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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片面夸大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已经超过了一般资产阶级要求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平等的民族主义，并预示着法西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了。从欧洲说，他认为德国高于一切，从文化说，他认为德国文化高于一切，从世界说，他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从政治制度说，他认为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是最完善的政体，是自由精神或理性的最高体现。在历史哲学里，当他谈到对其他民族和东方国家时，他简直公开地以容克地主的日耳曼民族的代言人和贵族资产阶级的普鲁士政府的侵略和扩张的“神圣使命”之宣扬者和预言者的姿态出现。歪曲辩证法、制造唯心的理论为自己的民族优越感和贵族资产阶级国家的扩张性辩护实在到了极其不合理的程度。
在历史哲学里，黑格尔发挥出“世界历史乃是自由观念的发展”的唯心观点，以论证大日耳曼主义，说“自由精神的原则成为世界的旗帜”。又说，“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这代表他的大日耳曼主义的宣言。但他又进一步把自由精神与基督教（路德新教）的精神等同起来，说：“日耳曼人民的使命是在于作基督教精神的体现者。”
这样他就把大日耳曼主义的政治宣传与基督教宗教的和文化的传播相联系。把国家神圣化，作为宗教信仰、宗教热情的对象，乃是黑格尔政治思想的中心环节。他认为“在新教世界内没有神圣的宗教的良心与世间的〔国家的〕法权相分离、相违反的了”。“国家里面的道德和公正也是神圣的，也是上帝所命令的，并且就实质讲来，没有比这更崇高更神圣的了。”又说，“国家与宗教不可分。法律在宗教中得到最高的确认〔或保证〕。”这种把路德新教的宗教精神与新的贵族资产阶级政治相结合的想法，诚如马克思所强调指出，“黑格尔希望有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但是要具有现代意义的立法权；而他希望有现代的立法权，但是要披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外衣。”
这就是黑格尔崇奉普鲁士王国为“地上神物”的“根据”。
黑格尔为了替路德新教和德国的君主政体辩护，于是他尽量贬抑法国革命的意义。
第一，他承认法国革命有其哲学基础，但他把它贬抑为抽象思想的哲学。第二，他认为法国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只是个人任性的自由，不是必然性和法律相结合的他所谓“理性的自由”。第三，他认为没有宗教改革（他把宗教改革单纯理解为“良心的解放”）要想来一个打破政治枷锁的革命是错误的想法。因此他把法国革命说成是“主观美德和恐怖的结合”，并说，“基于任性的主观美德带来了可怕的暴政”。这表明黑格尔反映了某些容克地主和软弱的资产阶级为法国革命吓坏了的情绪，看不见法国革命的进步意义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并为宣扬大日耳曼主义起见，竟和最明显的事实相反，宣称法兰西比德国更为落后，并企图把普鲁士夸饰为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的高峰。
黑格尔从唯心的观点把资本主义化的欧洲各民族看作能体现自由观念的历史使命的“历史的民族”，日耳曼民族是体现自由观念神圣使命的最伟大的世界历史民族，而认斯拉夫民族特别是东方各民族如中国、印度均没有权利算作“历史的”民族，均被看作德国军事扩张的可能的对象。
他武断地说：“世界的历史由东方走向西方，因为欧洲无条件的是历史的终结，而亚洲只是历史的起始。”他意思是说，亚洲只是给欧洲征服的初步材料和准备，欧洲才是亚洲发展的最终目的。阶级偏见、民族偏见，使得他完全抛弃了辩证法的相互关系，而片面地偏执武断地歪曲了东西方的关系。他又唯心论地以“自由人”数目的多少作为平衡历史的标准，滥用并歪曲辩证发展的方法来轻蔑东方、颂扬德国君主政体道：“东方过去和现在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日耳曼世界则知道一切人是自由的。东方的政治制度是专制政体，希腊罗马是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德国是君主政体。”
这种根本否认东方历史中有民主传统，认德国高于一切的狂妄思想显然是为欧洲，特别是为容克地主的普鲁士政府侵略东方预作理论的基础。
所以接着他就断言，印度与中国停滞不进，缺乏自由思想和主观性，“虽说至今尚保存着，但其本质是注定了要与别的种族相混合，注定了要被征服、被控制”
。又说，“中国和印度还在世界历史〔指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只是作为准备条件的环节，这些环节只有被汇合后，才会有活生生的进步”
。这意思显然是说，中国与印度只有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征服合并后，才可能获得进步。他的民族扩张的阶级本质使他的辩证法看不见更远的发展前途，看不见中国印度的真正进步不在于被资本主义侵略与合并，而在于与资本主义的侵略作斗争，打败野心的侵略者。
黑格尔对于在他前一百年的彼得大帝（1672—1725）学习西欧，将俄国近代化的伟绩未加估计，竟拒绝承认斯拉夫民族为他所谓“历史的”民族，他蔑视斯拉夫民族，说它“还没有走上精神发展的行列”
。他认为斯拉夫国家为农业国家。这种生活条件带来了地主与农奴的关系。在农业里自然的作用占优势：在农业的劳动里较之别的方面〔工业〕的劳动，人的勤勉和主观的活动发挥得较少。因此斯拉夫人比较别的民族来，较缓慢、较困难地达到主观个性的基本观念（普遍性的意识），因而他就武断地说，“斯拉夫人不能分享新兴的自由权利”
，从而他就把他们排斥在所谓“历史的”民族之外。但同时他又自夸德国是包含有多民族的国家，
他把波西米亚的斯拉夫人，把德国境内甚至奥国境内许多日耳曼的斯拉夫人也包括在进步民族的德国之内，以壮声势，这显然是为扩张日耳曼民族侵略，并合并斯拉夫民族预先准备理论条件。黑格尔这种种族主义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宣扬大日耳曼主义对外扩张的黑格尔，当然除了政治扩张和文化宗教扩张之外，他不能不替战争作“哲学的”辩护。在法哲学里特别有一节阐扬“战争的意义”，一方面他认为好像“战争中有一道德成分，不可认作绝对的恶”。另一方面他认为战争有其必然性，“不是偶然的基于个别专制人物和国家的情欲或非正义的行为”。他颂扬战争可以“保持民族道德的健康”，“防止由于长期和平会带来的腐化”
。他滥用辩证法的必然矛盾观念来论证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从理论上去反对国际间的和平，不区别开正义战争或解放战争与不义之战或侵略战争，有意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扩张作辩护。后来，德国军国主义者两次发动世界性侵略战争，为欧洲人民，特别德国人民带来重大灾殃，已讽刺地驳斥了黑格尔认战争有保持道德健康的防腐作用的荒谬思想。
对于国家关系，他也明白断言，“国家的特殊意志得不到调协时，它们的争执只有用战争来解决”
。足见他确定无疑地认为战争是国际事务的最高仲裁者。然而他又转而用他的唯心论的高调粉饰道：“国家在变化中，没有裁判官去调整它们的争执。最高的裁判者唯有那普遍的和绝对的精神——世界精神。”
这样他就和康德相近似，把争执的解决、和平的实现，推到空洞渺茫的彼岸世界——世界精神那里去了，同时他所谓“世界精神”又是强权公理不分的唯心主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