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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谢出版社决定把我在五十年代翻译的萧伯纳的戏剧《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重印出版。
我当时所以翻译这个剧本，记得是为了纪念萧伯纳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出版社约了一些文化人，翻译介绍萧伯纳的一些名著。我答应译两个剧本，《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便是其中之一。剧本不是我自己定的，但我也不反对，因为这个剧本是一部名著，而且还拍过电影，很多人都知道。
解放后，我在一九五二年从南京调到北京，在当时的外文局出版社工作，翻译《鲁迅选集》及其他我国古典名著，之后也在业余时间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后来的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除了搞汉译英的本行工作外，也搞一些外译中的翻译工作。所以我就成为了一个职业的翻译工作者，虽然我原本是当过好几年的大学教授，也教过英文和历史，但兴趣总是在搞文史研究方面。时光过得飞快，我搞中译外和外译中的文学翻译工作一转眼也过了半个多世纪，算是一个老资格了。很多人都来过，问我有什么翻译工作的经验。我很怕谈什么翻译体会，因为我自己实际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新经验。我们中国人不但自己有过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且有过汉唐以来两千年左右的翻译外来文化的好传统。但是过去从鸠摩罗什到玄奘的翻译经验，总结起来，也不过只有两个字，就是“信”和“达”，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向我国介绍西方文化名著的严复曾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雅”只是“达”的一部分。“达”而能“雅”，才是真正的“达”。过去鲁迅和梁实秋的辩论，“宁信而不达”，还是“宁达而不信”，都是错误的，这用不着讨论。采用音译的方法来解决翻译上的问题，也只是一时不得已的办法，如“电话”原来译作“德律风”，后来才改用“电话”，和现代人用“因特网”等译法一样。我这本书的书名译作《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也不够通俗，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总不能为了通俗化，就译成《霸王别姬》吧。那样岂不使人想起这是一本关于西楚霸王相遇虞姬的历史剧，或关于京剧梅兰芳和杨小楼的东西？扯得太远，就此打住，请原谅一个八旬老人的胡言乱语。
二〇〇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