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见R太太，是在柏林一个小型反法西斯运动的展览会上。六十来岁，一头白发的她，不但风度好，言语有趣，而且风姿非常出众。她出生于一个非常富裕而且有文化的德国犹太家庭，在1930年代初期希特勒当权不久当她还只有十几岁时，便投身共产党，并因此被学校开除。随后，她与人生的伴侣相逢，追随他至莫斯科。两人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不久以后，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被捕，在苏维埃集中营一待便是十几年。而她也被迫到所谓的“劳动军”中工作。有一段时间，她的儿子还被送进了孤儿院。

经过很多年以后，在1950年代中期，他们想办法回到了共产党治下的德国，又生了一个儿子。虽然她丈夫一直没有完全从集中营的苦痛中恢复过来，但是至少她自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有一些思想相近的朋友，并能和宝贝子女生活在一起。然而，就在柏林墙筑起前不久，她的长子与媳妇带着出生不久的婴儿逃到了西柏林。她足足有十年没能再见到他。

在这么多个人悲剧都因此而起以后，一般人一定以为她会变得积极反共。但是，她以一种安静而哀愁的热诚宣称，她依然相信共产主义将带来终极正义与伟大。我暗自猜测：她是否用这种思考方式来合理化自己所受的苦难？如果终极目标是正义与伟大的，那么她所受的苦难就不算白费。她今天虽然受了一点苦，但是却可以帮助其他人在明天更理解共产主义一点。

在对话中，她毫不自怜自艾或做出无病呻吟的样子。相反，她充满了好奇，说话风趣而有内容，判断更是精确敏锐，毫不犹疑地以实事求是的语气，从她略带鼻音的声调中吐露心声。我们两人一拍即合。我的日记中记录着，我是多么喜欢到她安静的公寓，在镶花地板与木制书架的环绕中，与她共进晚餐。另外，我还在观赏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舞台剧《律师》在东德首演时，意外地在戏院中碰到她。《律师》一剧内容为一名前纳粹军事法官，当年为了许多小事将很多人判处死刑，后来成为西德的高官，却被卷入了一宗丑闻之中。

1980年4月15日，我发现，我们去看了一出东德有名的后布莱希特剧作家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的戏剧《农民》，然后回到她的公寓，“交心”对话许久。根据日记的记录，她对我说：“噢，如果你是我儿子就好了。你的父母必定费了一番心血把你养育得这么好。”我当时还在想，这句话出自一位德国犹太共产党员，不知道我的父母会作何感想。我同情她，景仰她，将她视为我的朋友。

所以，当舒尔茨女士交给我一份档案中的抽页，将她列为主部门XX处之下一个操作团体的线民时，我感到万分的悲伤。主部门XX处主管的事务直言之，便为渗透、监视文化生活、大学、宗教和他们所谓的“政治地下活动”。抽页中的第一个报告便令我感到非常惊讶：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告诉她，他认为我是英国间谍。我的确在那以前与霍赫胡特见过面，并谈过话。“进一步布置线民，”报告下结论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

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日期为1980年4月28日，开头便写道：“根据指示”，“已开始建立HVA XX/OG的一名线民，与英国公民加登艾什，蒂莫西（Gardon-Ash, Timothi）（就是我，拼写显然有误）两者之间的接触。”然后，报告记录下我们一起去看海纳·穆勒的舞台剧，以及随后两个人以我对纳粹时期的反抗运动的研究为主题的谈话。“当线民提出看法，认为这项研究英国早就该做，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已克服了这项历史包袱，加登艾什显得很不以为然。他否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存在着任何法西斯倾向，并强调他在那里有很多好朋友。

“加登艾什似乎对魏玛印象非常深刻。他希望在短期内再度访问该地，参加当地的莎士比亚会议。

“IM再次提到罗尔夫·霍赫胡特（以下模糊不清），说他认为加登艾什为英国间谍。艾什的回答是罗尔夫·霍赫胡特和很多其他人一样，看了太多不正经的报纸，觉得在海外的英国人中两个就有一个是间谍。他一点也没有显露出任何窘迫的表情。”

第三份报告，抽自同一册档案，记录了我与柏林反纳粹运动下的共产党幸存者会面谈话的情形。我不清楚那份报告出自R太太，还是同一个操作团体下的其他线民之手。当我被问到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时，我显然说了牛津、剑桥传统上会指定这类题目之类的话。“根据国安部资料来源（亦即国安部线民）暗示，当提到在20及30年代共产党的朋友都来自这些大学（金姆·菲尔比），加登艾什的反应是无言的讽刺表情。”

十五年后，我再次坐在同一栋公寓、同一张沙发，只是感觉完全不同了。R太太已经非常老，不过仍然与往日一般敏锐。当我告诉她我为什么再度来看她时，她说：“噢，那我该怎么办？从窗户跳出去？”她完全否认自己知道国安部将她列为线民，并从头便拒绝看我带去的档案资料影印本。

然后，她提醒我，她在她所深信的共产主义下所受的痛苦有多深。“不，蒂姆，”她说，“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她——自怜自艾地——提到了劳动军中的痛苦、她死去的丈夫、远方的儿子。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有数，她是故意要利用这些事情来改变我对她的评价。她讲的故事确实十分沉重。不经多久，我便忍不住告诉她，我并无权坐在那里评价她这个人。我会为她保守她的秘密，请她安心欢度晚年。

但是当我要离开时，我可以从她眼睛中看得出来，做线民的那一段往事将永远困扰她，或许并不因为她曾经通敌——毕竟，当时她是一名居住在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员，而是因为是有档案可查的线民。线民的形象是低贱、下等的，与她在人生刚开始的时候，将自己设定成的为美好新世界而奋斗的骄傲、勇敢的犹太女孩是多么不同。另外，她还无法完全挥去秘密可能被我或其他人曝光的阴影。

回顾那一次的拜访，我几乎希望自己从来就不必面对她。我有什么权力否决一位历经苦海煎熬、最后选择遗忘的老太太的愿望，而我从暴露她的事情中又达到了什么崇高的目标？ cw1vi2NIFQGsnPBb7BhRKQkyCgEuqUaPiaMxSPhroLNiBEZKXymex+ozNQ2P9u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