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为1995年10月。我进入我在牛津大学教堂路的研究室，发现传真机的地板前散满了纸张。捡起来，我发现是维尔纳从潘科教区传过来的有关一名线民的资料。一名个案经办人员前后手写了30页的报告，详细叙述了他与IM弗赖尔（Freier）在秘密公寓埃莉萨中定期晤面的谈话。德文中Freier一词，同时有老派的“求爱者”和时下比较流行的“嫖客”的两种意思。我想这里比较适合后者的意思。在美式英语中，“约翰”有厕所的意思，但是线民“约翰”大概不会理解国安部对他开的一个小玩笑。看到“弗赖尔”，令我不禁联想到，英式英语对“弗赖尔”另有一种称呼：爬街者（Kerbcrawler）。就姑且让我们这么称呼这个人吧。

IM“爬街者”是教会体系内的一名工作者。他非常详细地报告了同事维尔纳的行径。在针对1979年2月7日的一次报告中，爬街者报告外面有一个模糊的传闻，提到维尔纳可能在外面与“未经查证之女子”往来。爬街者是否能从维尔纳口中骗出话来？艾克斯纳（Exner）上尉在报告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该线民无法从一次秘密谈话（轻松、私下晤面，一面啜饮酒精饮料）中，发掘匿名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他将继续设法抓住任何机会，主动厘清这项传闻。他相信下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将在教会避静期间……本人已嘱咐该线民，如果行动中支付了任何费用，可以报销。

前一个星期，维尔纳在柏林教区的晚餐桌上一面啜饮葡萄酒，一面将这段话念给他的妻子安格丽特和我听，我们笑得东倒西歪。有多少婚姻，我心中暗想，能够像这般轻易通过国安部档案的考验？

档案并不就此告一段落，而续有下文：“借此任务，该线民再度设法提出一私人请求：希望能够有机会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访问。本人已给予他肯定的答复。”原来，“爬街者”和“米夏拉”一样，替国安部工作的目的之一为获取出境签证，而国安部则再度利用了国家滴水不漏的国境线，以海外旅行为诱饵，迫使他人为之工作。

高克机构以书面肯定了“爬街者”的真实身份后，维尔纳曾打电话给他。然而，他从头否认到底，对所有的指控都不认账。事后，他还写了一封信给维尔纳，洗刷自己的罪名。

我不禁纳闷：不知道他是否有一台传真机？

这个情势，在日常生活中，没有适当的英文，但是有两个长长的德文字，很恰当地可以表达：Geschichtsaufarbeitung（历史加工）以及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解决过去），有“对待”、“通过”、“妥协”甚至“克服”过去的意思。这是继希特勒之后德国第二次鞭笞自己的过去。经过了第一次的洗礼以后，再度到处都是侦察、暴露、揭发、相互揭发、再揭发之声。而且不限于德国，在这个影印、传真、光纤、卫星的时代，各种揭发文件在顷刻间便传到了全世界。昨天，你的秘密还安静地躺在一个灰尘满布的档案柜中，今天，就已经呈现于千百万人的早餐桌上了。

其实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过去”的问题。很多亚洲和欧洲曾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南非经历过独裁统治的国家，还有曾经历过佛朗哥的西班牙或后团结工会的波兰，都有过去，但都设法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划上一条粗粗的线。让过去的成为过去吧！亚当·米奇尼克便公然主张如此。“让我们优先建立起相互的爱心。”他呼吁。而且，他说，秘密警察的记录反正不值得信赖：“例如，谁愿意相信国安部线民所说的话？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够说服我，那些文件值得信赖。”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有的地方举行公开审判：有的名不副实，根本算不上审判，例如对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审判就是如此；有些地方的审判则作秀的成分居多，例如保加利亚对前共产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的审判便是如此。还有的国家以肃清政府内部人事的方式，来“洗涤”过去的罪行，如捷克便是这么做的。另外，部分国家将律师、历史学家、民选官员等组织为特别委员会，调查共产党执政的一些特定时期，如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波兰的宣布戒严时期，等等。智利及南非还设立了所谓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只有新德国一样也不遗漏。德国人不但举行公开审判，进行体制内肃清，组织委员会，而且还有系统地公开了秘密警察档案，让所有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自己如何害过别人的人，都可以一观档案内容。这种做法极为特殊。暂且不谈其他政治、经济后果，光就经费而言，有哪个后共产主义的国家有财力如此做？高克机构仅1996年的年度预算便高达2亿3400万德国马克——相当于1亿英镑。这比立陶宛一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

德国政府在东、西两地，共雇用了3000名全职工作人员。舒尔茨女士过去替全德中心（All German Institute）规划导览西柏林，例如带人参观柏林墙等。舒尔茨女士离职后，她的后继者邓克尔女士曾替东德的一家新闻通讯社工作。换句话说，高克机构本身就是一个统一后东德的缩体。利用等待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接见我的时间，我与两名秘书聊天，谈起最近国安部的一名资深官员约阿希姆·维甘德（Joachim Wiegand）在国会大审团前作证的事。这个维甘德就是那个对维尔纳说，他知道维尔纳在西柏林时曾打电话至牛津给我的那名上校。原东德的秘书非常生气地说，她听到那只猪把国安部说成救世军的支部一般，简直恐怖。而原西德的秘书则轻松地说，“没错，不过我听说很有娱乐价值哟。”两个世界，分别在两台电脑屏幕的两边，就这么展开了冲突。高克牧师本人，就像维尔纳一样，使出全力，让一个曾经生活在独裁统治的社会，与一个对娱乐价值的兴趣高于其他一切的社会，相互分享价值与经验。在这间办公室中，我看到了路德版的电视脱口秀，但是我并不确定路德就一定是赢家。

历史学家一面在做研究，一面也创造了历史，自己成了这个历史的一小部分。有一两名历史学家出身于东德，背负着痛苦的个人经验，其他的则大都为西方学者，过去仅能从西方的角度来研究东德。其中有几位慕尼黑当代史研究院出身的学者，以研究纳粹主义而闻名。他们彬彬有礼、思想开放，年龄大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间，他们是最仔细的病理学家，而他们最经常解剖的便为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他们代表的是另外一个怪异的德国故事：将前半生的时光花在研究一名独裁者上，然后再将后半生的时光花在研究另一名独裁者上，但是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和平安乐的德国式民主之中。

每个与档案直接有关系的人，手上都掌握了一些不寻常的知识。不论这些人头脑多么清楚，多么有责任感，程序多么完整，气氛多么严肃，仍然无法抑制这些人内在的窥伺心态，使他们想要知道一些其他人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例如，管我档案的女士，我发现，在谈论档案中的“米夏拉”或“舒尔特”时，声调都不免会拉高一点。是的，他们说，档案资料有的时候“非常有趣”。这就是做人的乐趣，我们都知道的。

正如我在自己的个案中发现的，这些情报即使在今天仍然相当有力量。过去国安部军官手上掌握的力量，转移到了高克机构办事员的手上，通过他们再传给个别的读者、记者、学者，或想要知道员工或未来员工的档案资料的老板。一旦拿到了高克档案资料后，这些人就必须做出决策：要雇用？要解雇？要揭发？要原谅？更严重的是，当线民两字出现，就像其后面被涂黑的名字，代表的是污点。就算它背后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善意，就算在法律的严格保护及公众的审慎监视下，那一抹涂黑代表的就是力量。

在维尔纳的引领下，我到诺曼街原国家安全部大楼内的阅览室，访问了专门替访客准备个别档案的特林佩尔曼（Trümpelmann）女士。聪慧而潇洒的她，与我讨论了她的同事间怪异而矛盾的心理。他们都能够感觉到手中掌握的是秘密情报，因此也是一种秘密力量，几乎有一种在为国安部工作的感觉。不过，有很多同事不太愿意告诉朋友或陌生人他们的工作单位。邓克尔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嘱咐我不要用她的真名，因为她住家的周围有许多邻居过去都为国安部工作，她觉得工作曝光，可能会发生不愉快或更糟糕的事。她说，那些人之间至今仍然组织严密。

这些档案可以改变人生。一位最近前来向特林佩尔曼女士调阅档案的读者，曾因想逃往西方而被关了五年。从档案中，她发现当初告密的竟然是与她同居的男子。两德统一后，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在她要去调阅资料的当天，他还在她出门前祝她一天愉快。那名妇女哭倒在特林佩尔曼女士的双臂中。

笃信宗教的特林佩尔曼女士，花很大的心思，帮助他人度过阅读档案的震惊期。她在事前会先打电话给当事人，为他们做心理准备。在引领当事人进入阅读室前，她更会仔细地解释档案的性质。在阅读期间，她随时在附近，只要有需要，她便会出现，给予当事人安慰。她的眼睛和心脏都有毛病。天天和毒药在一起工作，怎么能不受毒素感染？

但不是所有的高克机构工作人员都如此体贴。如果德国还需要重复类似作业的话，对于那些会直接接触到受害者及家属的人，我会建议加强训练。如果德国还会发生第三次鞭笞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话，或许会做得非常正确、分毫不差。然而，整个鞭笞过去的目的，就是希望再也不会有第三次独裁发生。

到1996年6月时，高克机构已经回答了170万人次的公务及民间询问。换句话说，每十名东德人中，便有一人有过“高克经验”。在此同时，超过100万的男男女女——正确的说为1145005人——正式提出申请，索阅他们的档案。其中将近42万人已经读过了自己的档案，而有36万以上的人——不知是令他们松了一口气还是失望地——发现，他们并没有档案。至于剩下的人，还在等待当局处理申请案中。我看不出有任何科学方法可以整体评估这项出乎寻常的作业。

就像维尔纳教区中的薇拉·沃伦贝格发现她丈夫就是专门监视她的线民一样，许多人发现了令他们惊愕及震怒的事。只有他们自己有资格说，知道是否比不知道更好。有一些因为被国安部列为线民的人，消息曝光后受到媒体的审判，然而曝光者在将名单公之于世前，并没有思考动机、内容或名单的可信度，仅不负责任地公布人名，哗众取宠。事实上，做这种事必须要非常谨慎才行。有一位友人提到在1980年代时，有一个人跟他联络，并对他说：“有人要我打你报告，我无路可走，告诉我，我应该说什么？”结果，他们两人想出一些可以填塞报告的故事。如果我的朋友不幸身亡，而那名线民的报告被发现的话，这世界上岂不连一名替他说话的人都没有了？此外，大家都将注意力放在精密的秘密警察个人档案，以及偏执的线民的行为，而分散了对党领袖和他们爪牙的注意力，其实那些人才是真正掌管整个系统的人物。

虽然档案是在前东德异议分子坚持下才得以开放的，但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开放档案的动作反而强化了西德对东德的新殖民主义态度。西德人过去从来不需要像生活在独裁主义下的东德人一般，做出任何痛苦的选择，现在却坐在这个简单的抉择之上，轻松地用一句“警察国家”就把东德打发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东德人反而在宗教领袖曼弗雷德·斯托尔佩之类人士的带领下，团结了起来。斯托尔佩在档案记录中，曾以“秘书”之名做线民，这对他号召前东德人士，不但无害，反而有益。除我以外的另外一名“罗密欧”——盲眼DJ，卢特·贝尔特拉姆现在受雇于民主社会主义党，也就是前执政的共产党的直接继承者。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现在担任的职位为“媒体代表”。

显然，公开档案的作业并没有如部分人士所担忧的，摧毁了东德社会。有一位叫海因茨·勃兰特（Heinz Brandt）的教授，据说被人揭发曾为线民，而在失望与愤怒中，将他搜集的许多园艺装饰可爱小精灵塑像一次全部摧毁，其中有一座女性陶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不知怎么地，这似乎象征了东德命运的结束。有许多人因为档案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失去工作，被原工作单位解职，还有人在匆忙中不及申诉，就自动提前退休。但是在公务部门中，有许多人虽然被证明有高克档案在案，但仍然保住了原来的职位，还有一些被解职的，后来在法庭命令下也得到平反，或至少获得一笔补偿金。另外，档案带来了无数的冲突，造成朋友绝交、婚姻破裂、家中的玻璃被突如其来的砖块打碎、莫名其妙地遭人动粗。最糟糕的是，有好几件自杀事件，部分原因必须归咎于高克文件的曝光与媒体的报道。

当然在这些负面成果之外，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在阅读过档案以后，不但松了一口气，而且能更踏实地继续现在的生活。随后，当德国出现一股新的声浪，主张再度关闭国安部档案时，突然又有大批的索阅申请涌进了高克机构，大约每天达1000封。已经处理过500件个案的特林佩尔曼非常同情地表示，从她经验上来看，大部分人事后都认为能够一览自己的文件是值得的。一名老先生告诉她：“至少我知道怎么写遗嘱了。我原本以为我的女婿在背后打我的小报告，所以一直告诉自己：我要是把房子留给他，就罪该万死。但是现在我知道我还是该留给他了。”“现在我知道了”是一个大家共同有的感觉。那也是我的感觉：在彻底洗涤以后，大家建立了一个更好的基础，可以共同努力向前。而那只是一种感觉，非常个人的感觉。

其实，德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智慧，可以用来思考档案这一回事。一种为犹太传统下的古老智慧：救赎的秘密在于记取教训；或者，在谈到纳粹主义时经常被引用的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说：凡是忘记过去的人必将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评论道：每个民族都是一个有共同回忆与共同遗忘的共同体。“遗忘，”勒南说，“或者我应该说历史错误，正是一个民族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每个人都会有某一种可以和“原谅并遗忘”扯得上关系的经验。历史上主张遗忘的名人有一大箩筐。早在公元前44年，罗马的大哲学家西塞罗在恺撒大帝被谋杀的两天以后，便要求大家任过去的倾轧“永远湮灭”。两千年后，丘吉尔在苏黎世演讲，提醒大家，前首相格莱斯顿曾呼吁旧敌间学习“遗忘”。

两种智慧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它们无法轻易地融合为一体。我所能够想到最接近的做法，便为让时间引领大家走过发掘——记录——反刍——继续前进的过程。这是我所知道的各种寻求真相但也同时妥协的方法中缺点最少的一种，适用于不同民族之间（如波兰人与德国人，英国人与爱尔兰人），适用于同一个国家的国民中（南非人与南非人，萨尔瓦多人与萨尔瓦多人），适用于男人与女人，以及你我之间。同时，它也适用于我们与他们，我们与我们，他和她，以及我与我之间。

德国人，以及德国以外的人，都需要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的后半叶，德国人如何在德国的土地上再度建立起一个极权的军政府，没有用到如第三帝国的残忍手段，也没有进行第三帝国的种族屠杀，但是无所不在地掌控了国内社会。这个国家如何操控了纳粹所建立起的心理习惯、社会纪律和文化特质，以及与纳粹同样的致命“次要美德”——责任感、忠诚、准时、清洁、勤奋。为什么这种事情可以在这么多德国人毫不察觉的情况下，在德国社会中继续如此之久。德语这个荣耀而过于有力的工具，又一次让自己被利用来将邪恶伪装成良善。简单地说，德国为什么至今仍不能走出歌德橡树的阴影？ BK7B3gQqilOfNFWimRNZErelxWVcnKzUFgZ/B/0F7fFsIypotVLpqNvhIoUhwj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