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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思想史上创造性最为充分的时期，也有人喜欢用“轴心时代”的说法来说明那个时候儒道墨法各家对于人性的探索和对理想社会秩序的向往。这个时期几乎形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命题和思想方式的基本格局。以至于梁漱溟觉得中国思想是“早熟的”。
其实，随着战国七雄互相争战到后期，秦国在军事上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而思想上比较有统治力和创造力的，就剩下儒家、道家和法家。似乎人们开始预感到一个时代的结束，并开始展望新的时代的开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开始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总结，最重要的文本是《庄子·天下》篇。《天下》篇认为治理天下的道术是共同的，而儒家则是古代道术的文献继承和阐明者：“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后来的学者因为不能体察道术之全体，所以各自表述自己认为正确的那部分。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那些著作曾经是先秦诸子共同的知识背景，儒家产生于鲁国和齐国，对这些著作的解读更有基础，因此，它们逐渐成为儒家专有的作品。
随后，汉代不断出现学术总结性的文献，其中多有关于儒学的起源和特性的概括，比如《淮南子·要略》说：
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辅公子禄父而欲为乱，周公继文王之业，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辅翼成王。惧争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纵马华山，放牛桃林，败鼓析枹，搢笏而朝，以宁静王室，镇抚诸侯。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这段文字通过对于周公“制礼作乐”“移风易俗”等事件的历史性叙述，来说明儒家的学说是通过总结周公的政治活动而成，并以此来作为教导学生的原则，进而说明了周文化与儒家的产生之间的关系。
汉代还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比如《史记》和《汉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述了他的父亲司马谈对于六家的评述。司马谈的基本立场是道家式的，并且吸收了墨家对儒家烦琐之礼的批判，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显然，他以六艺来定义儒家的方式受到了《天下》篇的影响。而《汉书·艺文志》所采纳的是刘歆《七略》的观点，认为诸子百家出自周王室的王官之学。其论“儒家”：“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对比《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司马谈虽承认儒家在确立君臣长幼秩序上的作用，但是整体上对于儒家是褒贬相即，而《汉书·艺文志》则直接肯定儒家“于道最为高”，并以儒家为标准来评点诸子百家之优劣，可以看到西汉的意识形态已经逐渐由汉初的黄老道学转向中期之后的崇尚儒学。
除了从思想发展的大势对先秦诸子进行评价、比较之外，喜欢做文字学考证的汉代人也从“儒”的文字学源流来理解儒的定位。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这是从字源上说“儒”字的本意是柔，用它来指称古代的“术士”。段玉裁在“柔也”下有注曰：“郑《目录》云：‘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所行。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强调了儒家安人、服人的特色。
段玉裁在“术士之称”的注中解释了为什么“儒”是“术士”：“术，邑中也，因以为道之称。《周礼》‘儒以道得民’，注曰：‘儒，有六艺以教民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注云‘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按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也，《周礼》谓六德六行六艺，曰德行道艺。自真儒不见，而以儒相诟病矣。”这里总结了儒家的一些基本的特点：比如，其基本知识结构是六艺，而从事教化活动，目的是“安万民”。
这些描述和观点对于后来人理解儒的起源和特征有很重要的作用。
汉中期之后，儒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儒生的社会地位也因而很受尊重，但是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竞争性的群体与儒家相抗衡（虽然在思想上我们可以说是儒释道三教合流，但是在社会地位上道士和佛教徒与儒生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什么是儒的问题，反而不被人关注。
在天下人尽为儒的时候，儒家在精神层面的追求显得更为突出，特别是宋代的道学家，他们为了将自己与一般的传经之儒和礼仪之儒区分开来，就很重视从心性层面来阐发儒家的义理，最有代表性的是张载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重新诠释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人格理想，最为宋以后的儒者所认可。
清人之学颇近汉人风气，比较重视考镜源流，其中章学诚关于儒家产生和演变的说法对后世影响巨大。他在《文史通义》中提出，古代官师合一，官师守其典章。而在三代政制衰落之后，治民和教民遂分为两事。官师分离，官有政，师有教，六艺失其官守，赖于师教而传。“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
章学诚认为诸子的产生是重大社会变革的结果，曾经存在一个官师合一、治教合一的时期，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与教化社会的人是同一批人，这大概相当于巫师时期。但是随着社会分化，开始了官师分职、治教分途的变化，政务官员不再承担教化职能，而是由民间的学者来承担。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对刘歆之诸子出于王官说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对近代学者也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