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那之后我们偶尔见梅丽莎，她间或给我们发邮件，汇报特稿进度。我们再没去过她家，但在文学活动上时不时碰上她。我经常在活动前猜测她和尼克会不会参加某个活动，因为我喜欢他们，也喜欢别人看到他们对我很热情。他们将我推荐给编辑和文学经纪人，他们表现出看到我很高兴的样子，还关切地询问我的作品。尼克总是很友好，甚至有时向别人夸赞我，但似乎并没有特别急于和我聊天，而我也习惯了和他对视，不再感到惊吓。

博比和我一起参加这些活动，但对她来说她只在乎梅丽莎的关注。在道森街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上，她告诉尼克她对演员“并无成见”，而他好像说，哦谢谢你博比，你太慷慨了。有一次他独自参加活动，博比问：就你一个？你美丽的太太呢？

我怎么感觉你不喜欢我？尼克说。

对事不对人，我说。她讨厌男人。

说句安慰你的话，我个人也很讨厌你，博比说。

尼克和我在他错过我们演出的当晚开始通邮件。他如约写信谈论我的作品，称赞某个意象“很美”。大概可以说我认为尼克在戏剧里的表演“很美”，不过我不会在邮件里那么写。但话说回来，他的表演和他作为实体的存在相关，而一首诗，用标准字体打出来，由另外一个人转发过来，则和我的实体并无关联。从某个抽象层面上来说，任何人都能写出那首诗，但这感觉也不是真的。似乎尼克实际上在说的是：你思考和感受的方式很美，或者你体验世界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很美。收到邮件后的几天里，我都在反复回想这句话。想到它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微笑，仿佛我记起了一个秘不可宣的笑话。

写信给尼克很轻松，但也有竞技感，令人兴奋，像一场乒乓球比赛。我们对彼此总是轻率无礼。当他发现我父母住在梅奥郡时他说：

我们从前在阿基尔岛有一座度假用的房子。（和南都柏林其他任何一个富人家庭一样我敢肯定）

我回答：

很荣幸我的先祖家园能有助于滋养你的阶级身份。（P.S.在任何地方有度假别墅都是违法的）

他是自博比以来我遇到的第一个让我享受聊天的人，这种愉悦是非理性的感官享受，类似我对咖啡和大声放音乐的喜爱。他逗我笑。有一次，他提起他和梅丽莎分房睡。我没有告诉博比，但我就此想了很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爱着”对方，不过很难想象尼克对什么事不怀有讽刺态度。

他似乎到凌晨才上床睡觉，而我们的深夜通信越来越频繁。他告诉我他在圣三一学院上过英语和法语课，因此可能有几个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他的专业是英语，毕业论文写的是卡里尔·丘吉尔。有时我们聊天时我会谷歌他的名字，看他的照片，提醒自己他长什么样。我阅读网络上关于他的一切，经常把他在采访中说过的话用邮件发给他，哪怕他阻止过我也还是照发不误。他说他觉得这“超级尴尬”。我说：那你也不要在凌晨3:34给我发邮件了（给我发吧）。他回复：我在半夜给一个二十一岁的人发邮件？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才不会这么做。

一天晚上，在一本诗歌年选的发布会上，只剩下我和梅丽莎跟一个男小说家聊天，他的书我一本都没读过。其他人都去买酒了。我们在戴姆街上一家酒吧里，我的脚很痛，因为我穿了一双明知太小的鞋。小说家问我喜欢读谁的书，我耸耸肩。我不知道能不能通过沉默让他放过我，还是说轻慢他会是个错误，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书风评如何。

你真的很酷，他对我说。是不是？

梅丽莎点点头，但并不是很热情。我的酷，要是我算酷的话，从来没有吸引过她。

谢了，我说。

而且你能接受赞美，这很好，他说。很多人会试图贬低自己，你的态度很对。

没错，我相当能听好话，我说。

这时我能看出他努力想和梅丽莎交换眼神，但梅丽莎无动于衷。他几乎快朝她抛媚眼了，但还是作罢。然后他转向我，一脸诡秘。

好吧，就是别太自以为是，他说。

尼克和博比又加入了我们。小说家对尼克说了什么，而尼克说了个“伙计”，是那种：哦，不好意思，伙计。待会儿我要在邮件里取笑他装腔作势。博比把头放在梅丽莎肩上。

小说家走后，梅丽莎喝光了杯里的酒，对我咧嘴笑。

你把他迷住了，她说。

你是在讽刺我吗？我问。

他是想跟你调情。他说你很酷。

我强烈地感受到尼克就在我肘边，尽管我看不见他的表情。我知道我拼命地想把控这场对话。

哈，男人喜欢对我说我酷，我说。他们只是想让我表现得像从来没听过这一点一样。

梅丽莎听了真笑起来。我很惊讶我居然能把她逗笑成那样。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对她的判断有误，尤其误判了她对我的态度。然后我意识到尼克也在笑，于是我对梅丽莎的感受失去了兴趣。

太残忍了，他说。

别以为你是例外，博比说。

哦，我绝对是个坏人，尼克说。我笑不是因为这个。

／

六月底我去巴利纳待几天，看望我父母。我母亲并不强制我回去，但最近我们打电话时她开始说类似这样的话：哦你还活着的吧，是吗？下次你回家的时候我还认得出你吗，还是你得在衣领上别朵花儿？最后我买了张火车票。我给她发短信，告知她我什么时候来，落款写：为表孝顺，你忠诚的女儿。

博比和我母亲要好得不行。博比学历史和政治，我母亲认为这两门科目很正经。正儿八经的学科，她会说，同时对着我扬起半边眉毛。她是个社会民主人士，那时我记得博比以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自居。我母亲来都柏林时，他们为西班牙内战拌嘴，两人都很享受。有时博比会转向我说：弗朗西丝，你是个共产主义者，来支援我。然后我母亲会笑着说：那家伙！你去问茶壶还差不多。她对我的社交或个人生活从来兴趣欠佳，这对我们两人都好，但当我和博比分手时她将之称为“一个真正的遗憾”。

星期六，她从车站接到我，我们下午坐在花园里。草刚剪过，散发出温暖、让人过敏的味道。天空柔和得像块布，鸟群像针线一样长长地拖过。母亲在除草，我假装除草，其实只是在说话。我发现我谈起在都柏林遇到的那些编辑和作家时出乎意料地激动。中途我取下手套擦额头的汗，然后再没戴上。我问她要不要喝茶，她没理我。然后我坐在倒挂金钟树荫下把灯笼花从枝上摘下来，又开始讲名人。这些词单纯地从我嘴里冒出来，很美味。我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多话可讲，没想到我会这么喜欢讲这些。

最后母亲剥掉手套，坐在草坪椅上。我盘腿坐着，端详回力鞋尖。

你似乎很欣赏这个叫梅丽莎的女人，她说。

是吗？

她的确带你见了很多人。

她更喜欢博比而不是我，我说。

但她老公喜欢你。

我耸耸肩，说我不清楚。然后我舔舔大拇指，开始用它去擦回力鞋上的小泥点。

而且他们很富有，对不对？母亲说。

我觉得是。她老公家里很有钱。而且他们的家很漂亮。

被豪华房子冲昏了头脑，这不像你。

这句话刺痛了我。我继续擦鞋，就好像我没注意到她的语气。

我没有被冲昏头脑，我说。我只是在描述他们房子的样子。

我得说，这听起来很邪乎。我不知道这个女人这个岁数了围着大学生转是个什么意思。

她三十七岁，又不是五十岁。她在写我们的特稿，我跟你说过了。

母亲从草坪椅上站起来，在亚麻布园艺裤上擦了擦手。

好吧，她说。你可不是在蒙克斯顿的好房子里长大的。

我笑了，她伸出手扶我起来。她的手又大又蜡黄，一点都不像我的。它们充满了我缺少的实际性，我的手在它里头像件需要修的东西。

你今晚会去看你父亲吗？她问。

我抽回手，放进口袋里。

可能去，我说。

／

我从小就看出我父母彼此并不相爱。电影和电视剧里的夫妻一起干家务活，情意绵绵地谈起共同的回忆。我不记得看过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除非他们在吃饭。我父亲有“情绪”。有时他犯情绪时，母亲会带我去她在克朗塔夫的妹妹伯尼家，她们会坐在厨房里聊天、摇头，我则看我堂妹艾伦玩《萨尔达传说：时之笛》 。我知道酒精在这些事件里掺了一脚，但究竟是怎么掺的在我看来却很神秘。

我喜欢去伯尼家玩。在那儿时我可以想吃多少饼干就吃多少，等我们回家时，父亲要么出去了，要么表现得很悔恨。我喜欢他不在的时候。他悔恨时试图跟我搭话问学校的事，我不得不选择哄他开心或无视他。哄他开心让我觉得自己不诚实，很懦弱，是个软蛋。无视他让我的心跳得很猛，之后我没法注视镜子里的自己。而且这会让母亲哭。

很难具体讲父亲的情绪构成究竟是什么。有时他一走就是好几天，他回来时我们会发现他从我的“爱尔兰银行”储蓄罐里拿钱，或者我们的电视不见了。其他时候他会撞上一件家具，然后情绪失控。有一次他被我的校鞋绊住后把它对着我的脸甩过来。鞋没甩准，落进壁炉里，我看着它冒烟，就好像冒烟的是我的脸。我学会掩藏恐惧，这只让他更光火。我像鱼一样冷。之后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把鞋从火里提起来？你就不能努把力吗？我耸耸肩。要是是我的真脸我也会任它在火里烧。

他傍晚下班回家时我会浑身僵硬，等过了几秒钟我才会完全知道他究竟有没有情绪。他关门或放钥匙的动作里有种东西会告诉我，清楚得就像他吼得把房子都震垮了一样。我会对母亲说：他有情绪。而她会说：别说了。但她和我一样清楚。我十二岁时，有一天，放学时他出其不意地来接我。我们没回家，开出了镇，开向布莱克罗克。都柏林地区快铁在我们左侧掠过，我能看到窗外普尔贝格发电站的双塔。你妈想把这个家给拆了，父亲说。我马上回答：求你放我出去。后来父亲以这句话来证明我母亲给我下了药，让我跟他对着干。

他搬去巴利纳后，我每隔一周去看他。他那时通常表现不错，我们晚饭吃外卖，有时去看电影。我经常观察蛛丝马迹，显示他的好心情结束、坏事即将上演。什么都有可能。但我们下午去麦卡锡酒吧时，父亲的朋友们会问：这是你的小天才，是吧，丹尼斯？他们会问我报纸背后填字游戏的提示，或者怎么拼很长的词。我说对时，他们会拍我的背，然后给我买红色的柠檬口味汽水。

她长大了要去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干活，他朋友保罗说。你这辈子就赚回本啦。

她想干吗就干吗，父亲说。

博比只见过他一次，在我们学校毕业典礼上。他到都柏林来参加典礼，穿衬衫配紫色领带。母亲跟他讲起过博比，当他在典礼结束后见到她时，他握握她的手说：了不得的演出。我们在校图书馆吃三角形三明治，喝可乐。你长得像弗朗西丝，博比说。父亲和我对视，然后他讪讪地笑了。我可不清楚，他说。然后他对我说她是个“漂亮姑娘”，然后亲亲我的脸颊道了别。

上大学后我回的就没那么频繁了。我一个月回一次巴利纳，其间住在我母亲那儿。退休后，父亲的情绪变得更加捉摸不定。我开始意识到我得花多少的时间平息他的情绪，强装欢笑，收拾他踢倒的东西。我的下巴开始感到僵硬，我注意到我听到细微动静就会畏缩。我们的对话很不自然，他不止一次指责我改掉了口音。你看不起我，他在一次争执中说。别傻了，我说。他笑了，说：哦，你听听。真相大白喽。

吃过晚饭后我跟母亲说会去见他的。她捏捏我的肩膀，说她觉得这是个正确的决定。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她说。好姑娘。

我穿过小镇，双手插在夹克兜里。太阳正在落山，我琢磨着电视上正在放什么。我能感觉到头开始痛，仿佛太阳从天上降下来直接钻进了我脑子里。我每一步踩得尽可能的响，好不去想负面的事情，但人们投来好奇的眼光，我胆怯了。我知道我太软弱了。博比从来不会被陌生人吓倒。

我父亲住在加油站边一座小小的排房里。我按响门铃，手放回兜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我又按了一次，然后扳了扳门把，黏糊糊的。门开了，我走进去。

爸？我说。你在哪儿？

房子里有炸薯条的油味儿和醋味儿。过道里放了块毯子，他刚搬进来时上面有花纹，现在被踩扁了，变成了棕色。电话上方的墙上挂了一张我们全家去马略卡岛度假时的照片，上面是一个穿黄色T恤的四岁的我。T恤上写着BE HAPPY（要开心）。

喂？我说。

我父亲从厨房过道里钻出来。

是你本人吗，弗朗西丝？他问。

对。

进来，我在吃饭。

厨房里一扇污迹斑斑的窗户对着一个水泥平地。没洗的盘子堆在水槽里，垃圾桶里的小东西溢出了塑料沿，落到地上：有收据，有土豆皮。父亲端端正正踩在上面，就跟没注意到一样。他正在从小蓝盘子上立的一只棕色口袋里吃东西。

你吃过饭了，对吧？他问。

吃过了，对。

跟咱们讲讲都柏林的新闻。

没什么新闻，不好意思，我说。

他吃完后，我烧了一壶水，往水槽里灌上热水和柠檬味的洗洁精。父亲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看电视。水太烫了，我抬起手时能看见它都粉得发亮。我先洗了杯子和厨具，然后盘子，然后是罐子和平底锅。全部都洗干净后，我放掉池子里的水，擦了厨房表面，把土豆皮扫回了垃圾桶。看着肥皂泡无声地滑下菜刀刃，我突然想自残。但我把盐罐和胡椒罐收拾好，然后走进客厅。

我走了，我说。

你就走啦，真的？

垃圾桶得倒了。

再见，父亲说。 0KIrgS7T3ET9XV3iBAxokLLxJzagmAvpggj2QmpeHjCyuQq1Mg0TR3kmiqaL0h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