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问随便哪个美国人或英国商人,妨害他的人生享受最厉害的是什么,他一定回答说是“生活的斗争”。他这么说确是很真诚,并且相信是如此。这解释,在某一意义上是对的;在另一极重要的意义上是错的。不用说,生活斗争这件事是有的。只要不运气,我们之中谁都会遇到。康拉特小说中的主角福克就是一个例子:在一条破船上的水手中,只有他和另一个同伴持有火器;而船上是除了把别的没有武器的人作为食粮以外再没东西可吃了。当两人把能够同意分配的人肉吃完以后,一场真正的生活斗争开始了。结果,福克打倒了对手,但他从此只好素食了。然而现在一般事业家口中的生活斗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是他信手拈来的一个不准确的名词,用来使根本微末不足道的事情显得庄严的。你试问问他,在他的阶级里,他认识有几个人是饿死的。问问他,他的朋友们一旦破产之后遭遇到什么。大家都知道,一个破产以后的事业家,在生活的舒适方面,要比一个从来不曾有钱到配破产的人好得多多。所以一般所谓的生活的斗争,实际是成功的斗争。他们从事战斗时所惧怕的,并非下一天没有早餐吃,而是不能耀武扬威盖过邻人。
可怪的是很少人明白下面这个道理:他们并非被一种机构紧抓着而无可逃避,无可逃避的倒是他们所踹着的踏车,因为他们不曾发觉那踏车不能使他们爬上更高的一层。当然,我是指那些比较高级的事业场中的人,已有很好的收入足够藉以生活的人。但靠现有的收入过活,他们是认为可耻的,好比当着敌人而临阵脱逃一般;但若你去问他们,凭着他们的工作对公众能有什么贡献时,他们除了一大套老生常谈,替狂热的生活作一番宣传之外,定将瞠目不知所答。
假定有一个人,他有一所可爱的屋子,一个可爱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儿女。我们来设想一下他的生活看看。清早,全家好梦犹酣的时候,他就得醒来,匆匆的赶到公事房。在此,他的责任要他表显出一个大行政家的风度;他咬紧牙床,说话显得极有决断,脸上装得又机警又庄重,使每个人——除了公事房听差以外——都肃然起敬。他念着信稿叫人用打字机打下来,和各种重要人物在电话中接谈,研究商情,接着去陪着和他有买卖或他希望谈判一件买卖的人用午餐。同类的事情在下午继续进行。他疲倦不堪的回家,刚刚赶上穿衣服吃夜饭的时间。饭桌上,他和一大批同样疲乏的男人,不得不装做感到有妇女作伴的乐趣,她们还不曾有机会使自己疲倦呢。要几个钟点以后这个男人才获赦免,是无法预料的。末了他终于睡了,几小时内,紧张状态总算宽弛了一下。
这样一个男子的工作生活,其心理状态恰和百码竞走的人的相同;但他的竞走终点是坟墓,所以为百码的途程刚刚适配的精力集中,对于他却迟早要显得过分了。关于儿女,他知道些什么?平日他在办公室里;星期日他在高尔夫球场上。关于妻子,他知道些什么?他早上离开她时,她还睡着。整个的晚上,他和她忙着交际应酬,无法作亲密的谈话。大概他也没有心中契重的男友,虽然他对许多人装着非常亲热。他所知的春季和收获的秋季,不过是能够影响市场这一点;他也许见过外国,但用着厌烦得要死的眼睛去看的。书本于他是废物,音乐使他皱眉。他一年年的变得孤独,注意日益集中,事业以外的生活日益枯索。我在欧洲见过这一类的美国人在中年以后的境况。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游历,显然是她们劝服这可怜的家伙的,教他相信已经到了休假的时候,同时也该使娘儿们有一个观光旧大陆的机会。兴奋出神的母女环绕着他。要他注意吸引她们的特色。极度疲乏极度烦闷的家长,却寻思着此时此刻公事房里或棒球场上所能发生的事情。女伴们终于对他绝望了,结论说男人是俗物。她们从未想到他是她们的贪婪底牺牲者;实在这也并不如何准确,好似欧洲人对印度殉节妇女的看法并不如何准确一样。大概十分之九的寡妇是自愿殉夫的人,准备为了光荣,为了宗教的立法而自焚;美国事业家的宗教与光荣是多多的赚钱;所以他像印度寡妇一样,很乐意的忍受苦恼。这种人若要过得快乐一些的话,先得改变他的宗教。倘他不但愿望成功,并且真心相信“追求成功是一个男子的责任,凡是不这样做的人将是一个可怜的造物”;那末他总是精神过于集中,心中过于烦愁,决计快活不了。拿一件简单的事来说罢,例如投资。几乎个个美国人都不要四厘利息的比较稳当的投资,而宁愿八厘利息的比较冒险的投资。结果常有金钱的损失以及继续不断的烦虑和恼恨。至于我,我所希望于金钱的,不过是闲暇而安全。但典型的现代人所希望于金钱的,却是要它挣取更多的金钱,眼巴巴地望着的是场面,光辉,盖过目前和他并肩的人。美国的社会阶梯是不固定的,老是在升降的。因此,一切势利的情绪,远较社会阶级固定的地方为活跃,并且金钱本身虽不足使人伟大,但没有金钱确乎难于伟大。再加挣钱是测量一个人的头脑的公认的标准。挣一笔大钱的人是一个能干的家伙;否则便是蠢汉。谁乐意被认为蠢汉呢?所以当市场动荡不稳时,一个人的感觉就像青年人受考试时一样。
一个事业家的焦虑内,常有恐惧破产的后果的成分,这恐惧虽不合理,却是真切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亚诺·倍纳德
书中的克莱亨格,尽管那样的富有,老是在担心自己要死在贫民习艺所里。我很知道,那些幼年时代深受贫穷的苦难的人,常常惧怕他们的孩子将来受到同样的苦难,觉得尽管挣上几百万的家私也难于抵御贫穷那大灾祸。这等恐惧在第一代上大抵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未尝过赤贫滋味的人就不会这样了。无论如何,惧怕贫穷究竟还是问题里面较小的与例外的因子。
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把它当作幸福的主源:这就种下了烦恼之根。我不否认成功的感觉使人容易领会到人生之乐。譬如说,青年时代一向默默无闻的一个画家,一朝受人赏识时,似乎要快乐得多。我也不否认金钱在某程度内很能增进幸福;但超过了那个程度就不然了。我坚持:成功只能为造成幸福的一分子,倘牺牲了一切其余的分子去赢取这一分子,代价就太高了。
这个弊病的来源,是事业圈内得势的那种人生哲学。在欧洲,别的有声威的团体的确还有。在有些国家,有贵族阶级;在一切的国家,有高深的技术人员;除了少数小国以外,海陆军人又是受到尊敬的人物。虽然一个人无论干何种职业总有一个争取成功的原素,但同时,被尊敬的并非就是成功,而是成功赖以实现的卓越(excellence)。一个科学家可能挣钱,也可能不挣钱;他挣钱时并不比他不挣钱时更受尊敬。发见一个优秀的将军或海军大将的贫穷是没有人惊奇的;的确,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贫穷,在某一意义上还是一种荣誉。为了这些理由,在欧洲,纯粹逐鹿金钱的斗争只限于某些社团,而这些社团也许并非最有势力或最受尊敬的。在美洲,事情就不同了。公役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太小了,毫无影响可言。至于高深的技术,没有一个外行能说一个医生是否真正懂得很多医学,或一个律师是否真正懂得很多法律,所以从他们的生活水准上来推测他们的收入,再用收入来判断他们的本领学识,要容易得多。至于教授,那是事业家雇用的仆人,所以不比在较为古老的国家内受人尊敬。这一切的结果是,在美国,专家模仿事业家,却绝不能像在欧洲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社团。因此在整个的小康阶级内,那种为金钱的成功所作的艰苦的斗争,没有东西可以消解。
美国的男孩子,从很小时起就觉得金钱的成功是唯一重要的事,一切没有经济价值的教育是不值一顾的。然而教育素来被认为大部分是用以训练一个人的享受能力的,我在此所说的享受,乃是指全无教育的人所无法领略的,比较微妙的享受。十八世纪时,对文学、绘画、音乐能感到各别的乐趣,算是“缙绅先生”的特征之一。处于现代的我们,尽可对他们的口味不表同意,但至少那口味是真实的。今日的富翁却倾向于一种全然不同的典型。他从不看书。假如他为了增高声名起计而在家里造一间绘画陈列室时,他把选画的事完全交托给专家;他从画上所得的乐趣并非是观赏之乐,而是旁的富翁不复能占有这些图画之乐。关于音乐,碰到这富翁是犹太人的话,那他可能有真正的欣赏;否则他在这方面的无知,正如他在旁的艺术方面一模一样。这种情形,结果使他不知如何应付他的闲暇。既然他越来越富,挣钱也越来越容易,最后,一天五分钟内所挣来的钱,他简直不知怎样消费。一个人成功的结果,便是这样的彷徨失措。“把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这观念在你心中存在多久,悲惨的情形也存在多久。成功底实现势必令你捱受烦闷的煎熬,除非你先懂得怎样去处置成功。
竞争底心理习惯,很易越出范围。譬如,拿看书来说。看书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体会读书之乐;另外一个是作夸口之用。美国有一种风气,太太们按月读着或似乎读着某几部书;有的全读,有的只读第一章,有的只读杂志上的批评,但大家桌上都放着这几部作品。可是她们并不读巨著。读书俱乐部从未把《哈姆雷德》或《李尔王》列入“每月选书”之内,也从没一个月显得需要认识但丁。因此她们的读物全是平庸的现代作品而永远没有名著。这也是竞争的后果之一,不过这或者并不完全坏,因为这些太太们,倘不经指导,非但不会读名著,也许会读些比她们的文学牧师或文学大师代选的更糟的书。
现代生活所以如是偏重于竞争,实在和文化水准的普遍的低落有关,就象罗马帝国时代奥古斯丁大帝以后
的情形一般。男男女女似乎都不能领会比较属于灵智方面的乐趣。譬如,一般的谈话艺术,为十八世纪的法国沙龙磨炼到登峰造极的,距今四十年前还是很活泼的传统。那是一种非常优美的艺术,为了一些渺茫空灵的题材,使最高级的官能活跃。但现代谁还关切这样有闲的事呢?在中国,十年以前这艺术还很昌盛,但恐民族主义者的使徒式的热诚,近来早已把它驱出了生活圈。五十年或一百年前,优美的文学智识,在有教育的人中间是极普遍的,如今只限于少数教授了。一切比较恬静的娱乐都被放弃。曾经有几个美国学生陪我在春天散步,穿过校旁的一座森林,其中满着鲜艳的野花,但我的向导中间没有一个叫得出它们的名字,甚至一种野花都不认识。这种智识有什么用呢?它又不能增加任何人的收入。
病根不单单伏在个人身上,所以个人也不能在他单独的情形内阻止这病象。病根是一般人所公认的人生哲学,以为人生是搏斗,是竞争,尊敬是属于胜利者的。这种观点使人牺牲了理性和思悟,去过度的培养意志。或许我们这么说是倒果为因。清教徒派的道学家,在近代老是大声疾呼的提倡意志,虽然他们原本着重的是信仰。可能是,清教徒时代产生了一个种族,它的意志发展过度,而理性与思悟却被抛在一边,所以这种族采取了竞争的哲学,以为最适合它的天性。不问竞争的起源究竟如何,这些爱权势不爱聪明的现代恐龙,的确有了空前的成功,普遍地被人模仿:他们到处成为白种人的模型,这趋势在以后的百年中似乎还要加强。然而那般不迎合潮流的人大可安慰,只要想到史前的恐龙最后并未胜利;它们互相残杀,把它们的王国留给聪明的旁观者承受。我们现代的恐龙也在自杀。平均而论,他们之中每对夫妇所生的儿女不到两个;他们对于人生并没有相当的乐趣可使他们愿望生男育女。在这一点上,他们从清教徒派的祖宗那里承袭下来的过度的狂热哲学,似乎并不适合这个世界。那批对人生的瞻望使他们如是不快,以致不愿生孩子的人,在生物学上看来是受了死刑的宣判。多少年后,他们一定要被更快乐更欢畅的人替代。
竞争而当作人生的主体,确是太可怕,太执拗,使肌肉太紧张,意志太专注;倘用作人生的基础的话,决不能持续到一二代。之后,定会产生神经衰弱,各种遁世现象,和工作同样紧张同样困难的寻欢作乐(既然宽弛已成为不可能),临了是因不育之故而归于灭亡。竞争哲学所毒害的,不止工作而已,闲暇所受到的毒害也相等。凡能恢复神经的,恬静的闲暇,在从事竞争的人看来是厌烦的。继续不断的加速度变得不可避免了,结果势必是停滞与崩溃。救治之道是在“保持生活平衡”这个观念之下,接受健全而恬静的享受。
烦闷,以人类行为的一个因子而论,我觉得太不受人重视了。我相信,它曾经是历史上各时代中重要动力之一,在今日尤其是如此。烦闷似乎是人类独有的情绪。野兽被拘囚时,固然是无精打彩,踱来踱去,呵欠连连;但在自然的情态中,我不信它们有类乎烦闷的境界。它们大半的时间用在搜索敌人或食物,或同时搜索两者;有时它们交配,有时设法取暖。但即使它们在不快乐的辰光,我也不以为它们会烦闷。也许类人猿在这一点上像在许多旁的事情上一样同我们相似,但我既从未和它们一起过活,也就无从实验了。烦闷的特色之一,是眼前摆着“现状”,想象里又盘旋着“另外一些更愉快的情状”,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对照。烦闷的另一要素,是一个人的官能必不专注于一事一物。从要你性命的敌人那里逃跑,我想当然是不愉快的,但决不令人纳闷。一个人逢到引颈待戮的时候不会觉得烦闷,除非他有超人的勇气。在类似的情形中,没有人在初进上院的处女演说中间打呵欠,——除了已故的特洪夏公爵,他是为了这件出人意料的举动而赢得上院同僚的敬重的。烦闷在本质上是渴望发生事故,所渴望的不一定是愉快的事情,只要是一些事情,能使烦闷的人觉得这一天和别一天有些不同就行。一言以蔽之,烦闷的反面不是欢娱,而是兴奋。
兴奋的欲望在人类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男性。我猜想,这欲望在狩猎社会的阶段里要容易满足得多。行猎是兴奋的,战争是兴奋的,求偶是兴奋的。一个野蛮人,遇到一个身旁有丈夫睡着的女人,就会设法犯奸,虽然他明知丈夫一醒他便要送命。此情此景,我想决不令人纳闷。但人类进入农业阶段时,生活就开始变得黯淡乏味了,只有贵族还留在狩猎的阶段直到如今。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机械管理如何可厌的话,但我想旧式耕作的农业至少也同样可厌。的确,我和一般博爱主义者抱着相反的见解,以为机械时代大大地减少了世界上的烦闷。以薪水阶级论,工作时间是不孤独的,夜晚又可消磨在各种娱乐上面,而这在老式的乡村中是不可能的。再看中下阶级的生活变化。从前,晚饭以后,当妻女们把一切洗涤打扫完后,大家团团坐下,来享受那所谓“快乐的家庭时间”。那就是:家长矇眬入睡,妻子编织着活计,女儿们却在暗暗赌咒,宁愿死去或者到北非洲去。她们既不准看书,又不准离开房间,因为在理论上说,那时间是父亲和女儿们谈话的,而谈话必然是大家的乐趣所在。倘使运气,那末她们终于嫁了人,有机会使她们的孩子挨受一个和她们挨受过来的同样黯淡的青春。倘使不运气,她们便慢慢地走上老处女的路,也许最后变成憔悴的淑媛贤女,——这种残酷的命运,和野蛮人赏给他们的牺牲者的毫无分别。估量百年前的社会时,我们必然感到这副烦闷的重担,并且在过去越追溯上去,烦闷的程度也越厉害。想想中古时代一个村落里的冬天的单调罢。人们不能读,不能写,天黑以后只有蜡烛给他们一些光,只有一个房间不算冷得彻骨,却满着炉灶的烟。乡里的路简直无法通行,所以一个人难得看见别个村子里的什么人。“赶女巫”的游戏,成为消遣严冬的唯一的方法,促成这种游戏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烦闷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我们不像我们祖先那样烦闷得厉害,但更加怕烦闷。我们终于知道,更准确地说是相信:烦闷并非一个人自然的命数,而是可以逃避的,逃避之法便是相当强烈地去追求刺激。现在,少女们自己谋生,而且赚很多的钱,为要能在晚上寻求刺激,逃避当年祖母们不得不忍受的“快乐的家庭时间”。凡是能住在城里的人都住在城里;在美国,不能住在城里的却有一辆汽车,或至少是摩托车,把他们载往电影院。不用说,他们家里都有收音机。青年男女的会面,远没从前困难了;琪恩·奥斯丁
的女主角在整部小说里巴望着的刺激,现在连女仆都可以希望每周至少有一次。我们在社会阶梯上越往上爬,刺激的追逐便越来越剧烈。凡有能力追逐的人,永远席不暇暖的到处奔波着,随身带着欢悦、跳舞、吃喝,但为了某些缘故,他们老希望在一个新的地方享用得更痛快。凡是不得不谋生的人,在工作时间内势必要有他们的一份烦闷,但一般富有到可以毋需工作之辈,就过着远离烦闷的生活,算做他们的理想了。这的确是一个美妙的理想,我也决不加以非议,但我怕像别的理想一样,这桩理想的难于实现,远非理想家始料所及。总之,越是隔夜过得好玩,越是明朝显得无聊。而且将来还有中年,可能还有老年。在二十岁上,人们以为到三十岁生活便完了。我现在已经五十八岁,却再不能抱这种观念。也许把一个人的生命资源当做经济资源般消费是不智的。也许烦闷之中的某些元素是人生必不可少的因子。逃避烦闷的愿望是天然的;不错,个个种族在有机会时都表现出这个愿望。当野蛮人初次在白种人手里尝到酒精时,他们毕竟找到了一件法宝,可以逃避年代久远的烦闷了,除非政府干涉,他们会狂饮以死。战争,屠杀,迫害,都是逃避烦闷的一部分,甚至跟邻居吵架似乎也比长日无事要好过些。所以烦闷是道学家所应对付的主要问题,因为人类的罪恶至少半数是从惧怕烦闷来的。
虽然如此,我们不该把烦闷当作完全是坏的。烦闷有两种:一种是生产的,一种是令人愚蠢的。生产的那一种是由于不麻痹(不麻痹方有烦闷);令人愚蠢的一种是由于缺乏有生机的活动(缺乏有生机的活动亦是造成烦闷的原因)。我不说“麻痹”不能在生活中发生任何良好的作用。譬如,一个明哲的医生有时要在药方上开列麻醉剂,而这种时候,我想要远比倡禁用论者所想象的为多。但渴望麻痹决不是一件可以听任自然的冲动而不加阻遏的事情。一个惯于麻醉的人在缺乏麻醉时所感到的烦闷,只有时间可以消解。可以适用于麻痹的理论,同样可适用于各种刺激。兴奋过度的生活是使人筋疲力尽的生活,它需要不断加强的刺激来使你震动,到后来这震动竟被认为娱乐的主要部分。一个惯于过度兴奋的人,仿佛一个有胡椒瘾的人,谁都受不住的分量,在他简直连味道都不曾尝到。烦闷,有一部分是和逃避过度的兴奋有密切关连的,而过度的兴奋不但损害健康,抑且使口味对一切的快感变得麻木,酥软代替了感官底酣畅的满足,巧妙代替了智慧,参差不齐代替了美。我并不想把反对兴奋的议论推之极端。分量相当的兴奋是滋补的,但像几乎所有的东西一般,分量对于利弊有着极大的出入。刺激太少,产生病态的嗜欲;刺激太多,使人精力枯竭。所以忍受烦闷的能耐,对于幸福生活是必要的,是应该教给青年人的许多事情之一。
一切伟大的著作含有乏味的部分,一切伟大的生活含有沉闷的努力。假定《旧约》是一部新的原稿,初次送到一个现代美国出版家手里,他的批评我们不难想象得之。关于谱系部分,他大概会说:“亲爱的先生,这一章缺少刺激;你不能希望一大串事迹讲得极少的人名引起读者兴味。你的故事用了很优美的风格开场,我承认,最初我颇有些好印象,但你太想把故事全盘托出了。取出精华,删掉废料,等你把全书的篇幅节略到合乎情理时,再拿回给我罢。”现代出版家这么说着,因为他识得现代读者的畏惧烦闷。对于孔子的名著,《可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一切销行最广的经典,他都可说同样的话。而且不止神圣的典籍,一切最好的小说都有沉闷的篇章。一本从头至尾光芒四射的小说,几乎可断定不是一部杰作。即是伟人们的生活,除了少数伟大的时期以外,也很少令人兴奋的地方。苏格拉底不时可以享用一顿筵席,且当毒药在肚里发作的时候,他的确从和门徒的谈话里得到很大的满足
,但他大半的生涯,是和妻子俩安静地过着日子,下午作一次散步,路上或者遇到几个朋友。康德相传终生未尝走出故乡十里以外。达尔文周游世界以后,余下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消磨的。马克思掀动了几处革命以后,决意在不列颠博物馆中度他的余年。从全体看来,安静的生活是大人物底特征,他们的喜乐也不是外人心目中认为兴奋的那一种。一切伟大的成就必须历久不懈的工作,其精神贯注与艰难的程度,使人再没余力去应付狂热的娱乐;在假日用来恢复体力的运动当然除外,攀登阿尔卑斯便是一个最好的例。
忍受单调生活的能力,应该自幼培养。在这一点上,现代父母大大该受责备,他们供给儿童的被动的娱乐实在太多,例如电影与珍馐之类,他们不懂得平淡的日子对儿童是如何重要,过节一般的日子只好难得有的。儿童的娱乐,在原则上应当让他用一些努力和发明,从他的环境中自己去创造出来。凡是兴奋的,同时不包括体力运动的娱乐,如观剧等等,决不可常有。刺激在本质上便是麻醉品,使人的瘾越来越深,而兴奋时间的肉体的静止,又是违反本能的。倘使让一个孩子,像一株植物一般在本土上自生自发,其长成的结果一定极其圆满。太多的旅行,太多复杂的印象,不适宜于青年人,徒然使他们长大起来不耐寂寞,殊不知唯寂寞才能生产果实。我不说寂寞本身有何优点;我只说某些美妙的事物,没有相当的寂寞单调就不能享受。譬如拿华斯华斯的名诗《序曲》来说,每个读者都能觉得,这首诗在思想与感觉上的价值,一个心思错杂的都市青年决不能领会。一个男孩子或青年人,若抱着严肃而有建设性的目标,一定甘心情愿的忍受大量的烦闷,要是必需的话。但若过着一种心思散漫,纵情佚乐的生活,一个青年人的头脑里就难于孕育有建设性的目标;因为在此情形中,他的念头所贯注的将是未来的欢娱,而非遥远的成就。为了这些缘故,不能忍受烦闷的一代,定是人物渺小的一代,和自然底迟缓的进行脱去了连系,每个有生机的冲动慢慢地枯萎,好比瓶花那样。
我不爱用神秘玄妙的词藻,但我心中的意思,倘不用多诗意而少科学意味的句子,简直难于表白。不论我们如何想法,我们总是大地之子。我们的生活是大地生活之一部,我们从大地上采取食粮,与动植物一般无二。自然生活的节奏是迟缓的;对于它,秋冬之重要一如春夏,休息之重要不下于动作。必须使人,尤其是儿童,和自然生活的涨落动定保持接触。人的肉体,经过了多少年代,已和这个节奏合拍,宗教在复活节的庆祝里就多少包含着这种意义。我小时候一向被养在伦敦,两岁时初次给带到绿野去散步,时节是冬天,一切潮湿而黯淡。在成人的目光中,这种景色毫无欢乐可言,但孩子的心却沉浸在奇妙的耽想中了;我跪在潮润的地上,脸孔紧贴着草皮,发出不成音的快乐的呼声。那时我所感到的快乐是原始的、单纯的、浑然一片的。这种官能的需要是非常强烈的,凡是在这方面不获满足的人难得是一个完全健全的人。许多娱乐,本身没有这种与大地接触的成分,例如赌博。这样的娱乐一朝停止时,一个人就感到污浊与不满,似乎缺少了什么,但缺少的究竟是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能称做“欢悦”的成分,这种娱乐决不能给你。反之,凡使我们接触大地生活的游戏,本身就有令人深感快慰的成分;它们停止时,带来的快乐并不跟着消灭,虽然它们存在时,快乐之强烈不及更为兴奋的行乐。这种区别,从最单纯的到最文明的行为,都一样存在。我刚才提及的两岁的孩子,表现着与大地生活合一的最原始的形式。但在较高级的形式上,同样的情境可在诗歌中发见。莎士比亚的抒情诗所以卓绝千古,就因为其中充满着和两岁的幼儿拥抱绿草时同样的欢乐。“听,听,那云雀”,这种名句里面,不就包含着和婴孩只能用不成音的叫喊来表现的相同的情绪?或者,再考虑一下爱情和单纯的性行为中间的区别。爱情使我们整个的生命更新,正如大旱之后的甘霖对于植物一样。没有爱的性行为,却全无这等力量。一刹的欢娱过后,剩下的是疲倦,厌恶,以及生命空虚之感。爱是自然生活之一部,没有爱的性行为可不是的。
现代都市居民所感受的特殊的烦闷,即和脱离自然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脱离了自然,生活就变得燠热,污秽,枯燥,有如沙漠中的旅行。在那些富有到能够自择生活的人中间,不可忍受的烦闷,是从——不管这种论调显得如何奇特——惧怕烦闷来的。为了逃避那富有建设性的烦闷,他们反而堕入另一种更可怕的烦闷。幸福的生活,大半有赖于恬静,因为唯有在恬静的空气中,真正的欢乐才能常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