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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时代，总的讲来，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时代，亦即法国革命的时代。早在十七世纪中叶，荷兰就取得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地位。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谓不流血的革命），早在1688年完成，建立了与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政权。美国的资产阶级于1776年7月4日发出了《独立宣言》，宣称每个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经过几年血战，美国各联邦终于取得胜利，得到独立。这是反对英国地主贵族大资本家的殖民地统治、要求民族独立的战争，也是争人权、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法国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评判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意义或者保守反动，首先就要看他对这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态度，是说“好得很”呢，还是说“糟得很”，是阻碍还是推进这一革命。这里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解答。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德国的资产阶级却异常软弱，只能向统治的封建贵族阶级妥协，不但不能起来闹革命，反而害怕革命。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哪些条件形成的呢？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这时期德国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德国各邦以普鲁士为最强大。但普鲁士是一个军事封建国家。在十八世纪上半期，普鲁士人口只有奥地利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而普鲁士的军队却和奥地利的军队的人数一样多，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都用在军费方面，政府的军官和官吏都由地主和贵族担任。这些有贵族特权的地主叫做容克。容克掌握着军权、政权，也掌握着教权。因为僧侣也多半出身于容克。
其次，农民没有得到解放，技术和工商业不发达。在封建农奴制压迫下的农民不仅要负担繁重的捐税，还要被迫去当兵。贵族则可以出卖农奴去替自己当兵。工商业方面，手工业仍占很大的比重，城市与城市间仍保持着中世纪的关卡税，商品流通很困难，货币、度量衡也不统一。恩格斯曾说过：这时期的“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不景气”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尽管感到不满，但难免于软弱，总不能挺起腰杆来向军事封建统治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三，这种经济上的落后性决定了德国在政治上的不统一。国内四分五裂，分为无数个封建小邦。直到1795年，法国军队占领莱茵区后，才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废除了一些封建特权。拿破仑把莱茵区十六个小邦组成莱茵联盟，置于自己保护之下。到1806年普法在耶拿大战，普军大败后，统治集团才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直到1807年普鲁士才宣布废除农奴制。这也只是形式上的非常不彻底的改革。到了拿破仑失败后，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德意志联邦还是由三十四个诸侯专制的小邦和四个自由市组成。这样经济、政治上的分裂，不可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资产阶级也不能为了共同利益在各邦范围内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虽有少数新兴工商业者，但如果不是由贵族地主转化而来，他们就必须摇尾乞怜，争取地主、贵族的支持。不少的知识分子也还得依附贵族，作贵族的家庭教师，才能维持生活。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许多诗人、文学家都曾作过贵族或富翁的家庭教师。费希特在当家庭教师时，遇到东家主妇向他摆伯爵夫人的架子，把他当仆役使唤，他只好吵闹一场而离去。有庸人气味的黑格尔在瑞士一个贵族家当塾师时，还曾替贵族收租管账，向贵族汇报公子的生活和操行。
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了德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软弱的，他们是附在封建地主贵族阶级皮上的毛。
政治、经济上虽落后于英法，但德国人又不服气，总想在精神上、文化上超出英法，走到英法前面。德国经济政治尽管落后、糟糕，甚至腐朽，但德国的思想家受到时代革命潮流的鼓舞，却精神昂扬，意气风发。这就是康德，特别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精神状态和所面临的问题。费希特吹嘘德意志民族是具有丰富的“精神的原始性”的民族。他在1807年冬到1808年春在柏林《对德国人民的讲演》中，宣称德意志语言与法文相比，是较有“精神的原始性”或生命力的语言；德意志的宗教——路德新教与法国的天主教相比，德意志的哲学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和他自己的“知识学”与英国的经验哲学相比，是较有“精神的原始性”或生命力的宗教和哲学。黑格尔在耶拿战后，尽管承认法兰西民族的优势，须向法国学习，但在一封信中，他预言：“如果这些日耳曼人一旦被迫而抛弃他们的惰性，将要激励起来奋发有为。而且由于他们在对外界事物的接触与制胜里，仍保持他们深厚的内心生活，也许他们可以超过他们的老师（指法国人）。”
在1818年初到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中，黑格尔宣扬德国“这个国家由于精神力量的高度发展，而提高其力量于现实中、于政治中。就权力和独立性而言，已与那些在外在手段上曾经胜过我国的那些国家，居于同等地位了”
。这都表示德国哲学家尽管承认政治上、经济上暂时不如法国、英国，但精神上却富于坚强的自信。但这也表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精神变物质”这一条辩证法真理。
概括讲来，我们可以说，黑格尔早年对法国革命比较持同情态度。晚年，当他到柏林大学成了官方哲学家后，他的政治态度更趋于保守。不过，尽管他早年较有自由民主思想，晚年较偏于保守，但他贯彻始终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主张“人民与贵族阶级的联合”
。这里“人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贵族兼指地主阶级和僧侣的上层，也就是主张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联合专政。他始终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始终缺乏唤起人民群众用暴力打倒贵族地主阶级的革命思想。不过他早年的政治倾向比较照顾资产阶级和市民的利益。他晚年则主张在王权、行政权、立法权这三权中，君主处于主导地位；地主贵族在掌握行政权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换言之，他始终是赞成君主立宪政体，早年比较强调立宪一面（即人民、市民、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一面），晚年比较强调君主的权力集中一面。像卢卡奇那样，说黑格尔早年曾经有一段时期主张民主共和国，这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有人说黑格尔哲学甚至整个德国古典唯心论哲学，都是站在封建地主贵族的立场，是对法国革命的反动，这也是不切合具体事实，并且根本否定了列宁关于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科学论断的。
其次，对法国革命的理想，黑格尔是说“好得很”；对“自由、平等、博爱”，黑格尔是在原则上、理论上衷心赞成，特别对于“自由”这一原则，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在理论上作了很多文章。黑格尔在大学求学期间，当法国革命高潮时，仿照法国革命群众的做法，同二三朋友到公园去植“自由之树”的少年热情，直到他晚年也没有完全冷淡下去。但是在实践上，在具体政治行动上，他一直反对暴力革命。在1894年写给谢林的信中，就曾提到“罗伯斯庇尔党徒的糟糕事态”。但黑格尔和罗伯斯庇尔都是卢梭的信徒，对罗伯斯庇尔本人的理想和言论，他还是相当肯定的。当然我们知道，抽象赞成，具体反对，决不是真正的赞成。在理论上，赞成法国革命的理想，但在具体行动、实践上反对人民群众被迫起来作暴力革命，这正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保守主义的表现。这算不得真正向往法国革命。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种〔对法国革命的〕热情是法国式的，它带有纯粹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者的理论表示的。”这话最恰当地表述了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态度。黑格尔把这些革命理想隐藏在“迂腐隐晦的言论中……笨拙枯燥的语句里”（恩格斯语），用哲学的语言把“自由”的观念加以系统化。黑格尔经常喜用的唯心主义语言“世界精神”，按其内容，主要是指西欧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而言。法国暴力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曾经把理性神圣化，称“理性为最高存在”
。黑格尔认理性为“绝对”、为“实体”，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可说是将法国革命的英雄人物加以唯心主义的哲学表述。这就是对马克思所说“德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一语的解释。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德国式的”和“形而上学的〔抽象的、玄学的〕性质”。就是说，在政治上不要革命，但在理论上、哲学上，特别在认识论上，都或多或少贯穿着法国革命的理想，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理想，都在唯心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加以重新阐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还骄傲地说：你们法国人搞的是恐怖的暴力革命，而我们德国哲学家所提倡的乃是高尚的、深刻的精神革命、道德革命、哲学革命。黑格尔就曾说过：“法国革命缺少宗教改革作为它的先导。”这充分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以“宗教改革”自豪的态度。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不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封建制度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一切道德和精神的革命都是空幻的、抽象的，甚至是骗人的东西。也就是说，政治制度不变革，经济基础不打垮，新道德、精神革命不会有基础。
法国革命以及一切进步资产阶级革命都包含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言论出版的自由，保障人权和保卫祖国，防御外国和异族的侵略、干涉的性质。换言之，法国革命高举起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两面大旗。斯大林曾生动地指出，这两面资产阶级大旗，过去曾经使他们“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但是在现代的反动的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者那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这面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这面旗帜已经被抛在一边了”
。而自从十月革命以后，真正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接过来这两面旗帜，真诚热烈地支持政治民主和民族独立，把它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黑格尔在政治民主方面的表现也不少，但在民族独立方面似乎做得较多些。他早就认识到，“德意志不能真正地被叫做一个国家”“德意志已不复是一个国家”
。于是他要求权力比较集中的君主政府，又要求有一个能保证人民的适当的权利和自由的宪法。因为他明确认识到“人权和自由不是天赋的”。他要求国家成为一个伦理的有机体，公民与公民间、公民与政府间有休戚相关的道德联系。国家不纯粹是冷冰冰地按照契约、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财产的机构，而是个人通过国家达到自己的美德的培养和自我意识的实现。所以他要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反对当时德国分散的封建制度下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尽管只是抽象的理论，但不能不说是在某一方面反映了法国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企求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进步要求。但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本身，常伴有压迫本国劳动人民和少数弱小民族，侵略和敌视其他民族国家的倾向。所以黑格尔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文化一面，多少也包含有导致他的后人走上沙文主义和侵略异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后果。这表明在他这个时代，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领导权，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还没有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这就与黑格尔对拿破仑的态度联系起来了。拿破仑的统治和战争，虽说是有其个人专制独裁和使用武力征服其他国家民族的侵略性的一面，但按照恩格斯从更高的革命立场的正确看法，拿破仑并不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对德国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代表，是法国革命原则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者。恩格斯说：拿破仑“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
。恩格斯并且谴责那些反对拿破仑的所谓爱国的资本家们，说“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的人”
。这样看来，黑格尔赞扬拿破仑是站在当时资产阶级立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黑格尔始终拥护拿破仑，幽默地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还称他为“超乎寻常的伟大人物”，说他“从这里、从当前这一点出发，要达到全世界，要统治全世界”
。这表示黑格尔有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一面。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认为拿破仑侵略战争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为“世界精神”的体现的一面，把拿破仑当作资产阶级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研究、分析的对象之一。从更广阔的哲学眼界来看，黑格尔只承认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灵魂’”，只是用武力执行世界精神赋予的历史任务的工具，终归失败。他不懂得用概念，用哲学理论、思想政治领导的方式执行并体现“世界精神”的本质使命。所以黑格尔曾写信给友人说：“拿破仑以盖世天才来掠取武力的胜利，正足以表明徒恃武力的不值一文钱。”但我们反对卢卡奇的观点，他错误地认为黑格尔热烈拥护拿破仑，竟至于把拿破仑当作《精神现象学》所写照的中心人物。他又错误地认为黑格尔哲学反映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不反映德国的社会状况。我们认为黑格尔拥护拿破仑也有其保守的一面。
这是说：他赞成拿破仑动摇封建统治，打倒诸侯割据，带来民主改革和反对封建一面。这是和恩格斯的评价相契合的，也是可以肯定的一面。拥护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武力征服，把拿破仑统治当作世界精神的体现，加以唯心史观的解释，并且借以抽象地美化战争，说战争“足以保持国家的伦理健康，扫除个人的自私目的”。这是有消极作用的说法。
黑格尔不像当时有些德国学者由于害怕法国革命，因而倒向封建贵族一边，走向反动；也不像有些人那样感到苦闷，想逃避现实，埋头东方古代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借以远离现实。黑格尔依靠他的历史感和对理性发展的信心，维持着带有辩证意味的乐观主义，故懂得对努力奋斗的民族来说，灾难、失败，正足以唤醒民族意识，不完全是坏事，他对德国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对民族文化的前途具有乐观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