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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作家错将社会与政府混为一谈，看起来这两个概念区别好像不大，或压根没有区别；而事实上，这二者非但不是一回事，甚至连起源也截然不同。社会应我们的需求而生，而政府则是因我们的邪恶孕育；前者通过让我们一体同心来切实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而后者则抑制我们的恶行，限制我们的幸福。它们二者一个鼓励我们互相交流往来，另一个则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前者向我们施以恩惠，后者却对我们施加惩罚。
无论在什么地方，社会的存在都像是一种恩赐，但要说政府，即使它处于最佳状态，也只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倘若其处于欠佳的状态，那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灾难了；这是因为，当我们遭受这种灾难时，身当的正是我们在无政府状态时所期盼的政府，想到是我们亲手将自己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就会感到格外痛心。政府是“装扮”好的样子，已不是清正廉洁的象征；帝王的宫殿建立在乐园亭榭的废墟之上。倘若良心的冲动清晰明了，始终如一，坚贞不渝，那么人们就不需要其它立法者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人认为有必要拿出一部分财产来保证他其它财产的安全；而同样的谨慎心理也诱导他在其它情况下权衡利弊——在种种不幸中“差中择优”。因此，政府真正的意图和目的是安全，这样一来，无可否认，无论以何种形式来确保这种安全，只要能以最少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都将是最可取的方式。
为了更清楚、更公正地了解政府的意图和目的，我们假设少数人定居在地球某一偏僻角落，与世隔绝，他们将代表所有国家或是世上第一批公民。在这种天赋自由的状态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建立社会。会有千万种动机鼓励他们按这种想法去做，一个人势单力薄，很难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他的心境又不适合永恒的独处，因此，他很快就会被迫寻求另一个人的帮助和安慰，而另一个人恰好也有着同样的诉求。如此一来，四五个人聚在一起便可以在荒野之中建成一个尚可的住所，若是仅凭一人之力，或许忙碌一生也一事无成；他伐木时，也许会搬不动，即使可以勉强搬动也很难把它立起来；与此同时，饥饿也会迫使他离开岗位，不同的需求会以各种方式向他席卷而来。疾病或是不幸都可能意味着死亡，因为即使二者都不致命，却也会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从而沦落到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
因此，这些必需品像一块威力巨大的磁铁，吸引着我们这些新移民迅速凝聚成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人们互相祝福、彼此和睦，就不再需要用法律和政府的义务约束他们，同时每个人也会真切地享有这些幸福；但是，除了上帝，其他人都会遭受邪恶的侵染，因此有些事情难免会发生——当这些移民者克服了移民过程中的首个困难，为了共同目标团结起在一起时，他们便开始忽略彼此的职责和相互之间的感情依附；而这种疏忽说明，建立某种形式的统治十分有必要，因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弥补人类德行方面的天生缺陷。
一些方便的“关系谱”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州议会，在其分支机构下，所有移民可以聚集在一起审议公共事务。并且，他们的第一部法律很可能充其量只算是条例，并且只能靠公开侮辱这种惩罚措施强制执行。在这个首届议事议会中，每个人都有权占据一个席位。
但随着移民的增加，公众的担忧也随之增多，议员们居住分散、距离遥远，致使每次会议全体出席多有不便。而最初时，他们人数不多，比邻而居，公众担心的事情少而简单。这会向他们展示，如果他们同意让选出的一小部分人管理立法机构会多么便利，这些选出的人在危机时刻会想众人所想，做众人所做。如果殖民地持续扩大，代表数量也有待商榷，殖民地各部分的利益也要考虑其中，因此最好的方式便是将其划分为便于管理的若干小部分，每个部分派出合适的人选作为代表。那些当选人的利益与选民的利益密不可分，出于谨慎心理，经常选举的做法显得十分合理。因为当选人在数月的任期后会再次回到民众中，重新融入他们，不做自讨苦吃之事的明智之举，可以确保他们对大众的忠诚度。而这种频繁的角色互换，亦会在这个共同体各部分间建立共同利益，让它们自然而然地相互扶持，而统治者的力量和被统治者的幸福也正基于此（而非依赖于国王这个空名）。
这便是政府的起源和崛起，即：由于人类道德缺陷，必须采取一种治理世界的办法；由此，也阐明了政府的意图和目的——自由和安全。不论我们面对的这个纷乱杂陈的世界多么迷惑我们的双眼、我们双耳充斥着多少欺骗的声音，亦不管偏颇的见解如何将我们的意志引入歧途、个人对利害关系的计较又如何迷住了我们的心窍，自然和理性那纯粹的声音最终都会告诉我们，它是正确的。
我从权威也无法左右的自然原则，来描述一下我对政体的些许想法。换言之，越是简单的事物，越不容易产生混乱、无序；即使出现了失调，也极易补救。基于这种原理，我想简单谈下倍受吹捧的英国政体。英国政体确立于人民倍受奴役的黑暗时代，这点的确很了不起。当世界饱受暴政肆虐时，远离暴政一丝一毫，便是莫大的拯救。但要证明这个政体存在瑕疵、充满动荡、难达预期效果，却十分容易。
专制政体（虽然是人类本性的耻辱）有如下优点——它们简单明了；如果人们受了苦难，它们不仅知晓灾难从何而来，还明白如何补救，它们不会被形形色色的苦难来源和解决方法弄得不知所措。相比之下，英国政体就十分复杂了，也许举国上下的民众饱受苦难数年，仍无法搞清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众人各执一词，甚至连“政治医生”都开出了不同的“处方笺”。
我很清楚，要想克服地域偏见或成见十分困难，但如果我们费点力认真研究下英国政体的组成部分，就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古代两大暴政基础的残余，还夹杂着些许新共和政体的元素。
细说起来，
第一：它们是以国王为代表的君主专制的残余。
第二：它们是以贵族为代表的贵族暴政的残余。
第三：它们还包括下议院名义下的新共和元素，而下议院的效能决定了“英国的自由”。
前面两种政体由世袭流传下来，与公民无关；因此，从法理上讲，它们对这个国家的自由毫无贡献。
说英国政体由上述三种势力相互牵制而成着实有些荒谬，而且此种说法既无什么意义，又十分矛盾。
可以这么说，称下议院掣肘国王的这种说法包含如下两层意思：
一、不受监督的国王不可信赖，换言之，对专制政权的渴望是君主制固有的弊端。
二、为了监督而产生的下议院与国王相比，更加贤明，更值得信赖。
但是，这种政体赋予下议院拒绝供给国王的权利，借此牵制国王，但同时，亦赋予了国王否决下议院其它议案的权利，从而牵制下议院。这样一来，国王似乎又比那些“应当比他贤明的人”更加贤明。简直荒唐！
在君主政体的构成中，有些地方十分荒唐可笑；首先，这种体制不让君主获取资讯，却又授予他去解决那些需要超强判断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国王的身份使他与世隔绝，但国王的职务却又要求他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因此，这两种不同方向的设定使得互相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敌对和破坏，从而证明了君主这个人物设定荒唐至极，毫无用处。
我看过一些作家这样描述英国的政体：说一边是国王，另一边是公民；上议院代表国王，而下议院则代表公民。这种说法乍听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牵强附会，显然将议会与其自身的所有特质割裂开来。尽管这些表述表面看来十分合理，但一旦深究起来，便会变得毫无根据、含混不清。上述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如果描述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或是令人极其费解且难以形容事情，哪怕言语词藻再精美绝伦，也只是一记空话，纵使悦耳，却空洞、缺乏思想内涵。究其原因，这种解释包含了一个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既然国王的权利不受公民信任，自身还时不时受到牵制，那么国王为什么还要存在？如此权力绝非是贤者的馈赠，任何需受牵制的权利也不会是上天所赐；但是，这种政体制定条款时却还是保留了这种权力。
但是，条款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此一来，就既不能也不会实现最终目的，所以设计的整个制度等同于是一种“自杀”。这是因为：较重的秤砣总能称得起较轻的东西，一个机器的所有轮子都只是由其中一个轮子带动；因此，我们只需要知道政体中哪种力量最举足轻重即可，因为它起着支配作用。虽然其它权利或这些权利的一部分可以阻碍或牵制这“庞大机器”的运转速度，但是只要无法使它停下来，它们便是白费力气。第一股行进的力量有它自己的行动方式，而时间会满足它在速度上的需求。
国王是英国政体中具有压倒性的部分，这点无需多言；国王本人的影响力靠给予别人地位和津贴获得，这点也没有什么异议。因此，尽管我们神机妙算，关门上锁，将君主政体禁锢其中，但我们还是蠢如鹿豕，让国王同时拿到了掌控一切的钥匙。
英国人向来支持由国王、上议院、下议院共同构成的政府，这方面的偏见与其说来自理智，其实更多缘于民族自负。个体在英国会比在其它国家更加安全，但英国和法国一样，国王的意志等同于国家法律，唯一不同的只是，英国国王的意志并非直接由口头传达，而是通过议会决议的法令这种难以对付的形式传达于众人。因为查理一世的命运并非使国王们变得更加正直，而是越发地狡猾。
因此，抛开所有那些拥护形式与结构的民族自负和民族偏见不论，可以得到一条十分清晰的结论：英国国王不如土耳其国王那般残暴，完全归因于人民的组成结构，而非政府的组成结构。
当下，很有必要讨论一下英国政府构成中存在的错误。当我们仍受某种主导偏见影响的时候，自然无法对别人做出公正的评价；同样，若我们还受某种成见的束缚，亦很难对自己做出公正的评价。一个热衷于嫖娼的男子不配对自己的妻子评头论足，同样，任何支持腐朽政体的偏见，也会蒙蔽我们识别健全政体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