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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和我第一次遇见梅丽莎是在有天晚上市区的一场诗歌活动上，我和博比一起表演。梅丽莎在外面给我们拍照片，博比在抽烟，我刻意地拿右手握住左手腕，好像担心它会弃我而去似的。梅丽莎用的是一款大块头的专业相机，她在专用相机包里装了很多种镜头。她一面拍照，一面聊天和抽烟。她聊起我们的演出，我们聊她的作品，我和博比在网上读过。接近午夜，酒吧关门。那时正好下起雨来，梅丽莎说欢迎我们去她家喝点酒。
我们一起钻进出租车后座，开始系安全带。博比坐中间，头转过去在和梅丽莎说话，我只能看见她的颈背和勺子似的小耳朵。梅丽莎给了司机一个蒙克斯顿
的地址，我转头看向窗外。收音机里一个声音在说：八十年代……流行……经典。然后是一段广告过门。我很兴奋，准备好迎接挑战，拜访一个陌生人的家，已经开始酝酿好话和某些面部表情，好显得我迷人可亲。
梅丽莎家是座半独立式的红砖建筑，外面有一棵槭树。街灯下树叶看起来泛橘，像人工造的。我喜欢看别人家里的样子，尤其是梅丽莎这种小有名气的人。我立马决定要记住她家的一切，过后才好向我们其他朋友描述它，然后博比会赞同我。
梅丽莎请我们进门后，一条红色小猎犬从大厅直冲过来，冲我们咆哮。走廊很温暖，开着灯。门边是一张矮桌，有人留了一小堆零钱、一把发梳和一管没拧上的口红。楼梯墙壁上挂了一幅莫迪利亚尼画作的印刷品，画着一个斜倚的裸女。我心想：这是一整套房子。能住一家人。
来客人啦，梅丽莎对着走廊深处吆喝。
没人出现，于是我们跟着她走进厨房。我记得我看见一只深色木碗，里面装着熟透的水果，还注意到一座玻璃暖房。有钱人，我心想。我那时总想着有钱人。狗跟着我们进了厨房，在脚边嗅，但梅丽莎没提起狗，因此我们也没提。
来点葡萄酒？梅丽莎问。白的还是红的？
她把酒倒进大得像碗的玻璃杯，我们一起在一张矮桌边坐下。梅丽莎问起我们是怎么开始一起进行诗歌表演的。我们当时刚念完大三，但还在高中时就开始一起表演了。那会儿考试都结束了。五月末。
梅丽莎把相机放在桌上，偶尔把它提起来拍照，自嘲地笑自己是个“工作狂”。她点了支烟，把灰磕在一只花哨的玻璃烟灰缸里。房间里一点烟味儿都没有，我不知道她通常是不是在这儿抽烟。
我交了些新朋友，她说。
她丈夫站在厨房过道里。他举起手向我们致意，狗开始吠叫，呜咽，转圈圈。
这是弗朗西丝，梅丽莎说。这是博比。她们是诗人。
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在台子上打开。
过来和我们坐坐，梅丽莎说。
唉，我也想，他说，但我应该在飞之前努力睡会儿。
狗跳上他旁边一把厨房椅，他心不在焉地伸手摸它脑袋。他问梅丽莎喂狗了没，她说没。他把狗抱起，托在臂弯里，让它舔他的脖子和下巴。他说他会喂它的，然后就从厨房门走了出去。
尼克明早要在加迪夫拍戏，梅丽莎说。
我们都已经知道她丈夫是演员。他和梅丽莎在活动上经常被一起拍到，我们有朋友的朋友曾经遇见过他们。他有一张宽阔英俊的脸，看上去能轻而易举地单手把梅丽莎举起来，用另一只手挡开不速之客。
他很高，博比说。
梅丽莎微微一笑，那样子就像“高”是在暗示别的什么，并且还不一定是好话。聊天转向其他话题。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政府和天主教会。梅丽莎问我们是否信教，我们说不。她说她觉得宗教场合，比如说葬礼或婚礼，“能带来一种镇定的慰藉”。它们是集体生活，她说。对一个神经质的个人主义者来说，那场合挺好。而且我在一所教会女校读过书，我还记得大部分祷词。
我们在教会女校读过书，博比说。出了点麻烦。
梅丽莎咧嘴一笑，问：比方说？
比如，我是同性恋，博比说，而弗朗西丝是个共产主义者。
而且我一句祷词也不记得了，我说。
我们聊天喝酒，在那儿坐了很久。我记得我们聊起诗人帕特里夏·洛克伍德
，我们很崇拜她，还聊了博比瞧不起的所谓“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主义”。我开始感到疲倦，还有一点醉。我想不出什么机智的话，也很难摆出什么表情来传达我的幽默感。我觉得我光在笑，不断点头。梅丽莎告诉我们她正在写一部散文集。博比读过她的第一本文集，我还没有。
不怎么好，梅丽莎对我说。等着下一本吧。
大约三点，她领我们去空房，说能遇见我们太好了，很高兴我们留宿。爬上床时我盯着天花板，感觉酩酊大醉。房间不断旋转，旋儿又急又紧。我的眼睛刚适应了这轮旋转，下一轮又立马开始。我问博比她有没有这种情况，但她说没有。
她太迷人了，是不是？博比说。梅丽莎。
我喜欢她，我说。
我们能听见她在走廊里说话，她的脚步声穿过一个个房间。有一次狗开始吠叫，我们能听见她在嚷嚷，然后听见她丈夫的声音。但那之后我们就睡着了。我们没听见他离开。
／
博比和我在中学相识。那时博比还很固执己见，经常因为我校所谓“破坏教学纪律”的不端行为而留校察看。我们十六岁时，她穿了鼻环，开始抽烟。没人喜欢她。她有一回因为在耶稣十字架受难石膏像旁的墙上写“操你妈的父权社会”而被暂时停学。这件事并未激起共鸣。博比被视作装逼。就连我也不得不承认，教学在她休学的一周里顺畅多了。
我们十七岁时要去学校大会堂参加一场筹款舞会。一颗破损的迪厅闪光球把光打在天花板和带铁栏的窗户上。博比穿着一条很透的夏裙，看上去像没梳头。她光彩照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得努力不去注意她。我告诉她我喜欢她的裙子。她把伏特加装在可乐瓶里喝，分了点给我，然后问我是不是学校其他地方都上锁了。我们去看通往后台楼梯的门，发现它是开着的。那里一盏灯都没开，一个人都没有。透过木地板条，我们能听见嗡嗡的音乐，就像别人的手机铃声在响。博比又分了我一点伏特加，问我喜不喜欢女孩。在她身边很容易让人装作若无其事。我只是回答：当然了。
当博比的女朋友并不会让我背叛谁的忠诚。我没有亲密的朋友，午饭时我在学校图书馆里一个人读课本。我喜欢其他女孩，我让她们抄我的作业，但我很孤独，感觉自己配不上真正的友谊。我写清单列出我想要改进的地方。我和博比开始交往后，一切都变了。没人再问我要作业。午饭时我们沿着汽车停车场手牵手散步，人们带着恶意别过视线。很好玩，这是我第一次觉得真好玩。
放学后我们经常躺在她房间里听音乐，谈论我们为什么喜欢彼此。这些对话又长又激烈，并且在我看来无比重大，我私下里会在傍晚凭借记忆把它们记下来。当博比谈起我时，我感觉像在镜中第一次看见自己。我也更爱照镜子了。我开始对自己的脸和身体抱有强烈兴趣，这是前所未有的。我问博比这种问题：我的腿长吗？短吗？
毕业典礼上我们表演了一段诗歌唱诵。有的家长哭了，但我们的同学只是看向集会室窗外或彼此小声交谈。几个月后，在我们交往一年多时，博比和我分手了。
梅丽莎想写一篇关于我们的人物特稿。她发来邮件，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并附上她在酒吧外拍的照片。我一个人在房间里，下载了其中一张照片，把它全屏打开。博比正回头看我，带点淘气，右手夹着烟，左手拽着皮毛披肩。站在她身旁的我看上去百无聊赖，很有性格。我试图想象我的名字出现在特稿里，加粗的衬线字体。我决定下次见到梅丽莎时更努力地给她留下印象。
几乎邮件一到博比就给我打来电话。
你看见照片了吗？她问。我觉得我爱上她了。
我一手拿手机，一手把照片上博比的脸放大。照片是高清的，但我把它放大到看得见像素颗粒。
或许你只是爱上你自己的脸了，我说。
我长了一张漂亮脸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自恋。
我没有计较这句话。我还沉浸在放大过程中。我知道梅丽莎为好几家大的文学网站撰稿，她的作品在网上传播很广。她写过一篇关于奥斯卡的著名散文，每年到了颁奖季大家都会转发。有时她也写当地人物特稿，在格拉夫顿街上卖作品的艺术家，或伦敦的街头艺人；她的文章总是配有漂亮的人物照片，看上去既带人情味儿又很有“个性”。我把图片缩回原样，努力打量我的脸，假装自己是头一回看见它的陌生网民。那张脸看上去又圆又白，眉毛像倒下来的括号，眼睛别过镜头，几乎闭上了。就连我也看得出来我有个性。
我们回复梅丽莎说乐意之至。她邀请我们吃晚餐，讨论我们的作品，再拍一些照片。她问我能不能把我们的一些诗发给她，我发给她三四首最好的作品。博比和我假意讨论我们两个应该穿什么赴会，实则是讨论博比最后应该穿什么。我躺在我的房间里，看着她凝视镜中的自己，把几缕头发前后挪动，衡量效果。
所以当你说你爱上梅丽莎时，我说。
我是说我暗恋她。
你知道她结婚了。
你不觉得她喜欢我吗？博比问。
她在镜前举着一件我的纯棉磨毛白衬衫。
喜欢你是什么意思？我问。我们是在严肃地讨论还是开玩笑？
我有一半是严肃的。我认为她的确喜欢我。
婚外恋那种喜欢？
博比只是笑了笑。和其他人在一起时，我大致能感觉到我该把什么当真，什么不当，但和博比在一起时这是不可能的。她从不会完全认真，或完全开玩笑。于是我学会以禅系态度接受她说的奇奇怪怪的东西。我看着她脱掉上衣，穿上我那件白衬衫。她仔细地卷起袖子。
好看？她问。还是难看？
好看。很好看。
我们去梅丽莎家吃晚餐那天，下了整整一天雨。早上我坐在床上写诗，想敲回车的时候敲一下。最后我把窗帘拉开，读新闻网页，冲澡。我的公寓有扇门通往大楼庭院，里面种满绿色植物，远处一角有一棵樱花树，是一大特色。当时已经快六月了，但四月时樱花又亮又滑，像婚礼时用的彩色碎纸。隔壁夫妇有个小孩，有时晚上会哭。我喜欢住在这里。
博比和我傍晚在城里碰头，搭公交去蒙克斯顿。沿路返回那座房子感觉像玩传礼物游戏
时拆开礼盒包装。路上我把这种感受告诉博比，她说，拆完里面是礼物，还是下一层包装？
我们吃完晚饭再聊，我说。
按响门铃后，梅丽莎来应门，单肩挂着她的照相机。她感谢我们来。她的微笑极具表现力，带着密谋的意味，我认为她大概对所有受访者都这么笑，好像在说：你对我而言不是普通的采访对象，你是我的偏爱。我知道过后我会带着妒意朝着镜子模仿这个微笑。猎犬在厨房过道里汪汪叫，我们把外套挂好。
厨房里她丈夫正在切菜。狗被聚会搞得异常兴奋。它跳上一把厨房椅，每隔十或二十秒就叫一声，他让它停时才止住。
你们想来杯葡萄酒吗？梅丽莎问。
我们说当然了，于是尼克给酒杯斟上酒。上次见到他后我在网上查他资料，部分原因是我在真实生活中还没认识过哪个演员。他主要演戏剧，但也演些电视剧和电影。几年前，他曾经获得一个大奖提名，但没得奖。我搜到一整系列他没穿衬衫的照片，绝大多数照片上他看起来都要年轻些，正从游泳池里上来，或在一档老早就被取消掉的电视节目上冲澡。我给博比发了其中一张照片的链接，附上留言：花瓶老公。
梅丽莎流传在网上的照片不多，虽然她的散文集给她带来很高的知名度。我不知道她和尼克结婚多少年。他们两人都还没出名到能在网上找到这种信息。
你们总是一起写东西吗？梅丽莎问。
哦上帝，不，博比说。都是弗朗西丝写的。我一点忙都不帮的。
这不是真的，我说。这不是真的，你帮了忙的。她只是随便说说。
梅丽莎把头歪向一边，发出一种笑声。
行，好吧，你们两个谁在撒谎？她说。
我在撒谎。除了充实了我的人生，博比并没有帮助我写诗。据我所知她从来没写过创作性的作品。她喜欢表演戏剧独白，唱反战抒情歌曲。在台上她比我表演得更好，我经常焦虑地瞄她来提醒自己该干什么。
晚餐我们吃浇了很多白葡萄酒酱的意面和大量蒜香面包。大部分时候尼克不说话，梅丽莎问我们问题。她经常逗我们笑，但是就像别人不是特别想吃东西时非要人家吃。我不知道我喜不喜欢这种欢快的力量，但很明显博比非常享受。她真的没必要笑那么厉害，我看得出来。
尽管我没法说出具体原因，但我明显感觉当梅丽莎知道是我独立撰写素材后，她对我们的创作过程没那么感兴趣了。我知道这种变化很微妙，博比过后不会承认，这让我很恼火，就好像她已经否认过了。我开始觉得自己从整个场景飘离出来，仿佛终于现身的那种张力其实并不让我感兴趣，甚至都不包括我在内。我本可以更努力地加入其中，但我或许很讨厌要努力才能招揽注意。
晚餐后尼克清理盘子，梅丽莎拍照。博比坐在窗台上凝视一根点燃的蜡烛，一面笑一面扮可爱的鬼脸。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餐桌边，喝完第三杯葡萄酒。
我喜欢在窗边照，梅丽莎说。我们能拍个类似的吗，不过改在暖房里拍？
厨房的双扇门向外通往暖房。博比跟着梅丽莎，梅丽莎把门在她们身后关上。我能看见博比坐在窗台上，在笑，但我听不见她的笑声。尼克正在给水槽接上热水。我再次对他说晚餐太好吃了，他抬起头说：哦，谢谢。
透过玻璃，我看见博比抹掉眼睛下面的一点妆渍。她的手腕纤细，手指长而优雅。有时当我在干什么无聊的事时，比方说从上班的地方走回家或者晾衣服时，我喜欢想象自己长得像博比。她的姿态比我好，脸美得让人过目难忘。有时我装得太逼真了，当我碰巧看到镜中自己时，会感到一种诡异的、非人的震惊。博比此刻就坐在我眼皮底下，假装起来更有难度，但我还是试着做了。我想说句挑衅的蠢话。
我猜她们大概用不着我，我说。
尼克看向暖房，博比正在摆弄她的头发。
你觉得梅丽莎在区别对待？他问。我可以和她说一声，如果你想的话。
没关系。大家都最喜欢博比。
真的？我得说，我更喜欢你。
我们眼对眼。我能看出他在哄我，于是我微笑了。
对，我觉得我们很融洽，我说。
我喜欢诗意的人。
哦，好吧。我的内心生活很丰富的，相信我。
我说这话时他笑了。我知道我有点越界了，但我不觉得很愧疚。外面暖房里梅丽莎点起一支烟，把相机放在玻璃茶几上。博比就着某句话热切地点头。
我本以为今晚会是一场噩梦，但其实还挺好，他说。
他来到桌边在我身旁坐下。我喜欢他突然的坦诚。我还惦记着自己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网上看了他没穿衣服的照片，此刻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趣，几乎想要告诉他。
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晚宴，我说。
我觉得你表现得挺好。
你表现得非常好。你刚才棒极了。
他对我微笑。我努力记住他说过的每一句话，以便能日后对博比复述，但在我脑海里它听起来没这么有趣。
门开了，梅丽莎走进来，双手捧着照相机。她拍下一张我们坐在桌边的照片，尼克单手托着酒杯，我目光无神地盯着镜头。然后她在我们对面，看着照相机屏幕。博比走进来，没问她就给她的酒杯加了酒。她脸上有一种极致的幸福，我看出她喝醉了。尼克望着她，但什么也没说。
我提议我们应当出发去赶末班车，梅丽莎承诺会发照片给我们。博比的微笑垮了一点点，但现在提议再待一会儿已经太迟。我们的外套已经递了过来。我有点晕，博比不再说话，我一个人傻笑。
我们走了十分钟来到车站。博比一开始很安静，我以为她很沮丧或者恼火。
你们聊得开心吗？我问。
我很担心梅丽莎。
你很什么？
我觉得她不幸福，博比说。
不幸福是什么意思？她在跟你说这个？
我觉得她和尼克在一起并不是很幸福。
真的吗？我问。
真可悲。
我没有指出博比只见过梅丽莎两次，虽然我大概应该提的。的确，尼克和梅丽莎看上去并不深爱对方。他没给任何解释，就对我说他认为她组织的晚餐会是一场“噩梦”。
我觉得他很风趣，我说。
他连嘴都没怎么张。
对，他的沉默很幽默。
博比没笑。我没再提。我们在公车上没怎么说话，因为我看出她不会对我和梅丽莎的花瓶老公轻松建立的默契感兴趣，而且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可以聊。
我回到公寓，感觉比在梅丽莎家时还醉。博比回家了，就我一个人。我在上床前打开所有的灯。有时我会这么干。
／
那年夏天博比的父母正为分手的事闹得不可开交。博比的母亲埃莉诺情绪不稳定，长时间犯病，原因未知；因此分手时她父亲杰里获得了更多同情。博比总是直呼他们的名字。一开始这或许是一种叛逆行为，如今听起来像在喊同事，仿佛她家是他们共同经营的一家小型企业。博比的妹妹莉迪亚十四岁，她没法像博比那样镇定地承受这一切。
我的父母在我十二岁时分开，我父亲搬回了巴利纳，他们相遇的地方。高中毕业前我和母亲一起住在都柏林，随后她也搬回了巴利纳。进大学后我搬进父亲的哥哥在自由街区
的一间公寓。我上学期间，他把另一间卧室租给另一个学生，我在傍晚要保持安静，在厨房看见室友时要礼貌地打招呼。但夏天室友回家时，我可以一个人住在这里，想泡咖啡就泡咖啡，把书摊得到处都是。
当时我在一家文学经纪公司实习。那里还有个实习生，叫菲利普，我的大学同学。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成堆的书稿，然后写一页长的报告，阐述它们的文学价值。它们几乎都没有价值。有时菲利普会讥讽地念一些糟糕的句子给我听，我会笑，但在这里工作的大人面前我们不会这么干。我们每周工作三天，领一份“补贴”，也就是说我们基本没有工资。我只需要果腹，菲利普住在家里，因此这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
这就是特权如何延续下去的，菲利普有天在办公室里对我说。像我们这样有钱的混蛋免费当实习生，把其余人的工作给抢了。
那是你，我说。我永远都不会去找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