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1981年春，他们在“行动计划”下布置了无数的线索，如重新启用线民，检查我的信件，与HVA合作，询问KGB有关英国人对金姆·菲尔比案重新调查的始末等等，一直到秋天，Ⅱ/9组仍然摸不清楚我到底想干什么。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前，他们终于有了突破。

在1981年12月24日，考尔富斯中校报告反情报组织头子，克雷奇中将提出报告：“从附件中明显可见，加顿艾什利用他在东德停留的正式身份，从事非法搜集信息的活动。”

隐藏在“附件”里面的会是什么？一份秘密线民的报告？一次电话窃听的结果？一封午夜从我的维兰德街公寓信箱中偷窃出来的信件？一个KGB提供的线索？我迫不及待地往下翻……

……发现：11月份，《明镜周刊》摘录我所写的有关东德情况的书的影印本。原来，东德秘密警察只不过和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西德读者一样，从我公开出版的文章中，发现了我逗留在东德真正的目的罢了。

翻阅着那些以“红色普鲁士”为题的文章的影印本，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国安部感觉非常恼怒。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形容东德社会的军事化及线民密布等情形。我引用国家安全部部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的单位成就时所说的话：“［我］无法想象，没有我们国家的公民精力充沛的协助和支持的话，将如何达成工作。”我在引言的后面，还评论道：“总算有一次，国家安全部说的话没有错。”另外，我还引用了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在什未林扮演浮士德博士的演员在替我们倒了一大杯马丁尼，并为他自己叫了一小瓶啤酒以后，开始套安德莉的前夫说出他是否曾有逃至西方的念头，以及他是否认为我是一名西方记者。“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写道，“德国民间传说中的恶魔依然存在，仍然为魔鬼头子做事，但是浮士德却已转而投效国安部了。”

除此以外，我将德国人的顺从和波兰人的反抗详细地对比后，对东德下了一些不佳的评语。或许有一天，东德人会因受到波兰团结工会的行为启发，而将他们各自私下的不满团结起来，跨出革命性的一步，形成联盟，“但是今天，在1980年代之初，他们最多能做的，就是推倒柏林墙了”。

当一切都已太晚以后，东德政府却积极行动了起来。外交部管记者的部门判定，虽然我“在比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时，想要给读者留下一个客观的印象”，但是结果却“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散播了反革命发展思想”，因此应该将我列入禁止入境名单之中。他们另外还召唤了英国外交官至外交部，做了一次正式抗议。

东德外交部召见英国外交官会谈的正式记录，日期为1982年1月4日，被召见的英国官员为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副本抄送外交部次长。根据英国事务组格伦德曼先生的记录，阿斯特利先生被告知，我的作品“不仅包含了恶意捏造的谎言和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刻意毁谤，而且还有意破坏和平、东西双方努力达成的大和解，和两国人民的合作关系，以及国际的理解。违反了赫尔辛基最终协定，并且直接干涉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他因此热切表达“我方意愿：这种直接违反两国关系的活动，不应再发生”。

在回答时，“阿斯特利先生提到所谓的英国记者的个人自由，大使馆无法干涉他所写的文字内容”。但是阿尔布雷希特同志反击道，我并非记者，而是在文化协定下前来学习的学生。阿斯特利回答说，我们也并不喜欢所有东德发表的有关我们的报道。阿尔布雷希特同志说这个比较“缺乏诚意”。根据档案记录，阿斯特利最后表现出外交官应有的风范，非常遗憾这事件的发生，并且希望我的行为“不至于被认定是英国政府的行为，因此妨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

档案很快地进入了正式的“总结报告”。日期为1982年4月27日。在这里，他们修正了对我思想的判断。我不再被视为他们当初以为的“布尔乔亚自由派”，而被认定为“保守、反动”。

报告总结了档案中的主要内容：我个人的详细资料及历史研究，我与英国大使馆、维尔纳、“米夏拉”、丽丝·菲尔比（亦即一般所知的“红丽丝”）之间的接触，等等。“我们必须假设，实际与此人有接触者，比已知的接触者要多得多。”还有在波兰我与“反革命分子接触”的情形，飞机场的搜查和结果，我在《明镜周刊》、英国报纸或《泰晤士报》、《星期日电讯报》、《旁观者》周刊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最后，它还提到了我那本“令人憎恨地恶意中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及经济发展，并攻击党中央及国家领导、毁谤我国外交及国家安全政策”的书，并说我展现出“好战的反共观点”。这本书的摘录，已经通过西柏林的RIAS电台广播出去（广被东德人所收听），电台还播放了对我的电话采访。采访表明我“很有可能再回牛津居住”。

在结论中，文特少尉特别强调我利用学者的身份，假借研究纳粹时期的柏林，大量搜集资料，毁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在写到波兰时，公开宣称自己“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由于我已回到英国，因此可以对我做的“作战性行动”相当有限。在加顿艾什不断尝试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波兰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情形下，“罗密欧”行动正式告一段落，下面由第六处接手，展开“禁止入境”措施。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内部决议已成，但是实际行动的展开却为七个月以后的事了。维尔纳的档案显示，有一位贡特尔少尉在东德打了一个报告，表示，在1982年8月25日，早上9点，我出现于查理检查哨，要求申请一个当日往返的签证。由于我“在西方媒体上发表了负面文章”以后，他便知道我的存在，因此我一出现于检查哨，他便注意到了我。“在护照验证和海关检查时，他（加顿艾什）表现得镇静、保守自持，除非必要，并不多言。每次开口时都先说英语，然后才说德语。他穿着干净、端正，他的外表甚为整齐。”然后，他观察到我坐进一部汽车，并记下车牌号码，并特别提到那部车属于维尔纳·克雷奇尔。

在我个人档案中，有一份文特少尉于1982年12月6日写的简短备忘录，内容为第六组已对“罗密欧”实施“入境管制，期限为1989年12月31日”。然而，谁会知道，到1989年底时，天地已经大变。

根据备忘录，我的入境管制范围包括与西方国家签订协定以外的过境，以及“根据部长同志指示”，不准从西德，经过东德，进入西柏林。

果然，1983年，我想要从腓特烈大道车站进入东柏林时，边境警卫不准我入境。当我问那名军官原因时，他说：“陈述理由并非国际通用的习惯。”过了一段时间，我再次尝试乘坐火车前往波兰，仍在腓特烈大道车站，从火车上被抓了下来。边境警卫仍拒绝告诉我理由，不过，他倒是将我所交的五马克过境签证费还给了我。 DycDqK2FYZ8LtxbN3tWZt8CmTkBSvB4OPFaE7JC+rCjd7ZvQUUkQN7AHExoyeB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