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国安部官员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和我的朋友属于三角形的第一个边，而线民属于第二个边的话，那么那些官员就为第三边了。在国家安全部内工作是什么滋味？他们如何成为国家安全部官员的？他们在调查我的时候，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他们现在又在做些什么？

这个任务不简单。有部分官员对历史学家或记者开口说话，如显然已经非常衰老的梅尔克，在狱中接受了《明镜周刊》的专访，马可·沃尔夫成为电视脱口秀的宠儿，有一些名气较小的人物联合组成了一个“内线委员会”，探索他们所工作的部门历史，并展现出至今为止部外人士所没有的洞察力。另外，他们也加入国安部受害者的研讨会，参与这一个混合了团体治疗与口述历史的奇怪组合。其中有一个团体定期聚会达数年之久，主持人为东柏林的一名神父，乌里希·施勒特尔（Ulrich Schröter）。大部分前国家安全部的官员在东德瓦解后便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找到了有兴趣的新工作。施勒特尔神父告诉我，有一个人成为丧礼的主持人，经常有旧同僚去世而需要他的服务。

我很快发现，那些愿意开口的人都是外国情报组也就是HVA的工作人员。他们在外国所做的间谍工作，其实就像其他国家的“正常”情报员会从事的工作，因此他们不太觉得或根本不觉得羞耻。例如，内线委员会的领导人沃尔夫冈·哈特曼有一天提议，在卡尔——马克思大道旁边的施特肯酒吧见面。那里离我与丽丝·菲尔比共同饮茶的地方不远。当我抵达时，他告诉我那是所有间谍喜欢碰头的地方之一。哈特曼酒不离手，讲话相当轻率，他的工作是管理其他的情报员，经常用假身份出差至西德，与他小心翼翼称之为“伙伴”的人见面。他的最佳“伙伴”，是波恩的一名资深政府官员。就是那种六八世代的人，你知道……

出这些秘密任务时，难道他不害怕随时会被抓而长期被关在监狱中吗？

第一次当然会害怕，但是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他说。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德国人在德国，很不容易被人察觉。而且他因为父母出生于曼海姆，因此原本口音就接近西德。

我发现他在态度上有一种淡淡哀愁，与西德社会民主党人士的独特风格几乎完全一样。是身份掩护还是他的真实面貌，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身体健壮的克劳斯·艾克纳为国家安全部的资深官员，专门主动从事反情报工作，如侦察另外一边的间谍的工作，等等。而克雷奇将军管理的主部门第二处，虽然同样从事反情报工作，但是他的工作重心放在防御外国间谍进入东德刺探国内情报上。德国情报系统与英国有一点很不相同的地方，德文对上述两项工作都有特定的词汇：“反间谍”（Gegenspionage）指对外侦测，“间谍特工”（Spionageabwehr）指对内侦测。不过根据专家评估，两者之间的工作重叠情形严重。

艾克纳对西方情报工作有深入的研究。他说国安部已经完全渗透进入西德的外国情报组织之中：“我们知道所有他们知道我们的事情。”而他对英国秘密情报局（SIS，也就是俗称的MI6）评价极高，认为他们的工作“品质极高”，功劳应该归于少数“非常绅士”的情报员。他有一次有机会比对一名英国的SIS官员和同样做他工作的东德情报员在从事同一项工作时的成绩，发现虽然两人同在外交官的身份掩护下工作，但是英国人所写的报告竟然比东德的要好上一大截。英国人观察敏锐，下笔微妙，有洞察力，对观察对象有兴趣，而东德的间谍则失落于共产主义思考的陈腔滥调中。不行，他无法告诉我如何取得那份英国报告的。

坐在他狭窄的高楼公寓中，前HVA头目维尔纳·格罗斯曼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如何在1989年底至1990年初，销毁他们的档案。当抗议者冲进国家安全部后，他们关闭大型碎纸机，改用小型的个人碎纸机，“就像那台一般大小”，他随手指着薄帘后的一台机器说。碎纸机，小小的秘密吞噬者，静静地蹲坐在房间一角，就好像老兵在墙上挂着一把老来复枪一样，随时提醒着他过去那一段较欢乐的时光。

格罗斯曼是从马可·沃尔夫手上接下工作的，而沃尔夫则是HVA，也就是所谓的启蒙部的开山祖师，非常受敬重。他身材高挑，衣着整齐，外表非常体面。走在马路上，沃尔夫宛如国王一般，抬头挺胸，偶然尊贵而疏远地与路人点头为礼。当我们快要抵达东柏林的中心点，也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铜像时——当时虽然还竖立于东德时代的原地，但是谁知道还能够存在多久？我问他东西德在秘密情报搜集手法上有何不同。“我想，应该完全没有。”他毫不犹疑地对我说。如果有的话，分别应该在于欧洲与其他地方之间的不同。不论东西欧，他说，到1980年代时，搜集情报的手法已经相当“文明”，相较之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以色列的摩萨德（Mossad）和其他国家的情报组织在中东地区，手段便显得相当拙劣。

间谍工作有何贡献？

帮助维持欧洲的和平。两边都知道自己无法在对方事前不知晓的情况下发动攻击。尤其，间谍的存在，大大地降低了核战争的可能性。冷战，他说，并不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前几天才对他说的，是一场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战争。他还记得在柏林危机与古巴危机时，整晚熬夜，尝试“透过我们的资料来源”搜集情报。他当时衷心地觉得，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沃尔夫的确如其他人所说的，英俊聪明、风趣智慧、文质彬彬、非常迷人。看到他以后，我不禁自问：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个人，会心甘情愿地待在国家安全部那个窟窿中，忍受那些不入流的人？这就好像希特勒的军备部长施佩尔一样。但是马可·沃尔夫，就等于东德的施佩尔，仍然在等待着他的姬达·谢利尼 出现。谢利尼逐渐地、痛苦地让施佩尔体认到他必须为第三帝国的所有恐怖罪行，包括犹太人大屠杀，负起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沃尔夫至今还没有承认，他必须为东德的国内镇压行为所造成的恐怖负起该负的责任。当然，比起大屠杀，东德镇压的恐怖罪行规模要小得多，但是他仍然告诉自己，那“不是好事”。

他号称，他在管理属下部门时，所用的手法和其他国安部部门大不相同。其他人大致也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他说正如有人说德国是一个“利基社会”（niche society） 一般，HVA便是他在这个社会中的利基——好一个利基！事实上，他的工作与国内镇压体系完全密合为一体，两者在无数的个案中合作无间——从我的档案中便可充分证明这一点。他挂着“国家安全部次长”的官衔，从年头到年尾，与梅尔克合作无间。

那些以侦察自己人为业的间谍开口谈论自己工作的意愿，相较之下，比从事海外谍报工作的人要低得多。不过有少数几个参与了施勒特尔神父的讨论团体，例如前国安部最恶名昭彰的XX处柏林组组长库尔特·蔡泽维斯，便是该团体的基本会员，定期参加聚会。他原来的工作为监视、控制柏林的异议分子、文化圈、教会和大学，而我当时就读的柏林洪堡大学便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是最典型的政治秘密警察。所以，维尔纳邀请蔡泽维斯到潘科教区与我们见面。

见面以后，我发现蔡泽维斯其实是个个子矮小、满头银发的人，小小的蓝灰色眼睛，配在红通通的脸庞上。当天他穿着棕色的跑鞋、灰色的长裤，运动上衣上面大字写着：“下一代”。他生于1937年，早年时，父亲曾经参军。母亲虽然穷困，但是含辛茹苦——而且笃信共产主义。新政权成立后，他被送进了党办的寄宿学校。然后，在已当上党书记的母亲的建议下，他进入了国家安全部。接下来的三十年，在柏林参与国家安全工作便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在矮小的身材下，蔡泽维斯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可忽视的存在感。他说，在所谓的“红色星期”中，他到柏林洪堡大学去做政治演讲时，学生都说他比次长讲得要好。如今，他最想要强调的，便是他自有一套高尚行为与道德标准。他热爱家庭。他一直对妻子十分忠实，而她也对他很忠诚。他们一家人居住在国安部职员社区内，孩子的教养很好，除了美国人登陆月球的那一次以外，他们家从来都不看西方电视节目。

是的，他承认，国家安全部内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例如，梅尔克所喜爱的国安部“活力柏林”足球队内便充满了贪污腐败之事。但是他与那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很反对足球。”他认真地表态。而且，他部门里面的人一直在谈论着，如何安排一次交通意外事故之类的事，“除掉”异议教士赖纳·埃佩尔曼（Rainer Eppelmann）。但是，那类事他从不参与。还有一次，大伙儿在讨论如何去找一个女孩子，设法将性病传染给罗伯特·哈弗曼时，他也没动任何声色。

不，不，他绝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是，有一次——只有一次——他做了一件坏事。有一次他们潜入一个人的公寓，发现里面有很多，用他的话来说，“漂亮的模型小车”。（维尔纳告诉我，所有东德人都随西方语言，称呼那种车为“火柴盒小汽车”，只有蔡泽维斯仍在自我检查机制下，不愿意使用西方式语汇。）搜索小组的其他人也都在顺手牵羊，他忍不住，便塞了两个进口袋。事后，那件事被人发现，他必须自白。“我真是感到羞耻。”他说。

他离开以后，维尔纳和我互望一眼，相对摇摇头，然后便轻轻地笑了起来。因为，如果不如此，我们或许会哭出来。这个人，就坐在我们眼前的那一张椅子上，明明就是小官僚执行者的罪恶代表。然而，他却是一个顾家好男人，自豪于自己的刚正不阿，忠诚不贰，中规中矩——一切被认为与“纳粹主义”合作的“第二层次美德”（也是普鲁士协会想要恢复的）。他甚至到今天还无法承认，他忠诚服务的机构结构性、系统性地做错了事情，只会坐在那里懊恼曾经偷窃过一两部火柴盒小汽车。

至于专门管理我个案的主部门第二处，我从专家口中得知，在1970至1980年代，从一个大约只有200人的小型反情报组织，一直成长，到1989年时，光在总部便有1400名专职工作人员。在我的档案最后面出现的克雷奇将军，从1976年便主持主部门第二处。他不但成了梅尔克的左右手，而且非常专业，无论在自己的职位或在办公室政治上都相当无情。1987年，他成为国家安全部内所有“反情报”活动的总负责人后，更大力扩张自己部门的工作范围，以将所有与西方维持均势下所产生的新挑战都包括进去，他们不但监视西方间谍，而且也监视一般西方外交官、西方记者、西方学者、西方艺术家，西方所有可能会颠覆共产主义制度的人。

不幸的是，第二组的前工作者特别不愿意开口。“反情报组织出来的人嘴巴尤其紧。”哈特曼先生抱歉地解释道。内线委员会可以给我的帮助有限，我必须独自在这方面奋斗。起初，我只找到一些参与了我的个案的工作者的姓、他们的位阶、所属的单位，如文特少尉为主管官员，黎瑟少校为科长，考尔富斯和弗里茨为处长，克雷奇将军则为老板。然后，非常帮忙的高克机构替我找到了他们的人事资料卡，使得我所搜集到的名单不只有姓也有了名，而且我还知道了他们的出生日期，并看到一张旧式护照大小的照片。随后，我更发现了他们的人事档案，知道了他们详细的家庭背景，进入机构工作的原委，职业记录上的奖惩记录，等等。逐渐地，像侦探一般，我在心中建立起他们的图像，并开始在真实世界上追查他们。

我发现我自己从最高层着手。施勒特尔神父只打了一通电话，便找到了克雷奇将军的地址。但是克雷奇据说很不愿意谈话。他的地址在柏林外围的一个破旧小镇，正好是我原来的女朋友安德莉1980年时所居住的地方。他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其他联络方法，我决定跑一趟，一箭双雕地同时去拜访克雷奇和安德莉的旧居，看看她是否还居住在原地。

从柏林市区乘坐老式的地上有轨电车，一路摇摇晃晃，终于来到了一个尘灰飞扬、路面坑洞凹陷的小镇，沿着小路，来到一户木屋前，规模还不算小的花园，被铁栏杆包围住。我按电铃，克雷奇太太出现于铁门前。我说要找克雷奇先生，她很不情愿地让我进去。

克雷奇（退休）将军穿着园丁短裤，在花园中站了起来，手上还拿着一把耙子。我可以看得出来，他身材厚实，小腹非常突出，胡子修剪得很短，不够掩饰那相当严重的双层下巴。他的眼神中射出不安的光芒。

我自我介绍为牛津来的历史学家，他的部门曾经针对我做过一份OPK档案，我希望能与他讨论一下那档案的背景，包括档案本身、他的工作、冷战，等等。

他迟疑了许久，然后同意两天后与我晤谈。

我转身离去前，顺便问他如何到达安德莉过去居住的地方。噢，那地方走路的话，还有相当一段路。我开车送你过去。

现在换我迟疑了，可是他说：“你知道，冷战已经结束了，所以我还可以送你一程！”并开出了他的大众小轿车，送了我一程。

安德莉搬了家，但是我还是设法在湖边一栋破旧大别墅的顶楼上，找到了她。她就像我还记得的模样，满头金发，满脸笑容，但是她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在柏林墙后养育成长，现在都已快要脱离青少年阶段了。事实上，她认为对一位单亲母亲而言，东柏林比西柏林更适合养育孩子。而且，她觉得1989年的政治改变来得正是时候，对她的儿女而言，时机相当好，使得他们在一个安全、有保障的环境中度过童年后，再尝到自由的滋味。

我们小心翼翼但精神愉快地回忆遥远的过去。“你还记得？”我告诉她有关我的档案，以及第一次坐在高克机构舒尔茨女士的仿造木桌前时曾在刹那间怀疑她的事情。那天晚上在普伦茨劳贝格区，她拉开窗帘，打开电灯。

她有一点震惊。不至于怀疑她也是国安部的人吧？是的，她记得那天晚上。实际上，她并不觉得曾经拉开窗帘，不过的确开了灯。

为什么？

“因为我想要看你的脸。”

两天后的一大早，我再度搭上有轨电车，去访问克雷奇将军。他穿着一套闪闪发光的人造纤维运动服，在门口迎接我。我们掀开彩色的珠帘，走进那到处都是小装饰品的木屋中。有一面书架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烹饪书。

他想要从头叙述他的故事，我没有意见。在他十五岁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显示他的年龄与“米夏拉”一样），他的父亲成为战俘，无法回家。他经过基本的学校训练，便到一家打铁铺当学徒。但是他一直渴望能够冒险。他还记得看过西德一本叫《打铁铺》（ The Ironmonger ）的杂志，是别人偷偷走私进东德、暗中流传在他们工厂内的。很偶然地，他获知一个赴南非工作的机会，他想了很久，几乎提出申请。从他的口气中，我觉得他是想对我说：“要是当时申请就好了！”然后，他又想到加入海军，不过他们——他们就是指共产党——把他送进了国家安全部。

他是在波茨坦接受的谍报人员训练。训练课程中，他们告诉他，英国的情报系统多么历史悠久，技巧多么高超，是帝国主义发展中的重要特质，而且被列宁形容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训练结束后，他被分派到反情报组织中的“英国线”上工作。一名二十二岁、图林根出生的前打铁铺的小助手，就此踏上了追求谍报神话之路！不久，他被转至“美国线”上，然后，又被安置于负责西德的部门。在整个过程中，他一直觉得有几分不敢置信的心情：小小的他，居然可以与曾担任希特勒东部军区情报头子、而后又为美国效力、此时又在阿登纳政府中负责同样工作的格伦（Gehlen）将军分庭抗礼。

不过，他在对抗格伦，尤其在抓双重间谍上，相当成功。每次抓住情报员，他都喜欢在审讯室隔壁亲自听取侦讯的情形。他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情报员。

为什么？

有一部分人是为了钱，有一部分人是渴望冒险，然后还有他所谓的“意识形态”。“他们都说，为了自由而做。”

那些人下场如何？

噢，那当然是要在监狱中蹲很久了。

有被判死刑的吗？

是的，那也有，尤其在早年。不过，那些人都知道自己所冒的风险。

1976年，他成为整个主部门的领导人，得以紧密地与国家安全部合作，非常刺激的一段时间，尽管当时他遇上了一个大挫败，一名叫施蒂勒的国安部间谍先替西方刺探情报，然后又叛逃至西方。但1980年代开始，他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对劲。原来，他总喜欢离开国家安全部，到外面的莫斯科餐厅好好吃一顿午餐。由于东柏林的餐厅很少，永远拥挤，与人拼桌是经常的事，然而，他发现旁边坐着的是美国游客。他喜欢鼓励他们说话，而他们却没有察觉到……

有时候，当他离开办公室一会儿，国家安全部就会打电话来问他到哪里去了。有一次，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左右，他告诉梅尔克他去听一个资深党工的演讲，了解目前政治发展情况及党的路线等等。

“他有没有告诉你，”梅尔克对他大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

“没有，”克雷奇回答，“他没有说到这一点。”

“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

1980年代，许多西方分析家、政治家、企业家都以为东德是苏联阵营中最稳定、繁荣的国家之际，秘密警察头子却告诉他的反情报工作领导人说，国家非常腐败。显然他们的情报比较正确。

当梅尔克说“腐败”时，他指的是东德的现金债务已经到达了异常严重的地步吗？

是的，但这并非全部。政治上也出了问题。他们看到了东德总书记昂纳克其实是在幻想，而且他们看到对西方开放和保存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克雷奇便在这段时间，每当《明镜周刊》刊登出一些新的和东德相关的消息，或当有人跑进西方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的时候，便会接到梅尔克愤怒的电话。而他会告诉部长：你要我怎么预防这种事？我们已经签了所有的国际协定，承诺要改进与西方的关系，改进西方记者的工作环境、行动的自由并尊重他们的人权。不失为从颠覆的一面，对冷战和缓的一个最有力礼赞。

在最后几年中，他为工作极度忧心。1990年10月，他便可达到六十岁的退休年龄。但是，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而他们便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

在克雷奇说完他的故事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把我视为间谍？

嗯，其实很简单，克雷奇说。就像他前面所说的，从第一天进入间谍学校开始，他们就知道英国秘密情报组织的恐怖与厉害。然后，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便再也找不到英国间谍了。Ⅱ/9组的官员大为恐慌。当然，他们知道英国大使馆里面的SIS官员是谁，随时监视他们，摄影记录所有他们与异议分子之间的会晤情形。但是他们手下的情报员在哪里呢？

因此，每当他们看到一个有半点像的英国人出现时，就立刻开始侦察，他有无做间谍的可能？他们总是抱着希望，但是最后终究失望了。

是因为英国秘密情报组织太聪明了，还是根本就没有任何情报员，以至于国安部连一个都没有抓到？

应该是后者，克雷奇认为。

我告诉克雷奇，从他说话中，我几乎忘记国安部是一个平常人闻之色变的组织。他难道从来没有害怕过吗？

“害怕！”他惊叹道。两手向空中一掷，便便大腹在滑稽气氛中不由自主地抖动了起来。当然不会！一点也不怕。一般人从来不害怕，他们感到安全，感激还来不及呢！“从上到下的人都感谢我们。”而且他还刻意告诉我另外一件事：每年在他们部的周年庆祝会上第一个赶来道贺的，都是东德的傀儡基督教民主党（两德统一后并入赫尔穆特·科尔的全德意志基督教民主党）。然而，基督教民主党正是统一后第一个谴责国安部的党派！事实上，国安部一直属于执政党之下。梅尔克对于这一点非常小心翼翼。他每一件事都向党主席昂纳克请示，而且所有的重要决定都要昂纳克点头以后才办。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事让他个人觉得很罪恶的。“不，”他说，“我做的是我分内的事。”那熟悉的自我辩护说辞：我不过是在做我分内的工作，完成我的责任，遵守我该遵守的命令。不，他不觉得有任何罪恶感，不过他对1980年代发生的事，对昂纳克的傲慢、拙于改革，也并不持批判的态度。

“但是，如果报纸有任何可信度的话，这种情形在你的国家也是一样的。你们对王室多所批评，但是却没有勇气去改变它！”

我从个人档案中得知，格哈德·考尔富斯，1933年生于苏台德地区。在他六岁时，他的父亲便去从军，一直到1947年他十四岁时，才从战俘营中被放出来。在战争期间，他居住在被德国人占领的苏台德，念的是纳粹学校。战争结束后，他逃至苏联占领的区域，原先想找一份店员的工作，但通过自由德意志青年团，进入了国家安全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晋升为少校，成为Ⅱ/9（第二处第九组）的负责人。

在家庭生活中，档案中记载：1971年，他的八岁女儿收到一份从西德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条巧克力、糖果、奶酪、白糖、茶叶、儿童牙刷、肥皂，都是紧急配给的东西，好像是要救济一般！内部警铃大响，国家安全部展开了一项正式调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原来他们一家人至保加利亚度假时，他的女儿与一名西德的小女孩交上了朋友。“虽然考尔富斯少校同志尽力阻止他们交往，但是孩子故意到其他地方去洗澡，并且相会。其间，考尔富斯少校同志的女儿将家中地址给了对方。”结论：这线索很可能会被西方情报组织利用。如果包裹继续寄达的话，应该先送至国家安全部接受检查再送回。

根据档案记录，考尔富斯的旧地址在卡尔斯霍斯特，也就是红军总部的所在地。我找到了那条陈旧、晦暗的小街，和地址上的那栋颜色为暗棕红的两层楼连栋小屋——又见铁栏杆、紧闭的花园大门和门铃。门铃下写着一个名字：考尔富斯。我按下电铃。房屋内的一片纱窗帘被掀开，显露出一张脸孔，短暂地。是否就是档案照片中的那张脸？他打开房屋门，但是站在台阶的顶端，离花园大门口还有20英尺之遥。是的，他就是考尔富斯。

“考尔富斯先生？”我提高声调。

“是的。”

“我的名字为蒂莫西·加顿艾什。我在牛津教现代史，想要和你谈谈MfS的历史。”我故意使用国家安全部的正式简称，而不是略带贬义的“斯塔西”（Stasi）。

缓缓地，他走到大门前，但是仍然没有开门。就像克雷奇一样，他穿的是一套人造纤维的运动服。他的嘴角向下，显得表情非常愁苦，而他的眼睛和照片如出一辙，充血得厉害。是因为喝酒过度吗？

他有时间和我谈谈吗？

“不，”内线委员会的人曾经接触过他，但被他拒绝了。很多人都来找过他，包括西德的秘密组织，西德的外交情报组织，连他口中一个不知所云的FBIA，都来过了。他拒绝了所有的来人。一切都已写在文件上了。

是的，我说，但是文件从来就无法记录下所有的事情。与历史的见证人谈话，是理解当代历史背景与动机中最宝贵的方法。（我的话一点也没错。不过，我说这话的另外一个目的，为继续让他开口，不让这条线断掉，难搞的人处理起来要格外小心。）我（带一点冒险地）说，贵组有一份我的个人档案，一份OPK。

我们展开了一点点辩论。

“啊，”他说，“进来吧，我们可以谈十五分钟。”大门“呀”的一声开了。

他领着我到花园一张摇椅前。我闻到酒精、香烟、厌烦、空虚的味道。他毫无悔悟之意。在西方情报员、恐怖分子、挑拨分子、颠覆分子等作乱下，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国家安全部正如其名，赋予普通人安全感。在现今时代中，人人都缺乏安全感。他们渴望地怀念着过去的好日子，那段不必担心犯罪、失业、毒品的日子。是的，有少数人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吃到苦头。但是那是正常的。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西德。他们不是有一个词来着？我提示：他是否指Berufsverbot（禁止担任公职）？对，一点没错！就是这意思！

那么，你们的系统应该比较好才是了？

“啊，哈……唉！”他笑得极为苦涩。无论如何。大部分人感谢那份安全感，而且并不介意牺牲一点点的自由，以交换那份安全感。

在最后的那段日子，他是否觉得失望？不，他有一种沉静而满足的感觉。毕竟，这个国家已有所成就：在东德历史中，每年的经济都有所成长。西德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几乎每年国内经济都在萎缩。我温和地表达了我的惊异。他解释说，工人能分享到的成长在日益缩水。可是西德就整个国家而言却日渐富裕，难道不是吗？是的，他说，但是大部分人看到东西，却买不起。

他是否到过任何西方国家？

嗯，在统一前自然没有。统一以后，他曾经到过北海岸和西柏林。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有一次，他的孙女要求他替她买一个咕咕钟。于是他便到西柏林的卡迪威大百货公司。没有一样东西是普通人买得起的。而且，他们根本就没有卖咕咕钟。

不，他不喜欢到西柏林，尤其在终生因反对它而工作之后。不过，统一后不久，他有一次无法抗拒诱惑，偷偷地去参观了一次过去只有在照片上看过的西方秘密情报组织总部，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柏林——达勒姆区的“物件”（objects），等等。

他逐渐放松了下来。我觉得是开始谈我档案的好时机了。但是当我提到那题目，他立刻又把自己关闭起来。

不，他警告我，他不想谈他的工作。

不，他不记得有一个什么文特少尉。

不，他不记得我的个案。

曾经有许多“作战个人管制”吗？

嗯，不多，至少在他的组内不多，大概……

十五分钟展延为五十分钟。他的妻子从里面叫他。她想要用花园中的摇椅。她近来不怎么舒服，你知道的。

我们往生锈的大门走去。我问他，他的部门是否抓到过许多间谍？

当然，他说，每个都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很多年。不过，他不想谈那些事。他要我了解的是，今天到处是犯罪、失业、不公的乱象是不应该的。民众为此深感愤怒。

我准备离开。但是当他要转身离开大门前，他提高声调，对我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告诉你，而且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要我们上街头时，我们必定会去的。”英雄式的自我防御，但是多么地令人感伤！

花园摇椅不断传出“吱、嘎”的声音。

弗里茨上校，从考尔富斯手上接下Ⅱ/9组的工作，并于1982年在我的档案最后面签名结案的人。和考尔富斯不同的是，弗里茨至今仍过着忙碌的生活。我找到他同在卡尔斯霍斯特但洒扫得整洁宜人的灰色连栋房屋。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每天清晨出门，不到深夜不会回家：“你知道，拉保险的人就是这样的。”

我留下一张名片。她建议我晚上10点左右再打电话来。我按时打电话，并解释说自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国安部档案。他说：“我好像有做过你的案子，是不是？”我告诉他有关我的档案。经过一阵兴奋的对话，他终于答应在早上7点半与我见面——“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用处的话。”他说。

根据服务记录，弗里茨上校应该有六十五岁了。我期待像克雷奇或考尔富斯一样，看到另外一个全身浮肿、动作缓慢的老人。但是当他以亲切的笑容与我打招呼时，我在眼前看到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人。没有上油的头发，黑色的牛仔裤、粉红与灰色暗花的衬衫、相配的领带，衬衫袖子整齐地挽至手肘附近，他看起来和西德任何一名保险员没有两样。这算什么，伪装？制服？还是他的最新身份？

我感谢他在繁忙中抽空与我见面。的确，他是在抽空，因为他在时间安排上从来没有这么紧凑过。

比在国家安全部时还糟糕？

“不。你知道那种工作的性质，需要晚上和情报员见面，等等……”他很期待地看着我。

“你知道那种工作的性质”……是什么意思？

从桌上拿起我的名片，他微笑地看着，说：“掩护是形形色色的，对不对？就好像‘现代史’也是一种。历史学家或SIS，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已经有好几个来过了。我是百无禁忌的。”

我向他保证，我是一名如假包换的历史学家。他似乎有一点失望。或许，他原本期待要与一名前工作劲敌比对笔记。或许他不相信我。但是无论如何，他已做好了开口的准备。

一开始的时候，是打仗。战争，和考尔富斯、克雷奇一样，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长兄在战争中阵亡。

“你的父亲呢？”

“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我是人家说的那种私生子。”他继续保持微笑，但是我从他刻意的声调感觉到张力，以及那份历久弥新的痛苦。

在1950年代初时，他在什未林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做事，正准备申请进入共产党。这时候国家安全部派来一名男子，他觉得维护东德的安全是一项“光荣”的职务，因为有大量的外国间谍正设法渗透进入东德，危害他们的国家安全。

“你必须要知道当时的情况。那正是‘垃圾桶小子’（wastebin kid）的时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只要付一点小钱，就可以雇用一些年轻人，到这里卡尔斯霍斯特的红军总部前，搜索我们的垃圾桶了。”他们大部分都被抓了起来。

但那也是充满了活力的年代。他觉得他做的工作很重要。在1950年代，大众都支持他们的工作。他们甚至到工厂之类的地方解释自己的工作内容，而民众听了以后都会为他们拍手。（难道到现在他都还不明白，或许民众是出于恐惧才拍手的吗？）

但是从1970年代以来，事情就越来越糟。国家安全部里越来越没有理想，大家只是为了保有一份工作而工作。

年轻的文特少尉就属于这种人吗？

他不知道。文特少尉相当沉默寡言。

那么黎瑟少校呢？

“我想他和我一样，心存诚信。”

当时海外也感觉到东德内部出了问题。私下，他和他的同僚认为主要的问题出在两个地方：汽车和旅行。汽车问题在于，东德就是无法生产像样的车子，一般民众只能买像老鼠洞一般的“拖拉笨”或瓦特堡小汽车，而且还要等上十年的时间才能排队买到。旅行问题在于大部分的民众除了到苏联阵营的一小部分国家以外，哪里都不准去旅行。

他们曾经讨论过有关自由的问题？

“不！”他略微停顿，以便思考。“不过旅行的问题和它稍有关系。”

而且，他们觉得被要求做的事中不可能做到的越来越多。我告诉他HVA的艾克纳上校曾经告诉我：“我们先有一个国家。然后又有了一个党，想要让国家顺利运作。然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国家安全部，想要让党和国家都顺利运作。结果，两个都无法运作！”

“大致不错。”弗里茨说。

他的人有时候甚至必须到体育场站足球赛的岗。简直荒唐。他们真正的工作是监视西方间谍，虽然后来他们更集中侦察可以“从正式职务上颠覆”的人：外交官、记者、访问学者，等等。他的部门负责范围包括所有西欧人士，每年大约有三十个人在他们的控管之下。

他们最后是否真的抓到间谍过？

是的，抓到过几个。西方人通常关上一两个月，然后便递解出境；情形比较严重的，或许会审判、定罪，但是最后还是被驱逐出境。如果抓到的是东德人，那么被判重刑是在所难免的。

在他工作期间，虽然工作重点在英国、法国，但是这方面运气可不好。有一次，他们几乎成功，盯上一名女性外交官，用“B手段”（所谓“B手段”是指用窃听器监听，相对于“A手段”切入电话线的录音窃听）发现她有婚外情。

他们自然利用这份情报，设法使她提供情报。她是已婚女子，你知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勒索她？”

“是的，所有情报组织都一样。”但是那一次没能成功，因为她的婚外情对象是名英国人，不久后便回国了。然后，带着几分轻蔑的语气，他问道：“你该不会就是那家伙吧？”

“不。”（是不是都不干你的事。）我从他脸上那不正经的笑容，感觉到他很怀念工作的附属部分：窃听、理解私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以及他们在那外交官女性身上玩的那一套功夫。我想时至今日，他大概只能够从电视和报纸狗仔队的新闻中满足他的窥伺欲了。西方定义下的窥伺狂，被定位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安全”、“公众利益”目的上而正当化了。

他回到他最喜欢的主题上：他是如何的努力工作。想当年，每天7点15分左右，最迟不超过7点半，他就在办公桌前坐好，开始办公了。7点45分，他就必须向克雷奇将军报告。然后，他要读很多档案，同时讨论当下正在发生的个案，做出行动计划，和其他部门协调，做观察报告，替部分报告做出结论，寻找新的线民，检查现有线民的行为。部门主管有一个特别的餐厅，在国家安全部中央稍高的一个楼层中，可供午餐。其他同事称之为“帝王山”（Monarch’s hill）。午餐后，他继续工作以及与线民开会，等等，一直到天黑为止。一天下来，大约要工作十二小时，周末时还必须加班。

他与同事间是否有社交活动？

每年的圣诞节或新年时，办公室都会举办一个宴会之类的，“到个什么地方，你知道的，”他说，例如，有一次，他们到万德利茨开了一个舞会，“桌子摆得很漂亮，有吃喝不完的食物和酒水饮料，大家都在跳舞，气氛很好。”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时间互相交际。

现在他还是一样，必须辛苦工作，因为你不能指望像以前当官时一样得到退休金，他说。他们拿到的不是全额，而只是以东德平均薪资为基准的七折薪。太不公平了，他说，违反了法律背后的公平原则。就在谈话时，一直在打扫房间的妻子突然大吼起来：“现在说这些没用！”然后她摔门而出，震得门把手都掉了下来（我从个人档案中得知，弗里茨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都曾为国安部工作）。

现在，弗里茨和过去一样从事“社会安全”（保险）工作。过去的东德，社会安全是一大优势。如今，整个东德充斥着不安全感，到处是犯罪和失业的人群。如果一个人有自由却没钱享受，那自由又有何用呢？弗里茨对客户的困难感同身受——他们无法得到国家的庇护，迫切需要一份私人保险，但常常缴不起保费。

从国安部到私人保险业，阿尔弗雷德·弗里茨仿佛东德社会转型的缩影——昨天是披着灰色制服的安全部军官，今天是身着黑色牛仔裤的保险推销员。但是，弗里茨还是过去的弗里茨。

黎瑟少校搬到德累斯顿。我从当地居民登记处拿到他的住址——在德国，你只要问一下，几乎任何人的住址你都能拿到。

我到了那儿，他不在家。我边等待边张望，看见不远处有个神殿般的建筑，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德国卫生展览馆”。馆内，“药品和救护”处设置了几个特别展区，还有一个名为“消化”的常驻展区。常驻展区内的上方挂着发光的塑料内脏模型：胃、胆管、上结肠、下结肠、直肠——每个模型发出不同颜色的光。我询问站在柜台后的一位白发女士，到“玻璃牛”该往哪里走——玻璃牛是一个跟真牛同样大小的透明模型，从外面看，骨头、内脏、牛脑、神经，一清二楚——她说：“穿过‘药品和救护’处，走到‘消化’区，右手边就是玻璃牛。”

展览馆里最有名的展区不是“玻璃牛”，而是“玻璃人”。这是个站立着的女人模型，手臂搭在一张桌台上。台上安置着不同内脏名称的按钮：肝、心、肾，等等。每按下一个钮，相应的内脏模型就会发光。馆员告诉我，原来那个模型已经相当旧了，这是个新模型。这个新模型是在德国统一后换的。

“‘她’的外貌看起来不错吧？‘她’的内部与旧模型完全一样。”馆员说。

那天晚上，我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黎瑟。他说可以和我谈谈，并且很愿意“客观”地描述安全部的工作。他带有浓厚的萨克森口音，语气平和友好，与一般的萨克森人没什么两样。

当时天时已晚，我问他：“我们能不能现在就见个面？我希望今晚就返回柏林。”他答道，不能，现在见面办不到，他要等妻子回家，我和他可以明天早餐时会面，时间定在八点。他还问我，能否把见面地点定在我下榻酒店的休息厅里。我同意了。当晚我就在酒店订了房间，不过我很怀疑他究竟会不会遵守诺言？他的妻子会不会劝说他不来见我？

同时，我开始研究起他的人事卡和档案影印本：克劳斯·黎瑟，1938年出生于德累斯顿附近，父亲1944年在前线阵亡（又是一个童年失去父亲的人）。一份安全部内部问卷曾询问黎瑟是否去过东德以外的地方，他回答：1954年他和一位朋友在西柏林逛了一个半小时商铺。1975年，他从德累斯顿搬到柏林，供职于II/9组。1978年至1983年，出任A部门头头（该部门负责监视英国人）。爱好钓鱼。

从个人档案照片上看，黎瑟面貌丑陋，令人生厌。不过第二天，当我看见他等候在休息厅时，他却显现出坦率轻松的面容，眼眸清澈透亮。他身着白衬衫和褐色夹克，系着白领带，脚蹬便鞋，衣着整洁，开场白与过去的同事如出一辙：“我想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但没过多久他的话便偏离了那一套。制度有问题，他说，因为它违反了人性，一个人的天性无法转换或转变，所以这个制度注定会出问题。共产主义无法容忍“内心的丑恶”，只有人人都是天使，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才会实现。这番判断简单却不浅陋，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缺陷一语中的。

当然，1945年时黎瑟还不清楚这一点。那时候他已经家破人亡——父亲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丧命，哥哥被坦克活活轧死（此事引发了全村人的反坦克自卫行动），他的母亲是个农民，亲眼看到儿子脑袋被坦克履带压碎，全家人的房子被炸毁，所有财产付之一炬。那一年的4月到10月，黎瑟连双鞋子都没有。用他的话说，全家一贫如洗。但是，在母亲的养育下，他活了下来。可以说，黎瑟能长大成人，首先得益于母亲的照料，其次是东德政府的培养。念小学时，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颁发的全额奖学金，后来进入一所寄宿学校继续学业。政府帮助了黎瑟，但是，节衣缩食给他买书，为他添置衣物，养育他成人的，却是母亲。一想到此，黎瑟心情激动，声音哽咽。

十八岁那年，黎瑟不得不忍痛割爱——他热爱自然，爱好渔业，渴望到大学里攻读渔业学，但国安部的人却对他另有安排。他们对黎瑟说：“国家帮了你那么多，你也该做点事报效国家。”后来，黎瑟加入了国安部，在当地小镇皮尔纳工作，后来辗转至德累斯顿、柏林，但工作核心仍旧是反间谍。

回首过往，黎瑟坦承自己经历过政治上的幻灭。在集体农场，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告诉他真实的世界究竟怎样。黎瑟惊讶于媒体在报道五年生产计划上的严重失实，目睹了理论、实践、当权者伪善之间的矛盾。他援引海涅的话说，这些当权者表面上劝大家喝水，背地里却肆饮着葡萄酒。突然，黎瑟想起了什么事，他停顿了一下，摇摇头，“有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

那时黎瑟在德累斯顿工作。在一堂训练课上，教官朗读了一位女士写给丈夫（好像是男朋友，他也记不清了）的信。这封信写得很好，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这时黎瑟哽咽起来：“我永远也忘不了。”

为什么教官要给黎瑟他们念这封信呢？我心想。

“那个男的是线民。”黎瑟解释道。

很明显，那位女士好像知道了什么，但她依然爱着这个男人。这个男人上面的秘密警察很好地控制了这个线民，而后者成功地让这位女士保持了对他的信任。

教官对黎瑟和其他国安部军官说，你们应该向那个秘密警察看齐。可是黎瑟并不这样想。

黎瑟尽忠职守，疑惑却与日俱增。或者说，他现在已经对这一工作进行了彻底的反思。

对黎瑟来说，国安部的工作犹如漫漫长夜，各种稀奇古怪的限制层出不穷。比如，未经国安部批准不能结婚；如果妻子的父亲（甚至叔叔）加入过党卫军，要么放弃妻子要么放弃工作。未经允许不能买房，不能出游，甚至连胡子都不能蓄！

这时我想起了克雷奇将军，在人事卡照片上，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现在，他蓄起了胡子。

黎瑟想过脱离国安部。“但我没有勇气。”他说。他没有换过工作，害怕遭到报复。1989年，他申请以所谓的“特派员”身份返回德累斯顿。当时，国安部会遣散部分秘密警察，让他们以不同的身份从事普通的民事工作，那时候各种身份层出不穷，“特派员”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东德人所谓的大转变 ，没有东德政权的垮台，说不定黎瑟今天就是这家酒店的“特派员”。

返回德累斯顿后，黎瑟在当地一家国有银行谋得一份保安工作。过了一年，西德的德意志银行（该银行如今已转行向餐馆推销通风设备）接管了这家国企，辞退了黎瑟。“那时候很多西德公司都来找我们，”他说，“他们知道我们能干、肯吃苦。”但是，这是一个残酷的新时代——金钱决定一切，“人们都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在东德，处处是失意的人群。“我住的这栋公寓就有不少人跳楼自杀。”在他看来，现行的西方制度并不是罪魁祸首，但他也不清楚这一切究竟缘何而起。

后来，他的名字出现在媒体刊登的秘密警察名单中，他的妻子差点丢了工作。接着，有关国安部的耸人听闻的真相在媒体上曝光，关于刑讯室的报道也见诸报端（比如，受刑人会被迫站在已经淹没了脖子的水中）。连他的好朋友也开始怀疑他。黎瑟称，国安部确实干了很多坏事，但责任在XX组，与他所在的组无关。

和我谈话的人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为政府工作的人说：“责任不在我们，在政党。”为政党卖命的人说：“问题不在我们，在国安部。”谈到国安部，刺探国外情报的人说：“责任不在我们，在他人。”跟他们谈，他们又说：“责任不在我们组，责任在XX组。”而跟XX组的蔡泽维斯谈，他却说：“与我无关。”

想当初，共产分子在中欧各国掌权时，提出“萨拉米香肠策略”（salami tactics），提出要像切香肠一样将民主派一片片切掉。现在，共产主义结束了，他们又玩起了逃避的香肠策略。

黎瑟的经历从侧面诠释了我自身案例的一些细节。他说，《刑法》条款只是形式，可一旦起诉，国安部律师非常谨慎，他们坚持，在法庭上呈送的证据必须站得住脚。开篇报告中的意识形态评估非常重要，即你是不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这也意味着我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既非“先进”也不“反动”。这两个类别至关重要。

东德秘密警察如何按照行动计划向克格勃咨询呢？据黎瑟说，他们会将备忘录送到卡尔肖斯特（Karlshorst），在那里，他们的“朋友”会与他们对坐长谈。同样，那些“朋友”也会称他们为“朋友”。没错，在文件里写下“向朋友咨询”，哪怕只写这几个字，也是很平常的。不过所谓的“朋友”并非真正友好。黎瑟说：“在克格勃眼里，我们无足轻重。”往好了说，克格勃当国安部是伙伴，往坏了说，国安部不过是被占领国的代表。

负责监视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作组呢？没错，黎瑟没有忘记，他甚至打算单独去波兰，尽管他根本不乐意。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个工作组很有效率。

此外，黎瑟还证实了早期观察报告（也就是我还没有搬到东柏林之前的那段时期）所描述的事情：国安部在腓特烈大街的边界横道上安排了大批秘密警察，随时逮捕、跟踪任何可疑或他们感兴趣的人。

整个II/9组有二十到三十个秘密警察。黎瑟所在的A部门负责英国情报，有五人。每年他们只进行五到十个“个人控制作业”（OPK），最多有两到三个“全面控制作业”（OV），因此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人数比例为1∶3，有时甚至可能为1∶2。跟踪这么少的人，这些秘密警察究竟该怎么打发一周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呢？他们一天到晚干吗啊？

“问得好。”黎瑟说，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答。当然，他们会把很多时间花在碰头会上。我也看到，文件中有关“个人控制作业”和“全面控制作业”方面的记录非常详细。对他们来说，操控和招募线民占用了大量时间。

我问他（问题和其他人一样）：你们是否抓到过间谍？黎瑟说没有，至少他那会儿没有。“阿尔弗雷德·弗里茨，”黎瑟就像念索引卡片一样，“好像曾经告诉我他们组差点说服一个女外交官叛逃。”

通过窃听器获知一位女士的私生活细节，借此威逼利诱，黎瑟不反感吗？我心想。

没错，他反感，但是“每个情报机构都会这样做”——黎瑟的说辞与弗里茨如出一辙。

随后我转移话题，提到他们这一代都是战后出生，普遍胸怀理想。我问他同侪中是否有与众不同的人，比如文特少尉？

“哦，文特啊。”黎瑟笑起来。他称赞文特勤奋、仔细、口才好，擅长文案工作，但又说文特对收纳新成员并不在行，因为文特过于谨慎，“不善与人接触”。

我说我多少也感受到了，因为文特是最不愿意见我的人。

“嗯，他就那样！可能是他妻子不愿意吧。我妻子也不愿意。昨天晚上她回家后还训了我一顿呢，说‘跟他谈？疯了！别去！’”

他妻子说的对吗？我觉得不对。通过谈话我了解了黎瑟。他聪明睿智、谦逊有礼，虽然效力于东德政府，从事邪恶工作，但想想他的童年遭遇，一切都合情合理。他没有勇气脱离国安部，但他认识到了错误。谈话结束，我与他道别，希望他将来顺利，随后我返回酒店房间，整理晤谈纪要，脑子里只有一句话：黎瑟是真正的好人！他没有人格分裂，他的正派没有只体现在个人生活上，他不是纳粹集中营的看守——白天杀人如麻，晚上却能心安理得地回家欣赏巴赫的音乐，与孩子共享天伦之乐。他的人格也不是比蔡泽维斯更好而已。我是说，他的确是个善良的人，他并没有因为进入国安部而良心泯灭。

我只见过现在的黎瑟，从未见过那个穿着国安部制服、浑身散发恐怖气息的黎瑟。或许他过去的脸真的如人事卡上的照片那样丑陋。他完全有可能做过或参与过很多事情。他对恐怖的事情却闭口不言——我猜他要么有意忽略，要么忘了。假如我是国安部的受害者，甚至是直接受害者，我现在的想法或许完全不同。但是除非有其他证据，否则我的想法不会改变。

海因茨—约阿希姆·文特，1952年8月16日出生在巴德克莱嫩（Bad Kleinen）一个村庄里。尚在襁褓时，全家就迁到波罗的海港口城市维斯玛（Wismar），父母在当地一家国有渔业公司工作。早在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初级学校就读时，文特就展示出他在体育方面的天赋异禀。十三岁他进入罗斯托克一所以培养体育特长生为目的的寄宿学校。当时，东德为支持奥运金牌战略建立了一个高度严密的运动员培养体系，这个体系为东德在奥运会上赢得多枚金牌立下汗马功劳，而这种寄宿学校便是这一体系的组成部分。不过，文特十五岁时就“因为一次训练时严重受伤”，而被迫转到当地一所普通的走读学校，这些在他的书面简历上都有记载。1969年他成为班上的自由德国青年团主任。

那年春天，他以“社会安全合作者”的身份被招进国安部。随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起草、签署了一份简短声明，承诺“为国安部尽心竭力”，肯定自己已经接受教导，永远不和任何人谈及自己与国安部的关系。此时他年仅十六岁。

时隔两年，文特跨过合法年龄，国安部提议改造他为线民。提议书分五页，开篇即对文特的个人背景与国安部生涯进行评估：“他（文特）曾针对不同问题和人提出书面报告，准时出席各种预定碰头会。”对国安部来说，文特的优势在于年轻，可以和其他年轻人在空闲时打成一片。

至于招募面试，国安部军官打算告诉他“敌对势力运用各种政治意识形态手段影响青年人”，他们说国安部有心阻止但能力有限，而按照东德宪法，每个东德公民都有责任保卫国家，因此国安部需要他的帮助。他们认为，只要文特同意，他的代号就是：“迪特尔·费舍尔”。面试时间定在1971年2月23日19点，地点设在国安部安排的地方，“主楼”（Chef）。

文件上有一份文特手写的保证书，上面写着：“我不会和任何人谈及我与国安部的合作，包括我最亲的亲人。”

文特的线民文件包含一些有关他老师和同学的报告，但是一年半后这份报告就没了下文。那时他年满十九，需要履行义务在国安部服役至少十年，否则就得在一般军事机构服役。在这份四页的保证书中文特字迹工整地写道：“凡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为敌的人，我都会坚定不移地与之斗争到底。”他发誓“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时刻留意“帝国主义间谍特工的犯罪手法”。他承诺自己和亲属绝不会到西柏林、西德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绝不和这些地方的人有任何联系。

这些事发生在1971年。1973年11月的评估报告写道：“他（文特）开放、诚实，过去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经过几次讨论后他已经把性格中的这一缺点掩盖起来了。”但只是掩盖而已，就像德国卫生陈列馆的玻璃人：关闭一个按钮，相应的内脏就会停止发光，但里面的内脏结构并没有变化。

此后，文特仕途一帆风顺。1974年，他搬到柏林，加入扩大的II/9组，在负责英国情报的A部门从事文案工作。国安部批准他结婚，尽管存在某些条件限制（国安部将这些条件认定为值得保护的利益）。1984年他代替黎瑟接管A部，1986年被提拔为II/9组副组长，当年取得国安部“大学”，即波茨坦司法高等学校学位。从毕业成绩上看，他的“马列哲学”、“科学共产主义”、“刑侦策略”、“帝国主义媒体政策”都是“优秀”，而“国际法律关系”只是“良好”。

毕业后，他的薪水和职务稳步上升——从中士一路提升至少尉、中尉，直至高级中尉、上尉。1989年3月的评估报告对他赞誉有加，尽管报告也提到，对东德的各种限制、高层领导有限的施政空间，他需要多一些理解。那时他正领导政党宣传组，闲暇时读读政治、文学读物，参与各种体育文化活动。1989年4月，国安部提议晋升他为少校，正式任期定在1989年10月7日，即东德建国四十周年日。对一个年仅三十七岁的少校来说，这件事值得庆贺。可没过几周，整个国家便土崩瓦解，这中间的落差实在太大了！

文特是最神秘的人。起初内线委员会告诉我他已经过世，随后高克机构找到一个叫文特的人，但并不是他。后来，他们查找文件，得知文特的第一个名字是海因茨——约阿希姆，于是我着手查询柏林的黄页。姓文特的人整整两页，可没有一个叫海因茨——约阿希姆·文特的，就连电话号码咨询台也找不到。按照人事卡上的地址，我驱车前往东柏林的偏僻地区霍恩斯豪森，那里曾住着很多秘密警察。我发现了一座曾被国安部作为秘密警察居所的普通公寓，现在，这座公寓用来安置到德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士。

内线委员会经过进一步调查认为，文特很可能迁回了他在维斯玛的家。于是，我马不停蹄地驱车前往那座港口城市（中途欣赏哥特式红砖建筑时停留了一下）。后来，我发现他的父母住在一栋新建的公寓楼里。我找到公寓楼，通过楼宇对讲机请求与文特见面，他的母亲得知我的来意后，立即显露出警惕的口气。在我爬楼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打了电话。走到门口，我见到一个满口粗话、脸红脖子粗的女人在门口拦住我，说文特不想与我谈话——“文特没兴趣跟你谈。”透过一扇半开半掩的门，我瞥见屋子里还有一个老人愤怒地盯着我。在我驾车返回柏林时，我体会到，儿子走向人生歧路是父母心中的伤疤，而我刚刚揭开了这层伤疤。

我写信给文特的父母，为我的唐突道歉，信中夹带了一封解释信，说明我想与文特对话的原因。文特后来回信，信封上写着他父母的住址。信中他彬彬有礼，措辞却非常小心。

文特写道：“我当然记得你和你发表的文章，我那时还想，你总有一天会转到这个话题上。”但他随即表示自己爱莫能助。按照信中的说法，他不愿帮我的原因纯粹是因为他想保留隐私，而不是出于政治考虑或职业操守。他说哪怕他不和我谈话，我也能“合理客观”地评价事实。他还说：“不同的阶段会带来不同的认识。至少今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很多事，而十五年前，或者说在1989年至1990年的大转折时期，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文特请求我尊重他的想法，他还突然以秘密警察的惯用语气，劝我打消联系他的念头。最后，他祝我能在国安部研究上大获成功。

接着我从维斯玛和柏林的居民登记处，得到一份电脑打印稿，上面写着文特在柏林的地址。我再次写信，请他至少解释一下回信中的几句话，比如“今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很多事”。信中我重复了我在上一封信里所说的话——如果他不愿和我见面，我就只能以手头文件为基础来描述他的工作，“历史学家永远不会满意，因为文件只能揭露部分真相。要想还原历史，当事人的观点不可或缺，”我写道，“同样，出于慎重，我问你，用你的名字是否会影响你、你的家庭以及你们的工作？是不是我现在还无法预见这一切？”（这些话用德语表达出来似乎少了些不合适的味道。）

我知道他和妻子在工作上的难处，考虑到了他尚在读书的孩子（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跟朋友或朋友父母相处时的尴尬。我曾经与东德的朋友讨论是否应该在书中隐去前国安部军官的名字，但他们普遍不同意。隐去克雷奇将军的名字无疑是荒谬的，因为他是国安部的高层之一，而考尔富斯、弗里茨、黎瑟都是高级军官，他们官至上校，如今，他们不是退休就是即将退休，他们的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他们三人跟我谈话时都没有要求隐去姓名。但文特才四十五岁，职业生涯只走了一半。如果同事或上司读到本书，他或他妻子可能会在工作上遇到麻烦——就像黎瑟的名字见诸报端，他的妻子就差点丢了工作。最重要的是，文特的孩子可能还很小，一旦曝光，孩子可能会受到旁人的耻笑。当然，具体后果我不清楚。虽然较之于20世纪90年代初，如今的东德人对国安部不再那么偏激，了解也更多，但我必须对他有所体谅。

时隔三周，我给他去信，询问他是否收到我的来信。他回信说：“为了不失礼数，我在此确认，我收到了你在9月10日和26日写给我的信。”他重申：“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帮助你。你和我过去的同事谈过，你也很难碰到我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恼火。”他希望我能接受这一最终答复，彻底打消联系他的念头。他最后说：“就现在来看，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因为个人、家庭或工作的原因，担心你在书中写下我的姓名。你还是继续按你的方向研究吧。”我回复说，我十分遗憾，但尊重他的决定，并且答应本书出版后寄给他一本。

我确实觉得遗憾，不仅因为他与我的研究密切相关，更因为1981年至1982年的很多时间里，他透过线民监视我（如果黎瑟对秘密警察和被监视者的人数比例没有记错的话）。我觉得遗憾，还因为他与他的那些前辈有所不同。后者的职业生涯带有浓厚的战争色彩，战争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文特和我处于同一时代，只比我大三岁。和我一样，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因冷战而分裂的欧洲，不同的是，他对除东德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关于他的档案，枯燥无味，充满官僚气息，对他是如何踏上秘密警察道路的描述清晰明了，但如果他能当面和我对谈，也许他能告诉我更多的事情。或许他在读完本书后会改变想法，又或许依旧固执己见。 m4tS3+D7XWI5DKE/0DBYcQsZk2Ave7s/xHqSkcGzaWVllZKa5RLRNc7kUKEGzt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