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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自古就有，和人类历史相伴相生。但是，客观心理学却直到近期才得到了发展。可以说，在早期科学中，主观因素的增长使得客观心理学缺乏生长的土壤。因此，虽然古代人的著作不乏心理学方面的叙述，但却都不能被称为是客观心理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于古代和中世纪特殊的人际关系。可以说，那时候的人们总是喜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他们的同类，这在古代立法和生活习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只要能找到其价值判断的表现形式，古代人就会对同类持形而上学的评价；这种评价是由人类灵魂具有永恒价值的观念孕育而来的。虽然这种形而上学的评价可以被当成是古代心理学上的有益补充，但这也不能抹杀它与那种生物学角度的观点一样有害这一事实；另外，它其中所包含的对人的评价，是唯一可以算成是客观心理学基础的一点。
有很多人认为，心理学可以被提升至权威的高度，但是，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只有观察和经验才是客观心理学的基础。这一基础可能会很合乎理想，但事实上，科学的理想和目的并不是尽可能地对事物进行最精确的描述而在于建立法则；若说到准确地描述事物，照相机或是留声机式记录仪恐怕才是最好的选择，而科学所要建立的法则只是要以简单的方式来表现样式繁多而彼此之间又有着相互联系的过程。这一目的因以概念为形式从而超越了纯粹的经验性范畴，不过，尽管概念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但追根究底还是考察者的各种主观心理汇集而成的。在建立科学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在某种程度上掺杂大量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至于个人误差之类的问题也很常见，这是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与生理无关。就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我们能看见色彩却看不到波长，与此相类似的现象在心理学中表现得尤为严重。早在我们进行观察时个人误差的影响就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因为我们看见的都是自己最容易见到的东西，所以我们首先会做的就是将责任推给别人。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这毋庸置疑，因此我们自己身上也肯定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而且，这种缺陷很可能会对我们的观察造成障碍。因此，我无法消除我对所谓客观心理学中的“纯粹观察”原则的怀疑，当然，如果我们能把自己完全局限于测时器或测力器等心理器械时则另当别论。同时，它也是人类抗衡实验心理学的巨大成果所凭借的手段。
不过，个人误差对自己观察后的表现和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至于其对经验材料的阐释和抽象所产生的影响则更是不言而喻了！一个观察者必须与其客体相适应，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只是主观地看，还应该客观地看，这对心理学来说可谓意义重大。要一个人只是客观地看待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不过分主观地看问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只有当客观事实被认为只在所讨论的客体领域中是有效的而不是普遍有效的，且能保证主观观察解释与之相符的时候，它才能以解释的真理性证据而自居。一个人因自身存在的“大缺陷”而看到了别人身上的“小缺点”。但就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人身上有“大缺陷”也不能因此而证明别人身上没有“小缺点”。然而，倘若视力受损，就会普遍产生一种所有的“小缺点”都是“大缺陷”的理论。
如果想要科学而公正地对一个与观察主体的心理状态不同的心理进行评价，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认真考虑和重新认识一般知识的主观局限特别是心理知识的主观局限。而验证是否具备这一条件的标准就在于观察者是否能完全了解自己人格的界限和性质。至于怎样才算是完全了解自己，则要看他何时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集体观念和集体情感的强制性束缚，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个性。
我们越去研究历史，就越会发现隐藏在集体主义的外衣之下的个性泯灭。而且，追溯早期人类的心理，我们更发现其中没有任何个体观念的表现。我们只能找到集体的关系，或“神秘参与”（participation mistique——列维-布留尔
），却找不到个性。因为具有集体取向的心灵只能借助投射（projection）方式来思考和感觉，所以集体的态度会阻止我们了解和评价那些与主体心理不同的心理。我们所了解的“个体”心理是近期才出现在人类心灵和文化历史中的。所以，在早期人类历史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集体态度几乎完全阻止了对个体差异的客观心理评价和对个体心理过程进行科学的客观化思考。由于缺乏这种心理思维，知识被投射的心理所充斥，被“心理化”了。这在最初人类企图运用哲学的观点解释宇宙中有很明显的体现。个性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心理的分化始终与客观科学的非心理化历程相伴同行。
综合上述思考我们就能得知，为何客观心理学资料的来源如此之少，以至于如今我们的手上所掌握的从古代流传至今的资料简直凤毛麟角。很难将古代的四体质（temperaments）当成是一种心理类型说，原因是这些体质仍在心理-生理的外观范围之内。但是，缺乏材料并不能阻止我们到描述心理二元对立的古代文献中去寻找线索。
诺斯替教（Gnostic）
哲学建立了三种类型，即圣灵（pneumatikoi）、心灵（psychikoi）、物质（hylikoi）。它们与三种基本的心理功能相对应：圣灵对应思维、心灵对应情感、物质对应感觉。诺斯替教坚信知识的价值，这种精神与对心灵的低级评价相吻合，却与基督教恰好相反。因为基督教更注重爱与信仰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对知识是排斥的。在基督教信仰领域，圣灵主义者影响力很小，因为他们只强调灵知（gnosis）。
只要你想到教会从很早之前便开始激烈而又恶毒地批判诺斯替教这一点，你就能知道类型的差异。早期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其信仰更具实用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一个原本理智的人因出于本能进行反击而陷入雄辩的论战中时，想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本色是几乎不可能的。教会的统治相当严厉，信仰的原则也过于苛刻，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活动存在。
而且，教会的信仰因超乎人类现有的理智而显得不具说服力，其个别高尚的观念尽管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但却阻碍了理性思想的发展。与情感型的人相比，理智的人更容易被“为理智献身”的思想所影响。所以，如果从目前我们心智的发展情形来看，为什么诺斯替教派的灵知不仅没有在心智内容方面丧失其巨大的优越性，其价值反而越来越大就很好理解了，而由此我们也能想到，它会对当时教会中的理智者产生多么大的吸引力。对理智者来说，这些其实就相当于尘世间所有诱惑的总和。特别是幻影说（Docetism）
，此说认为，基督的肉体形同虚设，他降世人间和受难都是一种象征（semblance），这种说法使得教会颇受非议。最后，纯粹的理智成分在争辩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可代价是人类的情感被白白牺牲掉了。
在这场针对诺斯替教的争辩中，两位极有影响的人物脱颖而出，他们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us）和奥利金（Origen）。他们大约生活于公元2世纪末期，都兼具教会领袖和普通人的双重人格形象。舒尔茨（Schultz）在谈到他们时如此说：
奥利金如同一个有机体般尽其所能地吸收着所有营养，并把这些营养融入自己的本性当中；而德尔图良却很固执地拒绝这些营养，绝对地回绝任何一种外部表现。所以从本质上来讲，他们是对立的。他们对诺斯替教的反应不仅带着他们的人格和生命哲学的特征，对当时的宗教倾向与精神生活来讲，还具有诺斯替教观念的实质性意义。
公元160年，德尔图良出生于迦太基（Carthage）。早年间，他一直是个异教徒，且一度在都市生活中放浪形骸，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他三十五岁成为一名基督徒为止。他一生著书立说，成绩颇丰。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看到他那种无与伦比的热忱，激情澎湃的气质以及他对宗教清晰和非凡的领悟力。他常常为了一种可接受的真理而陷入狂热中，并能异常灵活地抱持单一的观点；他暴躁，是个战无不胜的战斗精灵，他从不同情自己的对手，直到确认已经彻底击溃了对手之后才会庆贺胜利；他的言词如同一把寒光四射的利剑，蕴藏着人类所不能及的威力；他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罗马天主教会（Church Latin）的创始人，早期基督教的概念也是由他发明的。“如果他坚持一种观点，他就会像身后有百万地狱雄兵在追击自己一样，对这种观点的各种结论追根究底，哪怕理智早已荡然无存，哪怕所有被破坏了的合理秩序已经七零八落地呈现在他面前，他仍会勇往直前。”他那不可改变而富有激情的思维，使得他一再摈弃自己曾经为之付出过巨大努力的东西。所以，他的道德法则永远是那么的严苛。他苦苦追寻苦难的殉道，绝不允许女性摘下面纱，禁止再婚再嫁的行为发生。其实，诺斯替教在思想和认识上都是满怀激情的，但其思想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哲学和科学都遭到了德尔图良毫不留情的猛烈攻击。人们曾把这一样一句话当成了他的至理名言和崇高告白：“我相信它正是因其不合理性。”但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他只是说：“上帝的儿子死了这件事可信，是因为它是荒唐的；他从坟墓中复活了这也很合理，是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 [1]
德尔图良心思敏锐，他深切地知道哲学和诺斯替教的知识是何其贫瘠，因此对其根本不予理睬。他只相信内心的东西，并以其内心世界和内在现实为论据来对哲学和诺斯替教的知识加以反驳。他在这些内在现实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那些仍然包含在现代天主教体系之中的抽象概念。在他看来，非理性的内在现实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动力；是他应对这个世界、集体效应和理性时所使用的科学和哲学依据，是他的原则。我对他所说的原话做了如下翻译：
我要寻找一个新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全人类的，它比所有的公告流传得更广，比所有篆刻的碑文更家喻户晓，比所有生命体系更有讨论价值，比全人类还要伟大。让我们尽可能地靠近这一证据吧！我的灵魂啊，假如你真的如许多哲学家所说的那样神圣而永恒，那恐怕你会因找不到立锥之地而终将消亡，所以也就不可能是绝对神圣的；假如你真的如伊壁鸠鲁（Epicurus）
所一力辩争的那样，那么不管你是数字组成的还是原子组成的、是来自天上还是出自尘世、是自古以来就附着于肉体之上还是后来才被灌进去的，你都很难生存；你到底从何演变而来，你通过什么方法让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即如何使他们成为善于感觉和认识的合乎理性的存在的。但是，哦，灵魂，我不会因你曾在学校中受过教育，对图书馆中的一切如数家珍，在雅地加（Attica）的高等学府和圆柱大厅里聆听和熏染过圣人们的高贵教诲就对你赞誉有加。哦，不，灵魂！我只想说，你是那样的无知、笨拙、幼稚，还没有受过教育，跟那些除了拥有你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甚至跟那些市井巷陌、工棚作坊里的下等人没什么区别。不过，你的无知恰好正是我所需要的。
在牺牲理智的过程中对自己造成的依赖感使得他毫不犹豫地对非理性的内在现实表示认可，这就是德尔图良信仰的真正基石。他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宗教过程的必要，并在“灵魂的天性是基督徒”（anima naturaliter christiana）这样完美的概念中抓住了这种纯粹感觉。对德尔图良哲学、科学以及诺斯替教都没有什么更深层次上的意义，因为他是以牺牲理智为理想的。这些性格特质在他生命的后期越发凸显出来。他在教会被迫向群众做出越来越多的妥协时奋起反抗，之后就开始追随佛里吉亚（Phrygia）
的先知蒙塔尼斯（Montanus）。蒙塔尼斯极其疯狂，他对这个世界持全盘否定态度并将其彻底精神化。受此影响，德尔图良其后写了许多文章抨击教皇克利刻图斯一世（Pope Calixtus I）的政策，言辞激烈，再加上他坚持蒙塔尼斯主义，这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教会之外。根据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的记载，后来，德尔图良又将蒙塔尼斯主义摒弃一旁，自己建立了新的教派。
德尔图良是古代内倾型人物的代表。他经过反复思考且敏锐地发展起来的理性受到了感性的强烈威胁。因为这种基督徒式的心理发展过程，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就连蕴含在圣子伟大而又堪称典范的牺牲这一象征中的神话观念——这一最有价值的功能也失去了。他的理智以及由此产生的清晰的洞察力是最有价值的器官。因为理智成了牺牲品，所以纯理智的发展道路自然就走不通了，这就使得他不得不把他灵魂中的非理性原动力（dynamism）当成自己存在的根据。为了情感原则他迫不得已地放弃了作为灵魂动力现象所赋予的特有的理性标志，还有诺斯替教的理智，所以，这二者在他看来就都变成了让人厌恶的东西。
大约公元185年，奥利金出生于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其父是一个基督教殉道者。他在很多方面都与德尔图良完全相反。他求知欲旺盛，所有有价值的知识都是他渴求的对象。当时的亚历山大港人才济济，名士云集，东西方文化汇聚一堂，百花争艳，这一切为奥利金学习新知识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他生长在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氛围中，因而不管是基督徒的观点还是犹太人、希腊人或是埃及人的观点他都全盘接受。刚开始时，他在一家宗教传道士开办的学校里执教，在此期间逐渐崭露锋芒。蒲鲁太纳斯（Plotinus）
的学生、异教哲学家坡菲内厄斯（Porphyrius）在谈及奥利金时如此说：“从他的外在生活来看，他就如同一个基督徒般与法律水火不容；但他却用希腊的观念看待物质和神明，并以其代替外来的神话。”
早在公元211年前，奥利金就把自己阉割了；或许我们可以猜想一下他为何这样做，但如果从历史着手，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猜测也许并不符合事实。奥利金的语言极富感染力，影响甚大，所以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群的学生。他的那些话语被学生们认真地记录在手抄本上，我们可以从中找出很多精彩的句子。他具有多重身份，不仅是一位教师，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甚至还在安提阿（Antioch）
给皇帝的母亲玛玛耶（Mammaea）举办过神学讲座，在卡萨内（Caesarea），还是一个流派的领袖。因为他四处游走，所以讲的课总是时断时续的。他知识渊博，能洞察蕴含于一般事物中的深奥含义。因他搜集到了古老的《圣经》手稿，所以在《圣经》文本的评论上占据了特殊地位。哈纳克（Harnack）在评价他时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古代教会中唯一真正的学者。”奥利金与德尔图良不同，他不仅不排斥诺斯替教的影响，甚至还把诺斯替教中某些激进的东西弱化，以达到将其运用到自己教会中来的目的。如果仔细研究了他的思想和观点，似乎将他说成是一个基督教的诺斯替徒也不为过。而如果谈到奥利金在信仰和知识上所持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提到哈纳克一段颇具心理学意义的话：
无论对信仰来说，还是对知识来说，《圣经》都是不可或缺的：信徒从《圣经》中获得他们需要的事实和训诫，而学者则可以通过阐释和研究《圣经》中的思想寻找到热爱上帝的力量——因此，经过精神的阐释，好像一切物质的东西都被融汇到观念的宇宙中去了，最后，在这种“提升”中，所有的一切都被看成永远晋升的阶石而被超越，留下的只有：上帝与其所创造的一切受造之物的灵魂之间的那种幸福而永恒的关系（爱和显圣）。
奥利金与德尔图良在神学上的本质区别是哲学性的；奥利金的神学脱离不了新柏拉图派哲学的框架。希腊哲学和诺斯替教的观念世界在奥利金的身上竟然与基督教世界的观念世界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但是他这种看似宽广的胸怀不但没有博得教会的欢迎，反而却受到了质疑。当然，奥利金是在死后才受到谴责的，但在此之前，在他已经白发苍苍时，狄希阿斯（Decius）
对他进行了长期迫害，因饱受痛苦折磨，他很快就与世长辞了。教皇安耐斯答希尔斯（Anastasius）一世于公元399年正式宣布对奥利金进行谴责；而查士丁尼（Justinian）
也于公元543年召开宗教会议对他的观点学说进行审判，并通过后来的多次会议确认了这一审判结果。
奥利金是古代外倾型的典型代表。他那种朝向客体的基本取向清楚地表现在他对客观事实的慎思明辨上；而且他那至高无上的“爱和神灵显圣”（amor et visio Dei）的原则也显示了这一点。在奥利金身上，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体现出的是一个以客体间关系为出发点的类型，而且还总是通过人的性欲象征性地表达出这种关系，而这一点就能说明为什么如今一些心理学理论总是将某些心理的基本功能都归于性欲。所以，只有阉割才能充分体现出对最有价值的功能所做的牺牲。德尔图良与奥利金都是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例子，但前者表现的是理智的牺牲，而后者却是阳物的牺牲（sacrificium phalli），因为基督教的发展过程要求人们断绝与客体的感官联系，即牺牲一切在人看来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最宝贵的财富、最基本的本能。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类牺牲是为驯化的目的服务的；但从心理学上来说，它却打破了旧的束缚从而为新的可能性的发展打开了大门。
德尔图良之所以要牺牲理智，原因在于，理智会用世俗的一切紧紧束缚住他。而他之所以会攻击诺斯替教，是因为对他来说，诺斯替教就是走向理智的歧途，同时还包含着肉欲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我们在现实中也发现诺斯替教分成了相应的两个派别：其中一派以超越所有限制的精神性为奋斗目标，而另一派则坠入伦理的无政府主义的漩涡，放荡不羁，且不知收敛。我们必须明确地区分节欲派（Encratites）和反秩序法律派（Antitactae或Antinomians）这两派；反秩序法律派会为了服从某些教义、遵循某些所谓的信条而故意犯罪，肆意放纵自己。尼科拉斯式人物、古雅典执政官等，就是后一流派的典型和代表，他们被形象地称为Borborians。雅典执政官的例子为两种事物为何既对立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做了很好的解释：这是同一个宗派被分成节欲派与反秩序法律派，而两派又都能符合逻辑且坚持追求其共同的目标的结果。假如你想知道将唯理智论发展到极致，并将伦理的后果在大范围内施行会产生怎样的后果，那你只需将诺斯替教的道德史拿来做一下研究就能知道答案。你会彻底理解什么是理智牺牲。这些诺斯替教教徒的观念与实践是那么的一致，以至于他们在生活中也肆意而荒唐地实践着这些疯狂的观念。
奥利金因自我阉割牺牲了尘世感官的快乐。在他看来，理智并不只是一种特殊的危险，更是一种使他迷恋客体的情感与感觉。通过阉割的手段，他摆脱了将自己与诺斯替教联系在一起的肉欲；从而可以无畏地沉浸于诺斯替教的思想之中。而德尔图良刚好与奥利金相反，他因牺牲理智而与诺斯替教背道而驰，不过，他也因此而获得了一种奥利金身上所没有的深度的宗教情感。舒尔茨（Schuhz）在评价德尔图良时说：“在某一方面他高于奥利金，因为他总是以生命在灵魂的最深处践行着他所说的一切；如果说使奥利金深受感动的是理性，那么，感动了他的就是心灵。而换个角度说，他又远远落在了奥利金的后面，因为虽然作为一个思想家，他是极富激情的，但他却坚决不肯接受任何知识，他攻击诺斯替教的言论就等同于是在否定全人类的思想。”
我们通过观察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最初的类型在现实中都刚好相反：奥利金本应该是一个感性的人却变成了一个充满理性的学者；而德尔图良本该是一个有深度的思想家，结果却变成了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当然，如果从逻辑的角度出发，把上述情况反过来说就容易多了，比如德尔图良一直都感情丰富，而奥利金原来就是一个理性的人。可即便如此，类型的差异还存在着，并没有消失；此外，这也解释不了，德尔图良为何看到了理智是他最危险的方面，而奥利金则看到了性欲是他最危险的方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说，经过讨论我们可以确定，他们用自己的最终命运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全都被骗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们所牺牲的东西根本无足轻重，他们与命运进行了的交易并不公正。从原则上来讲，我们应该认可这种观点的有效性。在原始社会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存在：那些狡猾的家伙手拎一只黑母鸡，走到要祭拜的偶像面前说：“看，我带来了一头漂亮的黑猪来孝敬您。”虽然很多人会因贬低在人看来很崇高的偶像而获得快感，但在我看来，尽管这种贬斥性的解释方法看起来似乎与“生物学”的观点极其相符，但这并不代表它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正确的。在精神领域中，仅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这两位伟人的经历来说，我们可以说他们整体的性格都相当的真诚，所以他们皈依基督教的行为都是真实而又具体的，这绝不是什么欺诈，也并不虚伪。
如果我们能以此为契机来试着掌握这种天性的本能过程的分裂（即基督徒做出牺牲的过程的显现）的心理学含义，那我们就不会再误入歧途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知，皈依即意味着过渡到另一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强烈动机是什么，德尔图良说灵魂“天性上就是基督徒”从何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与天性中的其他所有东西相同，本能的自然过程也同样遵循着最小阻抗的原则。一些人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天赋，而另一些人在那方面表现突出；或是因父母情况和环境的特征的不同，在适应童年早期的环境上，一些人相对来说要求更多的抑制和内省，而另一些人则相对地要求更多的同情和参与。所以就自动形成了具有某种偏向的态度，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类型。每个人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在，具有所有基本的心理功能，如果他想充分地适应环境，就必须平等地运用这些功能。至于为什么会有多种不同的心理适应方式，有一种解释显得很理所当然：想只从一个方面来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显然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如果客体纯粹被思考或纯粹被感觉时，我们似乎只能部分地理解它。单一的（“类型化的”）态度会使心理适应出现缺陷，假如任由这种缺陷在生命的历程中不断地累积，那么，最终必将导致适应的紊乱，并使主体不得不趋向于补偿作用。但是，想要获得补偿就必须消除（牺牲）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片面态度。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能量暂时聚积，之后就会流向过去不曾被有意识地使用但早就无意识地存在的一些渠道中去。于是，适应的缺陷便能对皈依过程做出有效的解释，而主体对此的感觉则是模糊的不满足。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转折中更加普遍，以至于全人类都希望能被救赎，而且，救赎需求使得古罗马的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狂热崇拜都变得史无前例地清晰。此外，那些有着充分理论依据的“生命的完满存在”的代表们，虽然一点都不懂“生物学”，但却也能用有着科学依据的一些类似的论据为自己辩护。我们不可能从他们身上推断出为什么人类会这样贫乏，较之我们当今的科学，只有那时的因果论受到的限制才比较少；他们所谓的“寻觅过去”指的不是回忆儿时而是要追溯到宇宙的发生论根源上去，他们设计了很多暗示古老蛮荒时代的种种事件的体系，并认为是它们使人类遭受了巨大不幸。
对我们来说，德尔图良和奥利金所施行的牺牲委实太过偏激，但这却是相当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完全是具体化的。正因如此，诺斯替教信徒才断定这二者的心灵是绝对真实的，而且与现实有着直接关联。对德尔图良来说，他情感的现实性不仅是客观的也是有效的。诺斯替教认为主观态度转变的内在知觉过程与一种宇宙发生系统的形式相似，并坚信其心理形象是真实的。
在我的著作《无意识心理学》（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1916年的英译本；1952年再版时更名为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中，我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在基督教信徒心理过程中欲力的流量问题，在我看来，欲力可以划分成相互冲突的两部分。此观点的形成是以心理态度的单一性为基础的，而这种过于极端的单一性也常常使得无意识的补偿作用变得极为迫切。在基督教早期的诺斯替教运动中，无意识的补偿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基督教本身代表的就是古代知识文化及价值的牺牲和毁灭，换句话说，也就是古典态度的灭亡。而对于目前的问题来说，不管我们谈论的是两千年前的时代还是现今的时代都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1] 《基督之肉体》（ De Came Christi ）第5节，参见《论肉身说》，第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