定的对与错体系与这个体系不同时,能够挑战旧的体系,面对那个深植于权力体系中的价值?当我们知道我们心目中的信仰只是“相对性”正确时,我们要从哪里得到那样的勇气,“毫不退缩”、甚至不怕面对死亡?而且,我们应该如何将价值,同时也将那份勇气,一起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在电脑的光碟机内,放进一张唱片,并用鼠标在屏幕上点了一下“播放”键。从我刚正在打字的文件后面,传出了菲舍尔——迪斯考在1958年冷战高潮期间所唱的那首舒伯特有关魔王的黑色歌曲。有哪个父亲能够听了而不觉感动吗?
父亲在黑暗中御风而行,他的孩子在他的怀中。他紧紧地抱着孩子,保持孩子身体温暖。他的声音强壮而稳重。然后,精灵王在黑暗中现身,用最美丽的词句引诱着孩子,告诉他那些鲜丽的花朵、闪亮的华服和有趣的游戏,还有他的女儿会如何拥抱你,与你共舞,为你吟唱,一直到你睡着为止。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那么他就必须使用武力了。在威胁性十足的音乐背景下,孩子呼喊着:“噢,父亲,父亲,他正要抓我。”父亲不顾生命,全力前行。他终于回到了家中。他的声音转弱,到几乎难以辨识的细微:“在他的怀中……孩子……死了。”
我将档案以“罗密欧”之名存在电脑中,关上门,去找我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