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部心目中，最宝贵的信息来源是“非正式合作者”，也就是线民——IM了。线民的数目大得惊人。根据东德内部统计，1988年，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最后的一个“正常”年份，“非正式合作者”的人数达17万，其中有11万定期提供情报，其他则提供“共谋”式服务，例如，将公寓让出来给秘密集会使用，或仅仅被视为可靠联络人，等等。国家安全部本身另有9万名全职人员，其中只有不到5千名属于HVA海外情报组织。如果将这些数字与东德全部的成人数目相较的话，就表示每50名东德的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直接与秘密警察相关。即便是每一名直接相关者只有一名眷属的话，那么每25名东德人中便有一名是与秘密警察有关联。

这种规模是纳粹所不能及的。1941年，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的全职员工，也不过只有1万5千名，而它所涵盖的地区包括两德、奥地利，以及今天的捷克。就算将帝国秘密安全局和其他可能的相关单位人员都算进去，还是无法达到国安部在东德的比例。我们无法取得纳粹时代正规的线民人数，但想要与东德政权比较，相差还很远。第三帝国当政时间虽然很短，却是在全民狂热欢迎下建立，到最后经历了五年半战争不支瓦解为止，一直非常仰赖民众自愿性的相互谴责，以控制社会内部——这是我在尘封的旧人民法院档案中发现的。然而，东德政权从一开始便不得民心，持续越久，就越需要这个庞大的线民网络的支撑。

我一个人显然就获得五名线民的注意力。文特少尉仔细评估了这五名线民所提供的证据和他们的操作潜力。在我研读那些有关我的报告，并设法辨认、找到那些报告人，亲自与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我不但被拉回到自己过去的生活，而且进入了那些生命曾与我短暂交错的人的生活之中。

不像很多东德人被线民害得很惨，我并非这些线民手下的受害者。他们并没有对我造成严重的损害。然而，在知道系统如何运作后，我可以大概猜到，同样一批人很可能对其他人造成多大的伤害。虽然我知道够多的个案，可以指认出其中一些共同特征，但是我仍无法确知盯我的线民是否便是典型的国安部工作人员。不过，正因为他们在偶然的机会中以我为监视对象，报告我的事迹，让我有了一个机会，测试那些档案的正确性——并进入他们的经验之中。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做的时候有何滋味？现在回顾，感觉又如何？

我从“HVA-I的IM—G.（我的代号）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着手。根据档案开头的行动计划，他们准备将这名指导教授带进“作战方案”中。我对我的指导教授劳伦茨·丹普博士识之甚深。他是个高大开朗的柏林人，对柏林的历史了如指掌，并且具有一种独特的黑色幽默感。我至今仍保留着在离开柏林前他送我的海因里希·齐勒（Heinrich Zille）画册。他也是一名死硬派共产主义拥护者，至今仍对共产党在魏玛柏林的巷战怀念不已。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丹普教授是少数几名在东西德统一以后仍能保有原职的历史学家。不但如此，在大学引进新的西方管理并对前教职员进行了大肃清之后，丹普教授不但没有被迫离职，反而被升为洪堡大学历史学院的正教授。在打电话给丹普以前，我与两个人谈过这件事。一个是洪堡大学历史学院主任的海因里希·温克勒，他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另外一个则为斯蒂芬·沃勒。生长于东德的沃勒拒绝以政治妥协换取在学术体系内的晋升，因此在东西德统一以后，仍必须从比较低微的职位开始向上爬。他们两人都指出，大学在统一后曾展开过一次非常严密的消毒检查，丹普是少数通过这项检查的人。而消毒检查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便是比对高克机构内部资料。

不过，劳伦茨·丹普虽然曾做过马可·沃尔夫的HVA海外情报组织的线民，却被宣告“清白”，其中是有原因的。大部分的HVA资料已经被销毁，有一部分——据说——被送至莫斯科。一名前HVA上校，红光满面的克劳斯·艾克纳，曾告诉过我，在1989年深秋时，他们还如何忙碌地撕碎、焚毁大部分的敏感档案，并将特工的卡片从办公室的最机密档案中取出。1990年1月中，国安部的总部被抗议者占领后，这项工作曾一度中断，但是在统一后的圆桌会议，也就是讨论如何将权力从共产党手上和平转移的共同协商会议上，大家做出一个特别决定，正式授权给海外情报组织，使之独立于其他国安部单位之外，继续“自我溶解”。因此，整个春天和初夏，他们都忙着销毁所有能够指认出个别特工和线民的档案。“我用自己的双手，将我这一辈子的工作成果毁了。”艾克纳上校说。

虽然西德政府随后收到了两份备份的索引卡，而沃尔夫手下部分资深官员在统一后也曾对外发言，透露了HVA过去一些不为人知的活动，为几次司法审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不论索引或是资深官员的证言，所牵扯到的主要都是在西柏林工作的特工，而没有牵扯到线民。只有几个线民，因跟其他部门的档案交叉对照而曝光，但到底那只是少数，大部分，如丹普一般，仍然没有被“高克”到。所谓被“高克”，就是那一阵子的俗话所称的被查到与高克机构有关系。在那段时间，另外发展出来的一个流行语是“他过去和国安部有关”，意思就和得了艾滋病差不多。

“或许你想知道，”1970年代曾在洪堡大学读过书的斯蒂芬·沃勒告诉我说，“以前是有人说丹普过去和国安部有关。”接下来，他又表示：“现在，嗯，如果你想要把他挂了……”他说话时，语气略带忧虑，我听得出来他背后的意思是在说：“现在，嗯，如果你一定要把他抖出来……”而说这句话的人是斯蒂芬，那个自共产统治结束以后，一直热衷地主张将过去所有与国安部合作过的人统统肃清的人。

“现在，嗯，如果，你想把他抖出来……”这是何等的责任！只为了档案中短短的一句话：“HVA-I的IM——G.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如果我想要的话，便可以摧毁了一个人的生涯，甚至取下他的生命也不一定。IM就好像一记死亡之吻一样。我有什么权力，扮演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而且，为了什么？报告一共只有两页，抬头上的标题为“线民报告影本”，自1980年7月从Ⅱ/9传到HVA，内容毫无攻击性。丹普博士在报告中写下他对我的印象：我以布尔乔亚的自由思想和态度，勤恳而仔细地从事我的研究工作——虽然我完全缺乏对工人阶级的责任感。在报告最后，他建议（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虽然我或许在口头中曾如此暗示过），他可以到牛津担任我毕业论文的评审委员。报告本身显然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

唯一使事态变得严重的地方在于，因为那份报告，使我确定丹普为线民。如果这果真属实，我应该考虑，是否为了忠于历史判断，至少将这事实报告给学校当局。很多其他人都曾因担任线民而被“肃清”出学校。更明确地说，所谓肃清，并非完全失去工作，而仅为失去担任大学教授这个敏感的职位，而且并非所有被认定为线民的都因此被开除。根据洪堡大学的第一任西德校长表示，该校每六名教授及每十名职员中便有一名，曾以某种形式与秘密警察合作过。当然，这其中有不少因东窗事发而自动离职，而大约有七十名被撤职。不过，大学的“荣誉委员会”也曾发现其中许多人的罪名并非严重到需要开除的地步。公平地看来，一个人不能够因为一个历史的意外，一些特定的档案不见了，就免于接受那严苛的判断。

在上述沉重的心思下，我于1995年6月打电话给丹普教授，约他见面。从1981年以来，我便没有与他联络过。他显然非常意外我会打电话给他，更意外我“想和他讨论”一点事情，不过，他同意见我。我们约定到威廉街上的一家咖啡屋碰面。他最近才出版了一本有关威廉街的书，反响不错。他因对柏林的地方历史知识异常丰富而受邀参与了非常德高望重的街道改名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广场成为宫殿广场（Schlossplatz），卡尔——李卜克内西街（Karl-Liebknecht-Strasse）的一部分成为申克尔巷（Schinkelallee），卡尔—马克思大街成了黑格尔街，等等，都是委员会之功。

11点整，他已经端坐在咖啡屋的户外座位了。他个子高大，但是脸上松松垮垮，眼睛则湿黏黏的。他穿着灰色长裤、红色上衣，衣服上还钉着肩章。初见面的寒暄有一点僵硬。招呼过茶水以后，我立刻进入重点。我阅读了自己的国安部档案，发现他们显然把他列为HVA的线民。

“我的天啊！”丹普说。

我向他解释了档案的内容，并展示出相关的几页。他一面微微摇头，一面接过文件，阅读时，手稍微发抖。当他点燃香烟时，不慎将烟灰沾到他的毛衣上。“你看得出来，我有多么激动。”

但是，不，他说，他不是线民。他和国安部毫无关系。“我也感到奇怪，但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我。”不过，他的确记得曾经和大学的国际主任谈过我的事情。“他叫什么来着？你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歌剧院咖啡厅吃过一次中饭的？”

当他一说到这里，我立刻就明白了。我原来便很奇怪，在那份海外情报服务组织的“线民报告影本”中，并没有写下线民的代号，而只是在报告内容中间将我的指导教授的全名写出来：“劳伦茨（姓氏被涂黑）博士同志”。不过，我推论：如果国安部反情报部门的文特少尉阅读这份档案时，将丹普认定是海外情报服务组织的线民的话，那么我还怀疑什么？文特必定知道他在做什么。或许海外情报系统的工作方式和其他部门不一样，规则也不同。

我现在知道，原来线民是大学国际部的那个主任——他居于那个职位，显然会使沃尔夫的间谍对他有兴趣。海外情报工作组织传过去的是一份“他”写的报告，因此才会把丹普的全名写了出来。因此，真正在工作上不够谨慎的是文特少尉，如此粗心大意，便出卖了线民，并将线民的消息来源透露了出来。

丹普小心地阅读报告后指出，大部分的资料应该是从他那里取得的，但有一些事也非他所知：如我在英国大使馆中与维尔德什（Wildash）先生的接触。“你看这个句子。”我们两人同时弯身以就文件。这正是两名历史学家讨论该如何解释一份主要的文件该有的样子。

完全否定指控，有人告诉我，是最常见的线民第一反应。有时候，即使铁证如山，摆在他们眼前，线民还是从犯罪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坚决否认。然而，劳伦茨·丹普的反应让我觉得他是无辜的，他的解释让我立刻可以接受。在我回牛津的路上，我翻阅了1980年3月27日那天与他在歌剧院咖啡厅吃饭的日记。在日记中，我形容国际关系部主任为“滑头亚历克斯／俗气哈利（Smart Alex/Flash Harry）。咖啡色夹克。大花领带。桑丘·潘沙（Sancho Panza）式翘胡子”。我另外注意到旁边有两名小听差一般的党员，交谈的时候用比较随便的“你”（Du）相互应答，但是在对我说话的时候却用比较正式的“您”（Sie）。俗气哈利曾在莱比锡的大学研读“科学共产主义”。“你知道我们这里流传一个笑话，”他一面喝着一杯浓烈的饭后酒，一面故作神秘地告诉我，“我们常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到处都是，但是专政在那里呢？”等等，等等。现在我很高兴听到丹普说，这个令人恶心的家伙已经被踢出大学。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

然而，丹普在当时又是怎么看我的？

他指着国安部的报告说：“大部分都写在报告上了！指导一名英国学生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件事，但是你也知道，指导学生，必须牺牲很多自己做研究的宝贵时间。”然后，他也问我，我当时是怎么看他的。

全然相信共产主义，仍心存浪漫幻想，将共产党视为战前的革命政党一般。

是的，没有错，他回答道，虽然，我对他的印象仍属片面，因为他有一些话是不会对外国人说的。根据1980年时我的笔记，他却对我说过一些话，包括那天在午餐会上说的：“我们不期待你加入英国的共产党……只希望你能很严肃地看我们，并告诉英国的人，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可是，接下来，他又加上一个个人请托：“你能不能替我在丘吉尔坟墓上吐一口口水？”

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小笑话，我对他感到索然无味，在我再度被允许进入东德以后，也没有再去拜访这名指导教授。不过，我对于他处理我给他的震惊方式，内心充满无限同情——以及相当的敬意。

“当你打电话来时，我想到各种可能，”他说，“但就没想到这个。”事实上，不久前，他才收到朋友寄给他的档案，显示他被线民怀疑有不忠的思想，因为他主持过一个私人的读书讨论会。谈到我所说的浪漫，他不禁莞尔：“是的，不过浪漫主义也可以是非常危险的。”

他必须先走，因为他答应引导一个美国学生团参观威廉街。“引导完了以后，”他说，“我可得去好好喝一大杯水果酒压压惊。”他显然仍处于震惊状态，就好像曾站在绞刑架下又走了出来的样子。如果他是一名非常显赫的公众人物，而我又是一名粗心大意的记者，那么他可能就真的被抖出来，“挂”了。我几乎可以看到《明镜周刊》上出现一张他的黑白档案照，旁边故意镶描上红边，下面写道：“HVA-I的IM——G. 在柏林洪堡大学的指导教授”。类似的报道，在近年来已不知出现了多少次。谴责，但错误的谴责。

就我个人而言，我感到非常、非常松了一口气。我简直迫不及待地回到旅馆，打电话给沃勒和温克勒，向他们解释国安部的错误。

就在我要结束这本书前，斯蒂芬·沃勒用传真送了一份剪报来给我。那是有关一个柏林——勃兰登堡普鲁士协会新成立的消息。报纸上唯一提到的创始会员，便为洪堡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茨·丹普。

我按照剪报上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不久后便收到了一个资料袋。从资料中，我发现该协会的目的是要“培养普鲁士的真正价值与美德”，并且“为复兴祖国精神奠定基石”，因为德国已经快要沦落为一个“由毫无容忍力的个人集合而成的多文化混合体”。

在协会的规则中，特别提到了“腓特烈二世充满哲理的作品”。而在成立大会的专题演讲上，主讲人特别提到腓特烈二世和他的士兵在1757年鲁腾会战时的精神。“真正的普鲁士精神”，他说，与爱国、无私、容忍、谦逊、忠诚和责任感有关，但也应包括“比较次要的守时、守秩序、爱整洁等第二层次美德”。 gWYQC1BKpFzhpcybzn/H1nKbfOt5fe6mnxBo6ji3WLMEWERYDbDvEYf896LWJd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