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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三年九月，一个金色的下午，十七岁零四个月的弗洛伊德站在了维也纳大学雄伟的大拱门前。仰望着宽阔高耸的大门，他沉吟良久，过去的生活已经结束，他的人生又走向了一个新起点，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他满心疑惑，感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在斗室里幻想当将军和大臣的少年了，他必须有勇气面对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生活”，这个简单而又复杂的词使他仰起了头。他平视前方，看着那些衣着光鲜、意气风发的大学生们，心想，既然我中学能连续多年拿第一，为什么还要害怕？于是，他也仰起头，往医学院走去，在注册本上签下了他的名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这时的弗洛伊德，身材中等，由于瘦，显得挺高，头发倔强地直立着，黑油油的，往右边梳开，双眼炯炯有神，鼻子高高直挺挺，鼻子下面是从开始长胡子起就蓄起来的八字须，中间没有分开，下巴还有一把，修剪得整整齐齐，已经像个成熟的男子汉了，只是眼睛里还带着稚气。他没有怀着雄心壮志走进大学校园，医学是门实践性的学科，不像物理、化学那样的基础科学，有望找到能改变人类世界观的伟大理论。
十九世纪的维也纳大学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它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是著名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聚集了一大批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马赫、霍尔姆霍茨，生理学家布吕克，哲学家石里克、布伦塔诺，等等。它也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今天他们是桃李芬芳，明天将是世界的栋梁。除了出色的师生，维也纳大学的实验设备和实验条件也相当优越。正是这样的环境给弗洛伊德的毕生事业提供了外部基础。
第一个学期，一八七三年九月到第二年三月，每周选了二十三节课，但没有将课程局限在医学，他查遍大学的课程表，从中选择了历史、哲学等许多“杂课”。对于学习，开始他似乎抱着这样的态度：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他依旧像在中学一样，学习十分刻苦，日子飞一样地过去了。
接下来的夏季学期，他选修了更多的课程，每周二十八节，包括解剖学、植物学、化学、微生物学、矿物学等，还定期听著名动物学家克劳斯教授的“动物学与达尔文主义”系列讲座、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演讲等。这一大把课程几乎占去了他所有时间。在此之外，他既无娱乐，也少休息。他这样的学习态度至少证明了一个真理：勤奋是获得知识与成就的有效路径，即使不是唯一的途径。用中国古话来说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但我们知道，勤奋很可能不足以成为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成功的公式是这样的：成功＝勤奋＋正确的方法＋机遇。弗洛伊德无疑早具备了前面两个条件，对于这样的人，一般而言，上天不会不赐之以机遇，实际上，上天甚至也会给懒汉机遇，只是他们由于懒，没有把握住罢了。弗洛伊德的机遇在他入校第三年来了。这年的夏季学期，他同上个学期一样，选修了克劳斯教授的动物学课程，并且修的不是专给医学院学生开的简单的动物学，而是每周足有十五个课时的专业动物学。不用说，他的成绩一如既往。一天课后，他正准备走，一个年轻教师，弗洛伊德认得是克劳斯教授的教学助手，走过来，说：“您是弗洛伊德先生吧？”弗洛伊德给了他肯定的回答。
“您肯跟我来一下吗？克劳斯教授想找您谈谈。”那人友善地说。
弗洛伊德跟着他来到动物学系，那是维也纳大学顶好的一栋大建筑中一整层楼面，到了克劳斯教授办公室。他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上个学期因为成绩优异，克劳斯教授特意请他到办公室，给了很多鼓励。他看见教授坐在办公桌前读报，等人的样子，他想，教授等的那个人八成是自己，他走过去，礼貌地向教授问好，教授高兴地说：“你好，弗洛伊德先生，请坐！”
坐下后，他正想请问教授叫他来的目的，教授止住了他，他亲切地看着弗洛伊德的眼睛，说：“弗洛伊德先生，我想知道你对动物学是否有特别的爱好？”
弗洛伊德想了想，肯定地点点头，进大学以来，如果说他有最喜欢的课，那就是两门，一门是克劳斯教授的动物学，另一门则是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他们都是将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仁慈的态度完美地结合成一体的典范。
克劳斯教授好像松了口气，说：“弗洛伊德先生，我很高兴你能喜欢动物学，它一般是难以引起年轻人很大兴趣的。”他停住了，看样子不想扯得太远，就言归正传了，“弗洛伊德先生，你可能听说过，我在特里斯特海滨有个动物实验站，从今年起，每年我要带几个学生去同我搞几个星期研究，你有兴趣去吗？”
弗洛伊德说不出话来，他看着克劳斯先生，这位动物学界的泰山北斗，正微笑着望他，满脸的鼓励期盼。他有点结巴地说：“您真是太好了，尊敬的克劳斯教授，可是我不是动物学系的学生啊，我有这个资格吗？”
克劳斯教授挥了一下手，笑着说：“学校并没有规定只有动物学系的学生才能做我的暑假研究助手啊，何况你的成绩比一般动物学系的学生好得多。”
弗洛伊德感激地说：“谢谢您，教授，我很高兴去！”
教授点点头，说：“我也很高兴你能答应，弗洛伊德，我相信你会是出色的助手。”
弗洛伊德站起身来，准备走了，他不敢耽搁教授太多时间，他走到门口时，教授又说：“我相信，弗洛伊德先生，你不会以为我们是去地中海度假吧？”
弗洛伊德转过身，惊奇地说：“不会，克劳斯教授。”
教授满意地笑着说：“我们会去海滨度假——当我们去采集海生动物标本时！”
走在回家的路上，弗洛伊德轻声地哼起《费加罗的婚礼》中幽默的曲子，他已经等待三年，终于可以进行独立研究了，而且是和克劳斯教授一起！他知道克劳斯教授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动物学家之一，两年以前从哥廷根大学应聘来维也纳大学担任比较解剖学研究所所长。“要多幸运有多幸运，”他暗暗感叹，“我需要幸运啊！”
弗洛伊德太需要这样有可能获得成果的研究机会了。他要向所有人，尤其是维也纳大学的反犹太主义同学们表明，犹太人丝毫不比德意志人差，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差。
从第一次走进课堂起，弗洛伊德就从同学们的脸上读出他是个犹太人了，在图书馆、餐厅，甚至走在路上，只要碰上认识他的非犹太族同学，他都可以从他们斜视的目光中看出自己是犹太人，而且是不肯承认自己是犹太人的犹太人，在他们眼里，凡不肯认为自己低人一等的犹太人就等于不肯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弗洛伊德当然不否认自己的犹太血统，他还引以为豪，他也绝不认为承认是犹太人就要自认低人一等。他与任何民族的人一样高贵。这种人人生而平等是他毕生的信仰、终身的信条，因为这个信条，他几年来受了无尽的白眼。他并不害怕，相信总有一天他能用事实表明犹太人的智慧与高贵。在《自传研究》中，他写道：
一八七三年，我刚进入维也纳大学，就感到了明显的失望。首先，我发现有人叫我自认低人一等，是外国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断然拒绝那样，我从来没有明白为什么我应当因为我的血统，或因为人们议论的我的“种族”而羞愧。我毫不遗憾地忍受着被公众孤立，我看到，不论怎样被排斥，一个活跃的追求者总可以在社会的结构中找到一些角落和缝隙。在大学得到的这个第一印象，不管怎样，对我的未来产生了后来证明蔚为重要的影响：从那时候起，我就熟悉了被“紧密的主流”拒之门外的命运。这样，反而为我的判断的独立性奠定了基础。
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已经渴望了好久能有机会从事科学研究，做出有价值的发现，这不但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他的民族，他们太需要从迫害中抬起头来呼口气了。现在，机会来了，他相信他会干好。
克劳斯教授的研究所位于亚得里亚海滨，亚得里亚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介于巴尔干半岛西岸与亚平宁半岛东岸之间，这里有清洁的海滩和蔚蓝的海水，大量的海洋动物在近海岸的地方繁衍生息。在这里的几星期中，弗洛伊德几乎没有望一眼他渴望了好久的大海，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克劳斯教授交给他一项实验：确定鳗鱼的性腺结构。这是一个千年来从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也许说不上多重要。鳗鱼是大洋中分布广泛的鱼类，近海平时随处可见，可是每当交配季节，它们就无影无踪了，而只有这时它们的性器官才发育完全，在此之前它们雌雄同体。但从来没有人，至少想弄清这个问题的科学家们，曾经捉到过一条成熟的雄性鳗鱼，所以，只有从不成熟鳗鱼身上确定它的性器位置了，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以前只有一位赛尔斯博士搞过这项研究，但他没有得出结论，只做了一个猜测。年轻的弗洛伊德于是担当了这项工作。他已经记不住有多少条鳗鱼肠破肚开地躺在面前的解剖桌上，眼中尽是一条条扭来扭去的鳗鱼。一天，他终于在显微镜下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雄性鳗鱼的睾丸。
这时，弗洛伊德面临两种可能：如果赛尔斯博士的猜测是错的，鳗鱼的睾丸不在他预言的那个位置，不同于他预言的特性，这个发现将属于弗洛伊德，他也将因之载入动物学史册；但如果博士的预言准确，那么发现者的荣誉就属于博士，弗洛伊德只是检验者而已。结果，赛尔斯博士猜对了，弗洛伊德第一次与成功失之交臂——远不是最后一次。
但有所劳必有所报，弗洛伊德虽然没能得到发现者的荣誉，至少验证者的功绩是要算的。他毕竟证明了赛尔斯的猜测，他为此写的论文后来由克劳斯教授在奥地利科学院宣读，他自己过于年轻了一点儿，不适合站上那高贵的讲坛，类似的事在牛顿身上也发生过。论文还被发表在科学院的学报上，从此成为定论。
从特里斯特回来后，弗洛伊德相当长一段时间致力于动物学的研究，参加大量的讲座，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其他学科的关注，特别是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讲座。布吕克教授是饮誉世界的生理学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先与埃米尔·德·皮尔斯—里蒙德，后来与赫尔曼·赫尔姆霍茨、卡尔·路德维希等共同创立了现代生理学。弗洛伊德对布吕克教授一直怀着深深的崇敬，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名声，更是由于他对待学生就像对待科学本身一样。所以，当弗洛伊德得知布吕克教授要找一名实验室助手时立刻报了名。在约定的时间从大学区步行到他的生理学研究所去。
研究所建在大学附近的一座早被废弃了的旧兵工厂内，破旧不堪，分两层，研究所只占有第一层和地下室，大的一间是主实验室兼仓库，另外好几间鸽子笼式的小房间，分别被助手们叫作化学室、电生物学室之类。布吕克教授在大实验室后面的私人书房接待了他。
布吕克教授严厉的目光审视着弗洛伊德，说：“弗洛伊德先生，我首先要请你明白，像你这样的学生做我的实验室助手是没有报酬的。”
弗洛伊德回答说：“我知道，教授。”
布吕克说：“我曾经听过克劳斯教授宣读你的论文，你知道你的缺陷吗？”
弗洛伊德说：“我的结论缺乏充分根据……”
教授挥手止住了他：“不必谦虚，你的结论是有根据的，我也看得出来你有创造头脑、有丰富的想象力，这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至关重要、对于创造性研究也必不可少，但仅有创造的头脑远远不够，科学研究不是写小说，每项工作、每个细小的结论都必须是精密试验的结果，必须经得起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的严格检验。但在你的论证中，我看不到精确，只有令人心动的结论、主观的分析与推断，但以后你提供给我的报告里，每一句话都必须可以用试验来证明，我希望你首先学习正确的研究方法。”
“怎样才能达到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呢？”弗洛伊德恭敬地望着教授的白发，问。
布吕克教授站起身来，说：“那是要在实际工作中才能明白的。现在来看看你的实验室，今天你就可以开始。我希望当你离开我的研究所时懂得什么是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善于运用它。”
这句话结束后，弗洛伊德就开始工作了，他先找出一个软毛小刷，将实验室的仪器全部擦拭了一遍，一直忙到天全黑了。他的新同事，也是他过去的老师西格蒙德·埃克斯内和厄内斯特·冯·弗莱施尔—马克索夫，从电生物学室出来，邀他一起出去喝两杯。弗莱施尔出身于有名的贵族世家，他的家族是维也纳艺术界的主要赞助者。他相貌英俊，有极宽广的前额，明亮的眼睛，挺直的鼻梁，蓄着不长不短的络腮胡，生性幽默，很讨人喜欢。但他运气不好，有一次解剖尸体时，不小心割破了右手大拇指，伤口严重感染，里面长出了一种肉芽，使创口不能愈合，从那时起，他就生活在痛苦之中，每年都要做几次手术，切除不断长出的肉芽。但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用肚子里无数的笑话逗朋友们开心。
“西格，”弗莱施尔说，“埃克斯内同我每天工作后都要去喝两杯，以便从教授的打击下恢复过来。”
西格表示同意说：“我相信布吕克教授是很严谨的。”
“严谨？”弗莱施尔笑着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吧，教授的一个学生写了篇文章，里面有句话：经过很好的观察表明……教授把论文退了回来，上面批着：没有‘很好的’观察。”
弗洛伊德笑了之后，问：“那么要怎样说教授才会满意呢？”
弗莱施尔颇严肃地答道：“应该改成，经过三十天零八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观察，表明……”
弗洛伊德自言自语地说：“教授打中我的痛处了！”
布吕克教授对待他的助手抱着一个原则——给他们完全的研究自由，研究项目、实验步骤、完成时间都由他们自己来定，他只要结果。这不说明他不愿提供指导与帮助，只要你提出来，教授随时准备给你最好的建议。但他一般会主动给新手提供一个他认为合适的项目，做不做随你。他这次也向弗洛伊德提供了一个：在显微镜下观察神经细胞的组织结构。
这个似乎平平无奇的课题却是牵动科学界的大问题。当时，生物学界正进行一场大论战：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之间有无根本区别？进而言之，人与动物的神经系统之间有无根本区别？传统哲学与宗教认为有，这样人才能被称为万物之灵。现在弗洛伊德决心用科学事实澄清这个问题。
他决定从观察七鳃鳗——一种古老的鱼类——脊椎的神经节入手。不久前有个叫内塞尔的科学家在它的脊神经里发现了一个特殊种类的大细胞，为宣扬物种的神经结构之间存在根本区别提供了证据。弗洛伊德不信他这个“发现”，决心自己用实验找到答案。这是一项颇不简单的工作，有许多科学家已经做过类似的工作，都没有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神经细胞与普通细胞不同，观察它难度很大。弗洛伊德吸取教训，没有一开始就直接观察，他先经过艰苦努力，研制成功了一种由氮化物与甘油混合而成的特殊液体，用它帮助在显微镜下观察神经细胞，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的研究变成了论文，文中表明所谓内塞尔的大细胞不过是未曾发育完全的神经细胞而已，它与普通的神经细胞并无质的区分，只是动物神经进化过程的一个普通阶段。
他的这个实验结论指出了人与动物的神经组织之间只有进化程度的不同，并无质的差异。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对西方传统哲学与宗教将人与动物截然区分的观念的一个有力打击，是对上帝创造人思想的又一次科学否定，因为若作为人类最高贵象征的大脑神经也同动物神经没有根本区分，那么神学家称人是万物之灵就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在对七鳃鳗的研究中弗洛伊德还改变了动物学的另一个长期存在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鱼类的脊索神经节细胞是双突的，而更高等动物的是单突的，如果物种进化是成立的，在二者之间应有中间形态。弗洛伊德在七鳃鳗的神经节中发现了这种中间形态：带T分枝的双突神经节细胞。他的这一成果由布吕克教授推荐发表在权威的《医学科学中心报》上。这年他二十二岁。第二年《医学科学中心报》又发表了他神经系统解剖准备方法的笔记。有趣的是，他在创立精神分析之后，文章反而不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它正统的编辑们不肯发表离经叛道的东西。
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九年，在布吕克教授的研究所里，弗洛伊德已经进行了三项独创性的研究，但布吕克教授对他的成就一直不予置评，弗洛伊德心里有点不安，幸好他每完成一项研究，每发表一篇文章，弗莱施尔同埃克斯内都要请他去市内某家有名的餐馆大喝一顿。弗莱施尔不顾手指发炎，一次次举杯向他祝酒，喊道：“为我们未来的达尔文干杯！”埃克斯内虽稳重得多，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但也衷心为弗洛伊德高兴。这使弗洛伊德忐忑不安的心稍微轻松了一点。他打算毕业前再狠命干一把，做出更大成绩，那时不愁教授不首肯。他选择了淡水龙虾的神经细胞作为研究对象。
首先他解剖了淡水龙虾，将它们切成极细的薄片，这个事儿他熟门熟路，再将它们的神经组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已经有很多人这样看过了，但弗洛伊德这次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显微镜，这种镜子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另外，他自己也发明了一些有助于提高观察精度的小办法。通过这样的研究，他发现神经纤维的轴索全部是由纤维组织构成的——在神经科学研究里这是基础性的成果，弗洛伊德是做出这一发现的第一人。他还发现，神经节由两种物质组成：网状物和神经突端。
即使外行也不难看出这些成果对于人们了解神经结构就像牛顿力学对于认识天体的运行一样重要。几年之后，为了更清楚地看见神经的内部结构，弗洛伊德找到了一种方法：给神经纤维着色。我们知道，人体内充满了体液，它的重量要占到体重的四分之三，神经纤维就浸泡在液体里，由于它们只是一些极为细小的树枝样的东西，又和体液颜色相似，因此即使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也很难将之与体液区分开来。如果找到一种方法，给神经纤维着上色，那么在显微镜下一看，它们的形状、结构等就一目了然了。这种方法对于神经研究的意义同样一目了然。
做出这些发现后，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与他来所里后写的其他论文一样，这也是一篇“解剖学”式的论文：就像尸体解剖，循序渐进、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分析有条不紊，而得到的结果也像一具解剖后的尸体一样，清清楚楚地摆在读者眼前。他把论文交给布吕克教授时，暗想：“虽然不是句句都可以用实验检验，但至少有一半吧！”
布吕克教授没有叫他等很长时间，第二天他走进实验室时，教授已经在等他了。他用他出名的严厉的眼光一声不吭地看了弗洛伊德一会儿，冷静地宣布：“我希望我也能写出这样的论文来——不是你的成果，你的成果固然出色——是你的文体，它是我见过的分析得最简单清楚的论文。”
弗洛伊德愣了一会儿，不知如何回应这个赞扬，后来他鞠了一躬，说：“谢谢您，布吕克教授，一切都承蒙您教导。”
弗洛伊德这篇文章很快就发表了，与他的其他文章一样，像在大海中投进一颗石子——他的这些成果本应使他成为现代神经生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享有瓦尔得耶、威海姆或者奥古斯特·弗勒尔一样的荣誉，但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仍只是维也纳大学普通一学生，因为运气，得到了布吕克教授的垂青，做了他实验室里最低等的助手，如此而已。对于弗洛伊德，这样的情形不是最后一次，远不是。
弗洛伊德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论文没有得到反响而不安，他也没有想到现在就成名，他毕竟还不到二十四岁，日子长着呢！
在大学里他有了一个机会满足儿时从军的梦想。一八七九年夏，一纸征令飞来，他被编入了奥皇陛下的军队，做一名医官。他很高兴有一件新鲜事暂时来调剂一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院生活，让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定做了一件上好的军官制服。作为准医学博士，他不用担心扛枪打仗，想去也不行，他的职责是让其他人能够打仗。报到那天，一大早，他穿上那套亮闪闪的制服，准备出征了。雅各布、阿玛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送他到大门口。最小的亚历山大也十三岁了。他看着依次比他矮上点儿的弟弟妹妹们，觉得自己十足是个哥哥。
他看见阿玛莉想擦眼泪了，过去亲了她一下，说：“亲爱的妈妈，我不是出去打仗，不过到郊外散步一天，晚上我还要回来呢，给我准备点好吃的。”
阿玛莉不好意思地抹着眼泪说：“亲爱的西格，我不是伤心，我是看你，好像一下长得这么大了，成了军官，心里高兴。”
西格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好妈妈，不要哭了，回家时我会从山野给您采束真正的鲜花。”
雅各布说：“西格，你还记得你的木头兵吗？你在他们的背上贴上拿破仑将军的名字，现在你还想做将军吗？”
西格说：“爸爸，我元帅都想当哩！不过我想咱们的约瑟夫大帝大概不会有这个想法。”
雅各布被儿子的幽默感逗得哈哈大笑，阿玛莉也笑了，西格转身向着安娜说：“安，你是个勤快的姑娘，可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
安娜点点头，其实她担负这个职责已经很久了，阿玛莉一人顾不了这么多孩子，何况她又把大半的心思放在了大儿子身上。安娜做得十分出色，她是个金发、身强体壮、表情严肃、做事有条不紊的姑娘，长了一张漂亮脸蛋。
西格最后吻了一下亚历山大小弟，举手行了一个军礼，向后转，开步走了。
弗洛伊德几乎是一进军营就感到失望。军营里到处是闲得无聊的士兵，垃圾堆比帐篷还高，散发出令人恶心的粪臭味。“看上去他们的疾病比胡子还要多，这样我至少有事可干了。”
医院位于军营最里面，接待他的是职业医官，一个佩少校军衔的胖子，肥大的下巴将整个脖子都吃了进去。他没有还礼，只是懒洋洋地说：“你就是犹太族的弗洛伊德先生吧，很好。你看，这是你今天的任务。”
弗洛伊德看见那是一堆旧报纸。“我们不是医生吗？长官。”他说。
胖子笑着说：“这里不需要看病的医生，只需要写字的医生。你的德语和拉丁语想必都写得很流利吧？”
弗洛伊德点头，他想在这个人面前他用不着谦虚。
胖子点点头，说：“很好，那么以后病假条归你开了。”
弗洛伊德刚想说话，门口一声大喝：“报告长官！”差点吓了他一跳，他转过脸一看，是个壮实得像公牛似的下士。
“你有什么病？”胖少校问。
“我肚子痛，少校！”那下士应声说。
“给他开药吧，弗洛伊德少尉，病假三天。”少校吩咐说。
“不用检查吗？”弗洛伊德说。
“不用，现在不是战时。”少校说了句，一头扎进报纸。
士兵低头向着弗洛伊德说：“长官，不用查了，我还要赶回家去呢，母亲病了。”
弗洛伊德没再说什么，给他开了病假条，这一天他一共开了二十三张这样的假条。
这是弗洛伊德第一次从军期间做的三件事情之一，早上从家里赶到兵营，开病假条、看报纸，一个月中他与那个少校看的病人加起来还没有一天开的病假条多。
无聊之余，他便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一本论文集，这是他大学的哲学老师布伦塔诺给他弄到翻译权的，这个著名哲学家的文笔较之他的思想要逊色多了，他十分欣赏弗洛伊德出色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技巧。弗洛伊德的翻译方法有些与众不同，他总是先通读一遍甚至几遍才开始翻译，翻译时也不是看一句译一句，他先读一大段，再丢开书，闭着眼回忆看过的内容，再想象一个德国作家会怎样表达同一思想，然后把想到的写下来，由于他精通语言，又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再加上作家级的写作能力，他的译作件件堪称经典。弗洛伊德一生译过三次作品，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一八八五年十月在留学巴黎时翻译夏科的作品；第三次是一九三八年，他等待被纳粹赶出祖国时翻译了他的学生兼良友玛丽·波拿巴公主的一本讲她的小狗托普西的书。
在密尔的这些作品中，他最注意的有四篇，分别论述劳工问题、给妇女以公民权的问题、社会主义、柏拉图哲学。后来在他的《超越唯乐原则》一书里曾应用翻译时学到的柏拉图哲学。
弗洛伊德从军期间做的第三件事是坐牢。那是在他服役第二年，有天他坐了半天后，已经开了三十张病假条了，估计不会有人再来开了，胖子早回营房去了，他也走了。恰好上边来了个大官视察工作，他给逮了个正着，立刻被送上军事法庭，法庭上他丝毫没有替自己辩护，结果被判入狱，在狱中度过了他的二十四岁生日。那位少校先生则安然无恙，道理很简单，犹太人擅自离职是蓄谋不忠于国，而德意志人当然不会不忠于他的祖国，他离职是因为有事。
铁窗生涯结束后，他一年的从军生涯也结束了。
为了布局的统一，我们将一八七九年发生的事留到了本节的末尾，现在我们回到布吕克教授的实验室。弗洛伊德在那里的研究一直很顺利，布吕克教授对他既关怀备至，又严格要求，尤其是训练了他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在时光已经流到一八八一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已经待了将近八个春秋——比一般人从入校到获得博士学位所花的时间还要多三年！要不是那一天与父亲的相遇，他也许还会待一阵子。那天他从书店出来，胳膊里夹着刚买的两本新书，总共花了十个半盾，不用说那是父亲的钱。他看见了前边那个熟悉的身影，他亲爱的父亲雅各布，他正要喊，突然停住了，他看见雅各布微微佝偻着身子，头发中已经看不到黑色了。他慢腾腾地、吃力地走着，双手不住地在身上摸索，却什么也拿不出来。他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他默默地跟了好久，感到羞愧。
他决定在三个月之内毕业。也就是说，三个月之内他必须通过所有考试，完成论文。
他奋起了八年之前他上中学时的神威，用最快的速度准备并完成了考试，后来他回忆道：
在最终考试的压力面前，我一定运用了这一能力的残余，那些课程的考试里，我给出的答案几乎是课本的原文，而我不过是在考试前用最快的速度浏览了一遍。
一八八一年三月三十日，弗洛伊德通过了最后的医学考试，成绩是“优秀”。授予博士学位的仪式在维也纳大学美丽的哥特式礼堂举行。参加仪式的人中有他全家和吉赛娜·弗拉斯的哥哥、他童年的伙伴理查德·弗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