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局外人》（ Der Fremde ）描写了身处局外之感，这是一种根本的存在与生存感受。人类面对世界是局外人，在人群中是局外人，面对自己同样是局外人。话语之栅将主人公默尔索与他人隔绝。陌生表现为无言。人人都身陷牢笼，彼此分隔，而这牢笼的四壁便是话语之栅。这份陌生既不属于当今这个超交际时代，也不属于作为舒适区或百货商店而存在的世界。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 的诗《话语之栅》（ Sprachgitter ）所讲的也是这份陌生的体验。

（若我如你。若你如我。

我们不都曾经

站在一阵信风里？

我们都是异乡人。）

瓷砖。上面，

紧挨着，一对

心儿灰灰的水洼：

两个

满口的沉默。

如今，我们热衷于一种毫无拘束的交际。这种数字化的超交际令你我昏昏沉沉，意识几近模糊。喧闹嘈杂的交际并没有使我们的孤独感少一些。或许它比话语之栅更加令人孤寂。虽隔着话语之栅，对面总还有一个“你”。它还守护着这份疏远的切近。与此相反，超交际既摧毁了“你”，也摧毁了“近”。关系（Beziehungen）被连接（Verbindungen）所代替。无距离赶走了近距离。“两个满口的沉默”所包含的亲近和语言可能比超交际还要多些。沉默尚是一种语言，交际噪声则不然了。

如今，我们将自己安置在一个舒适区中，陌生之否定性被彻底清除。这里的标语是点赞（like）。数字荧屏愈发将陌生与茫然失所之否定性隔绝在外。当下，这份陌生阻碍了信息与资本的高速循环，就这一点来说，它是不受欢迎的。对加速的强求（Beschleunigungszwang）将一切同质化。超交际的透明空间毫无神秘性，缺乏陌生感，也没有不解之谜题。

作为异己而存在的他者也一并消失了。如今的劳动关系（已）无法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Theorie derEntfremdung）来阐释。劳动异化的意思是，劳动所得的产品之于工人来说成了一个异己的对象。工人既不能从他的产品中也不能从他的作为中再度辨认出自己。他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就越贫穷。他的产品被夺走。工人的作为恰恰导致了他的非现实化（Entwirklichung）：“劳动的现实化（Verwirklichung）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至于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 他越是劳心劳力，就越深地陷入剥削者的统治之中。马克思把这种导致异化、去现实化的统治关系拿来与宗教做对比：“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 由于劳动关系中的异化，劳动者不可能实现自我。他的劳动不过是持续的自我非现实化（Sich-Entwirklichung）。

如今我们生活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在新自由主义的政制下，剥削不再以异化和自我现实化剥夺的面貌出现，而是披上了自由、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外衣。这里并没有强迫我劳动、使我发生异化的剥削者。相反，我心甘情愿地剥削着我自己，还天真地以为是在自我实现。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奸险逻辑。所以，过劳症（Burn-out）的初期表现恰恰是亢奋。干劲十足地投身于劳动之中，直至精疲力竭为止。自我实现，实现至死。自我完善，完善而亡。新自由主义的统治藏身于幻想中的自由背后。它与自由携手并立于我们面前之际，正是它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感觉上的自由消弭了任何反抗、革命的可能性，这才是它的致命之处。有什么可反抗的呢？已经没有人再压迫你了啊！珍妮·霍尔泽所说的“保护我免受我所欲之害”将这一范式转变表达得十分贴切。

当今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异化。它不再涉及世界或者劳动，而是一种毁灭性的自我异化，即由自我而生出的异化。这一自我异化恰恰发生于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当功能主体将其自身（比如其身体）当成有待完善的功能对象之时，他便逐渐走向异化了。由于否定性的缺失，这种自我异化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加深。能摧毁自我的，不仅是自我剥削，还有自我异化。在病理上，它表现为对身体意象（dasKörperschema）的破坏。厌食症和暴食症（或称BED，Binge-Eating-Disorder）都是日渐加剧的自我异化之症状。到最后，人们便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 9RCL5B5mHgmDpgXfzPdCVzPXxj4hlwiBYTuLoyXi4IystyWrLIje6nFwFLcGbWKl