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维津采伊（Stephen Vizinczey）在他的小说《爱上熟女》（ In Praise of Older Women ）中，描述了令人难忘的一景：那是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时，在奥匈边境的一个小镇市场旁停放着一整排全新的银色巴士，车头各以鲜黄的大型手写字标示着它们的目的地——瑞士、美国、瑞典、英国、澳洲，等等。“你想要到哪里度过余生？一对夫妇，抱着一个新生的宝宝，决定搭上往比利时的巴士，但是到了最后一秒，却下车，冲上写着新西兰的巴士。”

大部分人的人生选择并不如此突兀，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都不禁看到那些时刻，人生原本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路：

沿着我们没有走的路

走向我们从没有打开的门

进入了玫瑰花园

每个生涯中的选择。每个或许可以成为妻子的女友。对东德反情报头子克雷奇将军而言，那扇没有开的门或许就是《打铁铺》杂志上的那一则广告。如果他成为南非某一家打铁铺的助理，人生将是多么不同！就我而言，我的人生或曾出现过好几部没有搭乘的巴士，一部是成为外交官的，一部是成为传统学院型历史学家的，一部是成为一般驻外记者的，另外还有一部，隐藏在道路角落，上面没有标示目的地，但是我知道是为政府那无名单位工作的。

我没有坐上前述所有的巴士，而选择见证并记录下中欧从苏联统治下解放的最后一段过程。在冷战结束后，我展开我的工作，使用传统历史学者的方法，研究那些我刚经历过的事件，在档案室消磨无尽的时间，阅读一直到不久以前仍被视为最高机密的政治局决议文件。这些被传统历史学家视为珍贵信息来源的文件，能够帮助我发掘事情的真相吗？就在我心思摇摆之际，我发现了国安部的档案，开始思考用另类的方法，探索刚发生不久的过去，从研究我自己开始，研究历史。然而，“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这个大问题当前，或许我们还应该有第三种方法才是？

在整个上述的过程中，我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英国的秘密情报世界。我从报纸上偶然会看到有关MI6、MI5的新闻，这两个主管秘密情报的单位似乎正小心地踏出阴影，适应外界的关注。在冷战结束以后，任何政府机构要保持全面性机密比以前更难了，而密情机构如果想要生存——并获得预算的话，就必须要对公众有个交代才行。报纸上陆续出现的相关新闻，如政府首度公开任命MI6和MI5长官，国会通过法案为这两个机构的存在设定了法律基础，MI5局长第一次公开演讲，国会成立“情报及秘密委员会”，等等，都反映出秘密机构正逐渐走向公开化。我还注意到，MI6搬到一栋新的办公大楼中。事实上，那栋大楼，四面以绿色玻璃环绕，就在泰晤士河南岸，非常引人注目，毫无隐秘感。我当时并不知道，MI5也已搬到泰晤士河另外一岸的一栋白色后殖民式建筑物中。事实上，这栋取名为“泰晤士大楼”的建筑与国会大楼在同一条街上。我经常经过这一条街，却不知道MI5就在那里。

人生至此，我已完全淡忘了少年时代对秘密情报工作的憧憬，更不记得还曾申请过相关的工作。但是就在我开始研究我的国安部档案时，我发现有人并没有忘记我。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神秘电话。来电者说他就在那个1976年时曾与我取得联络、外交部中不存在的单位里工作。他有件事很想与我谈一谈，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拨冗接待。我们同意在伦敦一家旅馆内喝茶、晤面。

他不多话，很快便言归正传。他说，牛津大学不时会来一些学生或学者，他们怀疑是在为敌对力量工作；我能否考虑关注一下他们的动向？我告诉他，我不能。虽然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这么做的必要，但是不希望自己与朋友、同事或学生间有这一层隔膜。

当我停息下来稍事思考后，发现他们的工作模式必然向来如此。当然，他们会有人在牛津大学、其他大学、其他职场、其他人生道路上。这些人在全职或半职工作之外，还拥有这一份秘密的生活。而所有的秘密情报网都需要人脉、需要线民。如果因为线民的帮助，使得有关单位能够找到爱尔兰恐怖组织IRA所放置的炸弹，或从中东被派来谋杀萨尔曼·拉什迪 的人，那么线民的所作所为不但善良，而且勇敢。

然而，他们的做法令我感觉很不对劲。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们显然还在跟踪我。另一方面，他们显然对我的追踪工作做得并不怎么好。如果他们曾好好读过我的作品，就会知道我不会再玩他们的把戏了。或许他们仅假设大家说一套、做一套。就一般而言，这也没错。

我与不知名情报员的晤面虽然只有十五分钟，却令我感到相当不愉快。不过，由于这次晤面，我重拾过去的回忆，并开始思考：如果我曾追求那秘密世界的话，今天会如何？如果当时搭上了那部没有标示的巴士，我现在会在做什么？马可·沃尔夫与我在今天已经统一的柏林市晤面时所做的陈述中，有无任何真实成分？东德之类共产党国家的秘密情报组织，与英国之类民主国家的秘密情报组织之间，不一样在哪里？

所有英国人都喜欢阅读间谍小说，市面上这类书籍之多，大概只有色情与园艺的书刊足堪比拟。当然还有报告文学、回忆录、学术研究、电视小说、无穷无尽的小说与恐怖故事。我的国安部档案中第106页，是一项XX/4组记录：“‘罗密欧’替‘山毛榉’安排妥当，将于1980年2月25日与驻华沙记者蒂莫西·塞巴斯蒂安（Timothy Sebastian）见面。”最近有朋友告诉我，蒂莫西·塞巴斯蒂安出了一本间谍小说《出走柏林》（ Exit Berlin ），非读不可。

书架上有许多好书，但是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他们所写的，哪些是事实，哪些为虚构，哪些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细节？因此在印刷品的大海中泅泳了一段时间后，我展开一连串的访谈，有的访谈对象曾针对英国秘密世界写过不少东西，但是现在相当满意自己能够脱离文字苦海，有的则是在冷战期间以政务官的身份管理过英国秘密工作的政治家。

这段期间，我曾经远赴康瓦尔，与作家大卫·康瓦尔（David Cornwell）——笔名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沿着海岸高崖散步，并与俄罗斯大使共进了一次午餐，在那次难忘的午餐会上，俄国大使特别对约翰·勒卡雷这位西方最伟大的间谍小说家表示了他的敬意。我还走进许多美丽的英国乡村花园中，与许多退休的绅士促膝长谈，我感谢他们在谨慎中所表达出的坦诚。经过这个过程，我感觉到自己进入了这个保存了浓厚的古老英国绅士气息的小圈子：格子衬衫、小马甲、整齐折叠的雨伞、完美无瑕的礼仪和青绿的草坪。相较之下，装潢粗俗的小木屋、啤酒肚、人造纤维的运动服，那些令我联想到国安部情报人员的特质，就美学意识上，好像属于1 000万光年以外的事情了。秘密国家已不存在，宛如进入了一个秘密花园一般。我也与1979年时请我到泰晤士河边“河之南”餐厅吃过一次饭的英国官员又见了一次面，发现他文质彬彬，聪慧风趣，极具个人风采。但是当我进一步探索，走出那秘密花园，而来到那闪耀着光芒的泰晤士大楼白色大厅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型标志，上面画着一头勇猛的狮子和美人鱼的尾巴，下面则写着“保卫国土”的骄傲字眼。然后，我通过了几扇令人不知不觉会联想到《星际大战》电影里有高度安全设施的自动门。为顺利走过最后的几道门，我不情不愿地同意，所有的谈话记录都将“不列入记录”——也就是说，我不能明白指出谁曾对我说过话。

谈话结果令人深感挫折。一个已经死亡的秘密情报机构，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所掌握的秘密不再是秘密。国安部的事，我们可以尽量发掘。但是一个还活得好好的密情机构，问题就在于它还保有许多机密。“河之南”那一餐的东道主形容他对苏联的间谍工作经验：“好像在深夜中，用一把小手电筒，设法检验一头大象。”其实那正是我面对他所属机构的感觉。有很多人愿意接见我，与我一谈，但是从谈话中我便可以看出，他们挣扎于保密与公开的两极之间。因此，瞎子摸象，最后只能发现大象这里有一只扇子耳朵，那里是一根大鼻子，但是整体依然不存在。

是的，东德是个“很难敲破的坚果”，一名MI6的绅士告诉我。不过，他们在苏联阵营的其他东欧国家中表现都不错。波兰，他们几乎搞得一清二楚。不过，他们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先知道东欧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变化。作为一名现场报道的记者，我或许消息还比他们灵通一点。不过，他们还是得到了一些对方正式的重要秘密资料，尤其是军事情报，对决策的影响虽然不大，但是相当重要。（三名前外交部长都小心地同意这种说法。）

英国情报员因各种你我可以想得到的理由而加入组织：神秘感、好奇心、想探险、爱旅行，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希望“为国家做点事”。但是真正在密情机构中做事，却可能相当无聊、沉闷。到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中，踏过一条又一条的后街，寻找安全的会面地点，寻找没有标志的纸盒，有时候他们不禁会自问：“我为什么要如此浪费自己的生命？”然后，还有办公室的内斗与政治。当然有很多工作还是很有意思的。“有意思”这个相当孩子气的字眼，经常出现在我与这些人的对话之中。一名退休的秘密组织资深工作者回忆道：“我不敢相信，做这种事，还有钱拿呢。”

他们会比另外一边更小心、严谨吗？嗯，他们说，我们不会暗杀或绑架，几乎从来不勒索恐吓。一名已退休的官员对我表示，那对士气（morale）非常不好，而士气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的方法都是合乎“正气”（moral）的。“正气”，在这个灰色地带，是个何其伟大的概念。我记得国安部的艾克纳上校曾对我说英国秘密情报人员“很绅士”——不过，他是在比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和西德的BND之后，做此评论的。如果我们将美国CIA在拉丁美洲的记录一并思考的话，那么西方情报组织与东方之间的差异，就更难辨识了。

一只金龟子和另外一只之间的差别不可能太大。一名退休的密情机构官员告诉我，当门口有警察把风时，潜入一名嫌犯家搜查证据，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他的话让我联想到瓦姆比尔博士不久前才告诉我，一名国安部秘密工作人员偷偷溜进他在莱比锡的家的情况。两边的退休官员告诉我，他们的最佳情报员，永远是志愿工作者，也就是那些基于个人的理由——有些是私人的、有些是政治的——而从事这份工作的人。他们不会被收买，也不曾被恐吓。这已成为间谍行业中的普通常识了。而且两边的人都用同样的话，告诉我情报员和个案专员之间的微妙私人关系。“那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关系”，一位从MI6退休的资深官员表示，“你可以谈任何事情、工作、个人问题、妻子，并确定他会替你保守秘密。”我看到了间谍工作中最吊诡的现象：背叛的关键是信任。任何一名自国安部退休的官员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便是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他手下的情报员。

这么说来，不同的目的是否能够合理化相同的手段呢？两边都是做同样的事，但是一方是为自由国家而做，因此目的是崇高的，另一边是为独裁而做，因此目的是卑鄙的。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这么说起来，他们并不觉得到外国去做间谍工作是那么错误的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如此。对他们而言，从专业观点来看，另外一边只是“对手”而非“敌人”。超出这一点以后，是的，就要看你是替谁工作了。

这里有一条非常滑溜的坡道。20世纪中有许多罪恶，最后你可以说“因为目的崇高，因此可以使手段合理化”。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忽略这论点的存在。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拿暗杀希特勒来说吧。1944年，施陶芬贝格企图暗杀希特勒之举被视为非常高贵的行为。但是如果暗杀的对象是丘吉尔的话，那么同样的行径就变得肮脏龌龊了——虽然暗杀者在行动时可能表现出同样的勇气与胆识，甚至也同样热烈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充满正义的。同样的行动却得到不同的道德评价。

但是，不仅目的要崇高，手段也必须要能够配得上目标。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烘托什么样的目的，我们没有简单的规则可循。每个个案中都有一条隐形的道德规范线，因此也都有它们特殊的情况。英国间谍曾经跨越出那条线吗？当然，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他们多么频繁地跨出？跨出多远？在没有看到档案以前，我们外人将永远无法确定。不过就算那些已经退休或仍在里面工作的人，在记忆的万花筒不断旋转中也会忘记或重新记起。

我可以想出几个理由相信，英国人可能在冷战中跨越那条线的频率与距离比我们今天相信的要远。就算在我的世代中，仍然有许多人受到战争的影响甚深，有些人仍然活在战争的集体及家庭记忆之中，有些人崇拜文艺作品中各种战争英雄形象。虽然在冷战期间，我们在口头上并不多谈战争，但是许多人仍然相信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和以前没有两样。有些事情在和平的时候不能做，但是在战争的时候就能做了。但是如果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这种事是能做还是不能做？而且，在我们的心底，我们多少有一种意识，认为“只要是为了我的国家，不论对错”，都是该做的。但是如果我们国家做得不对，该怎么办？如果我们的国家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在个案上是错的时候，又该怎么办？

太多道德思绪需要深入思考。然而，打架打到一半时，你无法停下来先办个哲学研讨会。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接受那结果了。

如何评估我们海外间谍——或其他国家的海外间谍——比评估国内安全系统的必要性还要困难。在这里，目的和手段几乎已不可分。国家侦测公民的行动，直接侵犯了她原来应该要挺身保护的自由。这中间的冲突是明显的、无可避免的。尤其如果侵犯过了头的话，就会开始摧毁她原先想要保存的东西。然而，谁来决定到什么程度算是“过了头”呢？

万一读者心中有任何怀疑的话，我必须澄清：我窥探到的英国密情单位的规模，和国安部天差地远。在人数上，MI5的规模大约2000人，另外还有一个2000人的特别部门，而如果我们以一名官员可以管理四个外部人员，而非国安部的一比二来计算的话，该局应该拥有16000名的外围情报员和线民。在这样的规模下，每4000名英国成人，才分到一名在背后监视他的情报人员。相较之下，东德每50人中便有一名情报人员。在目标范围上，英国也无法和东德相较（东德国安部不必处理北爱共和军的问题，他们对恐怖分子，几乎采取全面支持的态度）。另外，东德方面不必施加压力，便可获得民众的合作；就我的个案而言，大部分线民的动机只是为了要获得出国机会而已。同样的情形在英国根本不可想象。难道英国某情报官员会对他的线民说：“伊文斯先生，就在你出国到布拉瓦海岸度假以前，能否先去替我们问琼斯先生两件事……？”绝对不可能。英国也无法由恐惧激起人民替情报单位工作之心（英国人会经常怀疑坐在酒店旁边一桌的人在窃听他说话吗？英国本土上有任何人——除了恐怖分子和外国间谍以外——真的害怕MI5吗？当我的线民“史密斯”尝试对我解释他觉得国安部有多么渺小且相对无害时，他就用“就像MI5”为比喻）。

情报单位侦测结果对民众的影响，英国和东德之间的差异极大（在东德，国安部可以制造极严重的后果：如“青年布莱希特”一般无法进入大学就读，如艾伯哈德·豪夫一般失去工作，如维尔纳一般在你的孩子身上复仇，如瓦姆比尔博士一般把你关进监狱，没有审判就先判下你的刑期，等等）。情报单位所服务的政治体制也不同（国安部被正式称为“党的矛与盾”，而它的首要任务便是让单一独大的共产党永远执政。至于MI5，虽然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在政治上都偏右，有的还极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政党轮替，有时为保守党，有时为工党），情报单位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更是不同（国安部不仅是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到最后，它成为设法推动整个系统继续运转的力量）。

国安部，一言以蔽之：令人背脊发凉，性感，又好卖。但是，这么说就错得离谱了。我回想到1980年代时与左派分子的一次争执。我的“左派友人”——“米夏拉”就是这么记录他们的——称呼英国要求政治改革的政治压力团体为《八八宪章》（Charter 88），以呼应捷克人权运动的《七七宪章》（Charter 77）。这个比拟，在我看来，十分不恰当，对愿为信仰出生入死的《七七宪章》创立者的荣誉是一种侮辱。这就好像在自己的胸前挂起一个勋章，上面写着“英雄”一样。而且，《七七宪章》的哈维尔再度入狱，团结工会的神父耶日·波比耶乌什科（Jerzy Popiełuszko）则被波兰秘密警察谋杀而惨死。或许再怎么神圣的词语，最后都不免受到玷污。我有一次看见英国报纸上形容执政党在下议院的党鞭，“犹如东德斯塔西的爪牙”。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用别人的坏来衬托出自己的好，基本上是虚伪的、谬误的。例如，孩子对母亲说“这碗汤太难喝，我简直想吐”时，母亲对孩子说：“可是，宝贝，想想看，非洲孩子什么都没得吃呢。”我注意到MI5局长里明顿夫人自己也不吝使用国安部的例子，来对照她的工作绩效。如果你想要让灰色看起来像白色，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放在黑色旁边。与国安部相较，任何事物都可以看起来很不错。然而真正应该放在一起比较的，应该是其他西方国家。

在这个标准之下，我发现事态就有一点严重了。根据英国秘密情报系统在后冷战气氛下最新出版的正式简介，MI5 1995年至1996年的预算中，只有3%是用在反颠覆活动中。但是从退休及现役的工作人员中，我得到的印象是至少30%。MI5对颠覆的定义为“准备以政治、经济或暴力手法推翻或毁损国会民主制度的行动”。但是除非到处打探，否则要如何知道别人会有此意图？

他们把网撒得很大，不仅包括了英国共产党的每个成员——想必也包括了我的IM“史密斯”，而且还将所有从英国六八世代中成长出来的极左分子，都列入管理行列，这些人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社会主义者国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IMG、战斗派（Militant Tendency）等团体的人。另外，所有CND（核裁军运动）的领导人、国家民权自由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的主要参与者等，也都被建立起了档案。

对了，他们说，大部分被列管的人都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发生。就算MI5曾提出明白的证据，指控一名国会议员以前曾经收受捷克情报组织的钱并为它做过事，但英国法庭仍以无罪开释了那名议员。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是重要的事实，但不是全部的事实。情报单位有一种负面或他们自称的“正常背景调查”的东西。也就是说，当民众去申请某一些特定工作时，在他们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情报单位会将他们的名字与内部档案相互比对。如果MI5说，雇用这个人必须要承受安全上的风险，那么他非常有可能不会被录用，而且他们也不会告诉这个人，他不被录用的真正原因。一般西方国家将这种正常背景调查，运用于一些与安全相关的敏感职务的雇用程序，例如处理国家机密的政府工作，或处理国防合约的私人企业工作。但是，有一些组织，如英国广播公司（BBC）似乎定期将他们收到的工作申请书，送进MI5做秘密检查。

这让我想起来，在1970年代间，一名记者朋友伊莎贝尔·希尔顿，曾想进英国广播公司的苏格兰分公司当记者，但是一直进不去。后来《旁观者》发现，她没有通过秘密的“正常检查”。我打电话给伊莎贝尔，她让我再度想起事情的细节：英国广播公司内部，有一个叫龙尼·斯托纳姆准将的人，坐在广播大楼105号房，每天的工作便是将个案送至MI5。对伊莎贝尔最不利的证据，显然，便是她曾经担任过一个无毒无害的机构苏格兰－中国协会（ScotlandChina Association）的秘书。我相信去过那个协会的人，数目绝对比不上我参加过的“英中了解协会”。但是“正常检查”的负面效果完全无损于伊莎贝尔的职业生涯。不能进入英国广播公司，她反而有机会去从事更有趣的事情。但是有段时间，她无法确知她为什么得不到那个工作，也没有机会反驳别人对她的判断。

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绅士表示，别忘了，MI5只负责给予建议，最后的决定权在于雇主。这句话不公平。英国广播公司的人固然听从了秘密情报程序，并且没有给伊莎贝尔一个申诉的机会，但是秘密情报组织本身需要检讨的地方也一样多。为什么它要这么做？因为那仅是“大家都这么做”，因此被认定为后大英帝国体制的正确做事方式？还是因为大英帝国虽已崩溃，但保密防谍仍然是政府内部的不成文规定与合作通则？不过，是否也有可能，在心底，大家还认定“战争尚未结束”？无论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喘息时间，我们就进入了冷战。有系统的情报调查是在1940年代末引进英国社会中的。在那时候，连乔治·奥威尔，都几乎要非正式地向任职于外交部下一个半秘密组织的好友，举发共党的同路人。

就算MI5的官员，并不如前MI5官员彼得·赖特（Peter Wright）在《捕谍者》（ Spycatcher ）一书中所指控的，想要“谋反”，推翻威尔逊首相的工党政府，但每个人都知道在1970年代甚至在1980年代，很多MI5里的人右倾甚至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气息。当时很多人以“叫嚣”来形容他们的态度。有什么机制可以制止他们，让他们不至于冲过了头？前面提到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们，这时候便满口仁义道德，说什么“我们整个服务于MI5的道德基础就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这种人……”。也许他们从来没有从小学校长的阴影下走出来。另外，他们提到，他们受到内政部的严格控制：在窃听电话前必须先申请许可，拦截他人邮件、侵入他人住处搜索，也必须先得到内政部的公文。任何人都知道，内政部绝非予取予求的。

这话虽然不错，连彼得·赖特都在书中举了好几个例子，证明内政部的家规甚严。但是，难道一切就指望在这些家规上了？MI5的一群家伙凭什么觉得自己的行为“合理”、“适当”？就凭着内政部或首相府的另一群家伙不时地查看一下他们的作为？噢，对了，我们不能忘记还有党里面的政客。但是就算从最理想的英国情况来设想，这一层的牵制作用仍非常薄弱。

习惯、态度当然非常重要。法律和国会控制更是必要的保证。然而，为什么英国两者都不存在？

自从1989年，世界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国会通过了限制情报检查使用于个人的法案，设置了大陪审团、委任官、国会特别委员会等，如果民众有抱怨的话，更少有地方可去了。而情报单位也在谨慎中适当地开放自己。根据新规定，个人在受到这些单位的“正常背景调查”时，应该先被告知。从个人接触中，我也感觉到这些单位在管理上有进步，比以前更专业化了。我相信MI5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于应付IRA（爱尔兰共和军）炸弹、外国间谍和现在越来越多的有组织犯罪等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情事上。但是我们也应该要尽量避免假道学，谴责在背后侦测我们的情报人员，却享受他们所帮忙提供的安全感。吉卜林有一句名言，提到“嘲笑、愚弄那些当你睡觉时护卫你的安全、穿制服的人”，唯一不同的是，情报人员并没有制服穿。

然而，经过国安部的经验后，我变得非常、或许过分敏感，对秘密人员的职权忧心忡忡。我与一名现职的资深官员谈到了在新法律和国会架构下的控管方式。“你使用‘控管’一词，”这官员对我说，“我觉得‘合法确认’更为适合。”MI5决定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其他人只是通过法律程序确认他们所设定的优先顺序而已。这种做法是对的吗？

从MI5走出来的男人，散发着一种沉稳的力量：一种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都一样，从因拥有秘密情报而产生的力量。这种力量，因为新科技的发明，必然变得更强了。就在我与资深官员谈话之际，我——如间谍一般——窥伺到办公室的一角放置了一部非常大的电脑，屏幕上挂着成排的图标，数量之多，比我家中儿子电脑上的还要惊人。我们家的每个图标，都代表着一个电脑游戏：“碟片世界”（Discworld）、“虚拟都市”（SimCicy2000）、“旅鼠”（Lemmings），等等。不知道他们的游戏是什么？

我想，用不了多久以后，所有的信息都会电脑化。如此一来，那些曾经被待在MI5登记处的少女兴奋汇集起来、供我们阅读的纸质档案，将何去何从？无论如何，我都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档案的事。它们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和秘密警察的宝藏。

首先，我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档案？

答案：“低于六位数。”

就一个自由国家而言，这数目着实庞大（这还不包括特别部门手上掌握的200万份个人资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这么说吧。在冷战期间，他们想要追踪每个英国境内的共产党员和俄国人的行踪。而这本身就代表了一大堆人。然后，爱尔兰和其他恐怖分子也在追踪范围之内。是的，有五分之一的档案对象为“非颠覆者”，包括了各种各样的友善联络对象。

而且，档案中有一小部分，是经常打开而且在作业中的。组织对于什么时候可以打开档案、应该打开多久，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事实上，内部有一个交通灯号管制系统：绿色代表积极调查，橘红代表不必积极地调查，但是随时有新东西时，要记得加上去，红色代表关闭档案。

原来如此。不过，档案被标示为红色以后，并不会被销毁，对不对？

是的，不会被销毁。

那么，在正常检查作业中，他们是否会被用到？

嗯，的确。不过许多年以前发生的一些政治小瑕疵，时至今日，是不会被评估为“安全威胁”的。

外部组织是否仍能申请接受“正常背景检查”？

是的，但是只限于在政府批准的“客户”名单。

英国广播公司是否在名单上？

资深官员突然变得语焉不详，不置可否。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仅能如夜晚以手电筒观察大象一般，非常、非常片段地一窥英国情报单位。我事前便知道，除非英国这个国家如东德一般崩溃——我当然不愿意看见这种事发生，我是无法真正知道他们的作业的。不过，我倒为自己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发现。由于在国安部存有我的档案，我想要知道MI5是否也保留了一份有关我的资料。我其实并不一定要知道答案，但是既然人已在其中，便不妨一问。

“你们有我的档案吗？”

稍事犹疑。深呼吸。他在保密与开放之间摇摆了片刻。然后：“是的，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我们有。你有一份我们所谓的‘白卡档案’在这里。”所谓白卡就是非颠覆者的意思。

他们保留了我的资料，因为根据记录，我“曾经协助秘密情报单位SIS”。

哇！我不禁惊叹，我从来没有协助过秘密情报单位。在年轻时，我几乎加入了组织，但是后来又决定不这么做。和秘密情报单位的瓜葛就到此为止了。

我提到了最近有人接触我的小事件。会是MI5的人吗？“不，应该是那边的人。”他一面说，一面向泰晤士河点点头，眼光落在对岸那一栋绿色玻璃的MI6（SIS）总部建筑上。不过有关那事件的记录也会保留在这里的档案中，还有一些我到这里以前，与干员之间的对话。

不过，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告诉一个人他们有他的档案。我可以看得出来，在告诉我以后，他就开始担心：这种新的开放态度是否做过头了？

很偶然的，在与他谈完话以后，我立刻就将我们的对话做成笔记——就像在与“米夏拉”、克雷奇将军和其他人谈过话后一样。不过，这一次，我期待与我谈话的人也会非常精准地记录下我们的对话内容，虽然在那一尘不染的咖啡桌下，我看不见有任何录音机的迹象。

假设他们握有一份我的“颠覆”档案。毕竟，如果伊莎贝尔·希尔顿能够因为做过苏格兰－中国协会的秘书，就被打上负面记号，我曾经加入英中了解协会，情况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会告诉我吗？

“通常，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他苦笑，“除了刚刚才知道的你以外。”

但是如果我是美国人，我可以在《信息自由法》之名下，申请阅读我自己的联邦调查局档案。为什么英国不行？

是的，首先，MI5必须要有双倍于现在的经费，才能够做到对外公开。美国人公开信息以后，才发现所需要的做的事情繁多（过滤、影印、涂黑——让我想到高克机构内3 000多名员工所做的事）。

但是美国人有钱。（他的口气中不无怨尤。）

而且，这里的情况不同。IRA、国外恐怖分子和其他敌人，可能因此获得非常宝贵的线索，而且从别人的档案中，发现MI5的工作模式等。（我想：是的，这可能是真的。）

那么，老档案呢？是否对历史学家开放呢。

嗯，连这个都有困难。只要有了一个先例，就会让别人知道我们的作业方式。不过，他们想要帮忙。他们希望能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档案开始开放。

随后，我们讨论一些更一般性的问题时，我直截了当地问：我可以阅读自己的档案吗？

不。

为什么不？

因为那是属于“皇家”的财产。

在大部分国家，你都不能够看到秘密情报单位中有关你的档案，但是哪几个国家会告诉你，那是因为档案属于“皇家”资产？

他们另外还举出了几个理由。这会设立一个先例。这可能会泄露资料来源。但是，谁会将我的相关信息泄漏给这些人？当然不会是我的朋友或同僚。当然不会。会是那些友善的各地大使馆英国“外交官”，在平日的报告之上又把我的事情加上了去吗？或者，是否可能在1979年我决定不加入他们，与1994年他们再度接触我之间，档案中其实什么都没有？

无论如何，另外一个人好心地加上一句说，打开一份友善联络人的档案有时仅为一种单纯的礼貌与致意。但是，当一个人打电话给你，而你根本记不得他是谁时，有何礼貌与致意可言？

“我们今天打开了你的档案，老朋友——只为了对你致意！”这句话听在耳里，将是何等刺耳的语言。

在回牛津的路上，我不断拷问自己。我感觉如何？首先，我感觉非常满足，因为那是一次事前没有预料到的成功访问。如果那个人值得信赖的话，我或许是全英国第一个发现自己有一份档案在情报单位的人。而我只不过顺口问了一句话，就得到这个答案。其次，我感到愤怒。愤怒于他们竟然在背后侦察我。虽然仅非常轻微，但仍然是一种监视。另外，我感觉到淡淡的气恼。如果他们对我做了一份“颠覆档案”的话会有多“酷”。这样我就可以说：你看，国安部和MI5同时跟踪我。我必定是一个多么勇猛无畏的异议分子！（有很多人因发现自己秘密档案，而大吹其牛。）但是生活并非如此，至少大部分时候并不如此单纯。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过去从来不完全成为过去。多年以后，当你已经几乎要遗忘一件事时，它又再度浮现于你的周围。或许，在某一个角落中，你发现了自己的孩子在另外一个父亲的羽翼下成长，或一个档案在你不知道的角落中逐渐加厚、变大。这些事情你都不会知道。

如果有一天英国档案被打开时，有多少人会面临这类的惊奇？制造秘密档案的人会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堆积资料。我的有生之年，从未在有意识下“协助”MI6，但是现在我被告知，他们就是这样归类我的。而我开始想象，有一些东德人，当他们打开自己的档案时，发现被归类为“友善联络对象”或“线民”时，有的会假装他们并不知情，或故意压抑了记忆，但是有的是真的不知情。他们是无辜的。

有那么一刹那，我幻想“米夏拉”回过头来对我说：“嗯，你知道，你们的秘密情报单位也把你列为英国线民！”这当然是一派胡言。她所做的是定期地、详细地、有深度地报告了所有同事、朋友、家庭的秘密，而她非常知道她报告的对象是秘密情报组织的官员。而我则从来没有从事过这类的事情——而且，就算曾协助过MI6，我们两人的事也无法相提并论。帮助像英国这般的民主国家的海外情报单位抵抗东德那般独裁主义国家，与帮独裁国家的国内情报单位搜集资料，是两码子事。然而，如果我想要对自己诚实的话，就应该不畏惧于在两者间做比较。

当我搭上5点20分从帕丁顿出发的火车时，内心仍继续拷问着自己：你难道真的希望自己有一份“颠覆”档案存在吗？你真的希望看到那种会将你列为颠覆者的政治存在，而不愿意有你过去和现在所拥有的自由政治气氛吗？你难道不想要国安部档案中非常正确描述的“资产阶级自由”政治气氛吗？毕竟，你是支持这种政治体制的，对不对？虽然议会式民主有诸多缺点，但是你一样支持。是的，我毫不犹疑地回答自己：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支持这个体制。

有人说，每个间谍的内心，都存在着一位作家。很显然，每位作家的内心，都存在着一个间谍。自由国度中的国内情报人员生活在这种职业的吊诡之中：他们必须要侵犯自由，以捍卫自由。但是，我们同时生活在另外一个吊诡之中：我们以质疑来支持这个体制。而这正是我的立场。 RdaTx6EFBV4xNV2C2hZEFY/fys+b6tDKCO5hcyhwCuqIevzhBO1/LK+110Stea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