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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共同旨趣就是现实的政治，而儒家和孔子因为有着更大的影响，使得先秦诸子几乎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言论方向，就是通过攻击和否定甚至改造儒家形象和观点的办法来展开自己的立场。因此在他们的攻击中，反而也能展现儒家的特性。
儒家最初的对手是墨家，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理想政治模式，墨家甚至可能是从儒家学派中转出来的。《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身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意思是说，墨家是因为不满儒家的烦琐和奢靡才转而自立学派的。
孔子和墨家都尊崇尧舜，也有人说墨子的圣王理想是大禹，因为大禹最为勤奋，而儒家的偶像是制礼作乐的周公。不过，在如何实现古代圣王的理想方面，他们的入手点有很大的差别，墨家的主张有十个方面，几乎都与儒家相对立。比如儒家重视亲疏有别，而墨家主张兼爱。墨子对于儒家的批评集中在《非儒》《公孟》二篇中，尽管这些篇目本身是否是墨家的作品值得怀疑。《公孟》中说儒家“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墨家的思想对儒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孟子说他必须要站出来批评，言辞十分激烈，甚至将墨子和杨朱的主张说成是禽兽的观点，“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对于儒家思想持否定态度的还有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老子大约是一位早于孔子的智者，据说孔子还问礼于老子。但是我们所读到的《老子》，可能要晚于孔子，理由是《老子》所反对的都是儒家的观念，比如仁义、孝顺等。针对儒家刚健有为的精神，《老子》则主张退让，认为儒家的主张并不能真正建立好的社会秩序，《老子》十九章可以看作是对儒家思想典型的道家式批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认为儒家提倡的“仁义”只是追逐利益的借口，只有弃绝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圣，才能让百姓过上好生活。
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老子和孔子都十分忧虑礼崩乐坏的局面，但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针对这种状况的解决方法。老子认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礼仪滋生了人的虚伪，所以不如直接舍弃礼仪，返回自然。而孔子则主张礼与内在的诚意之间的一致性。他们都用“道”来描述自己的主张，但是老子从“无”的角度予以理论，孔子则看重“道”的现实特性。
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继承了老子批评儒家的角度，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也认为儒家所强调的仁义是虚伪而违背人之本性的。
庄子具有比较彻底的怀疑精神，认为不可能找到确定的标准来判别是非，世间万事是无是无非的，这样儒墨之间甚至诸子百家之间的争辩都只是以自己所肯定的东西来否定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他的思想方法是泯灭是非的“齐物”。
《庄子》一书批评孔子最常用的办法是将孔子改造成不断放弃儒家立场而改宗道家的人。《庄子》中涉及孔子的故事有四十六则，而关于庄子自己的却只有二十六则。
陈少明曾经专门分析过《庄子》改造《论语》中若干孔子和弟子的对话或故事的事例。他分析道：《论语》有若干孔子陷于困境的简约记载，如《卫灵公》有“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但《庄子》则编出若干个“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内容与《论语》所载不同，且本身描述的孔子形象也反差很大，如《山木》与《让王》的说法就很不一样。《让王》的故事是，“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之际，“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孔门弟子感到不可理喻，向老师道穷。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一番豪言壮语之后，师徒又一起抚琴起舞。这则故事显然以《论语》为原型，而加以发挥。《山木》则大不一样，其故事是：“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接着这个大公任向孔子“言不死之道”，孔子甚服称善哉，随后“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一个人当隐士去了。
在《庄子》所创构的寓言故事系统中，不但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主题被不断阐发，而且孔子的弟子特别是颜回等也经常被引入作为孔子舍弃其儒家立场转向道家立场的启发者。比如《庄子·大宗师》中的一段孔颜对话是这样的：“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在儒家的论敌中，法家是最尖锐的。以前有人甚至说中国思想史是儒法斗争的历史，也有人用“阳儒阴法”“儒表法里”来描述儒家和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法家理论建立在人性是趋利避害这一假设的基础之上，儒家中的荀子认为人性恶，所以人需要圣人的教化，但法家并不认同这一点，认为用刑罚而让人恐惧的办法比教化要有效得多，主张用更能迅速产生实效的严刑峻法来统一思想和控制人们的行动。
儒家和法家都主张等级和秩序，也都强调尊君，但是立足点却有天壤之别。法家将维护君主的统治权力作为政治目的本身。而儒家特别是先秦的儒者所谓的“尊君”，则是认为君主和臣子之间存在着交互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君主要获得臣民的拥戴，关键在于君主自己的德行。
儒家采取一种道德秩序的方式来规范政治，但韩非敏锐地看到了儒家所倡导的道德原则和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韩非子在《五蠹》中利用儒家的案例来反对儒家的主张：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说，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第一个故事就是著名的“子为父隐”，在《论语》中，孔子认为，如果父亲犯有偷羊的过失，做孩子的就不应该告发，孩子要替父亲隐瞒罪责，并说这是“直”。
第二个故事是针对儒家孝道的。
韩非子通过这两则故事要说明，儒家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道德和社会公共道德责任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而如果遵循儒家的道德原则，就会对社会的公共福利产生危害。韩非认定臣下对国君的忠诚会伤害父子关系，而强调儿子对父亲的孝顺则会伤害到君臣关系，以此说明儒家的政治原则在现实社会中是难以落实的。
法家相信今胜于昔，而儒家则经常采用借古讽今的办法，后来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说儒家这种假托古代圣王的办法使人的思想不能统一，容易给现实的政治秩序带来混乱。他说服了秦朝采纳法家的主张，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手法来打压儒家及其他不同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