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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听说过催眠术这个词。这个名字也名副其实地道出了它的内容：它是用人为方法促使人进入睡眠或昏睡状态的一种技术，它一般是催眠者用心理暗示的方法对被催眠者的神经活动进行不须采用器械或者药物的抑制。这使催眠术在许多人眼里显得神秘。
弗洛伊德远在大学时代，就看到过当时一个叫汉森的魔术家表演过催眠术，他看到被催眠者躺在那里跟死了一样，他甚至想他也许真的死了，然而魔术家将他又救活过来。一八八五年，在一个叫奥贝斯泰纳的人开办的私人疗养院里他甚至做过尝试，他在那里工作过几个星期，看见了拿破仑的唯一后代，一个极衰弱的年轻人，生下来就被封为意大利国王。但直到一八八五年十月到次年二月在巴黎留学时才从夏科教授那里深入接触催眠术。夏科教授的每一堂课都受人欢迎，那最受欢迎的还是他的“大癔病”展示课。不光是学生们喜欢，巴黎的太太小姐们也喜欢。
演示课在医院最大的教室举行，一大早，一辆辆马车就载着巴黎各式时髦人物，花花公子、交际花、记者、艺术家、靠吃利息过日子成天闲逛的先生们，来了。他们像看歌剧一样，早早地坐在座位上等着教授的来临。上午九点钟，教授衣冠楚楚地进来了。他先大概讲了讲癔病是怎么回事，一挥手，助手们带上来四个迷人的姑娘。夏科的助手巴宾斯基带领助手们对姑娘们进行了催眠，她们很快就进入了昏睡。
一个助手将一只手套扔在一位姑娘的脚下，对她说这是一条蛇。她吓得尖叫起来，拉起裙子遮到脸上，春光外泄都顾不得了。手套一拿走，姑娘便咯咯娇笑起来。又一个助手把一瓶清水放在第二个姑娘面前，说这是香水，姑娘便大闻特闻，连夸好闻，据情形看，即使这是一瓶粪水她也会说好闻的。他又告诉她这是在教堂里，姑娘马上跪下祷告起来，清醒的人十有八九没这么虔诚。第三位姑娘得到了一根细长的木炭，告诉她说这是巧克力，她张口就嚼，津津有味。最后一个姑娘更不幸，她被告知是一条狗，她便马上趴下，手脚并用地爬起来，口里还“汪汪汪”地叫。后来她又被告知是一只鸽子了，她就张开双臂扑腾，像要飞起来，逗得观众们肚子都笑痛了。
接下来算是夏科教授的“大癔病”演示了。他首先指出催眠状态是一种人为的精神神经症状态，只能用于神经过敏或精神上有毛病的人，后来弗洛伊德发现这是错的。夏科教授将催眠分成三阶段：嗜眠阶段、僵直昏厥阶段、松弛睡眠阶段。并又做了催眠示范，他使姑娘进入第二个阶段后，她就像死了一般，四肢硬如木，浑身惨白如僵尸，针刺她都毫无反应。但她还没有死去，还可以听夏科教授的指示做出各种麻痹姿势，好像这就是她的麻痹病症候似的。有些姿势，例如她闭了眼睛头向后仰，仰到那样程度，正常人肯定要摔个四仰八叉。在她经过第三个阶段醒来后，她就伶伶俐俐地回答起教授和观众们的问题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她们不曾啃过木炭，也不曾学狗叫，使观众们目瞪口呆，好像做梦一样，醒过来后，疯狂地鼓起掌来。
夏科的演示同样给弗洛伊德很深的印象，他不由得想，这些被催眠者在被催眠时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意识状态呢？她们真是处于“睡眠”中吗？但我们对一个在睡觉的姑娘说要她学鸽子飞她会理你的茬儿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她们的意识与身体确实处于麻木呢？为什么一旦进入被催眠状态，被催眠者就会像木偶一样听从催眠者的指挥？他下定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研究一下催眠，看看它对神经症有什么效果。
从巴黎回来后，在治疗癔病的过程中，他感觉到病人的主要病因在于受到某些“观念”的束缚，“相信”自己病了、瘫痪了。于是就真的瘫痪了，也就是说他们表现得像真的瘫痪了一样。可以近似地将他们的瘫痪归结为患者无意识中用思想对自己下了命令，倘若能撤销这一命令，或者将之改为“我可以走了”“我完全用不着害怕它，它不过是一个吃的苹果”这类的自我暗示，那么病人就同样会按照这个暗示去做，病也就好了！我们要知道，癔病是“意”病，患者身体并无器质性损伤，病与不病，只在一（意）念之间啊！
这样看来，癔病应当很好治疗，对病人大喝一声：“喂，别傻了，干吗自讨苦吃？醒来吧！”这样一个当头棒喝，病人哪还有不醒的？除非男人想装病躲避兵役，女人呢想装病西施勾引男人。
实际的癔病绝非如此简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病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其实没有病，或者病是用意念自造的。他们自己想好转过来的愿望一点也不比治疗他们的大夫弱，只是他们不能；二是即使大夫告诉他们了他们的病是癔病，他们的器官其实没有受伤，他们也不会相信，或者即使相信了，也无法医生一叫好就好。这有点像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说：科学已经证明上帝根本就不存在，干吗还那么傻乎乎地信？
这样可以看出来，治疗癔病的关键在于将“你其实没有病”的意念塞进病人的思维里，并且使之占有主导地位、使之能控制病人的行为。如果能做到这一步，由于病人的肌体实际上是正常的，他们就一定能恢复正常！
归根结底，癔病治疗也就成了采用什么办法使病人相信“我没有病”，并且能用这个意念去控制病人的精神，去除其心中“邪念”，最终控制他的行为。
这样看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催眠术了，它不正是能完美地控制人的行为与精神吗？说是这样说，弗洛伊德最先用以治疗癔病的并非催眠术，而是当时很盛行的“电疗法”。这种办法是用一种专门的“电疗机”将强弱不等的电流通到病人身上，刺激病人的神经，以达到治疗目的。弗洛伊德很快发现了这种办法的荒唐，在《自传研究》中，他用忏悔的口气说：“认识到那位德国的大人物的著作并不比在廉价书店出卖的‘埃及人’的释梦书与真实有更多关系是痛苦的，但它使我避免了我那时仍未克服的对权威天真的信仰。”“那位德国大人物”指厄布，电疗法的权威，他介绍电疗法的小册子在当时像今天介绍气功治病的书一样，马路书店都能买到。
丢弃电疗法以后，弗洛伊德终于转到了催眠术上来。
其实，早在一八八二年，弗洛伊德就从他的朋友布洛伊尔那里知道了著名的“安娜·O病例”（布洛伊尔与著名的安娜·O病例对于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诞生都至为重要，将在下章专门讲述），布洛伊尔用当时就用过的催眠术治疗过安娜·O的癔病，并且取得了初步成功。加之他在巴黎得到的经验，因此，在老法子没有效、面对癔病束手无策时，他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催眠术。
一八八六年五月十一日，弗洛伊德在生理学俱乐部；五月二十七日在精神病学协会宣读了有关催眠术的论文。
大约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他开始采用催眠暗示的方法治疗患者，并且很快像以前用电疗法一样频繁了。其中有一位意大利妇女，她一听见“苹果”这个词就会浑身发抖，瘫成一团泥。弗洛伊德就将她催眠后，告诉她根本用不着害怕“苹果”这个词，以后要是再听见，就想想果子铺子里的又红又香的大苹果或者糕点铺里的苹果馅饼。这个妇女醒过来后，马上表示要去买一大包苹果馅饼吃。
不单如此，他还想把催眠术推向市场，翻译了两本有关的书。其中一本是现在法国南锡的伯恩海姆所著，另一本大约是奥贝斯泰纳写的，还写了大量的书评给催眠术唱赞美诗，成了维也纳少数几个提倡催眠术者的领头羊。
但是，随着使用催眠术次数的增加，他渐渐感觉他的技术还太嫩，确实，催眠术不是吃饭喝奶，可以不学而知的，虽然弗洛伊德是个医生，也很有悟性，这也许能使他掌握催眠术的皮毛，但要深入下去却难。他曾经在巴黎看到过夏科教授和他的助手们的催眠术，只几句话就让那些迷人的姑娘睡得死了一般，他可差远了。他听说伯恩海姆的技术比夏科教授的还要高明。他想如果他掌握了那样好的技术，治起病来该是多么感觉良好，他于是下决心去南锡向伯恩海姆学习。
一八八九年七月，弗洛伊德从维也纳坐火车直达位于法国北部的小城南锡，他穿过斯坦尼斯拉斯广场，广场周围华丽富贵的巴洛克式建筑，向近郊的南锡医学院走去。在他的大踏步之下，用不了几分钟就到了。医院和医学院在一块，这正像维也纳大学，这里的建筑远没有维也纳大学校园那么富丽堂皇，但到处一尘不染，鲜花烂漫。
在来之前他已和伯恩海姆教授有过联系。五短身材、面貌平常、留着两撮法国最常见的小胡子的伯恩海姆教授见到这位来自异国的求学者十分高兴，他眼下正被夏科教授和他的医院压得透不过气，空有一身好本事没法出名，他打算将南锡学派的法宝倾囊相授。
他告诉弗洛伊德，在南锡医学院，只有那些用其他任何办法都无法治愈、并被确诊患了癔病的患者才能得到催眠治疗。治疗时只能对病人进行劝慰式的暗示，但不准命令病人做什么事情，像夏科教授对他的姑娘们做过的一样。病人们只是坐在那里处于催眠状态中，让他们的杂念在医生的暗示中流失。他们已经积累了数以千计的病例资料，根据过去的经验不断提高疗效。
弗洛伊德请他进行示范治疗。他将弗洛伊德带到治疗室，病人是一位得了痢疾的年轻妇女，教授一开始催眠，弗洛伊德就不由得对自己那点技术自惭形秽了。进行催眠的伯恩海姆教授眼睛、声音、手势、身体的每一部分无不变得使人昏昏欲睡。年轻妇女几乎立刻就进入了催眠状态，教授用一种梦呓般的，也可以说是神示般的语调不容置疑地告诉病人，她的疾病全是她的想象，其实她非常健康，只要她相信这点，忘掉自己的幻想，她就好了。
病人醒过来后，真的发现自己好了。这样，一个上午教授已经治好了十余名病人。全是用相同的方法，催眠后暗示病人说他们已经好了、不能做的事其实能做，催眠结束后，病人全都好了或者有了好转。
伯恩海姆教授还带弗洛伊德去拜访了也在南锡行医的奥古斯特·安姆布罗斯·李白尔特，他与伯恩海姆教授同为催眠术中南锡学派的代表，擅长、但不专用催眠与暗示的方法治疗癔病，还对那些接受催眠法治疗的病人实行免费。他是一个戴着小帽、留着浅浅的花白胡须、神情极和蔼的老人。催眠技术比伯恩海姆教授更加惊人，他论催眠术的专著《睡眠及其类似状态》只卖出去一册，但他所创立的许多概念像“口头暗示”“诱发睡眠”等却大有人接受。
他治病时只是握住病人的拇指，用充满慈爱的、像施了魔法的声音告诉他入睡，然后暗示他怎样做好，病人醒来之后常常就好了。
弗洛伊德在南锡待了两个星期，自信催眠技术有了进步，临走时他向伯恩海姆请教了他一直深为苦恼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会因为一件小事而得癔病，而对于另外的人它不会起作用？到底是他们自己的什么使得他们致病呢？用暗示压制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意念呢？它们为什么能使人致病？对这些问题，伯恩海姆教授认为无关紧要，因为催眠术是用来治病的，只要它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得了，不需要任何理论。
弗洛伊德不这么认为，他隐约看到了在那隐去的症状后的东西，它们犹如一座山，因隔得太远而似乎缥缈若无，他想走近去看得更清楚。
关于这次南锡之行，他后来回忆道：
抱着完善我的催眠技术的念头，我在一八八九年夏去南锡旅行，在那儿度过了几个星期。我目睹了年老的李白尔特在劳动阶级的贫穷的妇女和儿童中间穿行诊疗的令人感动的情景，我是伯恩海姆在他的医院的病人身上令人惊讶的实践的验证者，我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人们的认识之外仍然有潜藏的强大意念过程的可能性。想想它是有启发意义的，我还劝我的一个病人跟着我来南锡。她是一个天赋极高的癔病患者，一个出身高贵的女人，谁都拿她没办法，所以她被交给了我。通过催眠的影响我已经使得她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忍受了，我一定要想法使她摆脱她的悲惨处境……我与他（指伯恩海姆——作者注）有好几次激动人心的会谈，并且着手将他的两本关于暗示及其疗效的著作翻译成德文。
回到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继续运用催眠术，也的确取得了不小疗效。但为时并不太久，大约在一八八九年五月一日，他在治疗埃米夫人时，就开始将新方法，即“宣泄疗法”与催眠法一同运用。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他慢慢发现催眠术并不总管用，疗效也很难持久。
催眠术治疗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将引起病人产生癔病症状的“邪念”用暗示的方式镇压住，但这个“邪念”并未被消灭，被用催眠术压住一段时间后，它总还要顽固地冒出头来。这样，催眠术的疗效也就到此为止了。弗洛伊德在他运用催眠术的过程中，不能不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每一例癔病，他都可用催眠术起到一定作用，但却很少有他用催眠术完全治愈了的病例——正如完全没效的一般少。像卡茜莉病例、普芬道夫夫人病例、冯·诺伊斯塔特夫人病例等。
弗洛伊德深深感到催眠术的治疗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对于真正严重的癔病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医生，如果看到一种疗法的缺陷而不去改进是不正当的，当然，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他还会继续运用老办法。
二是此时他初步找到了更进步的疗法。在治疗中弗洛伊德感到用催眠术治病，催眠者用暗示法命令病人放弃致病的意念，无异于用硬堵的办法治理洪水。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一些病人在初次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明显好转，但过不了多久又找上门来，而且症状更加严重。如卡茜莉病例，卡茜莉夫人第一次找他治病时他用催眠术挺方便地治好了她的牙痛。但过了一年，她却复发了，而且更厉害，后来又转到大腿、眉心。那么，怎样办才好呢？他想到了安娜·O病例，布洛伊尔用一种独特的催眠疗法基本治愈了她的严重癔病。他先用催眠法使安娜进入睡眠，然后不是命令她忘记那些使她治病的意念，而是叫她说出来，尽情倾吐，他的新疗法当以此为起点。
他后来说道：“无论病人还是医生都不能再无限制地容忍一方面暗示对错乱坚决否定，另一方面却又对错乱毫无必要的认识这一矛盾的存在。”
三是他遭到极严厉的批评。就在弗洛伊德开始用催眠术之时，便已成了维也纳医学界的众矢之的。维也纳的医生们向来将催眠术看作哄人的玩意儿，是江湖骗术，正经医生绝不用这方法治病。弗洛伊德在科学协会大放厥词还罢了，反正没人听他，现在竟然要拿病人开刀，那还得了！他们马上群起鸣鼓而攻之，以他的恩师迈内特教授为首。
迈内特教授本来一直将弗洛伊德当作他的得意门生，在弗洛伊德评讲师、得奖学金的过程中出过大力。而且他离开医学院，独自开业后，按规定是不准再使用学院的实验室的，迈内特教授却一直私下让他自由使用他的实验室，后来还将他自己的一门课交给他讲，好让他挣点学费。但弗洛伊德从巴黎回来后，却向恩师发起了猛攻，他的目标当然不是他的老师，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弗洛伊德所反对的那些观点恰恰都是迈内特教授坚持的。如他在医学协会大讲男性癔病，并说癔病与神经损伤无关，这就是向迈内特教授的权威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迈内特教授对于神经病的基本观点是：所有神经病，当然包括癔病，无一例外是神经受到损伤的后果，至于男性癔病，那是瞎说，癔病只有女人才能得，男性哪会得什么癔病！这从“癔病”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癔病的拉丁文原文来自希腊语，在希腊语里那即是“子宫”之意，男人有子宫吗？前面提到过，因为这事，在医学协会他当场给了弗洛伊德一个难堪。
后来，当弗洛伊德又采用了维也纳人所不齿的催眠术后，他对弗洛伊德的意见更大了，他几乎公开地表示了他对弗洛伊德及他采用的方法的蔑视。一八八九年，他说催眠术“把人降低到没有意愿与理智的动物，这样只会加剧他的神经和心智的衰退……它导致了人为的精神错乱”。甚至说弗洛伊德“只是一个搞催眠术的人”。
他的这些话使弗洛伊德又气又伤心。他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他说：
接受一个科学家在神经病理学的某些领域已取得丰富经验并且有深刻了解的同时否认他在别的任何方面也是权威，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困难的，的确，对于伟大的尊敬，尤其对于伟大的知识的尊敬属于人类本性中最好的品质。但更应尊重的是事实。当我们通过对事实的研究而获得了自己的判断时并不要羞于将权威暂搁一边。
他的这些毫不妥协的回答更加恶化了他与迈内特教授的关系，也恶化了他与整个维也纳医学界的关系。前面，当他想找一个迈内特教授要他找的证明男性癔病的病例时，他被禁止使用医学院及总医院的病例。这样，他开始度过他一生第一个孤军奋战的时期：没有地方搞科研、没有地方演讲、没有杂志发表他的论文，他甚至连一起喝酒的人都没有了。这些虽说后来都有了改变，但已经深深地伤害了弗洛伊德的感情。
到一八八九年五月，他已经不再专门使用催眠术了，但仍将催眠术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手段，一八九六年他才完全放弃，并且转而谴责将它作为一种疗法。但运用催眠术这个阶段的意义却并不会因为弗洛伊德的弃用就变得空无。实际上，这个阶段对于弗洛伊德以后的研究起着的作用即便再高评价也不会过分的。具体地说，它主要在三个方面对弗洛伊德以后的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
一是他初步认识到了在被催眠者的意识后面还有一个广大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无意识世界。他将向这个世界扬起探索之帆，它对于精神世界的意义与哥伦布的探险对于物质世界一样重要。
二是他正是在催眠中了解到不能一味压抑被催眠者的致病意念，而是要让它们释放出来，这样它们就不会再待在患者心灵中作怪了。这直接促使了以后的宣泄疗法与自由联想法的诞生。
三是在对病人进行催眠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地听到了病人吐露的心灵深处的秘密，如在对普芬道夫夫人、埃米尔、冯·诺伊斯塔特夫人以及一个少女的治疗中，他都发现那些致病的因素几乎全与性有关，因缺失而对性的渴求或者令人恐惧的性经历。而病人那些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意念也就都与性相关。这对于精神分析以后的形态特征有极大关系。众所周知，精神分析是将性当作主体内容之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