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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使人不快乐?

动物只要不生病,有足够的食物,便快乐了。我们觉得人类也该如此,但在近代社会里并不然,至少以大多数的情形而论。倘使你自己是不快乐的,那你大概会承认你并非一个例外的人。倘使你是快乐的,那末试问你朋友中有几个跟你一样。当你把朋友们检讨一番之后,你可以学学观望气色的艺术;平常日子里你遇到的那些人底心境,你不妨去体味体味看。英国诗人勃莱克(Blake)说过:

在我遇到的每张脸上都有一个标记,

弱点和忧患的标记。

虽然不快乐的种类互异,但你总到处和它碰面。假定你在纽约,那是大都市中现代化到最标准的一个啰。假定你在办公时间站在一条热闹的街上,或在周末站在大路上,再不然在一个夜舞会中;试把你的“自我”从脑子里丢开,让周围的那些陌生人一个一个的来占据你的思想,你将发见每组不同的群众有着不同的烦恼。在上工时间的群众身上,你可看到焦虑,过度的聚精会神,消化不良,除了斗争以外对什么都缺少兴趣,没有心思玩,全不觉得有他们的同胞存在。在周末的大路上,你可看到男男女女,全都景况很好,有的还很有钱,一心一意的去追逐欢娱。大家追逐时都采着同样的速度,即是坐着慢到无可再慢的车子鱼贯而行;坐车的人要看见前面的路或风景是不可能的,因为略一旁视就会闯祸;所有的车中的所有的乘客,唯一的欲望是越过旁人的车辆,而这又为了拥挤而办不到;倘若那般有机会不自己驾驶的人,把心思移到别处去时,那末立刻有一种说不出的烦闷抓住他们,脸上印着微微懊恼的表情。一朝有一车黑人胆敢表露出真正的快乐时,他们的荒唐的行为就要引起旁人的愤慨,最后还要因为车辆出了乱子而落到警察手里:假日的享乐是违法的。

再不然,你去端相一下快乐的夜会里的群众。大家来时都打定了主意要寻欢作乐,仿佛咬紧牙齿,决意不要在牙医生那里大惊小怪一般。饮料和狎习,公认是欢乐的大门,所以人们赶快喝,并且竭力不去注意同伴们怎样的可厌。饮料喝到相当的时候,男人们哭起来了,怨叹说,他们在品格上怎样不配受母亲的疼爱。酒精对他们的作用,是替他们挑起了犯罪意识,那是在健全的时间被理性抑捺着的。

这些种类不同的不快乐,一部分是由于社会制度,一部分是由于个人心理,——当然,个人心理也大半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如何改变社会制度来增进幸福的问题,我从前已写有专书。关于消灭战争,消灭经济剥削,消灭残忍与恐怖的教育等等,都不是我在本书里想谈的。要发见一个能避免战争的制度,对我们的文化确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这种制度决无成功之望,因为今日的人们那样的烦闷,甚至觉得互相毁灭还不及无穷尽的捱延日子来得可怕。要是机器生产的利益,能对那般需要最切的人多少有所裨益的话,那当然应该阻止贫穷的延续;但若富翁本身就在苦恼,那末教每个人做富翁又有何用?培养残忍与恐怖的教育是不好的,但那批本人就做了残忍与恐怖底奴隶的人,又能有什么旁的教育可以给?以上种种考虑把我们引到个人问题上来:此时此地的男男女女,在我们这患着思乡病的社会里,能有什么作为,可替他们或她们本身去获取幸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将集中注意在一般并不受着外界的苦难的人身上。我将假定他们有充分的收入,可以不愁吃不愁住,有充分的健康可以作普通的肉体活动。大的祸害,如儿女死尽,遭受公众耻辱等等,我将不加考虑。关于这些题目,当然有许多话好说,而且是挺重要的,但和我在此所要讨论的属于两类。我的目的,是想提出一张治疗日常烦闷的方子,那烦闷是文明国家内大多数人感着痛苦的,而且因为并无显著的外因,所以更显得无可逃避,无可忍受。我相信,这种不快乐大部分是由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学,错误的生活习惯,终于毁掉了对一般可能的“事物”的天然的兴致和胃口,殊不知一切的快乐,不问是人类的或野兽的,都得以这些事物为根基。观念和习惯等等,都是在个人权力范围以内的,所以我愿提出若干改革的方案,凭了它们,只要你有着中等的幸运,就有获得幸福的可能。

几句简单的自我介绍,或许对我所要辩护的哲学可以做一个最好的楔子。我不是生来快乐的。童时,我最爱的圣诗是“世界可厌,负载着我深重的罪孽”那一首。五岁时,我曾想如果我得活到七十岁,那末至此为止我不过捱了全生涯的十四分之一,于是我觉得长长地展开在我面前的烦闷,几乎不堪忍受。少年时,我憎恨人生,老是站在自杀的边缘上,然而想多学一些数学的念头阻止了我。如今,完全相反了,我感到人生的乐趣;竟可说我多活一年便多享受一些。这一部分是因为我发见了自己最迫切的欲望究竟是什么,并且慢慢地实现了不少。一部分是因为我终于顺顺利利地驱除了某些欲望,——例如想获得关于这个那个的确切的智识——当做根本不可求的。但最大部分,还须归功于一天天的少关心自己。像旁的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惯对自己的罪过,愚妄,和失败,作种种的冥想。我觉得自己是——当然是准确地——一个可怜的标本。慢慢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和自己的缺陷不再介介于怀;而对外界的事物,却一天天的集中我的注意:譬如世界现状,智识的各部门,以及我抱有好感的个人等。不错,对外界的关切也会有各别的烦恼带给你:世界可能陷入战争,某种知识可能难于几及,朋友可能死亡。但这一类的痛苦,不像因憎恶自己而发生的痛苦那样,会破坏人生的主要品质。再则,每种对外的兴趣,都有多少活动分配给你;而兴趣活泼泼地存在到多久,这活动就能把苦闷阻遏到多久。相反地,对己的关切绝对不能领你去作任何进取的活动。它可以鼓励你记日记,把自己作心理分析,或者去做修士。但一个修士,必得在修院的功课使他忘掉自己的灵魂的时光,才会幸福。他以为靠了宗教得来的幸福,其实靠着清道夫的行业一样可以得到,只要他真正做一个清道夫。有一般人是因为深陷在“自我沉溺”之中而无可救药的,对于他们,外界的纪律确是一条引向幸福的路。

“自我沉溺”种类繁多。我们可以挑出“畏罪狂”,“自溺狂”,“自大狂”三种最普通的典型。

我说“畏罪狂”,并非说那些人真正犯罪:罪恶是人人犯的,也可说没有人犯的,要看我们对社会所下的界说而定。我指的乃是沉溺于犯罪意识的人。他永远招惹着自己的厌恶,假令他是信教的话,还要把这种自我憎恶认作神的憎恶。他认为自己应该如何如何,这幅理想的图画,却和他所知的实际的他,不断发生冲突。即使在清明的思想里他早已把在母亲膝上学来的格言忘得一干二净,他的犯罪感觉可能深埋在潜意识内,只在醉酒或熟睡时浮现。但一切东西都可引起这味道。他心里依旧承认他儿时的诫条。赌咒是恶的;喝酒是恶的;普通生意上的狡狯是恶的;尤其,性行为是恶的。当然他并不曾割弃这些娱乐,但这些娱乐为他是全部毒害了,毫无乐趣可言,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为了它们而堕落的。他全灵魂所愿望的一种乐趣,是受着母亲的宽容的抚爱,为他记得在童时经历过的。既然此种乐趣不可复得,他便觉得一切都乏味;既然他不得不犯罪,他就决意痛痛快快的犯罪了。当他堕入情网时,他是在寻找慈母式的温柔,但他不能接受,因为,心中存着母亲的图像,他对任何与他有性关系的女子,感不到丝毫敬意。失望之余,他变得残忍,随又忏悔他的残忍,重新出发去兜着那幻想的罪过和真正的悔恨底凄惨的圈子。多少表面看来是狠心的浪子,其心理状态就是如此。把他们诱入迷途的,是对于一个无法到手的对象的崇拜(母亲或母亲的代替物),加上早年所受的可笑的伦理教训。从早年信仰和早年情爱中解放出来,是这批“孺慕”德性底牺牲者走向快乐的第一步。

“自溺狂”在某个意义上是普通的犯罪意识的反面;特征是惯于自赞自叹,并希望受人赞叹。在某程度内,这情操无疑是正常的,无所用其惋惜;它只在过度的时候才成为一桩严重的祸害。有许多女子,特别在富有社会里,爱的感觉力完全消失了,代之而兴的是一股强烈的欲望,要所有的男人都爱她们。当这种女子确知一个男人爱她时,她便用不着他了。同样的情形,在男子方面也有,不过较为少见罢了。虚荣心到了这个高度时,除了自己以外,对任何人都感不到兴趣,所以在爱情方面也没有真正的满足可以得到。可是旁的方面的趣味,失败得还要悲惨。譬如,一个自溺狂者,被大画家所受到的崇拜鼓动之下,会去做一个艺术学生;但既然绘画之于他不过是达到一个目标的手段,技巧也就从来引不起他的兴味,且除了和他自身有关的以外,别的题材都不会给他看到。结果是失败和失望,期待的是恭维,到手的是冷笑。还有那般老把自己渲染成书中的英雄的小说家,也是蹈了同样的覆辙。工作上一切真正的成功,全靠你对和工作有关的素材抱有真正的兴趣。成功的政治家,一个一个的倒台,这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把自溺狂代替了他对社会的关切,代替了他素来拥护的方策。只关怀自己的人并不可赞可羡,人家也不觉得他可赞可羡。因此,一个人只想要社会钦仰他而对社会本身毫不感到旁的兴味时,未必能达到他的目的。即使能够,他也不能完全快乐,因为人类的本能是从不能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溺狂者勉强限制自己,恰如畏罪狂者的强使自己给犯罪意识控制。原始人可能因自己是一个好猎手而感到骄傲,但同时也感到行猎之乐。虚荣心一过了头,把每种活动本身的乐趣毁掉了,由是使你不可避免地无精打彩,百无聊赖。原因往往是缺少自信,对症的药是培养自尊心。但第一得凭着客观的兴趣去做进取性的活动,然后可以获得自尊心。

“自大狂”和自溺狂的不同之处,是他希望大权在握而非动人怜爱,他竭力要令人畏惧而非令人爱慕。很多疯子和历史上大多数的伟人,都属这一类。权力底爱好,正和虚荣一样,是正常的人性中一个强有力的分子,只要不出人性这范围,我们是应该加以容纳的;一朝变得过度,而且同不充分的现实意识联接一块时,那才可悲了。在这等情形下,一个人或是忧郁不快,或是发疯,或竟两样都是。一个自以为头戴王冠的疯子,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快乐的,但他的快乐决非任何意识健全的人所艳羡的那一种。亚历山大大帝,心理上便和疯子同型,虽然他赋有雄才大略,能够完成疯子的梦。然而他还是不能完成他自己的梦,因为他愈成功,他的梦也愈扩大。当他眼见自己是最伟大的征略者时,他决意要说自己是上帝了。但他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呢?他的酗酒,他的暴怒,他的对女人的冷淡,和他想做神明的愿望,令人猜想他并不幸福。牺牲了人性中一切的分子来培植一个分子,或把整个世界看作建造一个人的自我的显赫底素材,是决无终极的快慰可言的。自大狂者,不问是病态的或名义上说来是健全的,通常是极度的屈辱底产物。拿破仑在学校里,在一般富有的贵族同学前面感到自惭形秽的苦恼,因为他是一个粗鄙的苦读生。当他后来准许亡命者 回国时,看着当年的同学向他鞠躬如也时,他满足了。多幸福!依旧是这种早年的屈辱,鼓动他在沙皇 身上去寻求同样的满足,而这满足把他送到了圣·赫勒拿 。既然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一场完全被权力之爱所控制的人生,迟早要碰到无可克服的难关。要自己不发觉这一点,唯有假助于某种形式的疯狂才办得到,虽然一个人倘有充分的威权,可以把胆敢指出这种情形的人禁锢起来,或者处以极刑。政治上的与精神分析学上所谓的抑止 ,便是这样地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只消有任何形式较显的“抑止”(心理分析上的抑止)出现,就没有真正的幸福。约束在适当的范围内的权势,可大大地增加幸福,但把它看作人生唯一的目标时,它就闯祸了,不是闯在外表,就是闯在内心。

不快乐的心理原因,显然是很多的,而且种类不一。但全都有些共同点。典型的不快乐者,是少年时给剥夺了某些正常的满足的人,以致后来把这一种满足看得比一切其余的满足更重要,从而使他的人生往着单一的方向走去,并且过于重视这一种满足的实现,认为和一切与之有关的活动相反。然而这现象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今日极为常见。一个人所受的挫折可能严重到极点,以致他不再寻求满足,而只图排遣和遗忘。于是他变成了一个享乐狂。换言之,他设法减少自己的活力来使得生活容易捱受。例如,醉酒是暂时的自杀;它给你的快乐是消极的,是不快乐底短时间的休止。自溺狂者和自大狂者相信快乐是可能的,虽然他们所用的寻快乐的方法或许错误;但那寻找麻醉的人,不管是何种形式的麻醉,除掉希望遗忘之外,确已放弃了一切的希望。在这情形中,首先该说服他幸福是值得愿望的。忧郁的人像失眠的人一样,常常以此自豪。也许他们的骄傲好似失掉了尾巴的狐狸底那种;若果如此,那末救治之道是让他们明白怎样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我相信,倘有一条幸福之路摆在眼前,很少人会胸有成竹地去选择不快乐。我承认,这等人也有,但他们的数目无足重轻。因此我将假定读者是宁取快乐而舍不快乐的。能否帮助他们实现这愿望,我不知道,但尝试一下总是无害的。 qZ+c+Rq0zq/HkBj/RhU9/y0YfnxK/eVeDUQeOL99xaMaZOJoagcq8sDtTEAv4k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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