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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过浩大的政治动乱、罗马帝国的覆灭还有古代文明的衰落之后，各教派之间的争论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当若干年之后，社会局势再度稳定之时，类型差异又再次出现了，刚开始时，它们只会短暂地出现，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它们也变得越来越无法让人忽视。尽管之前在古代教会中曾引起激烈争论的那些问题早就已经荡然无存，而新的争论形式也已经出现，但不管形式如何变幻，都改变不了其掩盖下的同一心理问题这一事实。
科维修道院院长帕斯卡西乌斯·拉伯图斯（Paschasius Radbertus）大约于9世纪中叶发布了一篇有关圣餐礼（Holy Communion）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将圣餐礼中的酒和神圣的薄脆饼看成是基督的血和肉的化体说（transubstantiation）。这一观点后来发展成一条我们都熟悉的教规，该教规使基督化体的过程在“真理、现实、实体”（intruth，inreality，insubstance）上完成了；尽管作为“偶然物”（accidentals）存在的圣餐礼上的酒和薄饼外观上仍未发生任何改变，但实际上，在信徒们的眼中，它们早就被当成了基督的圣血和圣体。僧侣拉特拉姆尼斯（Ratramnus）与拉伯图斯同在一个修道院，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种相反的意见来反对这种化体说。然而，对于拉伯图斯来说，拉特拉姆尼斯还不是最难对付的敌手，中世纪早期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埃里金纳（Scotus Erigena）才是最让他头疼的。在赫斯（Hase）所著的《基督教教会史》一书中有如此描述：埃里金纳在他那个时代是那么的鹤立鸡群、高不可攀，甚至达到了经过数个世纪教会内部才敢有勇气对其进行批判和谴责的程度。大约是公元889年，身为马尔姆斯伯雷（Malmesbury）修道院院长的埃里金纳死于本院僧侣之手。对埃里金纳来说，真正的哲学与真正的宗教是一回事，与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不同，他可以进行独立的思考而并不盲目追随和服从任何权威。在他心里，理性远比权威更重要，也许这与那个时代有些格格不入，但正因如此，人们才能在数个世纪之后仍然正确地去看待他。在埃里金纳看来，就连那些在人们眼中无可挑剔的教会神父，如果其著作中挖掘不出人类理性的宝藏，也不能被称作权威人士。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圣餐礼只是纪念耶稣与他的信徒们所举行的最后的晚餐的一种形式罢了，确切地说，不论是在哪个时代中，只要是具有理性的人就都能接受他的这种观点。虽然他的思想明晰且简明易懂，从中也根本看不到一点儿想要诋毁神圣典礼含义和价值的意思，但在埃里金纳身上，却找不到任何与他那个时代精神的相似之处，他与周围世界的各种愿望也总是难以共融；这一点，从他最后被自己的修道院同僚出卖并杀害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因为他能理性地进行思考，所以四面楚歌，很难取得成功；和他相反，拉德柏提斯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这位院长根本不会思考，却能把实在的物体象征为“圣体”，使人从感官上获益，而这很幸运地趋合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因为刻意追求宗教体验具体化正是那个时代的潮流。
在这个关于圣餐礼的辩论中，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先前我们讨论中所遇见的一些基本因素，也就是朝向客体的具体观点以及拒绝同具体事物接触的抽象观点。
尽管在现代人看来拉德柏提斯的教条显得有点荒谬，但我们不能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否定拉德柏提斯和他的成就，认为它在历史上根本毫无价值。没错，拉德柏提斯的教条简直可以代表人类可以犯下的最大的谬误，但我们仍不能一开始就判定它毫无价值。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先将其放在过去几百年的宗教生活中去考察，看它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再回到现代看看它还在间接影响这个世界的哪些地方。是的，我们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比如说，在这种堪称奇迹的现实（基督化体）中，它确实是一种要求从纯粹的感官中释放心理过程的信仰，而这种释放必然会影响到心理过程本身。如果感性占据了太高的域限值，就不可能再进行思维定向。因为假如感性的域限值太高，必定会侵入人的心理内容，并在其中对以排除不相容心理因素为基础的定向于思维的功能造成破坏。如果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思考，那么，就连那些纯属投机取巧，或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证明其自身价值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教条也会显现出实际重要性，至于那些被教义的信仰所控制的个体所产生的直接而特有的宗教印象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对埃里金纳的评价越高，也就越不能对拉伯图斯的成就不屑一顾。不过，我们能从上述事例中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能将内倾型思维与外倾型思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因为它们的决定因素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实质——内倾型思维是理性的，而外倾型思维却是程序式的。
在此我要强调一点：以上论述并不能表示我对这两位神学家的个体心理做出了决定性判断。因为我们对埃里金纳知之甚少，所以无法对他的类型做出明确判断。以我们所掌握的少得可怜的材料来看，也许将他归为内倾型更为合适。而对于拉伯图斯，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我们只知道他有着迥异于常人的思维，但他却以情感的逻辑对他的时代将接受什么、什么才是符合这个时代潮流地做出了准确的预言。如果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倒是容易将他归为外倾型。因为我们对这两位神学家缺少了解，所以暂时无法准确地判断他们的人格，特别是对拉伯图斯来说，情况也许与我们想象的完全不同。比如拉德柏提斯很可能是内倾型，只是因其智力水平有限而无法超越他那个时代的一般水平，加上他没有创造性的逻辑，所以，他只能从现有的教会神父文章的主旨中推导出浅显的结论。同样，如果埃里金纳生活在一个以常识为特色且只有符合常识才被认为是正确而加以接受的环境中，那他也可能是个外倾型。不过，这种情况尚不能被证实是真的。此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那个时代热切期望所有的宗教奇迹都是真实存在的，正是在这种时代特征的映衬下，埃里金纳显得过于冷酷和僵化，而拉伯图斯能将每个人所期盼的东西具体化，所以会使人感到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