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一八八五年十月初，正是巴黎黄叶蝶飞的时节，雄伟的巴黎火车站站台上，旅客们差不多走光了，一个单薄的年轻人仍立在那儿，旁边放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包，好像在看风景，又像不知道往何处去。一个搬运夫模样的人走近了他，嘀咕了一句什么，他困惑地摇头，显然不懂他说了什么，搬运夫模样的人又指了指他的包，指了指自己的肩。年轻人摇摇头，脸上露出羞愧的神情。他蓄着长长的轻骑兵式的胡子，眼神有点茫然，但仍显出坚定的自信。他就是弗洛伊德，刚从万兹贝克见了玛莎，来到巴黎跟从夏科教授学习神经病学。他拎着包往车站外走去。他一走到广场，就有一辆马车停在了他的旁边，他对马车夫说了什么，但马车夫又茫然地摇头，一副听不懂的样子。

弗洛伊德不由得伤心了，他在中学时就学了法文，成绩还是优秀。临来巴黎又花了五盾，跟一个法国人学了五节课的“标准法语”，他以为即使不流利，至少能应付几句，但现在他听搬运夫和马车夫说的话就像听中文！他只好用笔解决问题。坐在马车上，他看着巴黎繁华的大街，一直延伸到视野的尽头仍一样地繁华，比维也纳不但繁华多了，也大多了。满街的人一看上去感觉就与德意志人大不相同。男的女的都迈着轻快的步子，与维也纳人结结实实的步伐形成鲜明对比。令他稍感安慰的是，这里的姑娘们虽说衣着入时，却好像没有维也纳姑娘漂亮。

和平旅馆是维也纳的同事们给他介绍的，他花五十法郎一月租了一个单间。他放下行李，坐在床头，周围没有一丝声音。刚下火车时孤独又像波涛一样向他袭来。他仿佛觉得正坐在一叶孤舟里，极目四望都是无边的大海。玛莎的一颦一笑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他眼前，他执起了笔，痛苦的时光就在笔下流逝了。

与约定去医院见夏科教授的时间还有五天，他决定乘机看看巴黎，要知道这里是他的梦中之城啊！他迈开双腿，打算用它们来征服骄傲的巴黎，就像征服维也纳一样。他沿着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信步走去，他看到的一切都与维也纳大不相同，又是那么新奇有趣，他只能找到五光十色这个词来形容她。他仿佛懂得为什么她会被称作“欧洲之城”了。

接下来几天他都用来欣赏那些著名的旅游胜地，他去了杜勒伊里宫、凡尔赛宫、卢浮宫，用解剖学家的眼光对卢浮宫里的古埃及木乃伊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罗塞塔石碑更令他流连忘返。他以后对古代文物的爱好可能就是从这里打下基础的，那个爱好将使他的家也变成小小的博物馆。在这些举世闻名的建筑中，最使他感动的还是巴黎圣母院，他很喜欢雨果的同名巨著，站在圣母院华丽而庄严的礼拜堂里，他第一次有了对上帝的敬畏，也是最后一次。

在去找夏科教授之前，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半个巴黎人了，对巴黎的喜爱不下于老巴黎。他在给玛莎的一封信中说：“巴黎多年以来就是我的渴望之地，第一次踏在林荫道上的满足使我决心同样要实现我其他的愿望。”

但弗洛伊德对巴黎的人却怎么也喜欢不起来，他感到这些巴黎人外表彬彬有礼，眼神却明明将他当作外人，餐馆里的侍者们非常谦恭，但那垂着眼斜视的样子无非是想要从他口袋里掏出小费来。他觉得自己在那些法国人眼里大概是外星人。但他运气不错，在这里又找到了几个老相识。一个是来自俄罗斯的达克谢维奇，他们曾在迈内特教授的实验室里共过事，他把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组织切片染色法的论文译成了俄文，同弗洛伊德一样，他也在为结婚而奋斗。玛莎在巴黎有两个表兄弟，弗洛伊德也去见了他们，其中一个，约翰·菲利普，陪他去看了莫里哀的喜剧。与他交往最多的是一对叫利切蒂的夫妻，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就与他们熟悉了。利切蒂也是奥地利人，在威尼斯行医，非常成功，积攒了三十万法郎家产。他们无儿无女，把弗洛伊德当成儿子来对待，每天请他吃饭，甚至试探过收他做养子，好在他们死后继承遗产，弗洛伊德不是那种能做养子的人。利切蒂有一次带他去看了他的家庭医生的妻子和孩子，母子俩孤身在巴黎，过着极其清苦的日子，唯一的希望是她十岁的儿子能在音乐比赛中获得大奖，这个忧郁的孩子就是伟大的小提琴家弗里兹·克拉斯勒。

弗洛伊德并没有给巴黎的美景迷得忘了他来的目的。十月二十日，一大早他就从和平旅馆出来了，穿戴得整整齐齐，往萨尔拜特利尔医院走去。夏科就是这所医院的院长。

萨尔拜特利尔医院坐落在巴黎东南，靠近市区边缘，从他的住处到医院着实要走一阵，他迈开大步，越走越有劲，想着了不起的夏科一手创建医院的历史。夏科在那里建立起医院以前，萨尔拜特利尔原来是个火药仓库，这一点使弗洛伊德倍感亲切，他工作多年的布吕克教授研究所原来也是兵工厂，火药搬走后，巨大的建筑便用来收集一切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妓女、乞丐、流浪汉等，以后又把一部分用作养老院、一部分用作育婴院，专门收养无人照料的老人与弃婴。这样的人在巴黎实在太多了，这里一年四季人满为患，却没有一个专职医生为这些人服务。夏科看到这种悲惨情况，下决心要在这里建造第一流的医院。他单枪匹马地干了十年，终于使这里成为巴黎最好的医院之一，并成了世界神经病学研究中心。想到这些，弗洛伊德不由得惭愧几天来对巴黎人抱着的反感，他想：“能产生夏科这样的人的民族不会坏到哪里去。”

他知道夏科今天要来参加会诊，用病例给医生们上课。他坐在人群里静静地等着，上午十点整，夏科教授大踏步走了进来。

他发现教授的形象富有个性，他身材高大，长着一颗硕大无朋的头，尤其脸部巨大，这使得他的鼻子很好看，否则那么大的鼻子长在一般头上是不大合适的。紧抿着的嘴唇使人感觉到他是经过一番艰苦奋斗才达到今天这一步的。头发整齐地向脑后梳去，使宽广的前额更显宽广。眼神严肃，又略显忧郁，使他有一种林肯似的悲天悯人。他对教授的尊敬立时又增加了几分。

教授微微向医生们点了点头，领出身后一个病人，开始了他的诊断。几句话之后，弗洛伊德就发觉夏科教授的诊断方法与罗森纳格尔、迈内特他们的完全不同，教授就像是一个正在挥毫泼墨的画家，一个灵感突来的诗人，用诗意般的语言、自由奔放的思想对这些病人的神经病起因、症状、治疗方案等进行透彻的分析，使人不得不承认他并非在作诗，而是在治病。当轮到一个年轻女子时，教授诊断她患有进行性肌肉萎缩病，病人出去后，教授悲伤地说：“这是最不幸的疾病，毫无治愈的希望，因为它来自先天遗传，病人生而具有，也必将伴随她一生。”他声音低沉地叹息说：

我们何罪之有，噢，宙斯！该遭如此运命？

我们的父辈纵然有过，可我们，我们何罪之有？

这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有教益的一堂课。

会诊结束后，弗洛伊德找到了教授，做了自我介绍，教授微笑着伸出手说：“我们一直等你，弗洛伊德博士，布吕克教授与迈内特教授保证你是维也纳大学五十年来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我也读过你关于脑切片黄金染色方法的出色论文，欢迎你来萨尔拜特利尔！”

弗洛伊德从今天起正式开始了他在萨尔拜特利尔的学习。他除了每周像今天一样参加教授主持的会诊外，还参加每周二教授在大教室举行的讲座，由教授讲解神经病的典型病例，这是神经病治疗的基础学科。他给自己另加的工作则是观察“巴黎人的大脑切片”，令他大感惊讶的是，这里的大脑切片竟然全都按他的黄金染色法进行了处理，就是在维也纳总医院也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他有点遗憾地看见，巴黎人的大脑和维也纳人的完全一样。不过他总算没有白看，在萨尔医院异常精致的切片上，他发现了一点新东西，并且据此发表了一篇文章。

在听取夏科教授对各种神经病诊断分析的过程中，他印象最深的是所谓男性癔病。

癔病，其实可以近似地称作“意”病，这种病有一个特点，它没有器质性病变作为病因。我们知道，一般瘫痪，无论是手或脚还是全身的瘫痪，都有器质性病变，即患者的手、足或其他相应部位的神经系统被损伤。但癔病却很特别，它的症状与普通瘫痪没有什么不同，也是病人的手足或其他部位失去知觉，或者其他机能丧失，但病人却没有器质性病变，也就是他的神经系统并没有受到损伤。但由神经系统控制运动的手足等器官却瘫痪了。这就是所谓的癔病。什么是它的病因呢？——是病人的意念。

这看来很奇怪，意念怎么能致病？当然能够。我国古代有句成语“杯弓蛇影”，讲古时有个人在朋友家做客，喝酒时酒杯已经举到了嘴边，突然看到杯子里有条小蛇，他却已将酒喝了下去。他以为自己将一条蛇喝进了肚子，中了毒，不久就要死了。果真，回家后他就感觉身上越来越痛，不久瘫倒在床，奄奄一息了。那朋友来探望他，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了。朋友一听，跑回家去，按他说的情况演习了一番，不由得哈哈大笑，原来是墙上挂着的弓的影子映进了酒杯。他去将实情向朋友一解释，那人的病顿时就好了。这就是癔病的一例。那人其实身体各器官并没有受到器质性损伤，但临床表现却如同受了伤一般，皆意念所致。当然，这并非癔病定义，只是门外汉的举例说明。

弗洛伊德在夏科手下看到的无数癔病病例给了他不小的震动，他在维也纳时，在迈内特教授的神经病科也看到了大量同类病例，迈内特教授一概把它们的病因看成神经受到器质性损伤。他当时就认为教授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诊断不是很高明，只是不知真实病因是什么，现在夏科医生给他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使弗洛伊德更受震动的是那些男人患的癔病，像那位杯弓蛇影的老兄一样，在巴黎和维也纳都有大量这样的人。但那时维也纳的神经病学家可不会认为那些人患的是癔病——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承认男人也会得癔病！对于他们而言，癔病就像月经，男人会来吗？这在当时是神经病学的常识。包括夏科，他也认为这些都是神经受了伤——较轻而已。

但弗洛伊德经过一个又一个病例的仔细观察与沉思，得出结论认为男人的确可以得癔病，那无数个病例就是证据。例如有个建筑工人从第四级梯子摔下来，半边手脚不能动了，他给他做了彻底检查，表明任何神经、器官都没有受伤。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告诉病人说找到哪里摔伤了，给他打了一针，称是治该伤的灵药，病人注射后站起来就上工去了。其实给他注射的只是生理盐水。

在确信他的论点站得住脚之后，弗洛伊德决定将它写成一篇论文《癔病性与机体性症状学的比较》，夏科虽说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同意发表在他的《神经病学史料》上。这时已经是弗洛伊德在巴黎的最后一周了。

在巴黎的四个月里，弗洛伊德所获得的不仅是对癔病的认识，也认识了夏科教授的家庭，他那有笔巨大的嫁妆的太太和可爱的女儿，将来他的女儿也有笔巨大的嫁妆。要不是有了玛莎，他说不定会想入非非。夏科家坐落在繁华的圣日耳曼大街，大得像皇宫，因为实在太大了，圣日耳曼大街只好从它的院子里穿过去。夏科共邀请他六次，三次是参加晚会，弗洛伊德第一次穿起了晚礼服，戴起了高顶礼帽，都是借来的，与名流贵媛们周旋。另三次是谈翻译夏科著作的事，夏科对他传神的译笔十分满意。弗洛伊德也很满意的得了三百盾稿费，他正穷得要命。

巴黎之行还有两个收获也值得提及，一是他第一次看到了催眠术，夏科找了些漂亮的青年女子，给她们催眠，使她们在催眠状态下做出各种令旁观者目瞪口呆、开怀大笑的行为，用以演示癔病，他的课招来了全巴黎的名流贵妇。这在以后的《催眠术》一节中还要详述。

另一个收获是弗洛伊德了解到癔病的大部分病因都与病人的情感经历有关，直接地说，与病人的性生活有关，按夏科的话：“都是夫妻间床上的秘密！”这个秘密将对弗洛伊德一生的事业、对精神分析的产生与特征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八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弗洛伊德离开了巴黎、永远地离开了夏科教授，三年之后，为了表示对让·马丁·夏科的感激之情，弗洛伊德给他的一个儿子取名让·马丁·弗洛伊德。 IFdf8C9nAqNOPuRonQPYMrXVNx+v++Mw76nO6MPqA4G8i5XjwoUFzTff7dazpk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