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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黑格尔所以有启蒙的进步思想，这是因为：第一，他距离热烈向往和拥护的法国革命策源地巴黎很近。在瑞士伯尔尼任家庭教师时期，他经常读法国和英国报纸，受到了法国大革命思想和英国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影响。第二，由于在图宾根时期与少年朋友荷尔德林一起对于古希腊城邦的文艺、文化和伦理的政治社会思想热情向往。但是卢卡奇把这一期间称为“青年黑格尔的共和国时期”，这是不正确的。黑格尔在中学的末期和进大学的初期，通过学习希腊文，学习历史文化，用德文翻译希腊悲剧，曾热烈赞赏希腊奴隶社会上升时期那种伦理社会的城邦国家：人民与国家打成一片，共同庆祝节日，参加歌舞狂欢，共同观赏悲剧和喜剧，聆听合唱，对悲剧英雄洒同情之泪，对政府当权人物的缺点、错误，加以夸大的写照和讽刺以引起观众轻快的笑声。黑格尔对喜剧（也有人译为“笑剧”）所反映的奴隶制繁荣时期的民主气氛有所赞赏。这种把政治、宗教、艺术融汇一体的伦理社会生活，始终对黑格尔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他明确指出这种伦理社会由于内在的矛盾，而必然向冷冰冰的罗马法治社会过渡。所以不能说黑格尔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有一阶段叫做“共和国时期”。
黑格尔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批判。第一，批判教义本身，说基督教注意个人的灵魂解脱，但不注意全民族的利益，因而沉陷在孤独寂寞默祷冥想的状态中。第二，基督教分裂了自然与神圣，说自然是污浊的，彼岸的神才是无限的圣洁的。这就在天国与现世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现实的人间说成是没有神圣可安息的地方。第三，基督教把生与死对立起来，说人活着吃苦受罪，死后升天国享福。其实黑格尔始终认为，生的本身就包含着死，生与死是有内在联系的。第四，黑格尔批判基督教的社会作用，认为基督教就是“专制与人的奴役”的集中表现。
黑格尔认为，基督教所谓平等卑谦是虚伪的。只有在幻想的天国里，一切人才是平等的，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平等是不存在的。牧师在教堂里尽管天花乱坠地教导卑谦，痛斥骄傲与虚荣，但当礼拜仪式完毕后，如果一个头脑单纯的人要想把牧师、贵族、贵妇人当做朋友、平等的兄弟去接近他们，就会遭到嘲笑、轻视和冷眼相看。因此，对于牧师们讲的这些话，我们在字句上不能太认真。黑格尔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和伪善。
基督教强调天国的幸福，“视市民的政治自由如草芥”。因为把政治经济生活的幸福和天上的幸福生活相比，当然不值得重视。
在基督教统治时期，降低了人道，抹杀了人性。基督教是每一个武断黑暗的政权的主要支柱。基督教是专制的工具，它导致科学与技术的堕落。它教人们服从教条，忍受专制。它践踏着人类文化的每一朵鲜花。僧侣是一个特殊的等级（在希腊是没有这个等级的），他们包办真理。通过包办真理而取得特权，为世间的统治势力作支柱。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根据他的历史观点，对于基督教的所作所为，并不认为这是完全由于个人的过失或教皇、国王个人的暴虐所致，其罪恶后果乃出于基督教的最内在的本质，基于它的实证性（Positivität），即权威性。
什么叫做权威性？它是指传统的，外在的，给予的，生疏的，异己的信条、教条和礼节仪式，是僵死的，非人的，歧视人类的实体性或自由性。基督教强迫人去遵守那些信条和礼节仪文权威。
从黑格尔的反传统权威宗教观点，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出自卢梭的自由观念。卢梭说：“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是随处都在枷锁之中。”在黑格尔手里，经过加工，就成为具有辩证法意味的自由观念。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社会原始时期是自由的，叫“潜在的自由”。在政治的宗教权威统治之下，人类失掉了自由。外在的权威性，即异己的实体性，包含有权威宗教、外界机械自然及专制独裁的政治统治等三方面。这就相当于卢梭所谓“随处都在枷锁之中”的阶段。后来人类发挥主观内在本性，把外在的权威抛在一边，要对它们进行反抗和斗争，以期恢复曾经失掉了的自由。这是启蒙思想的表现。
黑格尔的启蒙思想，一方面反基督教，反权威，另一方面则向往古希腊城邦式的伦理社会，但他还可能或多或少地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点认识到那只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所谓伦理社会。
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希腊和罗马的原始宗教是自由人民的宗教，无奴役性。由于被野蛮民族征服，希腊人和罗马人失掉了自由，从而也就失去了他们原来的宗教的意义和力量。自由是不适合于中世纪的，是不适合于基督教统治的时代的。
作为自由的人，希腊人服从他们自己订立的法律，服从他们自己推举出来的官长，参加他们自己决议从事的战争，捐献他们的财产，竭尽他们的忠诚，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牺牲千百人的性命。他们没有〔固定的权威的〕伦理信条，也不用伦理信条去束缚人。但是他们用行为来实现那些完全是他们的所谓伦理法则。在社会上，在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上，每一个人都是自由人（奴隶除外）。他们依据公众自己建立的律令而生活。（注意：康德把“自己立法，自己遵守”的原则看做“应该”，黑格尔则指出这已经是存在过的历史事实，这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而是已经在希腊伦理社会里实现过的民主原则。）
国家的理想（理念）是迫使、鼓舞那些雅典人努力实现的看不见的和较高的实在。国家的理想就是他们自己的世界的最后目的，或者在他们看来，国家的目的就是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或者是他们自己亲自协同参加和实现的目的。有了这样一个理想在前面，他们自己的个体性就消失了。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这个理想的维持，生命和繁荣的延续，而这也正是使他们城邦的现世共同生活能够实现的东西。他们决不会而且很少想到去要求他们自己个人的保持或灵魂不灭的生活。只有当他们对现世界的政治和伦理失掉了积极性而懒惰懈怠的时候，他们才逐渐强烈感到需要一个单纯的个人利益的考虑。换言之，只有当失掉了个人生活和伦理的社会与国家的群体生活打成一片的时候，才会产生个人灵魂不灭，逃避到彼岸世界去的要求。可见，黑格尔对基督教脱离了国家的理想，要求个人的永恒生活，乃是持启蒙的观点和反对态度的。
在古希腊奴隶社会这种城邦共和国的“民主”生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打成一片，上下一体。战争胜利的结果，使财富增长，社会繁荣，生活享受提高，拥有军权与财权的贵族，便由此产生。这些贵族对人民群众有支配权，有社会影响。由于他们的行为，特别是浪费财富的奢侈行为使他们趋于腐化。人民了解这个权力是自己赋予他们的，如人民不高兴，就可以收回这种权力，罢免他们。这样，人民就对统治者表示不满。但统治者本人却不以为然，反而谴责人民对他们不知感恩，说：我替你们打了胜仗，统一了国家，你们却反而谴责我。但是人民不愿受奴役，宁愿不感恩，抱怨政府，反抗政府。于是政府便开始用武力来维持其统治。政府机构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于是人民也就不关心全体，不复为公共理想而生活，一切为了个人，或者为了别的个人（为了个人感戴，浪漫的爱情等），才觉得死的可怕，觉得人一死了就一切都完了，因而就逃避到宗教里去。人民脱离了以伦理社会为特征的国家之后，才有宗教的要求。由此可见，在希腊，个人生活与社会、国家打成一片，还没有个人灵魂不灭的宗教要求。在基督教中，个人脱离社会、国家，要求灵魂不灭和永恒福祉。基督教的兴起，乃是古希腊伦理社会生活的解体和堕落的后果。
黑格尔还比较了耶稣与苏格拉底的差别。基督教要求其信徒为耶稣个人的人格而牺牲一切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耶稣有严格的门徒制，有十二门徒（其中一人，不信他的教导，不和他共患难，叫做“叛徒”），自成一个脱离社会的小宗派。耶稣在某些希腊罗马人中间成为嘲笑的对象。他要改造他们的灵魂，使他们重新做人。反之，苏格拉底的学生就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于他们每个人的个性也不加以人为的改造。苏格拉底的学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或自创学派，或做军官，或做政治家和各方面的人物。耶稣是脱离社会政治的，苏格拉底则在社会政治中和人们在一起，向他们提问题，辩难讨论有关道德、政治和哲学的问题。
总之，黑格尔把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相比，总觉得后者处处不如前者。基督教的兴起，标志着理想的希腊、罗马人生活的堕落。
黑格尔反对基督教，包括反传统权威、反专制、反个人主义，赞扬伦理社会的、理想的、希腊式城邦的政治文化生活；反对彼岸的宗教，要求现世的、人本的、人文的生活；要求哲学从理论上去揭穿，去否定这种彼岸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回转到自己内心的主观性上面来。黑格尔说：“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证实那被寄放在天上的宝贝乃是人的财产。”因此，海谋（R.Haym）在《黑格尔及其时代》一书中说：“宗教，在黑格尔看来，除了是把人的精神抬高为神外，完全没有别的东西。”又说：“费尔巴哈认为神的真正本质乃是人的本质，黑格尔则说神的真正本质乃完全是政治的本质。”
意思似乎是说，费尔巴哈把神性归结为人的本性，黑格尔则强调了宗教产生的精神和政治根源。这也可说是最早指出黑格尔只是初步采取了历史观点去讨论基督教的政治社会背景。
关于青年黑格尔的启蒙思想，总结如下：反对传统基督教的彼岸性和权威性；向往古希腊城邦伦理社会的政治生活，注重人和人的现世生活。可以说是人文主义（Humanismus），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Anthropologie）虽有近似处，但也是有所区别的。费尔巴哈是从生物学、心理学出发来建立他的人本主义，而黑格尔则倾向于从人的精神出发，从政治作用来看神和人的关系。
但是，必须指出，黑格尔所反对的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他并不反对宗教本身。他非常注重宗教，并为路德的新教辩护。他对古希腊的向往，至多可以说是在启蒙思想影响下想借以反衬传统权威基督教的缺点。他的注重现世的人文、道德、伦理生活，是从历史地去看人对政治、宗教的态度的变化中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