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线民IMB“史密斯”对我批评加讽刺。他说我给人的印象“相当随便（明明需要打领带的衬衫，不但不打领带，还把领子打开……）”。

他非常正确地将我定位在“受自由人文教育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态度倾向开放、民主”，并觉得我“常带着一份天真的好奇”，随时寻找机会，学习新事物，有时候喜欢在“酒店的角落”，与年华老去的工人也就是那些还记得［纳粹］时期的老公民谈话。

我一点也不记得这个“史密斯”。我的日记中只有一次记录“在柏林洪堡大学与一名老英国共产党共进长长的午餐”。在连续调错档案好几次后——一个档案库中“史密斯”数目繁多可想而知，我终于找到了所要的档案。他的确是一名英国人，原来在一家工专教书，1970年代转至柏林洪堡大学任教，并与一名东德女人结了婚，安定了下来。档案中的第一部显示，文特少尉申请与此人建立联系渠道，以便利用他的“特殊背景”。文特建议由他假装市政府职员，打电话给他。结果两人晤面后，文特自我介绍为国家安全部的海因茨·伦茨，他们从西柏林的一本有关西方情报组织的书中发现了他的名字，看起来情况不妙，因此他们需要他的合作，把这件事摆平。换句话说：他需要证明自己无罪！

这一招果然管用。不到一星期，文特少尉就与——当时暂时被定名为“医生”的——未来线民见了面。又经过两个星期，线民候选人正式签下了一张承诺书，答应以后在秘密基础上与他们会面。在档案第一部后半部中，我找到那个上面写着“宣誓”的棕色信封袋，里面有一张“医生”亲笔宣誓书，保证自己将“自动自发，支持［国安］部的工作”。同时，为履行这部分工作，我“为自己选择代号‘史密斯’”。到1981年，他已成为IMB。从1980年开始，IMB取代了IMV（如“米夏拉”的身份），成为重要线民的代号，不过在内容上，大致换汤不换药，表示最高阶层的线民，可与敌人直接接触。

作为一名英国人，你会一直自问：如果英国也成为这样的一个警察国家的话，我们是否也会同样出现大量线民？摆在眼前的就是一名英国线民，而且他还忙碌得很呢。在第二部中，从开始直至1986年，他前后提出了600页的报告，填满了三册档案夹。最后的一册档案已经不见，或许仍然被置于文特的办公室档案柜内，也许已经被撕碎或烧毁了。

刚开始时，“史密斯”交代了许多他与英国大使馆的关系。当他们要求他对西柏林的英国办事处的图书馆提出报告时，他写了一份地形描述，还绘制了一张非常详细的地图。接下来，他们给了他一张打字的正式命令，要他去英国一趟，并告诉他如果英国“特情组织”找到他的话，应该怎么做：不要紧张，表面上千万保持冷静！他的任务，便是到伦敦市中心仔细观察位于春园（Spring Gardens）的英国办事处总部，详细记录下来并绘制成草图。这种事显然“史密斯”并不很擅长，在同一个档案中，附了一张他画的地图，首相府、特拉法加广场、购物中心，然后是春园，只是位置全放错了。

不久以后，他又接到另外一项正式指示。1982年12月4日11时至13时，他必须至西柏林欧洲中心的“玉石餐厅”（Jade Restaurant），观察一名女性和她的同伴。任务完成后，他收到150镑的差旅费用。他在那内容平淡无奇的报告中，居然怀疑餐厅内的中国侍者在观察他。

就在这些愚蠢可笑的任务之间，他以手写报告详细交代了与我的相遇，以及其他在东德的英国人的生活细节。然后，为了执行我的档案最前面所指定的执行计划——“在考虑了线民所有主观和客观可能性以后”——他们给予他非常详细的指示，告诉他应该如何再度建立与我之间的接触。指示中说明他应该通过英国大使馆的怀尔达什先生，先找到我在什么地方，但是态度千万要随意。“千万不要说教！”文特特别提醒道。“史密斯”显然有教书匠的习性，喜欢说教，而不喜欢与人对话。他与文特约定，他将写一封信给我，请怀尔达什先生转交给我。档案中还收有当时的那一封信。或许我还记得我们过去见过面？他读到了我所写有关波兰的文章，因此想要与我进一步讨论：

如果任何时候，你在柏林（不论东西），我都极乐意与你见面，并聊一聊相关的事。如果你还写了其他文章，请不吝给我一份，将不胜感谢。（我想不用赘言，当你送文件时，请勿寄至我的个人地址，而寄至英国大使馆，并附上字条，指定收件人即可！）

“我想不用赘言”可真得我心。他的意思就是，你知道的，我怕国安部。

我现在已完全记不得曾收到这样的一封信。无论如何，它经过了十五年的时间，以档案的方式来到我的手中。

到1986年，国家安全部似乎已受够了“史密斯”只知道长篇大论地对他们说教欧洲政治，而不给他们所想要的各种有关人的肮脏私事。我开始看到文特少尉在前面提到的“史密斯”教授的主观条件限制。到1986年中时，记录突然停止。

他的名字就在电话簿上。“喂，”我说，“或许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见过面？”

“很模糊。”

“吃个中饭？”

“可以。”

一名英国人可以完全混入东德人群之中，在街上毫不显眼？如果是“史密斯”，答案就是肯定的。带风帽的夹克，咖啡色长裤，白袜子，咖啡色鞋子。（连文特少尉都忍不住记录道，“史密斯”穿着“干净”，但是没有流行感。）他脸色红润，略带雀斑，笑起来有点紧张。

“来个鸡，如何？”

好的，他用德文说：“嗒。”

现在该我告诉他。我正在阅读我的档案，其中出现了一名线民“史密斯”，不时地便打我的报告。而那个“史密斯”看起来就是他。

“这很有可能。”他说。

我不需要再说什么，他便打开了话匣子，开始叙述他们如何接触他，从第一次假借“市政府”之名打电话起，娓娓述来。他当时非常担心，还以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来与他接触。等到按照电话约定，双方在柏林洪堡大学门口见面，找到一间空教室进去后，“海因茨·伦茨”掏出了他的国家安全部证章。当时，他至为震惊，但是仍比不上“海因茨·伦茨”告诉他被西方情报组织盯上的时候。他说，“伦茨”当时是用一套“相当沉重、很像在‘007’电影中出现的词句”，交代故事的前因后果。等“伦茨”讲完时，他已进入完全慌乱的状态。他很害怕他们会将他驱逐出境——果真如此，他的妻子岂不将永远陷入铁幕之后？他回家与妻子商量。他们决定合作，以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

这决定显然非常错误，但是背后的动机是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的。不过，他接下来解释道，他原本以为通过国安部可以和这个国家建立起沟通的渠道，以他微不足道的力量做到著名的宗教领袖曼弗雷德·施托尔佩 所希望能够通过与国安部的接触而做到的事：将政治信息传达至最上方。根据档案，施托尔佩的代号为IM“秘书”，后来成了勃兰登堡的社会民主党总理。像东德这样的国家，最糟糕的地方便在于它没有“公民社会的架构”。他想要弥补社会的不足。

他当时认为国安部只是“后面一个小房间的作业，和英国的MI5差不多”，一直到1989年，他才发现原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大帝国。从那以后，他便很注意媒体上的相关报告，发现很多人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竟然监视朋友行为，帮助组织将他们“定罪”。

他是有“原则”的人，在和国安部谈话时的原则，便是尽量谈政治与社会议题而不谈人。他也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坚持这项原则。我抓住了这个大好时机，拿出一份他写的有关我的报告。他显得有一些慌乱，开始躲避我的视线。他说他觉得非常“不舒服”。“很不夸张地说，觉得非常后悔。”

他最近开始反省，他们告诉他有关西方情报组织的书上有他的名字的故事，是不是真的。为什么他们没有提到是哪个西方组织？他当时完全相信了他们的话，但是时至今日，他觉得故事是那些人捏造的可能性为“四六开”。

我告诉他，故事的确是捏造的。

接着，我问了他有关“玉石餐厅”的过程是否非常刺激？就像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一样？

不，他简直吓坏了。他以为要被枪毙了。在事后，他要求他们再也不要让他去担任那种任务。不过，他很高兴有机会能够用马克买一些西方的书籍、报纸。

英国办公室的地图，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再度流露出窘迫的表情。他以为那只是一个“小小的测验”。他和会面的官员说话的方式，就像我们两人现在这样。而在那段日子中，他前后和不少的官员打过交道。但是，这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他的档案中有那些文图并茂的笔记，就好像那些草图画得那么详细，该如何解释？“因为我的记忆力很差。”他说，他和官员见面时，都一面看笔记一面谈话，话说完了，就将笔记交给对方。那些官员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奇妙组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海因茨·伦茨告诉他，部里面已经决定他不是西方间谍，为表达相互之间的信任，“我们建议你以后不要说比较正式的‘您’，而以比较不正式的‘你’称呼。叫我海因茨，继续说出你知道的。”

至于他所打别人的那些小报告，他真心认为那些只是无关痛痒的。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那些他长篇大论叙述的一般性政治分析。我指出，那些分析对他重要，但是对他们可不重要。他们唯一有兴趣的，就是他认为微不足道、无关痛痒的细节末枝。他们将各方搜集来的这些信息放在一起，以考古学家拼起埃及古陶瓶的精神重建过去发生的事情。是的，他说他现在对这点已充分了解。

在午餐结束前，他非常紧张地问：“你会提到我的名字吗？”他希望我不会。

我说我不会。就让他继续以“史密斯”存在吧。

几个月后，我在柏林就应该如何处理共产党的过去发表了一次公开演讲。我相当详细地谈到了国安部档案，并举我个人经验为例子。演讲过后，不少人上前来找我，其中之一便为“史密斯”。看到他，令我感到相当意外。他给了我一个信封。当我回到旅馆，将它打开，发现那是一封信。他说他已申请阅读了自己的档案，希望能够再度与我晤面，并“考虑其中的个别观点”。

附在信件后面的，是一篇长达三页的文章，题目为《一些有关国家安全部的想法》。里面一点也没有提到他自己与情报机构的关联，而以非常一般的方式检讨问题，就好像一位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学者对另外一位学者提出他的观点一样。例如，在文中他写道：“国家安全部档案反映出该部的自我形象（从报道、阐释的方式以及从文字中的专有名词等方面）。任何人，凡是熟悉文本分析或了解问题感知及文字创作目标理论者，就知道在阐释这类资料时应该要特别小心。”

在整篇文章中，“我”这个字眼，未曾出现过一次。 XilkYjkg2sThC6sG0AIRLi7w7AlIfKS4iF7th56FQLc6ZNfG+B2nr7oYMgzw4J6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