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秋起，我的档案尽是与波兰相关的事情。一纸国安部内部文件写明我将至波兰旅行。他们怎么会知道？报告中非常仔细地记录下我与一名驻波恩“反苏联俄裔移民杂志”编辑的谈话，内容是有关一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KSS‘KOS’”的事情。他们是窃听了我的电话，还是那个编辑的电话？同一纸文件中，还提到另外一个情报来源说：“因波兰的情势发展，美国某不明单位已经派遣两队人马入驻西柏林‘魔鬼山’监听站 。”文件后面附上了我替《明镜周刊》写的有关波兰情势的文章。似乎就凭借着这些文章以及我与波兰“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关系，他们决定对我展开全面的调查。

当时，我已搬回西柏林。1980年10月7日，当恩格斯卫队结束阅兵，枪杆上插着康乃馨，行军离开现场的那一天，我正好开车经过查理检查哨，回到普伦茨劳贝格区的公寓取回剩下的一些衣物、笔记，搬至西柏林的宽敞公寓之中。我继续在维兰德街居住了一年，为西德的一家出版社与读者写了一本有关东德的书。《明镜周刊》在1981年该书出版时，同步刊登了部分的书摘。在那一整年中，我其实真心关注的是在团结工会的革命浪潮下危机不断的波兰。

国安部对团结工会的“兴趣”甚至在我之上。当我在格但斯克造船厂与罢工工人在一起时，马可·沃尔夫上校同志正在华沙，非常急切地对他的同僚谈到波兰情报工作的状况。他们对他保证，波兰共产党绝对不会让工会独立的。沃尔夫飞回东柏林，打电话给外交部长，并报告他所获得的最新内部情报。外交部长对他说：“你难道没有看到最近的新闻吗？”10月初，梅尔克部长告诉国家安全部的资深官员，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将攸关东德的生死。在基层方面，我从周边的线民的档案——从“舒尔特”到R太太——发现，每个人都要求询问一般人对团结工会的反应。整个国家安全部都动员起来，试图诊断出东德是否会罹患“波兰症”。

波兰本身已成了东德秘密警察的“作战区”。原来只有共产党阵营以外的区域才会被划为“作战区”，但是现在波兰所有的城市和柏林的一个特定“工作团”内，都有他们的“作战团体”。就是通过这个作战团体，他们在我访问波兰时，安排线民与我搭上线、取得联络的。虽然我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实际行动过程，但是在我的线民档案中发现不少在我的档案中不存在的材料。如果波兰有一天如德国一般，决定公开他们手上的秘密档案的话，我可能会挖掘到更多有关我的事情。

其他的档案中的材料，包括我从东柏林搭机至波兰之际，在机场内翻开我的行李所翻拍的各种私人资料，例如我的个人笔记，对波兰政治人物、地理情况的各种剪报，收到的名片，甚至连我随身携带的书本封面，以及我个人笔记本内的手写笔记，也没有放过。

在我个人笔记中，我凭着记忆，写下不同异议分子对言论自由的观点，并为它们取名为“就好像”（As If）原则。我想起一名当代波兰诗人理查德·克利尼斯基（Ryszard Krynicki）为波兰最勇敢、最具性格的异议分子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写的一首诗：

是的，的确，我们不知道当下活在这里时

你必须假装

你其实是活在另外一个时代的另外一个地方。

在抄录了这节短诗以后，我还加上了苏联异议分子安德烈·萨哈罗夫以及一名德国朋友加百列·贝格尔对那句诗的意见：“萨哈罗夫：日常行为，就假装你住在一个自由国家一般！贝格尔：就好像国安部不存在一般……”贝格尔曾因政治理由被东德监禁过一段时间。在这个国安部档案中，又给他们抓到一个小辫子。

我现在在牛津，翻开当时的那本笔记，发现在一个大雪纷飞的1月早上，我坐上一部巴士，匆忙通过柏林墙，来到东德的机场。“边境的黑雪。”然后：“海关的官员。详细阅读过我护照的每一页。一个信封内装了两千马克。他带着询问的眼光问我道：‘是你的吗？’”在此同时，正如我现在所知的，他们正赶忙拍下我行李内文件的内容。在笔记的下一篇记录中，我写道：“一名中年男子，在东德国营航空公司喷射机内。着羊毛短外套，脸上表情就像是那种典型日常生活一成不变的人。”

到华沙机场后，又是一番详细搜索。避开机场门口那些行径与海盗无异、坚持用西德马克或美元计价的出租车司机，我找到一部破旧的捷克制的国民出租车，蜿蜒穿过冰雪覆盖的灰色街道，来到我的老巢：欧罗佩斯基旅馆（Hotel Europejski）。欧罗佩斯基曾经是华沙最时髦的旅馆，但是当时已显得相当破败（我非常高兴获知，专门描写破败风物的大师格雷厄姆·格林也曾住过这里）。在旅馆内打了几通电话，发现电话线上有奇怪的杂音。接下来，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斯比塔纳街上团结工会的办公室内嘈杂沸腾，角落上一台古老的复印机不断地在工作，办公和非办公的人三五成群，以比任何饮酒派对都大的音量对谈，工人与教授正七手八脚努力将最新但已相当模糊的公报张贴至临时的角架公告栏上。在街角的咖啡厅，雅内克、朱安娜、安德烈，烟不离手，茶不离口，一面开玩笑，一面认真谈话。一阵呼啸，几个人就起身往电车司机站而去。电车司机已威胁罢工多时，随时可能成真。公共运输工人的领袖是二十八岁的沃伊切赫·卡明斯基（Wojciech Kamiński），是一个眼光锐利、蓄小胡子、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他的父亲曾在西方的希特勒反抗军中打过仗，回到波兰以后，便被波兰共产党监禁起来。现在轮到了儿子的时代。

我很快来到波兰偏远的东南角，发现当地的农人也在串联、团结之中。掩盖在白雪下的木造农村房屋，脸庞宽大的农人，编织着篮子的村妇，令人不禁错觉恍如回到好几个世纪以前。我再度以冲锋的速度回到华沙，参加团结工会全国领袖间的另一次危机会议。历经风霜的矿工、钢铁工人，坐在尊严高贵的木饰会议室内，与宗教领袖谈笑风生，共议国家大事。兴奋、欢笑、美女、宏伟的目标。我夫复何求？而且，不论我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团结工会”这个和平革命的标志，以红色的大型粗体字，与红白相间的国旗，耀眼地展示着它的光芒。

波兰所发生的，便是记者口中所谓的“突发新闻”。追这种新闻，就好像骑在一匹赛马上猛力向前跑一样，非常兴奋，但是看不到整体的比赛情况。然而，我不但想从马鞍上，更想从观众席、甚至空中，看到更完整的赛马情况，以了解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的定位。现在正在发生的历史。

对我而言，波兰更是一个目标、一个主张。“波兰就是我的西班牙。”1980年圣诞夜，我在日记中写道。在报告和评论中，我力求正确、平衡报道情况，并对各方提出批评。然而，我的心绝非公正不偏的。我希望团结工会胜利。我希望波兰解放、自由。

在那段时期，我与很多属于六八世代的波兰人在一起，有几个成为终生的好朋友。个子虽小但精力充沛的地下出版物兼工会报纸编辑海伦娜·武奇沃（Helena Łuczywo），她随时不在抽烟便在讲话，但是给予我非常多的指点与帮助。文艺评论家、美学家、纳博科夫及贡布罗维奇鉴赏专家沃伊切赫·卡尔平斯基（Wojciech Karpiński），成为我了解波兰文化史的非正式线民。永远有用不完精力的亚当·米奇尼克，每次说话，吐出智慧语言的同时，也露出一口坏牙；另外还有优雅的自由保守派人士马尔钦·克鲁尔（Marcin Król），说每一句话前都仔细斟酌遣词用字的诗人理查德·克利尼斯基等，都成了我的朋友。

这些六八世代的波兰人和六八世代的德国人之间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穿着随意，在语言、性及个人关系上都选择以比较不正式的方式处理（例如在说话时，直接用ty，而不以比较正式的pan结尾）。但是，两者之间也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相异点。六八世代的波兰人虽然和德国人一样反抗的是上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他们上一代人被反抗的原因并非纳粹、与纳粹合作或拒绝反抗纳粹，而是共产党、与共产党合作或拒绝反抗共产党。而且，六八世代的波兰人在当时、在以后都继续居住在波兰共产党统治之下。

1968年，波兰共产党曾针对内部及学生，尤其本身便为犹太共产党的子女，发动了一次非常恐怖的反犹太运动。现在，这些波兰版的“红丽丝”及R太太的子女冒出头来，在反共产党阵营中扮演一个角色，再度为犹太人在中欧历史的重要性写下新的一章。

每个舍弃共产党而加入敌对阵营的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都可以讲出许多秘密警察如何骚扰、歧视甚至监禁他们的故事，相较之下，六八世代的德国人抱怨“禁止担任公职”和“结构性暴力”便显得有点小题大做和歇斯底里。我由衷地敬佩团结工会中的老一辈学术领袖，如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 、约瑟夫·蒂施纳 神父等人。原为历史学家的盖雷梅克，摇身一变成了创造历史的人，而蒂施纳神父则有说不完的笑话，都和他所出生的山村有关。不过，真正令我印象深刻的还不是这些知识分子，而是那些钢铁工厂的工人、乡村的农人、办公室的小办事员、家庭主妇，等等。他们不但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而且直截了当地将内心的话说了出来，深深地打动了人心。那经验几乎是一种宗教性的，就好像圣经中所说的到了圣灵降临时人人都说出真话一般。

到了1989年的革命期间，中欧每个国家都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然而，在1980年至1981年，我首度在波兰观察到了这个现象。“这是一次心灵的革命。”一名波兰人告诉我，而他并非诗人，而是波兹南的一名个子矮小、面色苍白、穿着一件肮脏黑夹克的工人。当时波兰的情况并不乐观，民生疾苦，物价飞涨，走到哪里都是一片混乱，苏联入侵的阴影挥之不去。不过，在波兰内部所感受到的对苏联的恐惧感，似乎还不及在外部的来得尖锐。波兰异议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1981年初曾开玩笑道，他受不了国外的紧张与压力。从波兰以后，我在很多其他的危机发生地，如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甚至波斯尼亚，都有过类似的奇异经历。当你在这些地点以外的地方，总以为当地人一定每一秒钟都生活在紧张之中，但是当你进入那些危机发生地以后，却发现每个人穿得和平常一样，做着和平常一样的事情，他们照样地在状似宁静的大街上，购物、调情、闲聊。

那个冬天之旅，在三名身材粗壮的秘密警察敲开我的旅馆房门时，骤然结束。他们开着破烂的波罗乃兹（Polonez）汽车，把我载至警察局，限我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波兰。我立刻飞至汉堡，与《明镜周刊》的发行人及总编辑晤面。我们之间的对话令我终生难忘。根据我的笔记，对话的过程大约为：总编辑对我说：“俄国人下星期会入侵吗？”我向他解释说，最无法做这种判断的地方就是波兰了。发行人对总编辑说：“我们有坦克吗？”我稍事迟疑后，发现他指的是有没有坦克车的照片，替封面故事配图。总编辑说：“事实上，俄国坦克卖的情况并不很好。”（他指的是不久前他们曾经刊登过一个封面，显示一部俄国坦克压过一个白色波兰鹰的图样，杂志销售情形不怎么样。）发行人靠回椅背，半自言自语地说：“流血必须要流得有价值，我们才能够有好的封面故事。”在我的概念中，玩笑不是这么开的。

德国和波兰之间有一个截然不同之处。一般而言，在波兰，自由的体验与对它的期待超越了对战争的恐惧；但是在德国，情形则完全相反。这背后当然有许多原因：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对待俄罗斯的手段，等等，但是有一点特别不同的地方在于，德国人害怕，如果华沙公约组织真的侵略波兰的话，东德就必须像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一样，被迫卷入其中。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国防军西行以后四十一年，德国士兵必须再度跨过波兰边界。在离开东柏林的那一天，我在日记上写道：“我觉得俄国士兵开进波兰的机会很大（德国人呢？D博士今天说：不）。”D博士当然就是丹普博士。不久前，他才给我饯行，并送我一本漂亮的齐勒画册。要让自己回到当时的恐惧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所惧怕的事情终究没有发生，而且我们似乎有一种感觉，那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今天，就在我写这一段时，我手边同时放着一张当时东德领袖昂纳克的讲话记录。他在1980年11月20日告诉波兰政治局成员斯蒂芬·奥尔绍夫斯基（Stefan Olszowksi）：“我们不希望发生流血事件。那是最后的手段。但是在我们必须要防御工人和农人的力量时，也不能不拿出这最后的手段。1953年时，我们便有过一次经验，1956年的匈牙利和1968年的捷克，情况也相同。”另外，我从东德国防部的资料档案中还调出了一张图表，显示当时军队已经做好了跨越波兰国界的部署。苏联到底有多么认真地考虑入侵波兰，而东德又多么严肃地准备参与，将永远成为历史不解之谜，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各方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

西方的恐惧感之大之深，在今天回想起来，几乎更不可思议。当时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第二次冷战”之中，里根与勃列日涅夫对峙，美国的巡弋导弹与苏联的长程导弹相对排开。波兰革命很可能成为导火线，引爆核战争，摧毁地球上所有的生物。不论在波恩、伦敦、阿姆斯特丹，到处都有和平游行。民众在汽车背后，张贴出“离午夜只有五分钟”的标语。一切的一切，都表露出全球对战争的恐惧。

我对东欧自由运动的同情，自然甚于对西方和平运动的赞同。事实上，我与历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曾展开一场辩论。汤普森是英国和平运动的大思想家。我还记得，我当时觉得外界过分夸张核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不过，再一次地，记忆这玩意儿很会恶作剧。我翻开我在1980年所写的最后一则日记，愕然发现我自己这样写道：“未来十年中，必定会发生一场核战争。”然后，我用大字特别夸张地再写了一次： “我们将在这个十年中，看到一场核战争。”

在这样的一个革命背景以及沉重的天谴浩劫气氛中，我的私人生活也起了很大的变化。我谈恋爱了。达努塔（Danuta）在来到西柏林前，曾居住于美丽的克拉科夫并与当地的异议分子往来密切。她诗意盎然、精灵可爱、美丽活泼、热力四射，令周边人无法不分享她的快乐与忧伤。在痛苦的波兰之行后，我们在西柏林，森林散步，骑车寻乐，或在路边的希腊餐厅共进晚餐。但是当晚上回到维兰德街公寓时，电话或收音机却随时会传出更多有关东柏林的消息。

为快速将最新消息发出，我必须赶至温特费尔德的中央邮局，用传真将文章发至伦敦。在路上，我会听菲舍尔——迪斯考的录音带，让他的歌声随着舒伯特的旋律传出：

我哭，我笑，

却在不同理由下，被爱安抚。

前一分钟在笑，后一分钟却在哭。这便是恋爱的感觉。同时陷入恋爱与革命之中。我的日记同时记载了两个人之间的摩擦、危机，以及“对波兰高度焦虑”之类的文字。我们的命运，似乎和波兰的命运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了。

今天，我们的儿子很喜欢听我们讲过去的生活情形和秘密警察的运作故事，尤其喜欢听其中的滑稽趣事。“再说呀，妈妈。再说一个笨警察的故事！”对于他们，那些故事简直就像天方夜谭，而如今垫在橱柜下的几块柏林墙砖石，则与庞贝古迹的遗物无异。

就连我，也必须大幅动用记忆力——或许该说是想象力——才能回到过去的经验之中。我个人首次发现，非常想做一件事但是被政府阻止去做，是什么滋味。我在过去曾有过想做一件事却被父母、师长等与我个人有关的权威人士阻止的滋味。但是被政府阻止却是从来未有的事情。当然，我曾经读过类似的经验，在东欧也曾亲眼看到这类事情发生。但是这类事情从未在我个人以及我所爱的人身上发生过。

边境、签证、许可证，等等，首度成为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处理的事情。连我们的梦想都被边境警卫打乱。根据我的日记，1981年3月的一天夜晚，我梦到自己搭乘一辆火车跨越波兰边境，并商讨应该如何逃出。是否该假造一个签证章？正在此时，一名警卫乘着一辆在波兰乡间经常可见的马车，来到火车旁，对着我怒吼。同一天晚上，达努塔梦到我们正和一群朋友走过森林，到达边境。我们被东德的边境警卫叫住，命令我们分散开：凡是赞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站到左边，反对的站在右边，然后警卫开始对两边同时开枪。她一面逃跑，在跨过东德边境线时，一面从一个穿着东德制服的黑人手上的托盘上，顺手拿了一块深紫色的薄饼干。

最后的超现实景象，或许是受了彼得·查德克（Peter Zadek）制作的《法拉达》（ Fallada-Revue ）影响。在那几天前，我们才一起到剧院看了那一出内容极为丰富的舞台剧。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在几小时后，我便飞回伦敦，参加《旁观者》的年度酒宴，那感觉也同样超现实。还有一次，在短暂的回国之旅中，我到位于伦敦中心的康诺特体育馆参加了一次社会民主党的宴会，感觉也非常不真实。“很没劲的派对。”我在日记中写道。然后，我记录下大卫·欧文哀愁地宣布：“我们国家遭遇到真正的困难了。”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宣布波兰进入军事戒严，令我们两人深感震惊。当时，我们正在英国，待在詹姆斯在牛津巴特马斯路的新房子中。接到消息的第一天晚上，达努塔无法自抑地抖个不停。她的国家遭遇到真正的困难了。我不但出于职业的关怀，感到万分挫折，更因为我们在英国而我们的朋友却被扔进军事管制区内，而感到愤怒。我设法混入一个救援队伍，进入波兰，但是不出我所料，波兰大使馆拒绝发给我签证。“他被列入波兰黑名单。”我的档案中，有这么一则记录。

那个圣诞节过得一点也不快乐。波兰倒行逆施，实行独裁，关闭铁幕，切断与西方的联络，更使得达努塔与我共度余生的决定变得毫无转圜余地；对她而言，在另外一个国家重新开始婚姻生活，必须负担的个人风险与成本显得更为庞大而沉重。有一天晚上，她梦见回到克拉科夫的老家。家门口有一棵老树。她将它砍断。

相反，我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原来的城市。虽然城市并没有改变，但是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在那以前，我基本上生活在一套特定的英国理想之上，我有我的情绪弱点，也有一套自我控制、自我满足的方式，或许正如丽丝形容金姆的，“有点保守、自持”。我就好像一名秘密士兵，因为独行，因此向前的速度极快。当时的另外一本笔记中，我发现：“阅读康拉德（Conrad）的《胜利》（ Victory ）……海斯特（Heyst）说：‘我只知道那些建立关系的人失落了。腐败的细菌进入了他的灵魂。’”描述的正是我。一直到那一阵子为止的我。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想法转变了。“那些建立关系的人并不完全失落，”我写道，“救赎的细菌进入了他的灵魂。” hAg3hL+ApRlTc7pAvVvxmjxsm5EL4iWMTXHCljFLxQy50JHfUt8dYzjbgOWYfAd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