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部不但在1989年底前一直禁止我入境，而且还将我的详细个人资料放进了“敌人资料统一登记系统”中。这个系统一般取俄文的字头简写，而称之为SOUD，最早是前苏联总理安德罗波夫在担任KGB头目时所设计出来的。这个巨细靡遗的系统的总管理处设在莫斯科，负责交换所有苏联阵营内国家情报系统内的敌情资料。此一系统将敌人，从敌方情报人员开始，至少分成十五类，包括了“颠覆组织”、“政治思想偏离中心”、“挑拨分子”、“禁止入境及不受欢迎分子”、“敌对外交官”、“敌对记者”、“恐怖分子”、“走私分子”，等等。

我被归到第五类：“为敌对情报组织、异议政治思想组织、反犹太主义、态度敌对之移民分子、宗教及其他组织，执行反社会主义国家颠覆活动之个人”。我进行颠覆活动时服务的“异议政治思想组织”为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

根据高克机构所做的一项研究，国安部为这个登记系统中最大的资料输入来源，而在国安部中，第二处又提供了最多的名单。在“恐怖分子”分类下，一共有132名红军派分子的名字，还有9个东德允予政治庇护的人：是敌人，但也是客人。另外还有97名维京青年分子被列入了“恐怖分子名单”中，他们便是曾在西柏林攻击我的新纳粹团体。高克机构的专家指出，SOUD的资料现在仍然在俄罗斯情报组织的掌握之中——这想法不禁令人略感沮丧。不过，专家认为，即使在当初，那个系统的效率也很有限，尤其因为苏联从来不将自己的资料与其他国家分享。

我的资料虽然被放进了SOUD系统中，但是我仍然能够自由出入苏联阵营的国家之中，例如，我曾正式以记者的身份访问过俄罗斯和匈牙利。波兰政府从1983年春以后便不再限制我入境，允许我追随教宗至波兰，访问他的出生地，并观察教宗这位伟大的行动家热诚鼓励他的国人要“保持希望”。“虽然，波兰在外表上仍保持着共产主义的体制，但是已经从内部瓦解了。”我曾经这么写过。难怪每次要进入波兰前，我都必须到波兰大使馆，使用各种非常手段，才能拿到签证。但是，我仍然尽可能地经常前往。

至于捷克，我则以游客的身份前往。在飞往布拉格前，我会非常小心地将所有要去访问的人名、地名，都用最小的字体，以铅笔轻轻地写在欧元旅行支票的背面。到了以后，我绝不打电话给异议分子朋友，而会在确定没有人跟踪后，直接到他家去按铃。我曾经为了躲避警察，匍匐爬过诗人哈维尔的乡村居所外的小树林。我发稿时，若不是以“特约记者”之名，就是捏造一个“马克·布兰登贝格”的笔名。

另外，我会为在这几个国家中陷入苦战的异议分子，携带他们在西方国家中的友人以及一个小型福利组织所托带的金钱、书本和讯息。这个我在其中相当活跃的组织，有一个相当无毒无色的名字，波兰雅盖隆信托基金会，专门支援中欧和东欧的地下出版者及地下新闻从业人员。我当然不会是唯一从事这类工作的人。虽然到1989年为止，它都属于少数分子的活动，但是政治光谱中几乎从左到右都有人参与，例如从新保守主义者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是雅盖隆信托基金会的精神号召者），到终生不悔其志的自由派人士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中东欧出版计划负责人），到新托洛茨基派分子的奥利弗·麦克唐纳（Oliver Macdonald，《东欧劳工焦点》杂志的主编），就像在战争时期一样，我们在一个共同的目标号召下团结为一体。

回顾当时的日记，我发现有一些记事我故意写成令人无法辨识的简写，如：“贵族邀请KB和EK？”“A.M.有ZL？”“伯林——别尔嘉耶夫（Berdyayev）”等等。翻译过来，就成了：“不知能否找到一名英国贵族，邀请团结工会活跃分子康拉德·比林斯基（Konrad Bielinski）及艾瓦·库利克（Ewa Kulik）？”“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有一本以巴黎为基地的波兰文学季刊《文学档案》（ Zeszyty Literackie ）吗？”“以赛亚·伯林会替波兰版的《别尔嘉耶夫》写序吗？”等等。我还记得在弗洛茨瓦夫，坐在阴暗肮脏的公园长椅上，等候一名活跃的地下分子——今天已成为波兰的女性运动领袖之一——从一张香烟纸片上读一个我传给她的讯息。她读完后，将纸片往嘴巴里面一放，就这么地吞了下去。

或许我在暗中帮助反对势力时，有些行为过分小心，几乎到了夸张的地步，但是由于我访问的那些人需要承受的风险远比我要大，因此我宁愿夸张到偏执的地步，也不愿意危害到他们。我很高兴能牵着秘密情报人员的鼻子走，不但最后的报酬不虚努力，而且在过程中，我还享受到一场非常紧张刺激的游戏呢。

东德其实并没有坚持禁止我入境到1989年12月底，经过英国驻东德大使馆的大力干涉，他们于1984年10月7日第三十五个国庆日时，特准我进入两天，参加庆祝活动。当时，我注意到在国际记者中心，大部分的人对我特别冷淡。（现在我才知道国安部的Ⅱ/13组当时至少派遣了二十四个便衣人员，潜伏在记者中心。）“城市的中心，”当时我在传回去的报道上写着，“到处都是穿着制服或是便衣的警察。我每次回到旅馆时，都会被［国安部］便衣警察叫住……当我去访问老朋友（维尔纳·克雷奇尔和他的妻子安格丽特）时，有四个人坐在汽车里等在外面，说明显可说十分明显，但是说不明显也可说不明显。”我现在才从档案中发现，国安部下条子指示边境警察，从1984年10月8日起，我再度被禁止入境，出境应在我签证上盖上“无效”印章。“如该员询问，要求解释，可告诉他至1984年10月8日截止的签证，系错误签发。”

1985年4月，我再度溜进东德一天半。当时，我伴随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访问东欧三国。东德可能有鉴于我那次是与其他记者一起搭乘外相的专机旅行，担心若拒绝给我签证，多少会引发一点外交风波，所以让我随着记者团进入了东德。但是他们的欢迎极为冷淡。在那以后，我虽然不时便申请一次签证，而且有四年没能进去，但是每次申请，都被记录在国安部的索引卡上。在SOUD卡上，还记录了HVA的第三组于1986年对我的一次评估。HVA第三组专门协调在外交掩护下工作的情报员，显示那次评估报告是由伦敦大使馆的人做的。

在那一段时间中，波兰和匈牙利内部开始变化，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激荡的程度越来越高。1989年6月，我到华沙去观察大选。在那次半自由开放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大获全胜，而共产党在实质上全盘失势。有一天早上8点，我居住的欧罗佩斯基旅馆房间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我接起来时，那头传来的是竟然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东德外交部官员。他以非常正式的口吻告诉我，今后我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不再有任何障碍。隔了没有几个礼拜，我果然到达东柏林，住在可以远眺到腓特烈大道火车站的大都会大饭店。

从东德，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设法在几家大欧洲报纸上刊登出我与东欧人士合写的一篇文章。其中一位合写人是匈牙利著名异议分子雅诺什·基斯（János Kis），他所领导的自由民主联盟正出现雏形。另外一位合写人是亚当·米奇尼克，他当时已成为反对党团结工会的机关报的总编辑。该报也是团结工会与波兰共产党在第一回合谈判中，共产党第一个让步、准许正式出版的报纸。在文章中，我们写道：“欧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机会，一个将共产主义转化为自由民主的机会。过去从来没有人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没有人知道这一次的尝试是否会成功。”然后，我们呼吁西方领袖和欧洲的意见领袖帮助这个民主过程得以继续下去。通过高效率的旅馆接线生，我们得以将这篇正面攻击东德所代表的一切的文章传送到了外面的世界中。

我还做了几次极为可笑的访问，对象都是比较低阶的官员。有一位在东德国际关系中心任职的克雷特克博士（Dr. Kleitke），紧抓住库尔特·哈格尔的国家主张高调不放的家伙，居然在访问过程中坚持不肯说“德国人”这三个字，而只肯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不过，他总算很大胆地承认两者之间有很亲近的关系：“我们似乎相处得不错。”说到这里，他又匆忙加上一句话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也很喜欢英国人和荷兰人。

我和一小群异议分子，在他们的中间居领导地位的格尔德·皮普（Gerd People）的公寓中，谈到深夜。他们都深感沮丧、悲观，认为东德要追随波兰和匈牙利脚步前进的机会很小。受到那次谈话影响，我也写了一篇过分悲观的文章。《旁观者》为那篇文章设定的子题是：“为柏林墙裂缝而悲叹的一群”。虽然我在波兰和匈牙利看到了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和格尔德·皮普及他的朋友一样，我无法相信同样的改变会如此快速地在东德发生，而且不到几个月，大家就已可以穿墙而过了。

事实上，就我所知，唯一预测到这件事发生的，不是异议分子，也不是政治家、外交官，甚至不是记者，而是一名叫乌苏拉·冯·克罗西克的老太太，也就是我最初到柏林时寄居家庭的主人。一天早餐时，她告诉我前一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梦中，东西德的边境打开了几个钟头。但是在那几个钟头间，许多人涌了过来，使得围墙再也无法关闭——德国就此统一了。

在那次至东德的旅行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与维尔纳·克雷奇尔的儿子约阿希姆的一次对话。1980年被国安部偷偷拍摄下照片的十二岁少年约阿希姆，现在已经是一名高高大大的二十一岁愤怒青年了。我们坐在牧师公馆的阳台上，在炎热的7月天中，他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如何独立监视地方选举，发现国家如何假造选举结果，而当他们抗议政府造假时，警察又如何抓着他们的长发，将他们拖过破巷。这个国家中大部分人，他说，都太笨、太悲观、太害怕，什么事也不敢、不愿意做。或许有一天东德真的会改变，但是那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的事，而到时候他一定老得满头白发。他想要生活，想要旅行。如果他能够离开一次，四天，到西柏林就好了。万一这一天真的到来的话……

几星期后，我收到约阿希姆写给我的一封信，上面盖的是西柏林的邮戳。他到匈牙利去度假时，和许多同伴一样，从已变得很松懈的奥地利边境逃了出来。从那以后，他经过了一个难民接待营，回到西柏林，来到一个离他父亲的潘科教区不到几里的地方。但是，当然，他无法去探望他的家人，而他的家人也无法探望他——这情形很可能会持续许多年。在潘科，有一个地方，如果人站在旧水泥砖块上，可以远眺过柏林墙，看到西柏林的一个铁路车站。有一天，通过事先电话安排，他站在车站月台上，而他的弟弟、妹妹则站在那旧水泥砖块上，遥遥相望。在围墙的两边，他们相互招手、吼叫。事后，他的妹妹非常沮丧，他母亲不得不对他说：不要再这么做了。

当年10月，昂纳克终于在戈尔巴乔夫以及莱比锡示威的双重压力影响下，结束多年专政。莱比锡示威就好像产妇生产前的阵痛一样，在当时已经成为每星期一晚必定会发生、而且愈演愈烈的固定戏码，每每从圣尼古拉斯教堂的弥撒开始。我飞到柏林，租了一部汽车，飞车前往莱比锡，并且和以往一样，在路上因超速被渴望西方货币的警察拦下罚款。在霜冷寒雾中，我来到大教堂，使出浑身解数，说服领位员打开紧闭的大门，让我挤进座无虚席的教堂。当我侧身从旁边的甬道向前行时，几乎撞上了诗人詹姆斯·芬顿。他的头低垂，好似在祈祷一般。另外一个圆圈围了起来。

接下来是11月。我正从波茨坦广场通过刚打破的柏林墙，抵达西柏林，又转头回来，感觉像童话故事一般不真实。我和维尔纳一起坐在我在大都会旅馆的房间。我们从高楼上，可以眺望到腓特烈大道车站之南。通常没有人会经过那里，因为前面的路被围墙堵住，无处可去。但是现在，乌苏拉的梦想成真，人群如潮涌一般，穿梭于围墙的两边。维尔纳紧抓着他的烟斗，说：“你看！你看看那边！你想象不出，那对我的意义。”

我们如被魔咒定住一般，在窗旁看着人群的往来，心中默默地肯定：事情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东欧共产主义已经结束。冷战已经结束。所有一切都成了过去式。在那个时点，我们并不知道，他除了维尔纳，还是“山毛榉”，而我则除了加顿艾什以外，还是“罗密欧”。 3B7yONnwwAVlIu7tuZhrxkilm7qO86EhqBG7wP/1dlFYeMJVm7iwtbJ97B7ryO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