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月 ■

1. 1949年1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还在为北平的解放殚精竭虑。

1月1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

1949年1月贯穿大半个月的事件是平津战役，也就是给新的共和国解决首都问题的战役。

2.1月5日，新华社发表系列评论，第一篇是《评战犯求和》，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第一篇是毛泽东撰写的。

3. 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开幕和闭幕时，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内容最后形成《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

1月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并非真是要和平，有可能是缓兵之计，还是要继续打下去。

4. 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

战役的第一阶段（1948年11月6日至22日），歼灭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了徐州。

战役第二阶段（1948年11月23日至12月15日），歼灭黄维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

战役第三阶段（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

1月10日，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军分委、总前委、各前委发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指示。

5.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在陈述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种种罪行后，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以回应蒋介石的五项求和主张。

6. 1月16日，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

7. 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月25日又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尤其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很强硬。

8.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1月21日，傅作义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9. 1月22日，已在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

10. 1月31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

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于1月31日下午来到了西柏坡，2月8日凌晨离开西柏坡。整整7天多的时间，都是在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谈话，一半的时间是毛泽东主谈。

1949年1月1日。

凌晨2时，56岁的毛泽东还没有休息，还在为北平的解放殚精竭虑。

关于同傅作义谈判问题，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电，指出：“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丁）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协同崔先生（时任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新的一年，以毛泽东思考如何和平解放北平——这个未来新的共和国的首都开始了。

字里行间，全是对傅作义及其部属的考虑、安排。如果回顾一下傅作义及其部属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张狂、嚣张和反动，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胸怀。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9月，在大同、集宁战役中，解放军虽然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取胜的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十分得意，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口气嚣张地说：

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的全部主力。

……

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边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何等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

……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据说毛泽东读罢此信，只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朱德也将此信发华北解放军全体将士人手一份，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

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了解放区重镇张家口，震动了国内外。梁漱溟听闻此讯，发出了一声叹息，他感慨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时的傅作义又得意扬扬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甘为毛泽东执鞭。

可是，时间表是按照毛泽东走的。

仅仅两年多，形势便急转直下。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计较傅作义了，而是作为一代伟人，为傅作义设身处地安排设计，为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又是未来的首都——北平而夜不能寐。

元旦，天一见亮，人们会在报纸上见到两篇文章：一篇是蒋介石的“新年文告”，一篇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这两篇文章似乎就是中国1949年的路线图，已经预示着1949年的中国道路之方向。

蒋介石从1940年起，每年元旦会发表一篇《告全国全军同胞书》的文告，说明对这一年的期望。这原本是例行的工作，但是，在1949年即将到来的国内外时局下，这次的元旦文告的内容格外引人关注。《申报》就提前预告，说蒋氏将在文告宣示重大决策，“说明政府企求和平之一贯主张，并指出症结所在，借以澄清时局，安定人心”。

蒋介石似乎预料到这是他在中国大陆执政的最后一份“新年文告”，尤其要宣布他本人下野和求和的意愿，所以格外重视。在初稿完成后，于12月30日召集陈立夫等会商修正内容，31日，又做了最后的修订，至下午6时定稿后，再送党内重要人士作最后确定。与会者意见不一，其中关键在于文稿中“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而取决于公民之公意”之语。虽然大家介意这句话，并要求删改，但蒋介石执意要留，还发泄说：“诸位不要我下野，但是尽做令我下野的事。”说罢，以手击桌，拂袖而去。并在日记中记道：“以今日大难，不在敌寇之共匪，而乃在内奸之桂逆也，故此文用意，对桂多于对共——讨论至十一时半散会，余告其决心发表，非此不可之意。”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里最重要的一段：“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这问题的决定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只要议和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唯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

1948年1月1日，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还在说：“消灭匪军有形力量，终可在一年内完成。至于各地散匪，须待有形的匪军消灭之后，再加上一年或二年的时间，方能彻底肃清。” 时隔一年，1949年的这个“新年文告”，语气确实与蒋介石以前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有了很大不同，甚至让一些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不再骂共产党为“匪”了，主动求和了，甚至还要根据民意决定自己的去留。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初对文告印象不错，不骂“共匪”了，主动求和了，承担过错了，还表示可以隐退，似乎和平真的有了一线曙光。但很快，司徒雷登就发现问题很多：第一，文告的语气还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对叛逆分子的居高临下，完全忽视国民党军事、经济全面崩溃的现实。第二，文告中的五个“只要”，分明是五项和谈条件，没有任何让步的姿态和条件，这样的和谈根本没有可能。第三，蒋介石还在继续推卸责任：“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司徒雷登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共党之反应甚易揣度，其态度必然为不妥协者。”

司徒雷登猜得很准。但是他有些绝望地说：“我能做什么呢？只能是一遍遍地表示空洞的同情。”

国民党区的出报条件好，应该先看到蒋介石的“新年文告”。天大亮了，充满油墨香的《人民日报》出现在广大读者的眼前，头版头条就是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文章首先对解放战争进行了回顾：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采取的是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转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并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我们熟知的“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到了毛泽东写这篇檄文时，“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毛泽东就像预测到蒋介石要在其“新年文告”中抛出假和平的帽子，企图蒙蔽国人，延缓其覆灭的进程，于是，给读者讲了一个外国人也听得懂的《伊索寓言》里的故事：“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毛泽东提出，中国人民绝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敌人，决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也是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毛泽东说：将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办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文章的最后，为1949年画了一张路线图 ：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两篇调性完全不同的新年献词（文告），加上毛泽东画出的这张明确的路线图，已经把1949年中国政治的走向明确标注出来了。而且，毫无悬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国人民梦想了百年的人民的共和国，从1949年的第一天就种下了胚胎，而且，毛泽东预言，这个胚胎会孕育顺利，必将在1949年的某一天诞生！

这天的《人民日报》一版，为了配合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还刊登了一封中共中央祝贺华北前线我军伟大胜利的电报，电文如下：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我强大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占领沈阳完成解放东北全境的伟大任务以后，迅即向华北前进，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会合在一起，以出敌意外的手段，逐一分割和包围傅作义系统全部敌军，并在短时间内歼灭了敌正规军十四个整师，解放了山海关、秦皇岛、滦县、唐山、芦台、军粮城、古北口、密云、怀柔、顺义、通县、张家口、张北、万全、怀安、宣化、涿鹿、新保安、怀来、南口、昌平、门头沟、南苑、丰台、宛平、长辛店、良乡、房山、涿县、大兴、廊坊、武清、安次、静海等名城、重镇、县及广大乡村，使北平、天津、塘沽三处的敌军陷入我军的重围之中，如不投降，即将全部被我歼灭。凡此伟大战绩，深堪庆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匪军解放平津而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1月1日，这一天还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军管会发布的第一号布告指出：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着令在城郊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的辖区内，实行军事管制。同日，成立了北平市人民政府，叶剑英任市长，徐冰任副市长。

在毛泽东的心中，北平已经属于人民的了。

打扫房间，战略决战，全歼华北的国民党主力兵团，最终解放北平，成为1949年1月的主要任务。

为了细化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勾画的1949年解放和建国的路线图，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开幕和闭幕时，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主要内容最后形成《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将党在1949年的主要任务细化为17条 ，远远超过“新年献词”中的三个段落。这17条字数不少，但还是有必要抄录下来，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党是怎么样孕育崭新的共和国的。

乙、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二）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增调和训练好。

（三）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一九四八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

（六）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

（七）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八）一九四九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

（九）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十）一九四九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各种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亦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亦是如此。

（十一）一九四九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比一九四八年有更好的成绩。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十三）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十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地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四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亦须于四月办理完毕，五月交来中央。

（十五）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十六）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十七）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949年，只需按照这个路线图走即可，时间表就在毛泽东的手里。

淮海战役是1月10日结束的。说到了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就不能不提到济南战役。

进入到1948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大范围的机动运动中歼灭大量国民党军的主力，已经取得全国战场的主动权。但是，其间打的大多是运动战。由于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主力都被压缩在几个大城市中，转入被动的战略防御，因此，在我军的战略决战的部署中，攻克大城市，打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就摆在了统帅和将领们面前。

说起打攻坚战，本应该东北野战军最有条件，兵肥马壮，兵种齐全，特别是攻城不可或缺的重炮，就有660门。但是，林彪经过两次四平保卫和攻坚的失利，心理留下阴影。先是不同意毛泽东南下北宁线、关闭东北大门的战略设想，主张打长春，拖住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后来改变初衷同意了林彪的战役构想，也许是想打下长春也可以给解放军的城市攻坚开个好头。因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就需要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攻坚战来树立信心，好进入到战略决战更高的层面。可是，在初期攻城没有奏效并出现一些伤亡后，或许是四平战役的阴影的作用，林彪攻占长春的信心出现动摇，改变了对长春的战略。5月29日，林彪等人致电军委，提出改硬攻长春为长困久围。6月25日，对长春的“长困久围”正式开始。

大城市的攻坚战是必须打的。在林彪放弃了硬攻长春之后，毛泽东将攻克大城市的战略意图转向了各方面条件都不如东北野战军的华东野战军，转向了更能领会其战略构想的粟裕（时任华东野战军代理司令员和代理政治委员），也物色了攻城前线指挥员——少林寺出身的铁血将军许世友（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攻坚的城市选在了济南。这个在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的标志性战役，就这样从东北野战军转到了华东野战军身上。

当时，山东大部分已经被解放军占领，唯有济南等少数几个城市被国民党军控制，成为阻碍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极大障碍。济南西临运河，北倚黄河，南靠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到1948年9月，国民党守军司令王耀武以日伪工事为基础大举扩建加固，已经拥有160余个永久性、半永久性碉堡组成的支撑点式主阵地，纵深达10余公里。王耀武声称市区可以固守一个月。

但是，黄埔军校出身的王耀武也明白，孤城难守。他专程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达维也建议国民党军撤出济南。但是，蒋介石认为济南地位重要，甚至可以等同京、津、徐的战略地位，不但不同意放弃，还制订了《济南会战计划》，想用固守打援的方式寻求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

有意思的是，华东野战军最终的战役计划和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异曲同工，也是要攻济打援，攻打并重，寻求决战。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守，一个攻，但都想在济南打一场大仗。1948年7月16日，一天之内，毛泽东给粟裕、许世友、谭震林等连发5封电报，都是和攻济作战有关，可见心情之急迫。

当时，双方投入的兵力：华东野战军攻城集团14万人，打援集团18万人；王耀武集团守城11万人，外围增援集团17万人。可见双方的决心都很大，都想在济南一赌输赢。

攻城作战也很有创意。王耀武把守城主力分成东、西两个守备区，他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应该在西面，在解放军攻城之前，就把预备队的两个旅西调充实西部守备区。按照预定计划，华东野战军由西部兵团担任主攻任务，东部兵团担任助攻。但是，在下达战役命令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许世友、聂凤智等人临时把东部兵团的“助攻”也改成了“主攻”，济南攻城战就演变成了双主攻的模式，把王耀武打得措手不及，摸不清头脑，也乱了阵脚。原以为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的济南东部屏障茂岭山、砚池山等阵地，一夜之间就丢掉了。

从9月16日到22日，济南的外围据点基本清除，逼近内城城垣。王耀武不甘心失败，调整部属，想凭借城内工事继续坚持。不料就在国民党军东调西遣、混乱不堪之际，华东野战军攻城集团未经休整再次展开强大进攻。只用一天的时间，就拿下了济南城，守敌全部被歼。济南战役一共8天时间，共歼敌10万余人，守军司令王耀武被俘。我军伤亡2.6万人。

攻克10万余敌人据守的大城市，对人民解放军来说是第一次，也就成为解放战争的一个突破口或转折点。正像战役后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的那样，济南的迅速攻克“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国民党城市已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攻下济南，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先打锦州，关门打狗的想法更有信心，更加坚定。从济南攻下的第二天开始，一直到总攻锦州前一天，毛泽东一共给林彪发了8封电报，指导打下了又一个守敌10余万人的锦州。拿下锦州后，辽沈战役也就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顺理成章地胜利了。

国际社会评论如潮，口吻比新华社更加直接和大胆。美国人惊呼：“济南的强攻战，显示共军已不再惧怕直接攻击政府据有的阵地了”，“共军已变得强大到足可攻击并可能攻克长江以北任何城市”。美联社甚至引用中国问题分析专家们的话，把解放军攻克济南称作是“动摇蒋介石政权根基”的军事胜利。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评论说：“济南陷落于人民解放军后，中国的内战进入了一个极重要的新阶段。”该报甚至预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府不久将告成立。

济南战役胜利的第二天，9月25日，毛泽东就粟裕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敬七时电（粟裕关于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的电报）悉。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本日晚七时，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饶漱石、粟裕并告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刘伯承、陈毅、李达电，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

解放战争史上最大一场战役——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

粟裕最初的“淮海战役”设想后被称为“小淮海战役”，他在9月24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即第一步以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宝应、高邮，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打援；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毛泽东第二天就回电同意，但要求进一步讨论。因为在毛泽东的心里，还盘算着更大的“淮海战役”，所以，他一再给华东野战军电报，几次要求推迟战役开始的时间。

蒋介石集团也在制订“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认为，“守江必守淮”，失去淮河流域，长江防线就会全部坦露出来，就没有了战略回旋余地。所以，他宁可选择决战，也不会放弃。蒋介石的这个心理被毛泽东捕捉到，也很好地利用了。毛泽东分析：“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大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也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 所以，毛泽东在与华东野战军领导的电文来往中，战役设想不断成熟，最后形成的方案基本框架是这样的：第一步作战，应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一线为目标；第二步作战，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集团；第三步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集团；第四步作战，在淮河流域徐蚌地区歼灭国民党主力。

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的是战略性的决战意义的目标，他把粟裕提出的攻城略地的计划变成引诱敌人主力的诱饵，吸引国民党军聚集在中原地区的几大兵团，把淮海战役演绎成一场国共军事力量的总决战。

随着战役越打越大，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毛泽东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协调整个战役，任命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前线官兵说：“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第一次用“伟大”来形容一个战役！

淮海战役的简要经过：

战役的第一阶段（11月6日至22日），歼灭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了徐州。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向新安镇地区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揭开了战役序幕。7日晨，黄百韬兵团奉命沿陇海铁路西撤，华东野战军前堵后追，迅速将其包围在碾庄圩地区。8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军第3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为华东野战军迅速截住黄百韬兵团与阻击徐州增援之敌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说，何张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经过激烈战斗，至22日，全歼黄百韬兵团，击毙了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如期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与此同时，中原野战军举行徐蚌线作战，于11月16日攻克战略枢纽宿县，孤立了徐州；将由平汉路东援的黄维兵团阻止在宿县西南南坪集地区。这样，就把刘峙集团分割在徐州、蚌埠与宿县西南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为后面两个阶段的各个歼灭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战役第二阶段（11月23日至12月15日），歼灭黄维兵团，合围杜聿明集团。刚刚成立7天的总前委，根据战场上的新态势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战斗情况，提出第二阶段以歼灭由平汉路远道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为战役目标。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并嘱咐总前委：“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黄维兵团是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之一，蒋介石是真的舍不得丢弃，为了保存实力，最后，他居然决定放弃徐州，命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经萧县、永城公路撤退，解救黄维兵团，然后一同撤至淮河以南。杜聿明集团撤离徐州后，即被华东野战军缠住，于12月4日将其合围在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随后歼灭了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这样，国民党军两个战斗力特别强的主力兵团，分别被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包进了口袋。蒋介石还在陆续增兵，为了保持主动，决定先吃掉黄维兵团。从12月12日至15日，激战3天，就吃掉该兵团的10余万人，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

战役第三阶段（12月16日至翌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扎紧了口袋里的杜聿明集团，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了保证全歼傅作义集团，毛泽东先是不让动太原，怕惊走傅作义集团；后又让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慢慢打，以免蒋介石迅速策动傅作义集团南下。所以，一段时间内，停止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军事进攻，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当华北战场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后，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了总攻，至1月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击毙了邱清泉，活捉了杜聿明。淮海战役结束，共歼敌55.5万人。

淮海战役胜利后，斯大林听说后也非常赞叹，觉得用60万人打80万人，在一个广阔的平原地区，机械化水平远远低于对手，非常了不得。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奇迹，真是奇迹！”

战场上的态势完全变了。一个没有了主力的军队和政府，还有什么资格来谈“求和”的条件？针对蒋介石1月1日“新年文告”里的“求和”声音，快半个月了也没有共产党的回音，蒋介石在猜，各界都在猜，共产党会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来回应蒋介石的“求和”声音。

在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之后，1月14日，整个社会终于等来了毛泽东的声音、共产党的态度。这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在陈述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种种罪行后，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以回应蒋介石的五项求和主张。

毛泽东说：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亦应当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其实，在毛泽东宣布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已经有了一定的舆论铺垫。

1月5日，新华社发表系列评论，第一篇是《评战犯求和》，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因为第一篇是毛泽东写的，语气辛辣，赏读过瘾。

对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提出的五项和谈条件，毛泽东认为是“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他逐条进行了批驳。摘录两条进行赏读：

“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还有最有意思的，毛泽东开始调侃：“上述一切，还没有包括一月一日战犯求和声明中的一切宝贝。还有另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战’。哪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么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绝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讽刺得太过瘾了！

语气一定是实力的表现。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一方面全面进攻解放区，一方面想压迫共产党屈服。1946年8月6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表示中共军队只有接受五项条件才能进行政治谈判。这五项条件是（一）苏北中共军队应撤至陇海铁路以北；（二）中共军队应自胶济铁路撤退；（三）中共军队应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以南的地区内撤出；（四）中共军队应退入东北的两个半省内（新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省）；（五）中共军队应撤离在山西和山东两省内于6月7日以后攻占的地区。并称：五项条件要在一个月至六个星期内实行，否则停战和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这种实际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屈膝投降的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代表团的拒绝。

才刚刚过去2年5个月的时间，说话的语气和谈判条件就完全调过儿了。

其间，国内各种民主力量也纷纷发声。

1月6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上海接受记者采访，发表谈话，指出蒋介石并非真是要和平，有可能是缓兵之计，还是要继续打下去。张澜说：“谁都要和平，这是很明白的，但是蒋介石曾经破坏了结束内战的机会。他又说和平是人人所愿望的，但据我看，和平的希望不大，因为显然蒋介石不愿意和谈。特别是蒋介石所提出的两个条件，不仅中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能接受。这两个条件就是关于保持法统和保障国民党军队这两点。这两个条件是人民所不愿接受的。而且在文告的末段，蒋强调如有必要，他将继续作战。这表示他并不真正要和平。”

1月7日，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

一、养痈遗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

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

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

大家一致的声音是不相信蒋介石的求和文告！不希望给反动派喘息的机会！

于是，毛泽东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后，全国人民的声音形成了一边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团体，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们，纷纷发表声明，响应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最有代表性的是，1949年1月22日，已在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声明说：“八项条件，正是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全民族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必一致团结，采取必要的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

在共产党毫不留情的揭露下，在全国人民的清醒反对下，蒋介石只有乞求国际支持最后一条路了。

1月12日，美国国务院以备忘录形式答复。备忘录回顾了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历史，强调美国不得不退出调停是因为国共谈判破裂，最后说：“由美国政府做调人，于事已形无补。”

斯大林则把南京的备忘录转给毛泽东征询意见。在美国答复后，1月17日，苏联书面答复：“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承担备忘录中所谈的调解是适当的，因为使中国恢复成为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一切退路都没有了，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下野。

蒋介石的下野虽然有其政治上的以退为进的考虑，是化解其不可逆转的政治危机的一种手腕，但是，也可以说是各方力量逼迫的结果。

首先是美国这个后台老板觉得他不中用了。从1948年5月至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多次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他对蒋政权的看法。他说：“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或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群，并恢复军队作战之意志，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继续个人统治，此种个人统治的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

对取代蒋介石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司徒雷登做了若干设想，并向国务卿马歇尔提了出来：

一、倘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其他地区，美国是否对之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

二、是否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其他较有希望组成一非共产之共和政府与较有能效与共党作战之政治领袖？

三、是否赞同委员长退休，让位于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政党相处甚好而又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

四、若取后一步骤，美国是否将承认与支持由于军事结束，为力求中国统一而与共产党合作而成立之联合政府？

五、美国对此种政府，可否予以事实上之承认，同时暂停任何经济合作总署或其他的支持？

司徒雷登的疑问主要是对蒋介石的失望，美国这种“换马”的意向，给了蒋介石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维持内战的美国军援的要求也被拒绝了，蒋介石只有暂时下台“以时间换空间”一条路了。

在国民党内部，要蒋介石下台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在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就给了李宗仁一个难堪。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李宗仁没有接到任何着装的通知，穿着一身军装来了，结果，站在蒋介石的身后，特别像一个侍卫。

后来，更是被蒋介石晾在一边。李宗仁自己回忆说：“我在副总统任内几个月，真是生平难得的清闲日子。有关军国大事的重要会议，蒋先生照例不要我参加。招待国际友人的重要宴会，蒋先生也不邀请我陪客。只有几次总统招待国内元老的餐会，我偶尔被邀作陪罢了。我平生原不喜酬酢，蒋先生既不来邀我，我也落得清闲。”

但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军队，可是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最大的军事集团了。他们的倒蒋举动，更直接地导致蒋介石的下台。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公布第一批战犯名单，蒋介石居首，李宗仁次之，白崇禧第三。30日，白崇禧发出“亥全电”，敦促蒋介石：“无论战和，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李宗仁随后宣布和平主张，提出五项要求：“（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三十里；（五）划上海市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拥李的人还公开主张：“总统下野后，由李副总统继任大任。”

其间，南京甘介侯、湖南程潜、河南张轸均通电提出敦促蒋介石下野，以利和谈。白崇禧还邀请湘、鄂、赣、豫、桂五省参议会议长赴武汉，以“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的名义，通电要求蒋介石“对个人进退问题作一明快决定，免误和平谈判”。

特别是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8项条件后，蒋介石已经没有任何退路。1月19日下午，蒋介石约了张治中、张群、吴忠信、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去谈话，上来就说：“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和谈，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半天没有人敢说话，蒋介石就一个一个地问，吴铁城说：“这问题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委来讨论一下？”蒋介石愤然地说：“不必，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我再不愿意进中央党部的大门了！”最后他说：“好了，我决心采用第二案，下野的文告应该怎样说，大家去研究，不过主要意思要包含‘我既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又何忍再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

1月2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百余名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云集总统府，会场上一片死寂，气氛极为凝重。蒋介石语调低沉地发表离职讲话，他先分析了形势，认为国民党“在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陷入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到顶点之时，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行到底”。所以，他决定：“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5年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同心合力支持德邻，挽救党国危机。”当蒋介石说这番话时，席中就有人黯然落泪，等蒋说完时，谷正纲、陈庆云、何浩若、洪友兰、张道藩等不禁失声痛哭起来。CC派分子、社会部长谷正纲忽然站起来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蒋介石摇摇头：“不可能了，我决心已下。”说着，蒋介石拿出一张拟好的文稿，对李宗仁说：“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视事。这是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来签个字吧。”在四周一片呜咽声中，李宗仁在文告上签了字。为了文告上的几个表述，李宗仁和蒋介石计较了几次，但还是拧不过蒋介石的权威和狡猾，只好当上了“跛脚”的总统，开始收拾蒋家王朝的烂摊子。

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等部分党政高级人员陪同下，前往东郊拜谒了中山陵。蒋介石在陵前对随从作了临别训话：“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愤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 蒋介石在拜谒中山陵之后，原定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突然下令改从大校场起飞。4点10分，“美龄”号座机升空，蒋介石命驾驶员绕空两周，向中山陵和南京作最后一别。从此，他再也没有来过南京。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内称：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因之期待共党表示和平之诚意者，亦愈为殷切。乃时逾数旬，战事仍然未止，中正由衷循省，既不能贯彻戡乱之政策，以达奠定和平之目的，曷如身先引退，以冀感动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交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馨香祝祷以求者也。

蒋介石下野了。从1月1日元旦文告的“祈和”，到1月21日的下野，只有20天的时间，下野的速度也如国民党军队的“兵败如山倒”，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了。

李宗仁的使命是和谈，目的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当然，在1949年的形势下，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了。李宗仁也是想尽办法，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共产党也是给了李宗仁许多次机会。但是，李宗仁代表的是不肯放弃政权的国民党集团，所以，和谈一直拖到渡江战役的打响。这部分将在第四章叙述。

在1月份，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重要文件发布了，那就是1949年1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半个中国打下来了，手中的大城市多了，各种外交问题也随之多了起来。特别是1949年的建国目标确立后，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外交工作，也就提上议事议程。于是，就有了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确立了新中国基本的外交原则，制定了15项具体政策，还设计了城市和区域级别的涉外工作部门。首先，文件开宗明义：“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的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上述这些表述，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法。

关于具体的外交政策，文件起草时写了13条，对外资、外贸、海关税收、外国雇员、外国人入境、外国侨民的管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医院和学校等，都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尤其是对外国办的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外国记者，要求：“已出版之外国报纸、刊物，暂置不理，但须令其送全年报刊呈请登记。经过一个时期调查，交得中央批准后，一般的不予登记，停止出版。特殊的，或暂不干预，或转为华人出面办理。外国通讯社一律不准发稿，更不得私设收发电台。塔斯社，电通社，应另订合同，由新华社代收代发。外国记者凡未经许可入境，或留在被解放城市者，概不承认其为新闻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报之权，只予以外国侨民待遇。”

毛泽东于1月19日修改文件时，给“具体政策”这一部分增加了关键的两条，就是第1条和第15条。“（1）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使领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15）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这个文件的第三部分是讲“外事组织”，要求已经解放的城市和地区，凡有侨民居住的，在政府设立外国侨民事务处，在城市公安局内设立外国侨民管理科，政府管他们经营的事务，如工厂、银行、学校、医院、报纸等，公安局专管外国侨民的居住、往来与职业的登记、询问和检查及护照之签发，取得经验，指导各地。有侨民百人以上的城市，特别是哈尔滨、沈阳、北平、天津、济南五个城市的负责人选，须报告中央批准。可见当时外交工作的规格之高。

强国才有外交，弱国无外交。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新的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基础和准则，绝对是百年来中国最扬眉吐气的外交文件，最自主独立的外交文件。在1月25日又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补充指示》，尤其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也很强硬：“只有对北平美国武官处，因其助蒋内战，必须在派兵监视时，询其有无电台联络；如有，令其交出封存；如无，令其具结证明。将来如被我发现其保有秘密电台，更可从严惩处。” 一个敢对美国说“不”的伟大的共和国的雏形已经显现。

1949年1月，这个文件发布前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外交实践，已经有了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的模样。对美国的态度在文件中已经很鲜明，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一边倒”的对象——苏联，也是在尊重之下有自己独立的决策。当时，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苏联等调停中国内战，斯大林表现得比较含糊，在征求中国共产党意见时还替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国民党蒋介石的复电。可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确实不是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了，毛泽东也是底气十足。他在12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并且也像斯大林一样，代苏联政府起草了一份给南京政府的照会：“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于南京政府建议苏联在停止中国内战方面进行调停一事发出的照会，似应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通过什么途径使中国达到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基于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的调停工作是不能接受的。” 这样的语气，现在读起来是那么的熟悉。

据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回忆，到了1957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1949年的事情，他说：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是真正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1949年1月贯穿大半个月的事件是平津战役，也就是给新的共和国解决首都问题的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不单是解放了北平，使新中国早早有了首都。而且还衍生出解决残余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模式：天津模式、北平模式和绥远模式。

三大战役都是战略决战，因此一定要把敌方主力留住。如果平津的傅作义部跑掉了，就是拿下了北平，也会迟滞全国解放的步伐。毛泽东的设想是既要解放北平，也要全部解决傅作义集团。

所以，辽沈战役一结束，毛泽东否定了东北野战军休整两个月的计划，要求部队尽快入关。当时毛泽东有三个步骤：一是缓打太原，怕吓走傅作义；二是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围而缓打，不要刺激蒋介石下决心让傅作义南逃；三是华北野战军迅速包围张家口、新保安之敌，拴住傅作义；再有就是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切断平、津联系，并拿下塘沽，阻止敌人海上逃走。这样，傅作义集团就会成为三个孤立的部分，等着解放军看心情收官。

1948年11月6日，毛泽东就致电林彪等，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早日入关，在包围塘沽、唐山的姿态下进行休整。”林彪复电说了很多理由，甚至连冬装未发都说了。但是，战争进程发展太快，如果傅作义集团南撤成功，一定会延长解放战争进程的。所以，毛泽东理解东北野战军的所有难处，也不得不下决心尽快执行平津战役作战计划。11月18日，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 11月20日，毛泽东又给他们3人电报，嘱其行动一定要秘密：“部队行动须十分荫（隐）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请东北局及林、罗、谭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于是，在林彪、罗荣桓等离开沈阳的第二天，沈阳市民从刚刚出版、尚有油墨味道的《沈阳日报》第一版上，看到了一则新华社播发的消息：林彪、罗荣桓在沈阳参加庆功祝捷大会。消息旁边还刊登了一幅林、罗在大会现场的照片，林彪神情肃穆，罗荣桓面带微笑，轻松自如。看到特务们传来的情报，蒋介石、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还在关外。

实际上，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东北野战军从23日起就开始入关。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纵队70余万人，1000门火炮，100辆坦克，130辆装甲车，10万匹战马和随军15万民工，白天夜里，都是车轮滚滚、浩浩荡荡，当时的三纵副政委刘西元回忆说：“夕阳西下，晚霞如火。我和纵队几位领导同志站在大路旁，深情地注视着眼前那动人的场面。只见通往关内的一条条山路上，到处是满载物资的汽车、马车，威风凛凛的火炮，全副武装、步履矫健的战士，赶着大车、挑着担子的民工，一眼望不到头。那川流不息的行军队伍，似滚滚铁流向前奔腾。”

戴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进关了！当蒋介石和傅作义确定这个消息时，华北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等起草了一份很长的电报，这封电报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起了一个名字：“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战役设想更加成熟，最后连战役的攻击次序都做了安排：“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战役的次序最终和毛泽东沙盘上演绎的基本一致。

第一场大战就是要吃掉傅作义的心头肉——第35军。这个军是傅作义最嫡系的部队，全军总兵力2万余人，全部是美式装备，全军都是机械化。傅作义一向把它作为手中的王牌，哪里有紧急情况就把它调到哪里，因此该军官兵十分傲慢，自诩“所向无敌”。为了让傅作义失去抵抗和谈判的资本，毛泽东几次紧急电令杨得志、罗瑞卿华北第二兵团，必须用双腿跑过汽车轮子，把第35军围歼在新保安。围住第35军后，毛泽东要求暂时不打，“需待东北主力入关，确实完成对平津两地的包围之后”，才可以歼灭。但战士们的求战情绪极高，都想报1946年的张家口战役之仇，通往兵团的电话线，几乎都被请战的声音占满了。12月22日7时10分，杨得志下达总攻命令，当天就解决了傅作义的精锐第35军，歼敌1.92万人，军长郭景云朝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自杀了。

当年红军长征时曾指挥强渡大渡河的杨得志，激动地对罗瑞卿说：“打掉35军，我有点13年前渡过大渡河的感觉。”他接着回忆说：“新保安这一仗，10个小时歼灭傅作义35军的1.9万余人。战斗的规模和战绩，不论是同歼敌47万余人的辽沈战役相比，还是与淮海战役相比，实在是一个小仗。但是，毛主席对这个小仗在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决定性大战的最后一战——平津战役中的作用和意义都估价不小……平津战役中，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许多电报。在我看到的90份电报中，有55份是直接或间接发给我们兵团的；这55份电报中，大部分又是与新保安作战相关的。毛主席为新保安之战的胜利，倾注了大量心血。”

第35军被全歼，傅作义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也开始试探着要与中共进行谈判了。和平解放北平之路，从这里开始了。

为了给新中国保留一个完整的首都，为了让这个世界文化古城的文物不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动了很多脑筋，有时不惜影响局部战场态势。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48年12月13日，已经抵进北平近郊的东北野战军某团正在万寿山和圆明园遗址之间构筑简易工事，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炮击。炮弹在一些古建筑附近炸开，威胁到这些建筑的安全。前线司令部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避免学校和文物古迹遭受炮火毁坏，命部队避开圆明园古迹和清华、燕京学校区，另找抵达城边的道路。另一个是13日当晚，解放军太原前线首长徐向前等将截获的阎锡山北平办事处给阎的一份秘密情报上报中央军委。这份电报称：“今（元）午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毛泽东看了这份情报后，时隔一天，就以军委名义急电包围北平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东北野战军前线部队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到西郊的部队，马上就把颐和园、香山、八大处等风景区和清华、燕京大学等文化设施保护起来。在一些地方还贴出布告，明令广大群众对学校和名胜古迹严加保护，不准滋扰。

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考虑，征求专家的意见，以便更精准地保护文物古迹。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电令北平地下党组织做好这项工作。北平地下党组织迅速行动，经过精心安排，协助东北野战军前线的两名干部潜入城内。18日深夜，在清华大学张奚若教授的帮助下，两名前线的干部来到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家里，请梁先生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区重要古建筑和文化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万一同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失败，不得已而攻城时，尽可能保护文物建筑免遭破坏。梁思成听了来人讲明意图后，对共产党如此重视保护古代建筑，十分钦佩。他来不及多想，立即动笔在那张军用地图上开始标注城区古代建筑的位置。梁思成标注得很细，用了几天时间才画完。他还拿出他带领学生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那两位解放军军官，还给他们两位作了详细的讲解。林彪得到这些材料后，立即让参谋将此图复制一份，原图送给了毛泽东，另一份留在他的司令部。

毛泽东得到这份由梁思成标画的地图和《全国建筑文物简目》后，对梁思成能为解放军绘制此图，十分赞赏，也非常重视这张地图。他于1949年1月16日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队）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即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此电报特别提到要保护故宫，还要求：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要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之后，毛泽东还向平津前线指挥部下达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

部队甚至为了保护文化古迹已经做好付出重大牺牲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和傅作义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党还动员了社会各界力量影响傅作义早做决断，甚至他的女儿——共产党员傅冬菊也被北平地下党派到她父亲身边做工作。

因为手中还有天津这张牌，傅作义一直在讨价还价，惹得毛泽东非常不高兴，他最后决定打下天津，断绝傅作义最后的一点念想。1月1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明确指示：“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脱，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还判断：“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傅作义认为固若金汤的天津，不到29个小时就被拿下。1月14日下午，他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和周北峰一行四人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准备还做些讨价还价。可是，一见面，聂荣臻就不容置疑地对周北峰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给傅作义留下的思考时间是1月17日凌晨1时至21日午夜12时。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解放军将实施攻城。此时，傅作义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那就是毛泽东指引的和平解放之路。

蒋介石也一直在争取傅作义，几次派人去做傅作义的工作。看到大势已去，蒋介石1月17日晚给傅作义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相处多年，彼此相知，你现在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傅作义接电后，一面复电蒋介石照办，一面发电通知平津前线指挥部炮击天坛机场，阻止蒋军飞机着陆。18日那天，飞机果然来了，城外解放军的炮击也开始了，猛烈的炮火使蒋军飞机不敢降落，如此几日，蒋介石无奈放弃了空运走其精锐嫡系的想法。话说回来，如果放他们走了，傅作义的谈判筹码和戴罪立功的功劳就会减少许多。这一点，傅作义是看得清楚的。

1月21日，傅作义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22日，傅作义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和华北“剿总”的机关报《平明日报》，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实施协议的条文。

1月31日，傅作义部主力全部移出北平，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防。中午12点，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莫文骅将军带着一支解放军队伍，臂上戴着“平警”字样的袖章，在一辆敞篷汽车引导下，由白石桥方向向西直门走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开始在北平各处随风飘扬。

北平，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北平，从这一天起，开始了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

1949年的1月，从1日凌晨毛泽东思考怎么和平解放开始，到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收北平结束。共和国的孕育就是这么奇妙，首都在第一个月就解决了！ FtCsVqHzo6OhzZ6jb7e1NLf19932s7g42chrhjvc7aYLsGk186nVc4fd7CDD6g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