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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还是在海边的一所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有那么一阵子,我大概得了“大书贪求症”,每天都规定自己读起码多少页数的“伟大的书”。就这样,每天早晨伴着咸腥的海风出发,晚上在隐约的涛声中归来。当时的想法是,等有一天我把这些“大书”读过一遍了,那么眼前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一定会显露出她真实而美好的面目,跟我每天身处其中的这个并不相同。

但那些伟大的书并不因为一个少年的朦胧梦想就轻易地打开自己厚重的大门。终于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大书贪求症”的副作用显现了,我不光没有读懂那些大书,甚至连阅读平常书籍的乐趣都失掉了。那时,我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觉得自己肯定不是“那个”被选定的读书人,因此竟有段时间废书不观。但在一段时间的消沉之后,积习又从遗忘中渐渐抬起头来,于是我重新打开一些“小书”。

就是在这段时间,孙犁的一些集子进入了我的视野。等慢慢翻读了孙犁以及一些现当代作家的集子后,我渐渐明白了,进入那些大书是需要阶梯的,或许孙犁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这个阶梯的一小段吧。而这个阶段之后的种种读书机缘也让我明白,我们只有这一个纷纭复杂又真实美好的世界。

因为以上的原因,当有机会编一本孙犁的集子时,我立刻兴致勃勃地投入进来。在用新的眼光阅读孙犁读书文字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更加有趣的发现,原来孙犁的读书也是有一个阶梯的。如果我们不把人的一生按平常的生活顺序罗列,而是观察人一生精神的起伏变化,那么,孙犁的读书就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序列。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将试着呈现这个有趣的序列。

我称这个集子的第一辑为“书里书外”。收在这辑的文章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孙犁自述的读书经过,这是“书里”;一部分是可能影响孙犁精神成长的文化生活,这是“书外”。如果我们把文化生活的内容也算作一种“读书”,则“书外”的部分也该算是孙犁读书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一辑中,我们能大略看到对孙犁壮年期的写作起支配作用的精神资源。这部分我们不妨称作孙犁读书的前期。孙犁这一期的读书,主要是文学作品,古典类如《西厢记》、《牡丹亭》、《封神演义》、《红楼梦》等,现代作品则是新文学作品和新杂志。

在这一辑中,孙犁表现出的对书的爱最让人动情。“我喜爱书,珍惜书”,“我的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爱书之情,至死不渝”。这样的自述情怀,在这部分文字中经常出现。孙犁手书的《书箴》大概最能说明他的爱书之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箴中“温公”一句用司马光典故。宋费衮《梁溪漫志》卷三“司马温公读书法”谓:司马温公……尝谓其子公休曰:“贾竖藏货贝,儒家惟此耳。然当知宝惜。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净,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过,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书的共同的爱。

正是因为这种对书的爱,让孙犁即使在动荡和战火中也没有真正离开书。“土地革命期间,我在小区工作,负责管理各村抄送来的图籍,其中有一部胡刻《文选》(按:胡克家刻本)的石印本,我非常爱好,但是不敢拿,在书堆旁边,读了不少日子。”“抗战八年间,读古书的机会很少,但是,偶尔得到一本,我也不轻易放过,总是带在身上,看它几天。”也是因为爱,孙犁的写作也没有在特殊的时代完全荒废。“一九七〇年十月起,至一九七二年四月,经人介绍,我与远在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信。”“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就是孙犁热爱读书、热爱写作而得到的特殊机缘。

当对书的热爱及于日常生活,孙犁相关的文化生活就无一不与读书相关了。在家庭困难的情况下终于订到一份报纸后,孙犁“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报纸糊了墙之后,“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一斑知豹,我们大约从孙犁对报纸的喜爱中获知他对待其他文化生活的态度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热爱,在一个时代结束之后,当大部分作家或陷入回忆或彷徨无所事事的时候,孙犁开始了一段更为让人动心的读书生活。这段令人心动的读书生活的收获,我们选在第二辑“书前书后”中了。如果我们把第一辑中孙犁的读书和文化生活作为他读书生活的第一段成长史,那么,接下来第二辑,我们不妨看做是孙犁的第二段成长史。

“书前书后”部分是孙犁的读书笔记。孙犁爱书,常在书上施以封皮,而因书衣多在书前书后,我们就为本辑取了这个名字。“书前书后”里的文章乍看之下有些杂乱,但除去不多的孙犁对文学作品及其作者——这些在古代大都列入集部——的评论,这部分文字的大宗是古代分类中的史部。

文学是孙犁的“本行”,但晚年孙犁的读书爱好发生了变化,“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我现在喜欢读一些字大行稀,赏心悦目的历史古书,不喜欢看文字密密麻麻,情节复杂奇幻的爱情小说。”因了这种爱好的变化,孙犁写出了很多读史文字。其中,“前四史”孙犁均有涉及。此外,孙犁还写有读《魏书》、《北齐书》、《宋书》、《旧唐书》的文字。辑中读《哭庙纪略》、《丁酉北闱大狱纪略》、《清代文字狱档》等文章,也应该是读历史的一部分。古今读史者多矣,孙犁留给了我们什么较为独特的东西?

孙犁读历史书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他把自身体验融入对历史的阅读中,发为持平之论,而在读史书时对史家文笔的检讨、对历史事件的复述性重写的妙处,乃其余事。如读《史记·叔孙通列传》,孙犁写道:“汉武帝时,听信董仲舒的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并不是儒家学说的胜利,是因为这些儒生,逐渐适应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当世之要务’。”读《旧唐书·魏徵传》,孙犁评论魏徵的直谏说:“魏徵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徵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徵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孙犁的这些评论,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乱辞,即结尾的“耕堂曰”。如读《后汉书·马援传》末尾,“耕堂曰:马援口辩,有纵横家之才,齐家修身,仍为儒家之道。好大喜功,实为佼佼者。然仍不免晚年悲剧。……功名之际,如处江河漩涡中。即远据边缘,无志竞逐者,尚难免波及,不能自主沉浮。况处于中心,声誉日隆,易招疑忌者乎?虽智者不能免矣。”孙犁读史书时此类精辟言论甚多,但从不游谈无根,而是观古知今,在言辞背后有着对自身经历的深刻体验。

从孙犁读史的范围来看,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列传上,从文字来看,发现他已能观今知古,部分体认到了作用于当下的“古”,虽然其“观”“知”的范围和程度还都有局限。

从这个方面看,孙犁读文学作品及其作者的文字,也是用了读史的方法的。如读《刘半农研究》中的“耕堂曰”,“安史乱后,而大写杨贵妃;明亡,而大写李香君;吴三桂降清,而大写陈圆圆;八国联军入京,而大写赛金花。此中国文人之一种发明乎?抑文学史之一种传统乎?”诸如此类的言论,足见孙犁观世之深,判断问题之犀利,部分达到了“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的程度。

但孙犁的藏书中不光有史、集,除了“农桑畜牧花卉书”和“金石美术图画书”等“杂书”,还有相当重要的经、子,那么,孙犁怎么认识经、子呢?如果天假以年,孙犁的读书会向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发展?我们选入第三辑的文章或者可当对这一问题的揣测。

我们常见街巷间的老太太对人说起自己喜欢的东西,长长短短,事无巨细。而对爱书人来说,大概能向人说起的,只有自己那些书的长长短短吧。正因为这个,我们把这一部分命名为“书长书短”。

大约爱书人要持续购置图书,总会先从书目入手。孙犁购书,正是依靠了书目,“解放初期,我是按照鲁迅先生开给许世瑛的书目,先买了一部木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后来又买了《四库全书总目》。”“比较实用的,则是《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它的好处是在各书的后面,都注明近代的版本。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有这个好处,且更简明。”不管四库还是《书目答问》,都依经、史、子、集分类,孙犁对自己藏书的分类,也不免受此影响。

谈论第二辑的时已经说过,孙犁晚年读书用力在史、集两部。而对于经和子,孙犁也有自己的看法。对经,孙犁说:“我实在没有能从经书中,得到什么修养。”又说:“我对经书,肯定是无所成就了。”对子,孙犁说:“读子书的要点:一是文字;二是道理。”但对子书中的“玄虚深奥之作,常常不得要领”。对子部中或许最重要的几种,孙犁说:“《老子》一书,我虽知喜爱,但总是读不好。”“《庄子》一书,因中学老师,曾有讲授,稍能通解。”但“老实说,对于这部书,我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读懂。”对列于子部的释家书,孙犁说:“对于佛经,我总是领略不到它的妙处,读不进去。”从以上的“夫子自道”,我们大略可以知道第二辑中孙犁为什么读的多为史、集之书了。然而,史、集真的跟经、子有那么遥远的距离?

从第二辑的说明中,我们看到,孙犁读史、集两部的文章已能部分观今知古。从这里出发,如果天假以年,孙犁由史部的列传而至世家,而至本纪,而至书、表,更进而读《春秋》,则可由史至经,见到“历史发展的本来趋势”,更进一步认识自身在历史及当下的位置,从而找到纷纭史实中那股虎虎的生气。而自读集的“知人”进而认识《诗经》,体会“不同时代、不同地位、不同人物之间的种种情感”,从而丰富自身的情感认知范围,找到《蒹葭》中所谓水中央的“伊人”,由丰富而达致单纯。至此,孙犁或许可以摆脱晚年冷峻的印象,再现生命的勃勃生机。

其实,孙犁如此延伸的契机已经有了,“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然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孙犁的话里还有对经书的讽喻,但如果不是“年老精衰”,“边读边忘”,而是由读而爱,另辟蹊径,那么,孙犁是不是会有机会找到经、子中那股向上的力量、那种丰富的单纯呢?

当然,上面的说法只是基于读书的一种推测,未必得通过读书。附录《亡人逸事》,是我读过的白话文中极好的一篇,简劲从容,一往而情深,也差不多可以看成孙犁找到的适合自己的上出方式。

长者已矣。我们能做的,大概只是编出这么一本小册子,作为自己读书路上的一个小小的路标。另外,在这本小书的编选和序言的写作过程中,汪广松兄提了长长的意见,这是需要特别感谢的。同时,我们要一起再次感谢那些背后滋养我们的力量。

需要说明的是,孙犁文章中很多字词和标点的用法已跟现在有了一定的差距,为了保持文字在历史中的样貌,除改动明显的误植或错字,一仍其旧。

黄德海
2007年11月16日
2019年1月改写 eRdKheXDRcDAZhuN/hO6oYBWxJgUVyn7z0Cf4cyeKwkV2B4V2maaltjr9B85K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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