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黑格尔与歌德、席勒

在文学的领域内，黑格尔处在歌德和席勒的伟大创作时代。

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中，曾经生动而又深刻地描绘了十八世纪末叶德国的腐朽和解体的状况。并感叹其“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之后，立刻就指出其美好伟大的一面说：“只有在我国的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的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 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

这就是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和黑格尔（1770—1831）从事他们的文学和哲学活动的时代。德国的文学和哲学是互为补充的。它们是同一时代精神的不同方式的体现。当时德国的文学家借助于形象思维的语言所描绘的情景和理想，哲学家们则用抽象思维的逻辑语言加以系统的论证。因此，单是了解德国的文学而不了解德国的哲学，就会陷于直观性，缺乏理论的彻底性。反过来，单是了解德国的哲学而不了解德国的文学，就会看不见德国抽象的哲学理论中所反映的德国的文学中的诗的、形象的、热烈的、感人的具体内容。

德国的文学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发展，最初有著名的狂飙运动。这是发生在德国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叶（1770—1785），代表德国资产阶级要求的，对传统权威有叛逆性的，轰动全德国甚至全欧洲的进步的文学运动。它是德国启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浪漫主义运动。歌德的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富于反抗性的戏剧《铁手骑士葛慈·封·柏里欣根》（1773）和具有反宗教权威和无神论思想的诗《普罗米修斯》，以及青年席勒的名剧《强盗》（1781）和《阴谋与爱情》（1783），都是狂飙运动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个运动当然成为少年黑格尔教养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外，歌德和席勒的诗歌、小说、戏剧中还暴露出当时的社会政治和人物的矛盾，富于辩证法因素，也给黑格尔不少的启示。最典型的就是《浮士德》中麦菲斯多夫的自白：我是“那样的一种力量，它总是意在作恶，而且总是创造了善”。这是善与恶的辩证法很有深远意义的宣示。谢林、黑格尔以及不少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谈人性善恶问题和善的势力与恶的势力在人世间、社会上的斗争中得出了恶终于为善所战胜的前进、乐观的辩证的世界观，都多少受到歌德《浮士德》书中所道出的伟大观点的启发和鼓舞。特别是席勒在《强盗》一剧中描写了伯爵穆尔的两个儿子。善良勇敢的哥哥卡尔与凶恶奸诈的弟弟弗朗兹，在各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弗朗兹先后蒙蔽并幽囚了父亲，争夺承袭爵位并占有卡尔的未婚妻阿玛丽亚，因此父子间、兄弟间、男女爱情上，当然主要是政治上的种种矛盾，迫使哥哥卡尔参加“强盗”队伍，逃入山林。其后卡尔被一群“强盗”拥为首领，打回老家，使弗朗兹自杀而死，并救出了病已垂危的父亲，恢复了阿玛丽亚同他的爱情。但是在这新情况下又发生了新的矛盾。他不愿意离开他的“强盗”的队伍，承继亡父的爵位，接受阿玛丽亚对他的爱情。因为他不愿意背弃他“永不脱离‘强盗’队伍”的誓言。结果他既不愿返回“强盗”队伍，更不愿回到家中继承爵位和爱人过舒适的贵族生活。由于思想感情的剧烈矛盾，卡尔就发出“正直的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巢穴，魔鬼就会成为主人”的悲叹，终至陷于杀死阿玛丽亚，前往法庭投案的结局。这一悲剧所暴露出来的，由封建没落到资产阶级兴起急剧变化时期的复杂特殊的矛盾，是可以启发深刻的辩证法思维的。

其次，德国古典文学时期，也可以说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时期。这是歌德和席勒文学创作的极盛时期，它使德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时期是以歌德1786年为了摆脱魏玛宫廷政务的烦扰，而去号称艺术之宫的意大利游览起始，到1805年席勒逝世时止。歌德和席勒代表充满现代精神，而又融合希腊的古典文学，揭示出人的尊严和崇高的理想性，认为人是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的权利、人的要求和愿望应得到尊重，人的才能、精神本性应得到充分发展。他们生动而现实地描写了人的一生在艰难困苦挣扎中的矛盾发展的途程。人生活的目的在于不息的努力、劳动（表现在浮士德把圣经上的所谓“太初有道”，修改成“太初有行”），对人类作出贡献，献身于人类的崇高事业。特别重要的是在创作方法上，歌德和席勒都要求内容与形式、自由与法则、理性与感性的矛盾统一。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歌德、席勒描画了人性，人的性情和理性的矛盾，而没有刻画阶级矛盾，只歌颂资产阶级的进步、崇高理想和幻想，而未能提出并预见到无限光明，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社会制度。

此外，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也达到了高潮。最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兼文艺理论家有A.W.施勒格尔（1767—1845）和B.F.施勒格尔（1772—1829）兄弟，诺瓦利斯（1772—1801）及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等人。他们都是黑格尔同时代的人。黑格尔少年时期的好友，十九世纪初期最优秀的抒情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他是黑格尔在图宾根进大学时期的同学好友，也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他特别向往希腊的古典文学艺术，在政治上他歌颂卢梭，赞扬法国革命，都与黑格尔相契合。此外，在神学方面贯彻浪漫主义思想的有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马哈（1768—1834）。在哲学上发挥浪漫主义的为黑格尔同乡、同学，最初还同走一条哲学道路的谢林（1775—1854）。一般讲来，歌德和席勒不能简单地称为浪漫主义者，但许多浪漫主义诗人都受过歌德、席勒的影响和启发。对于某些有积极意义的浪漫主义作品，歌德也表示过嘉许，而对于某些反动的、走向复古和反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则公开加以批评，并与之决裂。就是费希特最初在柏林的时候，也曾和当时那些浪漫主义的文人和才女打得火热，但不久就同他们决裂了，因为同他自己的严肃道德态度有矛盾。必须指出，黑格尔的思想也是在浪漫主义的思潮中成长的。但《精神现象学》的出版，表明了他和谢林的浪漫主义和直观主义哲学决裂。但是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曾混同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为浪漫主义的唯心主义，也有人如克朗纳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既是猛烈地反对浪漫主义，又是最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著作。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可以说歌德和席勒的重要的诗歌、小说和戏剧，黑格尔在他的《美学》里都曾给予全面的评价和论述，从他们的文学著作里概括出近代文学的特点。歌德和席勒在文学上所要求的形式与内容、法则与自由、理性与情欲的统一，也正是黑格尔在逻辑学和认识论上所要论证的形式与内容、必然与自由、理性与感性的辩证统一。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都是同一德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不同表现。

黑格尔把席勒尊崇为同乡的前辈和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启导者。黑格尔最赞赏席勒两首富于哲学意味的长诗。一为《艺术家》。这诗是艺术家、诗人精神的写照，也是哲学家精神的写照。一为《大钟歌》。这诗写人的一生，由出生后在教堂受洗的钟声，到幼年、成年、结婚，由从军、宦游至老死的各个发展阶段，颇似《精神现象学》写精神自身曲折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雏形。席勒《论美感教育书信集》，黑格尔曾两次认真阅读，对他写《精神现象学》一书启发相当大。

黑格尔与歌德的关系尤为密切。他除支持赞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这一小说外，歌德早年最初发表的《浮士德片断》，黑格尔不仅在《精神现象学》中把它当作近代资产阶级精神的典型的意识形态之一来描述，而且在《逻辑学》中也不只一次地引证歌德的《浮士德》中反对抽象思维、机械主义的诗句，以支持他自己的辩证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歌德晚年最富于哲理的抒情诗集，叫做《东西方诗文集》，也是黑格尔所特别喜爱的诗篇。歌德多年科学研究的成果写成两卷本《颜色学》一书，歌德企图用种种不同情况、不同程度的光的明暗、黑白对比来说明颜色。黑格尔认为它具有辩证观点，不同于牛顿的从机械观点出发的《颜色学》，他曾亲自作过实验，企图证明歌德的看法，并曾在《自然哲学》（第320节）中予以支持（当然我们知道，现代的自然科学证明他们的“颜色学”理论也并不科学）。1825年4月24日，黑格尔曾写信给歌德说：“我返观我全部思想进展的历程，到处都和您的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内心中反对抽象的倾向，因受您的教导而愈趋坚强，并且在您光辉的形象照耀下，渐导入正轨。” 1827年10月16日黑格尔从巴黎回来，又一次路经魏玛拜访歌德，畅叙两天，此后，歌德于11月14日写信给一位朋友克涅伯尔说：“由于只接触到黑格尔一些印行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似乎不很明晰，显得抽象，及同他生动地交谈之后，我才感觉到，在根本思想和意向方面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双方可以在互相发展和启发中，很好地接近并联合起来。” 黑格尔和歌德友谊上和思想上关系的密切，可以概见。一个画家要画德国文艺和学术界著名人物的像，要求从歌德开始。歌德说：“荣誉应该给予那应该享受荣誉的人。你从黑格尔开始罢！”足见歌德对黑格尔的尊重。

概括讲来，以歌德和席勒为首的德国文学高潮时期，对黑格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这里只强调两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启发。歌德、席勒等对于情感生活和社会生活矛盾的揭露，和他们的诗歌和著作中所表现的丰富的、素朴的辩证法，提供给黑格尔的辩证法以素材和资料；此外，歌德、席勒的文学著作和文艺思想，对黑格尔阐述情感生活体验的辩证发展，提供了生动的具体的内容，有助于黑格尔认识到情感生活也是理性和哲学可以过问的，也是可以用辩证法去研究考察的。至于歌德、席勒对黑格尔哲学上、美学上和历史观点方面，如要求形式与内容、法则与自由、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也正是黑格尔所要达到的辩证的具体同一性。

可以说，黑格尔哲学上从辩证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充分吸收并发展了歌德、席勒时代的进步文学最高的成果，有助于使他自己的哲学达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尽管歌德的世界观和政治态度也有保守和庸人习气的成分，但是在政治上，歌德却避免掉了黑格尔晚年作为官方哲学家的保守主义，在世界观上他却不是唯心主义，而是接受了接近斯宾诺莎式的以自然或实体为第一性的唯物主义。最突出的两点是：歌德不像黑格尔那样发展到了替普鲁士服务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如说：“国家是地上的神物”（《法哲学原理》），“国家是神圣理念在地上的实现”（《历史哲学》），等等。但诚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国家形式的最终目的……是迫使教会服从世俗” ，也还是包含有反对权威宗教的启蒙思想因素。第二，歌德比较倾向于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思想， 很早就在狂飙时期的一些反抗性的诗歌和戏剧里，丢掉了神学、宗教的旧包袱。当1829年夏季，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开一门新课程，叫做“上帝存在的证明” 时，歌德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不愉快，对爱克曼说道：“像这样的讲演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怀疑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人们对自己本身就像对上帝一样，一点也不怀疑。当德国人正在以解答哲学问题折磨自己的时候，英国人却以他们伟大的实践的理智嘲笑我们，并且赢得了这世界。” 但是在同年秋天，黑格尔拜访歌德于魏玛，歌德毫无芥蒂，很愉快地接待他。我们把歌德对神学、宗教的超脱态度，与黑格尔对比起来，就更可看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神学思想的负担似乎特别沉重。马克思曾称黑格尔哲学为“逻辑的泛神主义” ，以理性、理念为神。但黑格尔企图用以理念为绝对、为上帝的“逻辑理念的神学”“思辨的创世说”，或逻辑的泛神论去代替传统神学，比起歌德诗化的以大自然为神圣的泛神论，都同是当时德国甚至西欧反对传统宗教的启蒙思想的不同表现，而且歌德和黑格尔两人都具有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庸人习气，这不能不说是落后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战斗的无神论，因此，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和扬弃。总的讲来，诚如恩格斯所指出：“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我们把这两人相提并论是完全合适的。

我们应该说，黑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家，反映了、批判吸收了、深入系统地发展了他的时代中最优秀、最本质的东西。不过由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他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他的学说只能为巩固资产阶级与贵族联合的统治，为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理论基础。但是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人从唯心主义体系中拯救出来，加以批判改造和发展，创立崭新的唯物辩证法，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成为无产阶级建立科学体系、指导科学研究、反对形而上学、进行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的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编：《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vjzNg+PQttVb/fDqrQ13wmVXBZbR4IYJ2rv2+ciNq7w0QkxZNvizaYcVlkF2X4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