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线民“舒尔特”接触过几次。就我记忆所及，我们的谈话仅限于第三帝国，然而，他对我的行动所打的报告却至为详细。他唯一无法详细叙述的，就是我在普伦茨劳贝格区的住所，因为那实在太乏善可陈了。不过，正如“舒尔特”自己很遗憾地在一次会面中所说的：“总体而言，我们的‘工作午餐’对我而言，并不十分成功。”

我从日记中很容易便追查出“舒尔特”这一号人物。他是一名中年人，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我们很不巧，在一次女王生日庆祝会上相遇于英国大使官邸的花园中。我还记得他壮硕的身材、微秃的头顶，虽然英文流利，偶然也能丢出一两句智慧的语言，但是一般而言是个相当无趣的人。

他似乎属于那种线民：会花上无数小时，用打字机或手写的方式记录下所有无聊而烦琐的细节，而一位高克机构的专家告诉我，这种线民还不少。他们就把国安部看成笔友一般，不断地写、尽量地写、详细地写。而这种报告所能够制造的效果，可以用只有水塘深度来形容。就以“舒尔特”教授在英国大使馆中与三等秘书共进午餐后所打的一份报告为例。那份报告里面恰巧谈到了我，所以被放进了我的档案之中。“与英国怀尔达什先生见面的整个气氛，”IM“舒尔特”记录道，“非常公式化，但是比我原先想象的要传统。（这会是一般年轻人看到教授后，故意与他保持距离的结果吗？）我经过非常痛苦地挣扎，决定点一盘捷克家乡菜（饺子），而我的同伴则选择了鸡肝为主菜。他虽然是开车来的，但仍喝了两至三瓶的皮尔斯啤酒。”我不知道现在排起来长达110英里长的高克档案中，这类毫无内容的东西到底占了多少，20英里还是40英里？

不过，从阅读“舒尔特”本人的资料中，我逐渐了解到他为什么那么做。当我申请调阅“舒尔特”的档案时，竟然将三个相关部分都完整地调了出来。第一部分是两大厚夹，第二部分多达四本，连有关花费记录的第三部分都意外地相当扣人心弦。三部加起来，成为一部极令人感伤的故事。档案开始于1960年。当时的“舒尔特”刚到一所地方大学教英国文学，是一名年轻、很自我中心的学者，年纪刚过三十，还没有结婚，过去学历完整，战争期间还短暂地加入过希特勒的青年团。他的系主任认为他有的时候太不拘小节，但一般而言，工作很有新意，值得赞许。当时，他还刚以总理英语通译的身份，从亚洲旅行了一趟回来，可见英语口译造诣非泛泛之辈。

然而，在那之后他被人举发，说他在酒吧中行为不检，喝酒过量后对同性学生有不当的性挑逗行为。有一名学生非常详细地报告了一次事件的经过。在酒过多巡以后，他开口邀请这名学生至他的公寓中，并开始挑逗这名学生。“‘舒尔特’然后说，如果（学生）把他的皮短裤脱掉，他就去酒窖再拿一瓶酒出来。”“舒尔特”则以长达十页的报告回应这项指控，里面引用了各种参考资料，以表明同性恋在欧洲文化史中的地位。他懦弱地为自己抗辩。关于他的行为，他写道：“严重违反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以后，他将“努力不负同志的荣誉”。

接下来便为一连串与“候选人”的前置谈话作业。档案没有明确记录任何勒索行为，不过倒写下了1961年12月29日早上9点至11点半，在地方政府大楼内举行的正式延揽访谈过程。在其中，“舒尔特”非常详细地评估了许多大学同僚。档案后面附了一个特别的棕色信封，上面以印刷体写着“宣誓”的字样，然而那张应该是发誓效忠国安部的宣誓书却不在信封内。档案的第二部分开始，巨细无遗地保存下他从1962年的工作内容，包括所有对同僚、学生、认识的人的观察。与此同时，第一部分继续收进其他线民对他的观察（到1970年时，他仍然喝酒喝得相当凶），以及他与人往来信件的影印本。第三部分记录下他报销的费用：5马克的食物及饮料，28马克的葡萄酒及雪茄，100马克的电话费，200马克的旅费，以及偶尔对于他优良表现的奖赏。

1975年的记录中，有一张他因“忠诚服务国家人民军”而获得铜牌奖的证书。证书上特别表扬他是“对国家安全部诚实、良心、忠诚服务的表率”，下面还有国家安全部部长埃利希·梅尔克的签名。

“舒尔特”显然对国安部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他居然在英国大使馆和一等秘书见了面。他在他个案负责人的密切协助下，非常热心地继续保持这份友善关系。档案中留下了那名和蔼的一等秘书送给他的《企鹅现代诗人诗集》（ Penguin Modern Poets ）每一册的封面，以及他们之间信件往来的影印本。在第二部分的第三册中，我们发现他开始享受特权，远至剑桥的彼得学院参加有关英国文学的会议，接下来免不了又对其他数名同时参与会议者详细地品头论足一番，尤其特别点名雷蒙·威廉斯教授，评论他为“进步派公民”。

在第四册中，我出现了——他很不甘心地提到，我喝了他不少白兰地。这么写，或许是希望国安部还给他一些吧。（根据第三部分的账单记录，在下一次的会面中，他的个案主管给了他200马克，显然是针对他去了一趟柏林的报销，应该够他买上好几瓶白兰地的了。）这段期间，他提出了另外一份到英国去开会的提议书，在1980年春，到英国大使公馆晚餐，主客为乔治·斯坦纳（“斯坦纳教授立场不变……”），到了秋天又至大使公馆进了一次晚餐，并报告我搭了路透社的马克·伍德的便车一次。同年12月，他得到300马克的奖金，并以积极与英国大使馆接触而受到赞扬。在记录中，有人听到他对朋友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直在崩溃中。”像这样的人，当然不容易获得银色勋章。但是，与特工的会晤、报告、小礼物则持续在进行中。1984年3月，他建议当局让他去波兰一趟，尝试与当地的英国外交官建立联系渠道。那时候，英国已在华沙设立大使馆。总而言之，他总是在想一些小游戏，骗到国安部的经费，能到外地旅游一下。

我翻回到第一部分，发现里面折着另外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结论报告”，日记为1984年10月4日。“最后一次与IM‘舒尔特’见面。”报告上写着，日期为1984年5月16日。同年10月7日，“舒尔特”意外死亡。享年57岁。骤死后“没有产生任何政治或作战上的后果”。 IfJj63xrcH0MVvEfNNxoVTwSsqDkpxAQStx9a7C12fFsy/z30cRGngS+2zhIJ4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