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孜孜不倦、勤于观察我的，是住在魏玛的线民“米夏拉”女士。2月9日，艾福特办公室再一次给反情报部门Ⅱ/13（记者）打报告，说我再度与IMV“米夏拉”联络。艾福特还提供了一个附件，是“米夏拉”和她丈夫的对话录音与抄录本。在抄录本中，格奥尔格博士回忆了他从1943年开始在伦敦路透社工作的经验。一开始，他担任欧洲组的副主编，每每看到一些“苏联死敌”写的稿子就非常痛苦。这些死敌包括现在任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的理查·勒温塔尔（Richard Löwenthal）、阿尔弗雷德·盖林格（Alfred Geiringer）和瑞士的洋·金契（Jon Kimsche），等等。

于是，国安部档案再度像一个纸做的时间机器一样，将我不仅带回十五年前，而且到了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伦敦。格奥尔格博士在第一页中便提到了三个名字，反映了当时从中欧到伦敦的许多流亡者，那些为了追求自由而从希特勒手掌中逃到孤立的英伦的男男女女，随后对英国——以及欧洲——做出极大的贡献。翻至另外一页，我读到更多的中欧流亡者的名字，包括亚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安德丽·多伊奇（André Deutsch）、赛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乔治·麦克斯（George Mikes）。另外还有一名年轻的中欧流亡者，当时在英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帝国及北美服务部门担任新闻评论员，但是现在全世界都称他为乔治，也就是切尔西郡的韦登菲尔德爵士（Lord Weidenfeld）。

身为共产党员的格奥尔格博士，针对他自己的痛苦，曾经和他的同路人汉斯（姓氏被涂黑）同志讨论过，汉斯在《时代》杂志的职位和他类似。他觉得要删改“苏联死敌”的文章很困难，他很想要改写那些反苏联的评论，将“最毒辣的部分删除”，但是这个工作却随着战争即将结束而日益困难。因此，他决定与作战部的一个相关部门接触，以便到战后的德国谋得一个适当的职位。进行到这一步时，他得到了“我们同志的同意”——他所谓的同志，就是他们在伦敦的一个小团体，当时的领导权正交到菲利克斯·阿尔宾（Feliks Albin），亦即库尔特·哈格尔（Kurt Hager）的手中。库尔特·哈格尔后来成为东德政治局内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委，成为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作战部接到他的申请后，便将“在汉堡建立（战后西）德第一家新闻通讯社（DENA）”的工作，交到了这名德国共产党员手上。英国作战部的人不仅政治判断不佳，连地理观念也很差劲，格奥尔格博士很轻易地便说服上司，他必须从伦敦，经过柏林，前往汉堡。

于是，1946年3月13日，格奥尔格博士得到了一张官方发给他的通行证，准许他前往柏林。“我和伦敦的同志达成协议，我到了以后便向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简称CC）报到……当地的同志会决定我应该至汉堡接受工作还是留在柏林，”经过冗长的讨论，他们决定他应该留在柏林，设立一个新的东德新闻通讯社，“但是最后，我竟然到了苏联设在白湖市（Weissensee）的新闻通讯社。”

他写信给刚在汉堡成立的通讯社，说他不同意英国对德国的政策，基于政治理由他无法担任新的职务。格奥尔格还几乎带着几分愉悦回忆道，通讯社在几乎有两个半星期都没有收到他的任何消息后，英国报纸还刊登了一则相关报道，并臆测他可能已被俄国人绑架。“自从我回到当时的苏联占领区后，”那份抄录本最后的结论写道，“便不再与任何在伦敦活动中认识的人有任何联络。”

在战时的格奥尔格博士自画像上，我必须加上两笔。第一笔和当时的路透社老板克里斯托弗·钱瑟勒有关。我的档案中只记录道：格奥尔格博士听说钱瑟勒对他决定离开路透社非常不以为然，认为那项决定“傲慢”。当我在写这本书时，曾与钱瑟勒的儿子亚历山大·钱瑟勒晤面。亚历山大·钱瑟勒是我在《旁观者》工作时的总编辑。我们在《泰晤士报》总编辑为《纽约客》总编辑所举办的一次欢迎派对上见面。在众多总编辑的谈话声中，我问他曾否听说过他父亲提到这个“格奥尔格”（我用的是真名），并向他解释了前因后果。刹那间，中欧痛苦的历史进程侵入了夏夜北伦敦花园中的鬓香酒语。亚历山大将“格奥尔格”的名字打进他的手提电脑，并说他会和他的长兄商量一下。两个星期后，他再度与我晤面，并告诉了我结果。他的长兄并不知道那个名字，但是记得在那一段时间，他父亲曾经非常担忧、气愤地回到家中，说在路透社发现了苏联间谍。

另外一笔则与格奥尔格博士当时的女友有关。他的女友为别号“丽丝”的爱丽丝·菲尔比。金姆·菲尔比于1936年与犹太共产党员丽丝分手时，他表面上为法西斯同情者，在西班牙内战时站在佛朗哥元帅的一边，丽丝则住在巴黎。菲尔比似乎便是通过她与苏联情报组织取得联络。1939年，她迁居伦敦，并设法将父母从维也纳及时营救出来。在伦敦，她与格奥尔格相遇。她如何终于与金姆·菲尔比离婚、离开英国，情况并不清楚，一般只知道在1947年时，她在东柏林与格奥尔格团聚，两人结了婚，但她仍继续使用原来娘家的姓。九年后，她再度与格奥尔格离婚。格奥尔格走进了另外一次婚姻，与“米夏拉”搬到魏玛，并开始了共同的生活。丽丝则继续留在柏林。

我刚到东柏林不久时，曾去访问了丽丝，这位生命与20世纪历史息息相关的女性。她有一间狭小的公寓，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书架上仍摆着丁尼孙、济慈、《牛津英语诗词大典》以及伊尼阿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的《独裁者学校》（ The School for Dictators ）等书。品尝着美味的栗子蛋糕和红茶，我们在她公寓谈了一个下午。我的日记中记载，她是一位身材娇小、迷人、精力充沛的女士，头发卷曲，说话带有维也纳腔，“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当时她已经七十岁了。我另外记下了一件比较突出的观察：她对于错误抱着追根究底的态度。“如此小心翼翼，是受苏联训练之故吗？”我自问，“还是因为曾在海外担任……时，有过不好的经验？另外一个我比较希望成真的假设：是否可能是她那维也纳资产阶级出身的习惯使然？”或许三者兼而有之。在经历过多彩多姿的青年时代后，她在退休前的二十年，主要的工作转向替国营电影经销商做外国电影的配音。当我遇见她时，她正在“反法西斯主义斗士”之名下享受极高的退休待遇。

谈到金姆时，她仍语中多带亲昵与景仰。“他非常聪明。”她说——最后两个字是用英语说的。丽丝很有语言天才。然而，她加上一句，他个性有点保守。她非常确定1934年维也纳工人的罢工以及随后的残忍镇压事件，对金姆往共产党方向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使他从一名同情者变成了毫无保留的共产主义信徒。事实上，她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通过她，这名来自英国寒地的年轻金姆，落入了崭新而热络的政治气氛、快速而温暖的友谊、表面上毫无困难的团结以及或许是相当程度的性解放之中。同时，通过了她，金姆·菲尔比认识了许多人，包括苏联情报人员。

我觉得我几乎无法开口问她有关两人间性爱的事情。因此，我绕个弯子问她，如果当时知道1930年代苏联内部真相的话，她和菲尔比还会选择同样的路吗？思考了许久以后，丽丝非常严肃地说：“我实在无法回答。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她对现在的东德感想如何？

“嗯，这么说吧，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或我们相信的。”

她批评了社会一般的不信任感、恐惧感、领导的懦弱胆怯、缺乏言论及行动自由，以及——包括她自己在内的——特权。不过，她仍然相信有一个叫作社会主义的东西。“有其他选择吗？我看没有。”

回到档案。“米夏拉”报告1980年1月5日，她接到一份别人寄来的展览画册，题目为《反抗与顺从之间：1933年至1945年的德国艺术》（ Between Resistance and Conformity: Art in Germany 1933-1945 ）。她确定在内夹卡片上的字迹与上一次我拜访她家、留下名字时的字迹一样。“为了进一步工作，加强接触，并为维持他继续在视线范围内，本人将写一张卡片，寄到下列地址：

蒂姆·加多艾什（Tim Gartow Ash）

孔斯特画廊（Kunstgalerie）

西柏林”

下面，则以打字签上了“米夏拉”。报告不是亲手签名，但是最后面，似乎有一个IM档案的标记。

五个月后，根据“IMV‘米夏拉’的口头叙述”，档案又有一份简短的记录，“米夏拉”丈夫告诉她，在4月26日至27日的周末中，我曾尝试再度拜访他们。格奥尔格博士表示不想见我，自称病得太严重。不过，他从当时照顾他的医生口中得知我去魏玛的一些细节。医生的丈夫艾伯哈德·豪夫是“德国文学学者，没有特定雇主”（档案如此记录他的身份）。我在魏玛时便住在他们家。

我还记得那个周末，许多在魏玛的“莎士比亚日”中的一个。当天的主要活动是乔治·斯坦纳的演讲。斯坦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的演讲向来内容丰富，极吸引人，从《李尔王》到《第十二夜》，中间顺便会提到俄狄浦斯和《唐璜》。在演讲后，我与他共进晚餐。我觉得人在魏玛，同时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歌德橡树的阴影下，一个斯坦纳以优雅的文字道出高度文明与野蛮现象并存的不安的地方，与斯坦纳谈话应该特别有意义。但是我的日记中记录下的相关题材非常少：“不，他只想闲聊——我们尽量、不停、倾尽所能地，在大象（旅馆）的餐厅内谈了一个多小时。‘你最近听到雷吉乌斯教授的事情吗？’等等。‘噢，你一定很想念这些啰！’”我在日记中写下我的失望。今天回顾，我觉得自己不很公平，因为毕竟，超凡的斯坦纳教授已经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谈攸关人类文明的大事了。

无论如何，那个周末中真正值得纪念的，并非莎士比亚及乔治·斯坦纳，而是歌德和艾伯哈德·豪夫。

Wer den Dichter Will vestechen

Muss in Dichters Lande gehen.

歌德曾写过，要理解他的诗句，必须先拜访他的家乡。而且，欧洲没有一个地方，比魏玛更能培养出如歌德一般优雅的作家了。首先是歌德的房屋，房屋内仍完整保存着他的书房和站桌。黑贝尔称那张歌德站立着写东西的书桌，是德国唯一值得骄傲的战场。然后是施洛斯·科堡（Schloss Kochberg），在那里，歌德暗恋着夏洛特·冯·施泰因，却与比较令他自在的克丽斯丁睡觉。然后是席勒的房子，旁边有两位诗圣的美丽墓园，一座在伊姆（The Ilm）和提福（Tiefurt）之间，一座在施洛斯大道上。席勒的房子，在两百年前的安娜——阿玛莉亚（Anna-Amalia）女公爵使用之后，成了线民IM“米夏拉”的居所。

魏玛不仅文风鼎盛令我感动，而且能与艾伯哈德·豪夫一家人共度周末，也令我印象深刻。我的日记中留下了在公园中散步和参观施洛斯·科堡的记录。艾伯哈德·豪夫矮小而瘦弱，用字遣词精确而略微老派。1950年代末，因为政治原因被莱比锡大学驱逐出校园以后，他便以文字编辑与撰写评论为生，尤其倾注大量时间编辑德国古典文学。他特别热爱东欧诗人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Johannes Bobrowski）。

我们一面散步，一面针对书籍、思想、政治进行深度对话。我在欧洲铁幕后经常与知识分子及教会人士进行这样的对话，然而，在西方却鲜少有机会如此。而那一天，除了对话以外，我还可以享受到在魏玛与一名德国古典文学者谈话的特殊魅力。当我们走过提福公园时，我感觉到在我旁边的，不仅是一位对古典魏玛有精湛研究的专家，而且他本身便代表了古典魏玛的一部分。他是古典魏玛的延续，而我们的谈话似乎伸展回到二百年前。我们当时的谈话主题，从赫尔德到托马斯·曼，一直盘踞于德国作家、思想家的脑中，成为他们重要但模糊的中心概念：： Humanität （可直译为“人性”，但是指饶富德国特色的人性）。

尽管各种介绍东德一般状况的书，对魏玛都赞美有加，但是豪夫博士可不心存幻想，他不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任何的一丝“人性”——虽然它将歌德的画像放在二十马克的纸钞上。在豪夫博士眼中，这个政权代表的是一切“人性”的反面。他告诉我国安部拆开他的信件，窃听他的电话，而他则如何抗争那些检查。有一次连他所编辑的一本书《意大利来的日耳曼信件》（ German Letters from Italy ），都被查禁。东德政府正在努力实践库尔特·哈格尔的思想。库尔特·哈格尔主张已经没有所谓的“日耳曼民族”，而只有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努力地将文字中所有“日耳曼”、“德意志”之类的形容词都消除掉。甚至连豪夫博士毫不相干的书名也无法宽容。

在离开前，豪夫博士送了我一小册他所编辑的书，现在，在我写作时，就放在我面前。《不合时宜的事实》（ The Untimely Truth ）是一本集结了格言、散文和题目为“有关宣传”的作品集。作者为一位几乎被人遗忘的19世纪初期德国作家，卡尔·古斯塔夫·约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生于理加的约赫曼，曾于1812年至1814年住在伦敦，受到当时自由思潮的启发，成为一名主张政治言论自由的积极分子。1975年，豪夫博士在为这本书写跋时，为了规避东德的检查尺度，他以一种双刃的笔法评论着这种颠覆性思想：“只因为（约赫曼）在写这些文章时，处于一个黑暗、原始、受压迫的资产阶级社会，他仍能保存着他的学术自尊，并从知识分子的渴望中发出纯真的声音。当时，还没有人发现舆论纯粹为资产阶级利益所掩护的‘虚假意识’。这一点，一直到一二十年后，才被年轻的马克思看破。”豪夫博士的读者，早已知道如何在字里行间寻找文字的真意，并可立刻得到他想传播的信息，这使得该书第一版在出版后不久便全部售罄。

在我的这一本《不合时宜的事实》的蝴蝶页上，有一行手写的小字：“真理必须以战斗得致，以行动赢取，C. G. 约赫曼。相信这句话，以及类似这句话的所有真理。此致蒂莫西·加顿艾什，艾伯哈德·豪夫赠。魏玛，1980年4月27日。”

对我而言，那是一次令我非常感动而欢喜的旅行。但是，通过“米夏拉”的报告，国安部看到的则全不是那回事了。在报告中，我成为一名粗鲁、不受欢迎的客人。“晚上，G.故意忽视H.家人表示谈话到此为止的礼貌暗示，利用该家庭对他的善意，让他们同意收容他留下一晚上。”接下来，报告评估了豪夫夫妇：“两人都明显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根据我的判断，两人是那种会从西德的大众媒体中搜集资料的人。”不过，她强调，夫妇俩对“我们社会主义”并无仇视之意。最后，米夏拉强调要保护信息来源（也就是说，她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我们两家人知道此英国人的来访”。在寄出一份报告影本至柏林的同时，艾福特办公室的反情报组主任马雷施中校，加上一笔，说豪夫博士早已在该单位侦察的名单上。

一个月之后，“米夏拉”再度报告我去拜访他们，而我显然没有认出格奥尔格博士第一次婚姻时所生的女儿。其实，我在拜访他的前妻，也就是前菲尔比太太时，曾见过她。“米夏拉”说我发现错误后，感觉非常尴尬，而且说不出来我到底是对犹太人反抗纳粹主义感兴趣，还是对金姆·菲尔比感兴趣（答案为两者皆是）。她还听豪夫太太说，我又去拜访过他们夫妇俩一次，而且与他们的儿子，在耶拿读书的克里斯托弗，一起到歌德墓园去散了一次步。在页尾，马雷施中校指示继续采取行动：“米夏拉”应该与我建立起联络管道，并继续侦察在耶拿读书的克里斯托弗。对中校而言，一个已在监视名单下的家庭中的学生分子，很可能为系统带来严重的后果。在东德系统中，只要国安部在学生的记录上盖上几个污点，学生就可能遭到退学处分。在这里，“米夏拉”一个无伤大雅的报告，很可能会断送一名年轻人的前途。因为他们和我不一样，无处可去。然而，那危险，最终是来自我。

又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米夏拉”报告了我写给她的明信片内容，并将我在东西柏林的电话都列在上面。在报告后面的官方行动指示包括：要求柏林的总部查核电话号码。随后，Ⅱ/9部门回答，IM抄录的号码必定有错误。艾福特办公室送回来一份明信片的原件影印本，并令人毛骨悚然地观察道：“确认IM所给的信息无误。”签名者为“pp.马雷施中校”。荒唐的查核程序，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从6月到8月，而在这一段时间中，我搜集写书资料的工作几乎已全部完成了，而且已出发至意大利，准备着手写作了。

十五年以后，我将一些相关文件寄给了豪夫一家人，向他们解释有关档案的事，并要求至魏玛拜访他们，并询问“米夏拉”——如果她还在的话——为什么她当时要如此做，现在有什么可以辩解的话。我能够理解他们会对于我所从事的计划不以为然，而且我看了豪夫博士为我在《不合时宜的事实》前面所题的约赫曼金句后，相信我在1980年访问他们时，并不如国安部档案中所描述的那么不受欢迎。

过了一阵子，我从莱茵河畔柯尼希斯温特（Königswinter）打电话给豪夫一家，豪夫博士表示他们很愿意见我。我立刻驱车来到魏玛。豪夫一家人就像十五年前一样，热情款待我，向我保证他们从来没有不欢迎过我。“我们一直在回想，”精力充沛的豪夫太太说，“你来的那天，25日，那正好是克里斯托弗的生日。我们特别装饰了餐桌，放上蜡烛。然后，你出现在门口，我们邀请你进来。我记得，我把你安排在餐桌那个位置上，然后为你端了一盘菜出来。”又是普鲁斯特效应。“你表现得有点生疏，绝非‘她’形容的那么积极主动。”

我们针对档案本身和共产主义的遗留问题之类的事情，谈了一会儿。从谈话中，我想起国家安全部在当地的总部，其实和他们家就在同一条街的两头而已。魏玛再度成为两个极端的象征：同一条克拉纳赫街上，离开歌德和席勒的公墓不远一端，为豪夫博士的家；另外一端则为国安部。国安部的办公室坐落于一栋由亨利·凡·德·费尔德所设计的现代别墅中，与附近尼采图书馆造型很相像。豪夫的档案，1989年12月5日，当地人在激情中冲到国安部办公室之前便被摧毁了。豪夫一家也在冲锋的人潮之中。不过，高克办公室仍然保留了一份档案，解释豪夫为什么在1957年至1958学年中被莱比锡大学开除，导致他的学术生涯骤然结束。

在档案中，他被许多人谴责，其中之一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座的讲师瓦姆比尔博士。豪夫博士从莱比锡的电话簿中，查询到瓦姆比尔博士——电话簿中同姓者并不多，并将档案中相关的几页寄了给他。瓦姆比尔博士来信道歉，但抽印了他的档案中的几页，回寄给豪夫博士，显示他也因为态度越来越批判，不但于1974年被逐出学校，而且因为传播反国家的煽动言论被判了两年徒刑。写信时，瓦姆比尔正在申请平反，豪夫博士说：“这种案子很难判，还好我不是法官。”

然而，“米夏拉”又如何？根据豪夫太太说，他们和她不很亲近，反而和格奥尔格一直维持着亲密的友谊。有一天，格奥尔格带着他的女儿来到他们家，说：“有人推荐你［豪夫太太］是一名很好的小儿科医生。”回想起来，豪夫太太觉得推荐者可能是国安部。但是，她记得格奥尔格是一个诙谐、聪明、有趣的人。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是1981年，他前来给豪夫博士五十岁生日道贺。当时肉品相当稀少，而格奥尔格设法从一家肉店买到了一些火腿、肉卷之类的东西，分了一点给他们。

相较于格奥尔格，“米夏拉”粗俗、自私，而且，豪夫太太说，在辛勤、纯朴的图林根生活中，“她竟然有胆说我们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要将公寓整理清洁，然后才去上班，而她呢，每天高来高去，搬弄是非不说，还雇用着一名清洁女工，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她竟然说我们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身为资深国家公务员，“米夏拉”非和国家合作不可。但是那并不表示她非做线民不可。为什么她要那么做？可能是为她个人的职业前途着想。即使在丈夫去世以后，“米夏拉”仍然继续在柏林的国家艺术经纪单位工作，而那个单位在恶名昭彰的国安部官员，亚历山大·舍克——戈洛考斯基（Alexander Scheck-Golodkowski）上校羽翼下，在经费拮据的共产党政府中总是能搞到大笔现金。豪夫夫妇从那以后没有再与她有任何联络，不过他们建议，或许可以从柏林的电话号码簿中查到她……

我一如过去，疾驶在前往柏林的高速公路上，汽车滑过千疮百孔道路的同时，脑中盘旋着一如往常同样的问题：区区一部档案，将如何开启过去的大门，让相关人士再度落入那如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关系中？而被开启的过去，又将如何改变那原本已经掩埋的事实，就像考古学家将尘封的埃及古墓打开后，并不知道新鲜空气进去以后对古物会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我发现，经过档案开启的过去并非原样重现的过去。就算没有经过档案的开启，没有新的文件或另外一个人的记忆帮助回想，每个人的回忆也都随着时光的流转以及环境的变化，有的变得模糊，有的反更清晰，有的逐渐圆润，有的则越发尖锐。因此，豪夫太太对米夏拉的记忆，在1985年夏日东德政府仍然存在之时，与十年后我正准备去访问她时不同，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我展示新文件给她看以后，等于为她开启了一扇新的记忆之窗，但也因此关上了其他的窗门。她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对米夏拉或两人之间发生的事件的回忆中了。这就好像一个人在经过多年以后，对自己所钟爱的人做不忠的表白，或一对夫妻经过一件丑恶的离婚官司，会将过去两人之间所有共享过的欢乐时光完整、全部、永远、惨痛地摧毁一样。只不过，连这一份痛苦的回忆也会随着时间的流转而有所改变。

因此，我们所拥有的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时点的无限回忆：不但随着每一秒时间的流动而逐渐改变，而且偶然会因为某一个戏剧化的冲击、一项出其不意的表态等而有扭转的回忆。就好像电脑上的数码影像，每一个颜色、线条、细节都可以在电脑屏幕上任意改变一样，在人脑中的回忆也经常在变换中。不过，和数码影像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记忆，也无法任意倒带，让自己回到最原始的记忆中。有人说“过去就好像陌生的外国一样”，事实上，过去是另外一个宇宙。

那么，托马斯·霍布斯所写并由詹姆斯·芬顿引用于他的《安魂曲》中，有一句话：“想象与记忆不过是一件事。”这句话有可能是终极的事实吗？有位波兰裔美国犹太作家耶尔塞·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将他的可怜身世公之于世，说他和他的小说《彩鸟》（ The Painted Bird ）里的小男孩很相似，作为一个犹太裔少年，自小被迫与家人分开，弃养于一个农村，以躲避纳粹势力。而且，他小时候很可能遭到暴力侵犯，在九岁时便被打得脑部受伤。科辛斯基的小说出版后，立刻被标榜为“大屠杀”活生生的证言，受到各方赞扬，成为畅销书籍。但是当研究者抵达科辛斯基所描述的农村后，却发现当地农民的记忆与科辛斯基的非常不同，他们称小科辛斯基不但从来没有被弃养、虐待，而且一直和他的家人一起躲藏在农村。如果不是农民的记忆有误，便是科辛斯基将记忆与想象混为一谈，使他相信小说中的事情真的发生在他身上。另外一个可能性便是他故意扭曲自己的记忆。他的朋友大力为他辩护。例如，爱丽卡·杨便说：“［这些事］他亲身经历与否，有什么关系？”

然而，不论如何加料，记忆毕竟应该是曾经真正发生过的事，是史实，与未曾发生过的想象之间应该有一条明显的界线才对。小科辛斯基要不就是曾被虐待，要不然就没有，这中间不应该有灰色地带。就如同米夏拉要不就是一名宣誓的秘密线民，要不然就不是一样。

历史，就好像一件用许多不同质材拼贴而成的美术作品一般，这里一块硬梆梆的金属片，那里一张旧报纸，又覆加上一块布料。报告、调查者、历史学家从同一个盒子中捡出许多不同的质材，拼凑出来的是一张张与他们原始想象中的油画或水彩画感觉完全不同的拼贴。但是，每张历史的拼图不似诗或小说，必须要经得起历史对事实的测试。我所写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这个测试。这使得我的工作非常困难。

在柜台完成登记后，我进入了旅馆房间，找到电话号码簿。的确有一个号码，登记在“米夏拉”的真名之下。我考虑是否应该学狗仔队的记者那样，就这么出现在她家门口，还是像绅士一般先打个电话给她。显然，后者的失败风险比较大。然而，我拿起电话筒，拨了号码。“啊，‘阿许’先生，你在魏玛时曾经来访问过我们，对不对。我后来读过你的大作……”我向她解释我这次来柏林时间不长，不过有一件特别的事，想要见见她。我们约定了下午一个时间，由我去拜访她。“你一定有很多问题，”她说，“而我正非常期待你的问题。”

一栋高挑、灰色、典型社会主义现代式设计，而且以东德标准而言，非常潇洒、引人注目的建筑，坐落在一个绝佳的地点，显然属于特权阶级。一名身材高大、声调开朗的女人走出来迎接我：“哈罗，你好？”高鼻大嘴，鲜红的口红，金属眼镜背后是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配上长裤与高跟鞋，令人联想到玛琳·黛德丽（MarleneDetrich）。很有品味的室内布置，新彼德麦式家具。

“好吧，”她布置好了咖啡、蛋糕等以后，兴致盎然地对我说，“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真名］太太，”我说：“你是否有任何直觉，知道我今天要来和你谈的主题？”

迟疑片刻，或许比片刻还稍微长了一点。“没有，真的没有。”那句“真的”让我有画蛇添足的感觉。

于是，我告诉了她。

“是的，”她听完立刻说，“像在我这种立场上，有义务如此做。”每个月，他们都会来看她，她的秘书会说：“老板，你又有客人了。”他们自我介绍时，总是说自己是地方议会的人，但只说名而不透露姓，如“迪特尔”、“海因茨”等。谈话时，她公事公办，仅交代公事。难道我的事有任何公事成分在内吗？是的，因为格奥尔格和丽丝完全相信我在替英国情报单位工作，因此我的到访被划分为至少属于“半公事”。她总算是抓住了“公事”的一个边儿。

她以非常实事求是、至少在外表上看来非常自信的态度谈整个事件。但是，当说完以后，她非常紧张地问：“他们报告了什么？”我注意到她用的是“他们”，而非“我”。

我将报告的影印本给她，她开始阅读。她显然对她丈夫的细节描述感到相当震撼。

我问她平时他们是如何与她进行访谈的。“迪特尔”或“海因茨”手上有笔记本吗？是的，是的，他们都有一本打开着的笔记本，而且他们会非常小心地将每件事都写下来。一般人会合作。有义务这么做。尽量说出最多无害的事给对方听。这样，或许会对自己的工作有帮助。有的时候，的确会有帮助，例如在设法取得计划许可而遭到困难时，国安部会跳进来干涉，把事情摆平。而且曾有一次，发生过一件案子，是有关魏玛的搜集品中，两幅丢勒（Dürer）的画被美国大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偷到美国，为此而打起官司。当时她想，如果我们赢了官司，我一定会被派去美国，将两幅画收回来！结果他们的确赢了，但是文化部却派了别人去取画。她向国安部抱怨了一通。

无论如何，格奥尔格博士在他与丽丝·菲尔比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移民出国以后，死于1984年。在临死前，他仍表示相信社会主义。丽丝随后也移民维也纳，以便接近他们的女儿，“米夏拉”的继女。是的，丽丝曾为KGB（克格勃）做过事，但是到最后，她对一切均感到失望，并变得非常反政治。不久以后，她和格奥尔格博士所生的女儿也移民他国。她搬回柏林，提早退休，并以“反法西斯战亡遗孀”的身份，获取了极好的退休金。1987年，她还脱离了党。在一位朋友的档案中，居然还提到了与“犹太裔［格奥尔格博士真名］”的接触，非常令人震惊，虽然大家都知道潜在的反犹太意识仍然存在。“但是我并没有申请去阅读自己的档案，我不想这么做。”她似乎半信半疑地认定自己是国安部监视的对象，几乎是一名异议分子。

说着，她继续阅读我的档案，读那些她所提供有关我，有关豪夫一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关尚未成年的克里斯托弗·豪夫，等等，各种庸俗而怪诞的细节。金策尔少尉在下面批的行动指示是：调查学生克里斯托弗和他的一家，并指挥IM进一步接触。突然间，她将档案放下，说：“我读不下去了。我不舒服，想要呕吐。”转过身，她走到门口。当她再回来时，满脸是泪。她以呜咽的声音说：“那是无可原谅的行为。”即使如此，她仍尝试解释。

她的祖父是一名普鲁士军官，但是她的祖母是犹太人，因此，按照纳粹在纽伦堡法中的分类，她的父亲属于所谓的混血。不过，由于他是一名杰出的妇产科医生，SS（党卫军）依然不顾身份，在他们自己于图林根开设的一家医院录用了他。战后，他父亲回到勃兰登堡做资深医生，先成为社会民主党员，在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强迫合并、成立了社会统一党以后又成为当然的党员。当时，1945年，她还只有十五岁，感到万分兴奋，相信一切都将有一个新而美好的开始。她有信心他们将建立起一个更好的德国。当然，她说，以她的身份背景来看，新政权俗气得很，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意识。但是，一开始时她的确是信心满满的。逐渐逐渐地，失望一点点出现，在内心扩大。苏联摧毁布拉格之春，的确为她带来了极大的失望。但是一直到1970年代，她仍相信社会主义是比较优异的制度。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一直存在着，而且是她成人生活中唯一知道的制度。

1975年，她在魏玛得到了画廊的好工作。随工作而来的，便是“迪特尔”、“海因茨”的搅扰。在激动、断续的言词中，她非常生动地描绘出了她与政权当局合作的矛盾动机。在她心底，仍然残留着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信仰。她感到那是一个正式的责任，她说：“在像我这种立场上，我有义务这么做。”此外，她还希望利用国安部，让她能在这官僚主义游戏中取得优势：透过丢勒，到美国转一趟！另外，格奥尔格和丽丝真心认为我是间谍。说起来，东西之间，的确有一场战争在进行，不是吗？一场她的体制与我的体制之间的冷战。

她感到恐惧吗？

“是的，当然，在内心每个人都吓得半死。”因此，大家都会想要设法解除体制对自己的怀疑，表现出合作的态度，喋喋不休，将所有无害的信息细节都说了出来。“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当她眼光转至IM“米夏拉”报告影本时，她几乎再度无法自已地要哭了出来。我可以看到她金属眼镜框背后的双眼盈满了泪水。

“是的，该写封信给豪夫一家人。”她外表挣扎着回到原来的表情，内心则与过去的行为挣扎。

“但是，那与你被禁止入境无关，对不对？”

对，那是在我的书在西德出版以后。

啊，这就是他们的作风，总是只在意“西方”的意见。“那件事以后，我真应该多为自己着想一点的。”“现在你想写一点东西，想要看我的反应，对不对？好了，我有了这些反应，你高兴了吧？”她苦涩地笑了起来。接下来，她又问：“你会把名字都写出来吗？”

我向她解释说，我不想要伤害任何人，也不会用到她的真名。不过，因为魏玛和菲尔比的关系，她的身份很难不被辨认出来。至少家人和朋友会认出她来。

她被淹没在相互冲突的思考和情绪之中。经过一会儿，她开口道：“你能给我看这个档案，真的很好。”接着，她又说：“嗯，或许我可以告你，赢一大笔钱……不，不，对不起，刚才只是个笑话……不过，或许应该有什么保护……”

“我们压抑得那么惨……为什么我不去申请我的档案？因为我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有关我丈夫……天知道还会有什么在里面……我想那是我唯一大量报告我私人生活的时候了。我以为那是 公事 ，但是……好吧，我希望你写的时候，把主观、客观的情形都交代清楚。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过，或许那是不可能的。连我现在都不怎么记得了……”

我们两人的谈话在夕阳中结束。分手前，我能说什么？“真荣幸能够再见到你？”很不合宜。“我很抱歉把这些事加于你身上？”大概也不行。结果我说的是：“这些影印本就给你了。如果你想要加上些什么的话，请写信给我。这是我的地址。”

她回答道：“啊，牛津！”她最近还去牛津，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拜访朋友。丽丝童年时期的玩伴。“你写下你的电话号码了吗？或许下次我可以打电话给你！”

当我们在门口握手道别时，她并没有说“抱歉”。她只问：“你是怎么来的？坐车？”

不，坐地铁来的。

“非常方便，对不对？”显然她挣扎着想要表现出自尊和正常的态度，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的确没有。

当我回到旅馆房间坐下，经过半小时，终于提起笔时，发现自己的手仍在发抖。

你一定以为这类的对话，每天晚上都会在德国各个地方的厨房、客厅中一再重演：痛苦的交手、真实的告白、友情的毁灭、生命的悬疑。日复一日，当强大的知识力量逐渐从国安部转移至高克机构的职员手上、再从高克机构的职员手上转移至像我这般的普通人时，想必同时会发生成千上万的交手、冲突。

让那些人自行发挥想象力，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自我欺骗之上，建立起自尊，难道不是比较聪明的做法？难道与他们交手、正面对质，会是比较好的做法？不但对自己好，因为自己会想要知道真相，而且会对他们也好？即使在她第一次的混乱反应中，“米夏拉”也说出了“你能给我看这个档案，真的很好”的话。

当我们谈话时，她强烈否认知道国安部将她列为线民。一开始时，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但是专家与朋友都告诉我不要太天真：“他们都是这么说的。”舒尔茨女士退休以后，接替她工作的邓克尔女士对我提到，档案室可能会主动追踪“米夏拉”的档案。作为一般读者，只能拿到线民报告中直接与你有关的影印档案。如果你能够从档案中清楚、明白地建立起那名线民的身份的话，也可以通过正式的书面申请函，要求证实那些线民是否曾经打过你的报告。不过，作为一名研究者，我获得特别允许得以阅览线民的实际档案。

一名普通线民的档案分为三部分，每部分的内容登记有严格的规定。第一部分是线民本身的相关资料，从国安部如何说服他们与国安部合作，到做线民的书面承诺，以及他自己所选择的代号、他们随后所发的报告、私人信件的影印本、其他线民所提供他们的资料、国安部针对他们的可靠性的任何疑虑，等等。第二部分与线民的工作有关，包括他们在国安部的个案主管在每次会见（经常是秘密接头）中与他们晤谈的笔记，他们自己的书面报告，有关他们工作的年度考评，进一步行动计划，等等。第三部分则是所有花费和付给他们的各种“礼品”账单收据。

不幸的是，我在档案室中只找到了“米夏拉”档案的第二部分，而且还只有部分，而非全部。不过，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将近六百页的档案，涵盖了1976年至1984年，也就是魏玛年代的工作。一开始时，档案中记载着金策尔少尉对“米夏拉”的保证，用他的术语来说，“我们的组织”不会让她发生任何不幸的后果，虽然她在一次赴匈牙利的正式访问中非法携带现金出国。“米夏拉”得到这消息以后，大大地放心。她原本担心这事件会影响到她以后到外国出公差的可能。几星期以后，他再度拜访她，并记录下她已做好准备为“组织”——在专业领域内——工作的意愿。她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她丈夫对她说过一点替“组织”工作的滋味。她丈夫对金姆·菲尔比认识甚深，并且“在他放逐到英国时，曾替一些朋友工作过”（“朋友”是东德人经常使用的一个字眼，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指的是俄国人）。“她本人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种工作。”

两个月以后，她已能够报告自己成功访问了瑞士。瑞士对大部分东德人而言，是个只能在梦中成行的地点。金策尔少尉则对她证实他的掩护身份，说他来自地方议会。而在这时，我发现，“米夏拉”已呈交了第一份手写报告，最后署名为“米夏拉”。

不过，阅读档案时，必须要小心谨慎。稍后，在同一份档案中，出现了其他的手写报告，署名也是“米夏拉”，但是字迹却属于另外一个线民，他接替了金策尔少尉，专门周旋在各个线民之间（然而，这家伙——也不知道是“迪特尔”，还是“海因茨”——竟连正式官员也不是，只是一名专门管理其他线民的线民）。比较之下，早期的报告中的大型女性字体，可能真是“米夏拉”自己的。事实上，档案中还保留了几封给驻东德几个大使馆文化参事的手写信件草稿，下面的署名还是“米夏拉”的真名，不过被划掉，改写为“米夏拉”。

她的第二份报告是一件攸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情。在整整三页报告中，“米夏拉”抱怨大象旅馆内餐厅的服务不佳。领班格贝尔先生在许多英国客人面前对她极度无礼，还有英国人在事后一直拿这个来开玩笑。“更重要的是，”她写道，“格贝尔先生的独裁口气，很不适合国际旅馆。这种服务顾客的态度，我认为，无法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声誉。”

1976年9月15日，金策尔少尉特别提到，在下一次的约定会面中，他将正式延揽她为线民。会面将如往常一样，在她的公寓中进行。这个重要会面的记录并没有留在档案之中。我猜想，在建档的严格规定下，那份报告，加上她个人的宣誓文件等，一定被归类为个人资料，从而被归于第一部分中了。不过，在随后的档案中，她的地位被认定为IMV——与敌人有直接接触的线民。更往下看时，她更被指定为IMS——负责某特定安全事项的线民。而在整个过程中，她从未停止过说话。

例如，在那年秋天，画廊来了一个非常显赫的西德客人，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米夏拉”非常遗憾地写道，画廊的接待员在［真名］同志的鼓励下，表现得过度热心，“一直开门、鞠躬”。

接下来写的就没那么逗趣了。除了她休假或因公出国以外，每两三个星期固定与管她的上级晤面一次，报告她所监视者的政治态度：某某人对异议歌手沃尔夫·比尔曼的驱逐出境表示不满，某某人对“我们社会的各种问题，表现出近乎资产阶级的态度”，她到西柏林去拜访一名她自称为“最要好的朋友”以后，手写了一份长达五页的报告。

从阅读档案中，我可以理解到，一名线民如何逐渐地被拉进“组织”之中，就好像鱼被引诱上钩的过程一样，一开始的时候线民决心“只谈专业的事”，最后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可以出卖了。就“米夏拉”而言，到后期，她连自己的继女有一名西德男友都招了。在“对IM进一步指示”下，金策尔少尉写下了冷酷的几个词：Abschöpfung der Tochter。Abschöpfung是国安部另外一个专业名词。1985年的国安部辞典中，对它下了一个非常冗长的定义：“有系统地进行对话，以吸收目标的知识、信息，并评估通过其他人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如果非翻译不可的话，最接近的一个词，我想就是“打探”（pumping）了。换句话说，“米夏拉”接到指示，必须“打探”她女儿的行径，并将信息提供给秘密警察。

或许她真的以为自己在和“迪特尔”、“海因茨”聊天，以表现自己是一名好同志、忠诚的公民、“事无不可告人者”。所以，她说的都是一些闲话。或许她从来没有想到，所有她说的一切，都被如此详细地记录成文字——虽然，如果我对那份手写报告的分析不错的话，她其实对自己报告各种细节的做法，也并没有任何抗拒感。不过，从阅览自己的档案中，我已了解所谓的“指示”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关系并不大。或许在报告上会冷酷地写成abschöpfung der Tochter（打探），但是实际在访谈上只不过是一句轻松的问话：“你继女最近怎么样了？”不过，当她说话时，并不自知自己在说什么话，那只能说她不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公平地说，我想要知道的是，“米夏拉”的报告对她周边的人有没有造成伤害，那伤害有多大。但这些事实很难建立。政府规定档案中无辜第三者的姓名必须涂黑。就算我能够指认出那些被涂黑的人物姓名，我也无法取得、阅读那些人的档案，而只能够从看他们的记录中评估她的信息所带来的效果，并将这效果与其他管道的信息相互比较。因此，只有那些直接受到波及，以及那些选择阅读自己档案的人，才有权评判。不过，据我们所知，国安部对于IM所提供的信息特别重视。那些琐琐碎碎、看似没有任何重要性的信息被放在一起以后，杀伤力便相对加大，而那正是整个体系能作业的原因。

与此同时，虽然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她为别人制造了什么困难，但是我可以指出她因此而获得的益处。一个月以后，例如，内部的一份文件便显露，她不断出国并没有任何确切目的，而仅为履行一项特权而已。在讨论她未来赴日本之行将对党带来什么好处时，金策尔少尉注意到，“凡是指定给IM所做的人物，他们总是很快地接受并予以完成。IMV‘米夏拉’已取得操作知识与能力，他足以担当复杂的任务”。在这里，报告中特别用男性的“他”而不用女性的“她”，因为在国安部的语汇中，线民IM为阳性的字眼，事实上，国安部的确是非常男性的世界：只有百分之十的线民为女性。

1979年9月，我现身了。在下一次的会面中，金策尔少尉“指示”她应如何接近我。一星期以后，我仍然没有和她联络上。一个月以后，她仍然没有得到我的消息。“IM非常关切，他（应该为她）是否做错了什么事。他的疑虑可以减轻的。”在年底工作评估时，金策尔少尉很满意地表示，他（她）可以做（在最初进入组织时不能的）事情了。“最主要的一点，是与加顿艾什的接触。IM在与这一方面的工作，值得赞许。”

1980年至1981年间的报告，除了她个人至意大利及丹麦的旅行之外，断续提到我们间的接触，有的进入了我的个人档案之中。1981年底，一名化名“辛格”，专门管理其他线民的线民，接下了金策尔少尉的工作，而“米夏拉”也继续为自己的出国机会不断发声。1982年3月，记录显示“米夏拉”与“辛格”共同“评估”《明镜周刊》所摘录我的一本有关东德的书。6月，“辛格”恭喜她获得“功在祖国银质勋章”，并提到部里送了她五十马克为礼物。在接下来的一次会晤中，她大大地批判了丢勒。如果我没有和她见过面、谈过话，绝不会理解，其实她只是在发泄无法去美国的挫折罢了。

档案就此源源不绝，一下子报告她与瑞士大使馆接触的经过，一下子又是她对某一名手下的评估。“麦可”，也就是格奥尔格博士，生日时，还得到了一份部里送的礼物。“友善的聚会，有尊严的聚餐。”“辛格”记录道。另外，还有一次报告记录了她继女的新婚丈夫。

至奥地利旅行。格奥尔格博士病倒。线民告诉“米夏拉”在未来的痛苦时光中，“她（报告第一次以女性称呼）可以指望组织给予支持”。丽丝，也就是前菲尔比太太写信给她，说这次旅行到奥地利以后，将不会回到东德。

接下来便是格奥尔格博士去世，她从魏玛的工作退休下来，申请搬家至柏林。但是就在她离开以前，那最后的一份报告，对象竟然是一名已提出移民申请的艺术家……

当我在追查“米夏拉”向当局报告的琐细、有时私密而不为人知的细节时，偶然会停下来自问：我真的应该读这些资料吗？而且就算我应该的话，我的读者也应该吗？

许多作家或报纸编辑因公布某个人的私生活而受到公众批评时，他们通常会以“维护公众利益”为自己辩护。但是仔细想想，这些人所谓的“公众利益”其实是“公众兴趣”，也就是可以让书籍及报纸更畅销的卖点。然而，在我所经手的这些档案资料中，是否真的存在着所谓的“公众利益”，值得在使“米夏拉”蒙羞、破坏她与其继女关系的前提下公之于世呢？

有关这个问题的正式答案，可以在有关国安部档案的法律中获得解答。根据该法第三十二条，我可以在探索国安部历史及“政治教育”的前提下，超越保护性利益（protection-worthy interest），阅读及出版档案中“现代历史人物，保有政治或正式职位者，曾经在国安部担任全职、半职或义务提供情报者，因国安部的工作而获得利益者”的相关资料。

然而，什么才算是“现代历史人物”？要如何才算超越保护性利益？一位高克机构的法律专家给了我一个解释。所谓现代历史人物，用俗话说，也就是“公众人物”。不过，根据德国法律，“绝对性”和“相对性”历史人物之间有所分别。所谓“绝对性”人物为希特勒、丘吉尔之类的大人物。而“相对性”则指仅在某一个历史的时与地，可以凸显出重要性的人物。至于保护性利益，则是指个人私生活中的一些敏感性细节，知道了也绝对不会进一步理解国安部的运作。

在实际操作上，高克机构的员工在为查询者准备资料时，随时随地必须运用个人的智慧，即时做出判断。例如，他们必须先阅读档案，划掉“受影响的第三者”名字而保存“现代历史人物”名字，另外他们必须将有“保护性利益”的段落遮掩起来。“米夏拉”的档案中，便有好几段这类文字在这个前提下被遮掩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高克机构的员工既然有判断之实，自然也就应负法律之责。但是，我错了。根据法律专家的指点，如果出版的话，我是唯一需要在法庭上解释为什么如此做的人。因此，正如“米夏拉”所幻想的，她可以在法庭上与我相见。不过，我倒不担心她或其他人会对我提出诉讼，因为我关切的不是我在法律而是在道德方面的责任。例如，我时常想，为什么不能将有关她继女的部分割舍就算了？还好，经过仔细搜寻，我找到了她的继女，向她解释了情况。她在申请查阅自己的档案后，已经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并断绝了所有的关系。“米夏拉”的亲生女儿也在同时发现了事实。

但是，“米夏拉”和她周边人的关系仍未能解决。在我写这本书时，曾将这问题就教于友人。有的人认为我应该放“米夏拉”一马。“否则你就变成和她一样，”他们说，“你也变成一名线民了。”但是也有人认为我当然应该公之于世，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趣，的确，但是，光有趣是不够的。我最后仍然决定公之于世——但将名字划掉——主要还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可以达到一个更大的目的。在将这个故事出版的同时，我得以从鲜活的细节中烘托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表现出一个人是如何地被吸入秘密警察的绵密网络，并确切地指出通敌的下场将是如何的。 LWZ1r+ObwgtuxxHCHnxf5qp3AY1B/ajkKnSwCJmmPIx+9KOfrO7ZF/scBkAu7kw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